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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考古论纲(上编下)

中国音乐考古论纲(上编下)

作者:王子初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22-05-01
开本: 16开 页数: 586
本类榜单:艺术销量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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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考古论纲(上编下) 版权信息

  • ISBN:9787030713087
  • 条形码:9787030713087 ; 978-7-03-071308-7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中国音乐考古论纲(上编下) 本书特色

本书可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提供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独特视角和研究方法,并可为今日社会音乐艺术实践提供有益的指导和借鉴。

中国音乐考古论纲(上编下) 内容简介

本书可定位为中国音乐考古学学科的基础理论专著,为该学科研究的大纲或总纲。本书对构建中国音乐考古学基本学科理论体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并研究了中国重要音乐考古的发现和发掘成果,以认识中国各历史时期社会音乐生活的真实面貌,总结得失,探索中国音乐艺术发展的基本规律。同时,本书以音乐考古学研究成果为史料基础,系统地构建了中国音乐断代史和中国各历史时期社会音乐的主流表现形态谱系。本书可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提供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独特视角和研究方法,并可为今日社会音乐艺术实践提供有益的指导和借鉴。 本书以出土乐器为实证,对传统史料进行了解读、甄别和探讨,研究体系完整,可用作中国音乐考古学及中国音乐史学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教材。

中国音乐考古论纲(上编下) 目录

目录
插图目录
列表目录
第六章 西周考古与音乐史(下) 1
**节 西周乐器考古 2
一、文献中的西周乐器 3
二、考古发现的西周乐器 4
三、甬钟 7
四、特镈与编镈 26
五、特磬与编磬 30
六、大铙 35
第二节 西周编钟的音律研究 42
一、西周编钟的音列与音阶 42
二、“周乐戒商”辨义 50
三、声、调的历史疑案 55
第三节 音乐考古与西周史 60
一、音乐科技的发展 61
二、音乐史中的西周音乐 63
三、周初礼乐制度和“乐悬”之发展观 68
四、周乐戒商的千古疑案 74
五、结语 83
第七章 春秋战国考古与音乐史(上) 86
**节 春秋战国音乐考古综述 87
一、中原区 87
二、齐鲁区 98
三、楚汉区 100
四、吴越文化区 114
五、周边述略 121
第二节 音乐考古的空前大发现——曾侯乙墓 123
一、出土乐器览胜 126
二、青铜时代的音乐奇迹——曾侯乙编钟 143
三、编钟的音乐艺术和科学成就 155
第八章 春秋战国考古与音乐史(下) 168
**节 音乐考古的重要发现 169
一、河南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编钟 170
二、河南新郑郑国祭祀遗址16号坎编钟 176
三、安徽寿县蔡侯墓编钟 189
四、河南三门峡虢太子元墓乐器 193
五、河南辉县琉璃阁甲墓编钟 195
六、陕西宝鸡杨家沟太公庙编钟 200
七、山东章丘女郎山战国墓器物 203
八、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乐器 208
九、河南淅川王孙诰编钟 218
十、湖北枣阳九连墩战国楚墓乐器 223
十一、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吴墓乐器 228
十二、江苏无锡鸿山越墓乐器 234
十三、曾侯舆编钟 259
第二节 乐器考古释例 265
一、编镈 265
二、编甬钟 272
三、编纽钟 277
四、编磬 292
五、笙竽 301
六、琴 304
七、筝 306
八、瑟 309
九、箜篌 316
十、铜鼓 321
十一、扁钟 324
十二、于 328
十三、钲、句、铎 331
十四、律管 337
十五、排箫 339
十六、鼓 340
【附】音乐图像释例 342
第三节 音乐考古与春秋战国史 347
一、曾侯乙墓音乐考古的伟大成就 348
二、曾楚音乐的博弈 354
参考文献 369
附录 中国出土乐器备览 385
后记 585
插图目录
图6-1 虢叔旅钟(上海博物馆藏,编号44418) 9
图6-2 虢叔旅钟(山东博物馆藏) 10
图6-3 叔旅鱼父钟(天津博物馆藏) 10
图6-4 南宫乎钟 12
图6-5 南宫乎钟示意图 12
图6-6 陕西长安马王村编钟Ⅰ式之一(马王14) 13
图6-7 陕西长安马王村编钟Ⅰ式之二(马王17) 13
图6-8 陕西长安马王村编钟示意图 14
图6-9 陕西长安马王村编钟Ⅱ式(马王19) 14
图6-10 陕西长安马王村编钟Ⅲ式(马王20) 14
图6-11 陕西长安马王村编钟Ⅳ式(马王22) 15
图6-12 陕西长安马王村编钟Ⅴ式(马王23) 15
图6-13 楚公钟1号 17
图6-14 楚公钟2号 17
图6-15 虢季编钟的出土 18
图6-16 虢季编钟 18
图6-17 虢季编钟2号钟 19
图6-18 虢季编钟2号钟铭文 19
图6-19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四虎镈 27
图6-20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虎鸟兽面纹镈 28
图6-21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虎鸟兽面纹镈线图 28
图6-22 湖北随州毛家冲镈 29
图6-23 湖南浏阳黄荆村镈 29
图6-24 陕西扶风齐镇特磬 31
图6-25 湖北随州毛家冲特磬 32
图6-26 陕西周原召陈乙区遗址编磬之二 34
图6-27 陕西周原召陈乙区遗址编磬之三 34
图6-28 陕西宝鸡上官村编磬之一 34
图6-29 湖南株洲伞铺大铙 36
图6-30 湖南株洲伞铺大铙侧鼓部纹饰 36
图6-31 湖南湘乡黄马塞大铙 37
图6-32 湖南湘乡黄马塞大铙细部纹饰 37
图6-33 江西宜春金桥大铙 38
图6-34 江西宜春金桥大铙于口 38
图6-35 江西萍乡邓家田大铙 38
图6-36 江西萍乡邓家田大铙甬舞部 38
图6-37 湖南安仁荷树大铙 39
图6-38 江西万载株潭大铙 40
图6-39 江西万载株潭大铙于口 40
图6-40 湖南株洲黄竹大铙 41
图6-41 湖北罗田人面纹大铙 41
图6-42 曾侯乙编钟中 三 5 钟背面右鼓铭文 46
图7-1 第4号坎编镈1~4全景 89
图7-2 第4号坎编纽钟A1~A10全景 89
图7-3 河南辉县琉璃阁甲墓编纽钟 91
图7-4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河南辉县琉璃阁甲墓编镈 91
图7-5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蔡侯墓编甬钟一部 96
图7-6 蔡侯墓编镈之一 96
图7-7 蔡侯墓编纽钟之一 96
图7-8 安徽蚌埠双墩钟离国1号墓编钟出土之一 97
图7-9 安徽蚌埠双墩钟离国1号墓编钟出土之二 97
图7-10 山东长清仙人台邿国6号墓出土钟磬礼乐 99
图7-11 山东章丘女郎山战国墓乐舞俑 100
图7-12 钟铭“曾侯乙乍” 103
图7-13 曾侯乙楚王镈铭文 103
图7-14 均钟纹饰图案 107
图7-15 湖北随州擂鼓墩2号墓乐器出土 108
图7-16 湖北枣阳郭家庙曹门湾86号墓古琴 110
图7-17 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墓编钟 110
图7-18 王孙诰编钟的出土 112
图7-19 湖北江陵纪南城遗址彩绘编磬之一 113
图7-20 湖北当阳曹家岗5号墓瑟(复制) 114
图7-21 江苏六合程桥1号墓编纽钟 115
图7-22 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编镈 116
图7-23 江苏吴县长桥战国墓古筝 117
图7-24 江苏邳州九女墩3号墓墩编纽钟 118
图7-25 江苏无锡鸿山越墓丘承墩钲 119
图7-26 江苏无锡鸿山越墓丘承墩磬 119
图7-27 江苏无锡鸿山越墓丘承墩钅享于 119
图7-28 江苏无锡鸿山越墓丘承墩镈 119
图7-29 江苏无锡鸿山越墓丘承墩越式圆钟 120
图7-30 江苏无锡鸿山越墓丘承墩句 120
图7-31 江苏无锡鸿山越墓丘承墩缶 120
图7-32 江西贵溪仙水岩2号崖墓古筝(正面) 121
图7-33 四川涪陵小田溪1号墓编钟 122
图7-34 新疆且末箜篌之一 123
图7-35 曾侯乙墓编磬全景 127
图7-36 曾侯乙墓编磬怪兽立柱 128
图7-37 曾侯乙墓编磬上层3号磬 128
图7-38 曾侯乙墓笛 131
图7-39 曾侯乙墓排箫 132
图7-40 曾侯乙墓十弦琴 133
图7-41 曾侯乙墓十弦琴结构示意图 134
图7-42 曾侯乙墓均钟 135
图7-43 曾侯乙墓均钟侧面纹样 137
图7-44 曾侯乙墓瑟之一 137
图7-45 曾侯乙墓建鼓出土 140
图7-46 曾侯乙墓建鼓座 140
图7-47 曾侯乙墓有柄鼓 142
图7-48 曾侯乙墓扁鼓(复制) 142
图7-49 曾侯乙墓悬鼓(复制) 143
图7-50 曾侯乙墓中的编钟一角 144
图7-51 曾侯乙墓楚王镈 145
图7-52 曾侯乙墓中 三 5号甬钟 145
图7-53 甬钟各部名称示意图 146
图7-54 曾侯乙墓纽钟之一 146
图7-55 曾侯乙墓编钟的出土 147
图7-56 曾侯乙编钟甬钟音阶结构 153
图7-57 曾侯乙墓编钟铜人立柱 155
图7-58 曾侯乙编钟下 二 1钟铭“变宫” 164
图7-59 曾侯乙编钟中 三 4钟铭“” 164
图7-60 钟律音系网 166
图8-1 河南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编钟示意 170
图8-2 河南博物院藏郑公大墓镈 171
图8-3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郑公大墓镈 171
图8-4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郑公大墓镈 171
图8-5 台湾历史博物馆藏郑公大墓镈 171
图8-6 河南博物院藏郑公大墓编甬钟 172
图8-7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郑公大墓编甬钟 172
图8-8 台湾历史博物馆藏郑公编甬钟之一 173
图8-9 台湾历史博物馆藏郑公编甬钟之二 173
图8-10 台湾历史博物馆藏郑公编甬钟之三 173
图8-11 郑州大学嵩阳书院“郑公编钟” 175
图8-12 郑州大学嵩阳书院“郑公编钟”局部 176
图8-13 河南新郑郑国祭祀遗址16号坎编镈 177
图8-14 河南新郑郑国祭祀遗址16号坎编镈1舞部 177
图8-15 河南新郑郑国祭祀遗址16号坎编镈1于口 177
图8-16 河南新郑郑国祭祀遗址16号坎A组编纽钟全貌 178
图8-17 河南新郑郑国祭祀遗址16号坎A组编纽钟于口之一 178
图8-18 河南新郑郑国祭祀遗址16号坎A组编纽钟于口之二 178
图8-19 河南新郑郑国祭祀遗址16号坎B组编纽钟全貌 180
图8-20 河南新郑郑国祭祀遗址16号坎B1~B4于口 180
图8-21 河南新郑郑国祭祀遗址16号坎B5~B10于口 180
图8-22 河南新郑郑国祭祀遗址16号坎钟B1 181
图8-23 河南新郑郑国祭祀遗址16号坎钟B1舞部 181
图8-24 安徽寿县蔡侯墓编纽钟之一拓本(31 2) 192
图8-25 河南三门峡虢太子元墓编纽钟 194
图8-26 河南三门峡虢太子元墓编纽钟之一 194
图8-27 河南三门峡虢太子元墓铜钲 195
图8-28 河南辉县琉璃阁甲墓编钟全貌 196
图8-29 河南博物院藏辉县琉璃阁甲墓特镈 196
图8-30 河南辉县琉璃阁甲墓编镈(左起序号1、2、4、5、7、8、9) 197
图8-31 秦公镈之一 200
图8-32 秦公镈之一示意图 201
图8-33 秦公钟之一 202
图8-34 山东章丘女郎山编镈之一部 205
图8-35 山东章丘女郎山编纽钟之一部 205
图8-36 山东章丘女郎山编磬之一部 206
图8-37 山东章丘女郎山大墓伎乐俑 207
图8-38 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楚墓首钟铭文 209
图8-39 河南信阳长台关2号楚墓木编钟示意图 211
图8-40 河南信阳长台关2号楚墓木编磬示意图 212
图8-41 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楚墓木瑟(M1∶127) 213
图8-42 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楚墓锦瑟(复制) 213
图8-43 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楚墓锦瑟残片“燕乐 击鼓吹笙图” 214
图8-44 河南信阳长台关2号楚墓M2∶177瑟首 215
图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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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考古论纲(上编下) 节选

第六章 西周考古与音乐史(下) 西周时期,周人建立并逐步完善了以编钟和编磬为主体的“乐悬”,作为象征各级贵族的等级和权威的配享制度。因“礼乐制度”的推行,殷商一度繁荣的青铜乐器在西周时期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仅乐器品种丰富,性能上也进一步优化。 西周初期,殷商时期*重要的青铜礼乐器编铙在中原地区已不再盛行,但偶有出现。据统计,目前考古发现的西周编铙仅3例,即1980年陕西宝鸡竹园沟13号伯墓出土的铙①、1993年河南洛阳市林校校园内一车马坑出土的3件套编铙②及1997年河南鹿邑长子口墓的2套、6件编铙。竹园沟铙仅为一散件,墓葬的时间虽为西周的成康之世,但此铙很可能为殷商之孑遗。洛阳林校编铙为一完整的全套,鹿邑长子口墓的编铙为罕见的2个全套同出,但因进入西周以后,这类编铙已不再生产使用,可以判断其应该都是前代遗物。 西周前期,殷商时期在南方赣-鄱流域流行的礼乐器大铙,仍在广泛使用。比起北方编铙,考古出土的遗物更为丰富。料想南方的扬越人远离周人的政治权力中心,他们生活在盛产铜矿的地区,也掌握着高超的青铜冶铸技术,有着顽强的民族文化。其时周人政权初创,自身的礼仪制度亦尚在健全之中;另外,周人所创“乐悬”的核心乐器甬钟,恰恰源自南方的大铙,其后随之加入乐悬的乐器镈,也为扬越人所发明。凡此均可说明,周人与远在江南的扬越民族并无太大矛盾,与周人正面敌对的是殷商民族。甚至,周人与扬越人还曾同仇敌忾,共同对付殷商民族的压迫。故周初扬越人使用大铙的传统习俗,一时在江南继续流行,顺理成章。其后,随着西周统治力的逐渐稳固和加强,周人的礼乐制度趋向完善并强势推行,南方的大铙文化才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为周人的甬钟文化所替代。 大量留存至今的音乐考古学资料表明,有关西周音乐及其音律体系的出土文物,与其前朝殷商相比要丰富得多。特别是西周以后发展起来的编钟,这种特殊乐器因其青铜材质的耐久性,有丰富的实物在地下得到较好的保存,保留了相对可靠的音律音响,甚至还有关于音律的专门技术理论的铭文。这是当时竹木皮革类乐器,甚至是一些陶土、玉石类乐器难以比拟的。同属于乐悬的编磬,虽因其造型及材质特性,能完整保存至今的不多,但尚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音律、音阶等音乐本体的信息。西周乐悬流芳两三千年,成为音乐考古学家认识中国古代音乐本体的*有关注价值的对象之一。 《尚书》云:“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③其“六律”的记载,表明音乐上的十二音律体系,至晚在周代已经确立。大量考古资料证明了当时乐律理论的进步,《尚书》的记载应为可信。不晚于西周昭王之世(前995~前977年)的湖北随州叶家山111号墓葬,证明了中国在先秦音乐科技方面的重大成就——双音钟铸调技术,至晚在此时已经毫无疑问地确立了。 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方面,由于历史文献的逐步增多,特别是现代考古学资料的不断丰富,在西周这一阶段出现了重要进步。这一点,可以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④中设立的专门断代章节——“第三章 西周”为标志。通过对西周编钟的研究,“周乐戒商”这数千年的历史疑案逐渐被揭开。因汉儒之手搅浑了的西周礼乐制度之水,今借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得以逐步澄清,使人们获得了更为真实的历史认识。 **节 西周乐器考古 中国先秦的文献中关于西周音乐和乐器的记述已经十分丰富。根据杨荫浏《中国音乐史纲》⑤统计,先秦文献记载中提到的“上古期的乐器”不算同器异名,就多达8类82种,这些乐器于西周时期便已出现。西周时期,除了编甬钟等新创乐器之外,夏、商时代的乐器基本上应有尽有。西周音乐考古中发现的乐器实物或图像,比夏、商要丰富得多。又由于西周初期,统治者将礼乐制度作为根本国策大力推行,作为这种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乐悬”泛滥,甬钟、特镈与编镈、特磬与编磬等乐悬乐器快速发展,又因这些乐器的“金石”材质具有天然的耐久性,伴随着当时人们盛行的事死如生的重葬观念而被大量保存了下来。西周时期相关的音乐考古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一、文献中的西周乐器 《尚书》是中国*古老的几部文献之一,其关于古代音乐和乐器的记载屡见不鲜。《尚书 舜典》已经有了“八音”之说: 帝曰:“夔(音kuí)!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八音”,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也是已知人类历史上*早的乐器分类法。它根据制成乐器的不同材质,将当时流行的种类繁多的乐器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类。《尚书》所言“八音克谐,无相夺伦”,明确指示乐正夔掌管宫廷音乐教育事务,应该使各种乐器音律和谐,不可乱了音律的规范、次序。《尚书 益稷》又记述了夔的回答:   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皇来仪。” 大意是说夔通过各种乐器演奏音律和谐的音乐,成功地主持了一场隆重的祭祀礼仪。其中提到的乐器,有鸣球(玉磬)、搏拊琴、瑟、下管、鼗鼓、柷、敔、笙、镛、箫等多达十余种。 《诗经》也是中国*古老的几部文献之一,其中包括很多西周时期的作品。有的是采自民间的歌谣,如《豳风 七月》之类;有的则用于朝廷庙堂,收入《雅》《颂》。一些诗篇有明确作者,如《大雅 烝民》为周宣王时尹吉甫作。也不乏有关当时乐器和音乐活动场面的生动描述,如《大雅 灵台》有“贲鼓维镛”“鼍鼓逢逢”;《小雅 鼓钟》有“鼓钟伐鼛(音gāo)”;《大雅 绵》有“鼛鼓弗胜”。光“琴瑟”一语,《诗经》中就屡屡出现:《周南 关雎》的“窈窕淑女,琴瑟友之”;《鄘风 定之方中》的“椅桐梓漆,爰伐琴瑟”;《郑风 女曰鸡鸣》的“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等。 特别是《三礼》《三传》,相关音乐活动与乐器的文字内容更为丰富。其中出现了如《周礼 大司乐》《礼记 乐记》《尔雅 释乐》等记述音乐内容的专门篇章,相关的乐器和音乐活动场面、制度的描述,更为具体而详尽。虽然说,这些文献已经汉儒之手的整理,其中不乏后世留下的痕迹,但是它们保存了大量周代音乐文物和制度的内容,应该没有疑议。 从有关西周时期的考古发现看,文献中提到的大部分乐器,已难以找到对应的出土实物,如排箫、笛、管、鼓、琴、瑟等。不难想象,这些乐器由于所用制作材料的原因,极难保存到今天。考古发现本身也有着极大的偶然性。今天的发掘中所能见到的音乐文物,主要还是材质耐久性较好的铜器、石器和陶器。 二、考古发现的西周乐器 在两周时期的考古发现中,出土的青铜乐器有甬钟、镈、纽钟、编铙、大铙、铃、钲、铎、句、越式圆钟、于、铜鼓等。其中除了铜鼓之外,前11种基本的形状、构造及发音原理大体相近,一般统称为钟类乐器。一些被赋予旋律性能的钟类定音乐器,被称为“青铜乐钟”,或简称“乐钟”。中国*早的青铜乐钟可追溯到殷商时期流行于中原地区的编铙。编铙3件成编,大小成序列,应该具备了一定的音律关系。西周的乐钟主要为编甬钟和编镈;纽钟出现于西周末、春秋初,是音乐性能较为成熟的乐钟。南方吴越民族使用的句和越式圆钟,应该也有了一定的旋律性能,可为乐钟。其他如铃、大铙、钲、铎、于等类乐器,虽然形貌和结构上有着一些与乐钟相似的基本因素,且地位同样显赫,但均为非旋律乐器,不入“乐钟”之列。 西周乐器中的甬钟、镈和纽钟,均为地位不凡的乐悬成员。甬钟是西周乐悬的主体,为西周初期统治者在制礼作乐中确立的新型钟,是必须要重点介绍的对象。据研究,甬钟的形制及乐器性能,是在南方大铙的基础上,结合殷商编铙的音乐旋律性能改制而成的,并非单纯与殷商的编铙或大铙一脉相承。镈也是*早出现于南方湘水流域及其邻近地区的一种青铜乐器,在西周的礼乐制度中逐渐为统治者所采用,并发展为定音乐器编镈。纽钟主要是因钟类乐器旋律性能的需要应运而生的。纽钟在西周的末期初露端倪,一进入春秋,就很快成为乐钟舞台上的一大主角。 与甬钟同为“乐悬”主体的,是编磬。编磬也是因西周礼乐制度的推行而获得快速发展的重要乐器。编磬已出现于商末,但仅为个例。比较公认的商代编磬,仅有于省吾旧藏、出土于殷墟一坑的“永余”“永”“沃余”3件套编磬,几乎就是孤证。进入西周,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观:西周的编磬出土,已是屡见不鲜。仔细分析,编磬与甬钟一样,也是随着礼乐制度中的乐悬从草创到发展,再到完善成熟,逐渐推广开来的。迄今所见西周早期的音乐考古发现中,尚未见有编磬出土。统计表明,仅有陕西扶风齐镇、陕西扶风云塘、山东胶县张家庄、河南淅川下王岗、湖北随州毛家冲出土的数例特磬。西周早期的一些重要墓葬,如湖北随州叶家山111号墓的1件镈和4件编甬钟,陕西竹园沟等几座伯墓的3件套编钟出土,都不见有编磬同出。显然,此时的编磬,并没有被周初统治者关注而被纳入乐悬。而此时编钟的3件套制式的采用或为主流,应该是周初借用了殷商3件套青铜编铙之礼乐遗风。孔子所谓“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即此用意。至西周中期早段的长甶墓,仍只见3件套的编钟而未有编磬,可见此时的乐悬仍未有编磬的身影。考古资料表明,编磬加入乐悬的时间大约在西周的中期或稍早。*早的例证,目前可推陕西长安张家坡井(邢)叔墓及其夫人墓。1984年发掘的157号大墓,墓主为**代井叔,出土有编磬,经拼对至少有5件。⑩随后又发掘了井叔家族墓地的其他几座墓葬,其中之一的163号墓出土编甬钟3件11,2件完整,出土于墓底;1件仅存钟甬,发现于盗洞之内。同出编磬残件多块,数量不明。通过骨骸鉴定,推测M163的墓主人应为M157墓主井叔的夫人。二墓的年代相当,约在西周中期的懿王之世。至西周晚期,编钟逐步增扩成8件套、16件套,“钟磬和鸣,相得益彰”的现象蔚然成风。晋侯墓地的8号墓(即晋侯苏墓,墓中的编磬当为编钟增扩为8件套甚至16件套时才加入乐悬的)、9号墓、33号墓、91号墓、93号墓,大量编磬与编钟配套同出,已是屡见不鲜了。由此看来,西周乐悬中的编钟、编磬制度基本成形的确并不太早,应与陕西长安张家坡井(邢)叔及其夫人墓的年代相当或稍早,约在西周中期的懿王之世。 周人的礼乐重器镈,同甬钟一样,为周人取之于扬越,以单件使用的非定音乐器,逐渐加入了周人的乐悬,后一跃而为成编列的编镈。这一事实说明,周人对赣-鄱流域的扬越人、江浙一带的于越人,并没有如对商人那样强烈的敌意。考古资料表明,周人很早渗透至江汉平原及江南一带。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为曾侯乙500年前的先祖,周的姬姓王族南公,在周初已经在江汉一带立国。同样,周初太伯奔吴的故事,也证明了姬姓王族早已深入到于越,断发文身,筚路蓝缕,建立了周人的诸侯国家。 除了乐悬钟磬,还有一些乐器在殷商时期已经成熟,达到其发展的巅峰,如陶埙。目前发掘的保存较好的西周墓葬中,再未见到像殷墟妇好墓中那样制作规范、工艺成熟,与编铙配套的3件套五音孔陶埙,还有琴瑟之类弦乐器,排箫、笛、管之类吹奏乐器,柷、敔、鼍鼓之类木革打击乐器。文献资料已表明,西周时期这些乐器已经普遍使用,而且技艺成熟高超。但在考古实践中,可能由于其材质的耐久性不佳而难见实证。前述柞伯簋的铭文中提到周康王在进行大射礼时,赏赐给柞伯一套乐器,有柷和朄(音yǐn)。相传柷是流行于周代的一种木制打击乐器,用于起乐,朄是一种小型的鼓类乐器。这些乐器以往仅见于文献,从未有实物。今虽仍只是文字记载,却是考古发掘出土的西周早期青铜器实物的铭文,柞伯簋也可算得上是当时的**手证据,值得重视。 夏代即已出现了铜铃。至殷商时代,青铜铃铛已经普遍使用,但与人们音乐生活直接相关的出土资料甚为罕见。陕西庄白窖藏中的一组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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