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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异质空间(1853-1911):一种文化生态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框架

上海的异质空间(1853-1911):一种文化生态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框架

作者:王袆著
出版社: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20-06-01
开本: 24cm 页数: 158页
本类榜单:社会科学销量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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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异质空间(1853-1911):一种文化生态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框架 版权信息

上海的异质空间(1853-1911):一种文化生态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框架 内容简介

本书以历史文献分析为依据, 从文化生态基本理论模式出发, 从文化生态变迁视角重新审视上海因租界辟设而形成的“异质空间”内跨文化交往史实, 通过回溯达成对历史的深入理解及其动态演进过程中影响因素的把握, 达成对人类文化关系和交往实践的深入理解。

上海的异质空间(1853-1911):一种文化生态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框架 目录

前言

第1章 意义追寻:上海的“异质空间”之于跨文化传播
1.1 问题意识与选题的缘起
1.1.1 传播学研究的文化向度
1.1.2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历史维度
1.1.3 近代文化关系史的现实价值
1.2 研究对象的择定
1.2.1 研究样本的选择
1.2.2 研究议题的框定
1.2.3 时间段的截取
1.2.4 立场的确定

第2章 研究设计:学术史、方法论与框架
2.1 跨文化传播视阈下的上海租界研究
2.1.1 租界研究的跨文化传播视角
2.1.2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去殖民化”
2.2 基于文化生态与文化变迁的研究框架
2.2.1 主体范式:文化生态研究
2.2.2 补充视角:文化变迁研究
2.3 方法论、方法与研究框架
2.3.1 方法论与方法
2.3.2 研究框架

第3章 外围圈层:租界辟设与传播空间的拓展
3.1 天然规定性与历史前情
3.1.1 天然规定性:上海的自然环境与发展积淀
3.1.2 历史前情(1):上海开埠与英租界的辟设
3.1.3 历史前情(2):英租界初扩与法、美租界辟设
3.2 租界的扩张与治外法权的攫取
3.2.1 战乱频发的时代契机
3.2.2 租界特权的伺机扩张
3.3 移民的涌入与跨文化传播空间的拓展
3.3.1 移民潮的涌入及其影响
3.3.2 跨文化传播空间的拓展
……

第4章 中间圈层(一):西学东渐与文化观念启蒙
第5章 中间圈层(二):公共舆论与政治环境变迁
第6章 核心圈层:价值观念与生活风尚形塑
第7章 重访租界:历史的沉淀与超越的可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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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异质空间(1853-1911):一种文化生态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框架 节选

  《上海的“异质空间”(1853-1911):一种文化生态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框架》:  6.1.2 早期资产阶级的崛起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王权社会发展史上,有着鲜明的社会阶层分野且等级森严,一般来讲,除了居于统治阶层的皇室贵胄和官宦以外,其他民众因职业而划定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士”即前文所提及的士人,或言读书人,由于科举考试的存在,士人阶层拥有通过寒窗苦读跻身统治阶层的通道,所谓“学而优则仕”,因此居于民众之中的*高等级;“农”即农民,他们是土地的拥有者,其中也包含掌握大量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地主,在重农为主的封建社会,地位也较高;封建时期的中国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工人”出现,此处“工”是指工匠,或言手工业者,他们并不掌握生产资料,依靠技艺谋生,社会地位不高;“商”就是商人,他们被视为投机分子,“不事生产”,靠“低价贾进,高价沽出”攫取财富,在鼓励自食其力、勤劳致富的社会,并不被人尊重,居于社会阶层划分的末端。对此,《申报》有载:“中国之政崇本抑末,历代以来皆重农而抑商。”对于通过商贸活动掌握巨额财富的商人来说,斥资“捐官”是提升社会地位*快捷、*有效,也几乎是唯一的途径。  这种社会地位格局在明清时期伴随民间商业活动的发展开始有所松动,但并未扭转。直到上海开埠通商,以租界为核心的商业逐层铺展开来,“重农”的观念开始向“重商”过渡,才为处于底层的商人带来了“翻身”的曙光。在上海开埠、租界辟设初期,来沪担任领事的外侨大多是商人出身,外侨的强势地位对华民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示范效应,有助于中国商人地位的提升。当然,这种示范效应也需要时间的酝酿和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在租界辟设之初,财富不足以“捐”得一官半职的小商人,仍在以攀附权贵作为提升社会地位的手段。如史料所载:“清季四马路一带茶寮酒肆,往往有衣服华丽之人,满口大言云:‘某观察我戚也,某总办我友也。’”这一时期,除了用财富换取地位的捐官商人,也有利用权力经商敛财的下海士绅,这就催生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绅商”。该现象反映了“甲午战前沪地资产阶级尚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作为一个社会分层要素还未确立,虽富而仍不贵,仍需在传统等级体制内寻求升迁和包装。”  除了游移于官、商之间而形成的具有跨身份特征的“绅商”阶层以外,上海租界特殊的社会土壤还孕育出了一个全新的社会阶层:“买办”。鸦片战争之前清王朝治下的中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历史上曾经一度延续的对外交往也戛然而止。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具有鲜明的保守性色彩,了解世界形势、通晓洋务外语的人极少。因此,被迫的开埠通商和外商资本的涌入,带来了交流上的极大障碍。为了迅速洞悉中国的生活方式、习俗禁忌和文化偏好,以便有的放矢地开拓市场,初来上海“淘金”的外商只得依靠通晓中国国情又熟知西方语言、事务的“中介”。这些充当外商中介的群体,便被称为“买办”。“买办”群体的行事风格具有强烈的中西文化交融意味:受雇于外商的背景使其在商贸往来中遵照诸多西方商业规则,而与国人打交道的推销过程中又处处显露出中国传统的“人情”痕迹。有学者概括:“买办推销洋货不外两条途径。一是买办交由当地或其他口岸买办化华商承销;一是买办直接与内地华商挂钩。很多买办都与内地商人保持一种巧妙的联盟。他们与坐商、行商沟串一起,构成各自推销的渠道。”  ……

上海的异质空间(1853-1911):一种文化生态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框架 作者简介

  王祎,传播学博士,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现任华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两岸传播创新研究中心、海外华文媒体研究中心成员,从事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领域教学与研究。曾获福建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大赛二等奖、华侨大学青年教师教学大赛一等奖,获评福建省“高校青年教坛新秀”、华侨大学“教学工作先进个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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