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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的“常道”与“新命”》 版权信息
- ISBN：9787807701972
- 条形码：9787807701972 ; 978-7-80770-197-2
- 装帧：简裝本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儒家文化的“常道”与“新命”》 内容简介
本书分对中国文化之“变”与“常”的认识、汉代儒学略论、宋代新儒学略论、中国文化的近现代转型。内容包括: 反思儒家文化的“常道” ; 中国文化的“变”与“常”等。
《儒家文化的“常道”与“新命”》《儒家文化的“常道”与“新命”》 前言
数年前，一位办学的学友邀我写几副学思对联，以赠送给即将结业的学员。我推辞未果，于是写了几副，其中一副是“综合创新知常变，旧邦新命别共殊”，横批“文化复兴”。这副对联在形式上未工，但从内容上说确实是我较长时期一直思考的问题。
“综合创新”是张岱年先生的文化主张，而这一主张的理论依据是张先生对“文化之实相”的认识，即运用辩证法， “既有见于文化之整，亦有见于文化之分；既有见于文化之变，亦有见于文化之常；既有见于文化之异，亦有见于文化之同”。。在张先生提出的文化之“整与分”“变与常”“异与同”的辩证关系中，我认为“变与常”居于核心的地位， “变”是指文化发展的时代性、阶段性， “常”是指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张先生认为文化的发展是“变中有常”。 “知常变”也就是我们既要知文化之“常”又要知文化之“变”，这两方面辩证统一，缺一不可。若只知“变”而不知“常”，则无以传承和弘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若只知“常”而不知“变”，则无以实现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旧邦新命”语出《诗经·文王》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冯友兰先生在1946年为西南联大作的纪念碑碑文中引用了这段话，以后也多次对“旧邦新命”作出阐释，并以之为其一生著述的“所以迹”。这里的“旧邦”是要保持中国文化的连续性，而“新命”就是要实现现代化。冯先生所讲的“旧邦”与“新命”的关系，与张先生所讲的文化之“常”与“变”的关系是相通的。 “别共殊”是冯先生在《新事论》中的重要思想， “共”是指文化现代性的共相， “殊”是指文化的殊相， “别共殊”就是主张中国文化既要实现现代化，又要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持中国文化的特殊性。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对中国文化之“常”与“变”的认识，在现时代主要就是对儒家文化的“常道”与“新命”的认识。何为儒家文化的“常道”?哪些是儒家文化在现时代需要实现的“新命”?这些是期经常思考的问题。基于此，我选编了这本学术论集。所收论文的写作时间不一，当接着某个主题续写新的论文时，不免对前一篇论文的部分内容有所重复。时写作大多是有感而发，有的论文亦是应参加学术会议的主题而撰写，故在论文之间谈不上有逻辑性的系统联系。这次选编本论集，只是大致表达我的致思方向和所侧重的研究领域，权且把论文分为五组。
**组是“对冲国文化之‘变’与‘常’的认识”。其括阐述张岱年先生文化观的两篇文章和阐述冯友兰先生文化观的一篇文章，在此三篇文章之后是年发表的《反思儒家文化的“常道”》等三篇文章。我自学术起步，受教于北大哲学系的诸位先生，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逢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以后思考文化问题受张先生文化观的影响居多而认为冯先生所主张的“旧邦新命别共殊”与张先生所主张的“综合创新知常变”是相通的。他们对中国文化问题的见解，可以说是我“反思儒家文化的‘常道’”，论述“中国文化的‘变’与 ‘常’”以及“儒家文化的‘常道’与‘新命’”的理论基础。在此理论基础上，本组后面的三篇文章是我对“中国文化的‘变’与‘常’”“儒家文化的‘常道’与‘新命’”等问题的主要观点。
第二组是“儒家文化的普遍道德价值”。本组括的六篇论文重在从先秦儒学论述儒家道德的普遍性，这也是儒家文化的“常道”含的主要内容。首先，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主张“仁者爱人”，此“爱人括爱所有的人，并且兼及爱物。因此，孔子的学说是主义的。儒家的仁爱精神是以孝悌或亲亲之情为仁之本始，这从道德上说有其合理性，但儒家道德并非局限于血缘情感，而是要扩而充之，达到“仁民爱物”或“民胞物与”的普遍之爱。中国古代很早就形成了“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的思想，人的道德自觉就是要有“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礼记·礼运》)的高尚道德境界。儒家对“天”的信仰实质上成为一种道德的信念，而性善论为儒家的仁义道德提供了天然合理性，也为人之后天的道德修身、学以成人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先秦儒家思想中，道德的信仰、情感和理性是结合在一起的。而推行和实践仁爱的方法就是忠恕之道，它是人类道德的*基本、*普遍的规则，因此，忠恕之道既适合于古代也适合于现代，又对当今的国际关系、以及环境保护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组是“汉代儒学略论”。本组括的五篇论文重在论述在秦汉间的“变局”中，汉儒所实现的从秦朝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转变为汉朝的“行仁义，法先圣”(《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乃至汉武帝“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武帝纪》)。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汉初的陆贾有，继之者是贾谊，到董仲舒则可谓实现了这一转变之大成。董仲舒继承了先秦儒学的“常道”，‘而为了适应“汉承秦制”，又对先秦儒学有所损益。董仲舒提出了“五常”和“三纲”的概念，从先秦的“四德”发展为“五常”，主要是因在汉儒的思想中容纳了“五行”之说，而“三纲”则主要是为了适应秦以后集权。“五常”和“三纲”并非都是“道之大原出于天”(《汉书·董仲舒传》)，而是带有汉儒的思想建构的性质。如果说“五常”仍属于儒家文化的“常道”，那么“三纲”就是汉儒为了适应“汉承秦制”而作出的一种“变”。在当今民主制社会，我对此持“三纲不能留，五常不能丢”的观点。
第四组是“宋代新儒学略论”。本组括的六篇论文重在论述宋代新儒学在儒、释、道三教鼎立的格局下所实现的儒家文化的复兴。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等作为宋代理学的先驱，可以说属于广义的“新儒学”。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在整饬吏治方面仅及一年就夭折了，但其“慎选举，敦教育”。，推广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则对以后宋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经朱熹的诠释，涵容了二程和张载的义理思想，由此形成了“濂洛关闽”的理学谱系，也*终完成了理学的以“理、气、心、性”为核心范畴的思想体系。理学的泛性善论与“性体情用”的思想是对先秦儒学的发展，由此也就有了中韩儒学的‘‘。陛情之辨”与“人物性同异之辨”。张载的《西铭》“备言仁之体”，而程颐与杨时关于《西铭》的讨论关涉了儒家道德的“理一”与“分殊”的关系。程朱理学在政治上以“格君心之非”为治世的“大根本”，此制下的失效预示了儒家政治哲学现代的转型。而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和朱熹的《学校贡举私议》，则在中代成为学制改革的合理性根据。
第五组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在本组括的十篇论文中，首先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发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由此可见我对中国文现代转型的一些初步见解。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高扬了民主与科学，但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同民主与科学绝对对立起来是错误的。从明代的两大儒即王廷相和黄宗羲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科学与民主符合中国文化实现代转型的逻辑。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因其提出了以权力来制约权力的思想，故而可视为中国文化从民本走向民主的一个开端，它在晚清时期对改良派和革命派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洋务运动的失败昭示了“中体西用”的历史局限，而严复提出的’“标本并治”实就是主张“体用兼改”。中国传统文化注重“正德、利用、厚生”，而在“立制”和科学的“致知”方面存在着缺陷，民主与科学就是要现代转型中补充“立制”和“致知”两方面的不足，从“三事”之说发展到涵容了民主与科学的文化五要素，符合中国文化发展的逻辑。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儒学传统与“五四”传统的关系是中国文化在传承与创新中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关于中国文化中民本与民主的关系是一个重要而又有各种歧义理解的问题，我自1997年以来发表了数篇主旨相同而略有认展的文章，在此一并就教于学界。
概括言之，对中国文化的“变”与“常”、儒家文化的“常道”与“新命”，以及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认识，意义重大而论域广阔。我虽本着以史料为依据，实事求是，力求做到“不诬古人，不误今人与后人”的精神，对此作了一些阐发，但毕竟学力有限，视角或有偏。故书中的失误和不足之处，尚祈学术界的方家批评指正。
李存山
《儒家文化的“常道”与“新命”》 目录
对中国文化之“变”与“常”的认识
张岱年先生的两个重要理论贡献
——纪念张岱年先生逝世三周年
重读张岱年先生的(《文化与中国文化))
——纪念张岱年先生逝世十周年
旧邦新命
——冯友兰先生的文化情怀和文化观
反思儒家文化的“常道”
中国文化的“变”与“常”
儒家文化的“常道”与“新命”
儒家文化的普遍道德价值
孔子的主义与文化认同
孝悌与博爱
——儒家的仁爱精神
天人合德：性善与成人
先秦儒家道德的信仰、情感和理性
忠恕之道与及环境保护
忠恕之道与中现代的对外关系
汉代儒学略论
汉初的尊儒：从陆贾到董仲舒
董仲舒对先秦儒学的继承和损益
“五行”与“五常”的配法
对“三纲”之本义的辨析与评价
——与方朝晖教授商榷
重视人伦解构三纲
宋代新儒学略论
宋代的“新儒学”与“理学”
((太极图说》与朱子理学
从性善论到泛性善论
程颐与杨时关于《西铭》的讨论
程朱的“格君心之非”思想
朱子《学校贡举私议》述评
中国文化现代转型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
明代的两大儒与“五四”时期的德赛二先生
从民本走向民主的开端
——兼评所谓“民本的极限”
从“中体西用”到“标本并治”
——严复的文化发展观
“三事”之说与文化的五要素
儒学传统与“五四”传统
中国的民本与民主
儒家的民本与人权
“人本”与“民本”
对中国文化民本思想的再认识
张岱年先生的两个重要理论贡献
——纪念张岱年先生逝世三周年
重读张岱年先生的(《文化与中国文化))
——纪念张岱年先生逝世十周年
旧邦新命
——冯友兰先生的文化情怀和文化观
反思儒家文化的“常道”
中国文化的“变”与“常”
儒家文化的“常道”与“新命”
儒家文化的普遍道德价值
孔子的主义与文化认同
孝悌与博爱
——儒家的仁爱精神
天人合德：性善与成人
先秦儒家道德的信仰、情感和理性
忠恕之道与及环境保护
忠恕之道与中现代的对外关系
汉代儒学略论
汉初的尊儒：从陆贾到董仲舒
董仲舒对先秦儒学的继承和损益
“五行”与“五常”的配法
对“三纲”之本义的辨析与评价
——与方朝晖教授商榷
重视人伦解构三纲
宋代新儒学略论
宋代的“新儒学”与“理学”
((太极图说》与朱子理学
从性善论到泛性善论
程颐与杨时关于《西铭》的讨论
程朱的“格君心之非”思想
朱子《学校贡举私议》述评
中国文化现代转型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
明代的两大儒与“五四”时期的德赛二先生
从民本走向民主的开端
——兼评所谓“民本的极限”
从“中体西用”到“标本并治”
——严复的文化发展观
“三事”之说与文化的五要素
儒学传统与“五四”传统
中国的民本与民主
儒家的民本与人权
“人本”与“民本”
对中国文化民本思想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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