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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与诗人-跨文本诠释《阿摩司书》与杜甫诗篇

先知与诗人-跨文本诠释《阿摩司书》与杜甫诗篇

作者:姜宗强
出版社:民族出版社出版时间:2017-08-01
开本: 32开 页数: 276
本类榜单:哲学/宗教销量榜
中 图 价:¥16.3(4.3折) 定价  ¥38.0 登录后可看到会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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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与诗人-跨文本诠释《阿摩司书》与杜甫诗篇 版权信息

  • ISBN:9787105149933
  • 条形码:9787105149933 ; 978-7-105-14993-3
  • 装帧:暂无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先知与诗人-跨文本诠释《阿摩司书》与杜甫诗篇 本书特色

姜宗强著的《先知与诗人--跨文本诠释阿摩司书与杜甫诗篇》主要是在跨文化的背景下,跨文本诠释《圣经》中的重要篇章《阿摩司书》与杜甫诗篇中的“受苦者”主题。通过这种跨文化处境的解读,提出对美国汉学家狄百瑞关于中国文化处境中儒家先知传统观点的修正,认为以杜甫为代表的儒家“文学”“诗词歌赋”中的为穷苦者呼唤社会公义的诗人之批判声音,才是儒家中的先知声音,同时希望对《以赛亚书》的学术诠释能够有所贡献。

先知与诗人-跨文本诠释《阿摩司书》与杜甫诗篇 内容简介

  《阿摩司书》是公元前八世纪经典先知书卷中重要的篇章,“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成为该书的千古名言。  《先知与诗人:跨文本诠释与杜甫诗篇》分上下两卷,上卷主要是对《阿摩司书》文本章节的细读研究;下卷主要在跨文化的背景下,跨文本诠释《阿摩司书》与杜甫诗篇中的“受苦者”主题。通过这种跨文化处境的解读,笔者提出对美国汉学家狄百瑞关于中国文化处境中儒家先知传统观点的修正:与狄百瑞所说的经学大儒所代表的“经学”中的“儒家自由主义”的先知声音不同,笔者把以杜甫为代表的儒家“文学”“诗词歌赋”中的为穷苦者呼唤社会公义的诗人之批判声音,界定为儒家中的先知声音。这种儒家民本主义的社会批判声音,至少应该与狄百瑞所说的经学大儒“直觉”的道德“灵感”话语的“儒家自由主义”传统,一起构成中国先知之言的并列部分,才算对问题的认识较为全面。

先知与诗人-跨文本诠释《阿摩司书》与杜甫诗篇 目录

上篇:《阿摩司书》的文本细读
**章 《阿摩司书》的文本结构及文学特征
**节 《阿摩司书》概述
第二节 作品的结构与主题
第三节 作品的语言风格与特色
第四节 作品的经学传统涵义
第二章 《阿摩司书》的翻译与诠释
**节 《阿摩司书》的若干翻译问题
第二节 《阿摩司书》4:1-3的文本分析
第三节 《阿摩司书》中关于财富的伦理

下篇:《阿摩司书>在中国文化处境中的诠释
第三章 中国文化传统中有无先知因素
**节 韦伯对先知与先知之言性质的界定
第二节 罗理沟通古代以色列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先知因素的尝试
第三节 对罗理沟通古代以色列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先知因素研究的评价
第四章 狄百瑞对中国儒家式先知的界定
**节 韦伯的命题面临挑战
第二节 先知之有无
第三节 先知的类型
第四节 对狄百瑞理论研究的评价
第五章 跨文本阅读的根据与方法
**节 跨文本阅读的可能性
第二节 跨文本阅读的方法
第三节 对古代以色列先知之言性质的理解
第六章 《阿摩司书》与杜甫诗篇中“受苦者”主题的阅读
**节 引论
第二节 战争中的“受苦者
第三节 政治、经济压迫下的受苦者
第四节 杜甫代表的为底层受苦者呼吁公义的中国式的先知传统
——诗歌文学中的民本思想
第五节 结论

附录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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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与诗人-跨文本诠释《阿摩司书》与杜甫诗篇 节选

  《先知与诗人:跨文本诠释与杜甫诗篇》:  罗理认为:“当我们谈到旧约圣经先知训言的独特而无与伦比的时候,我们必须小心不要假定以色列先知训言的全部,在任何其他民族中都不能找出相同的。”①所谓独特而无与伦比,只是指它所达到的高度,而非它的唯一性。希伯来先知研究,比我们估计的复杂得多。希伯来的先知训言是和近东的先知训言植根于同一背景而不能单独研究的。先知训言的起源远在古代,而这种现象,并非仅限于以色列才有。先知有许多种,且有许多等,“如果想做一种有益的比较,我们必须集中注意某些使希伯来先知及中国圣贤可以互相比较的特点”②。“对希伯来先知,我只主要地研究第七、八世纪的先知们,虽然有时也会参考到其他的先知。在中国圣贤中,我将特别论及孔子、孟子及墨子。我觉得这三个人中的每一位,都有某些真正先知的性质,使他们和希伯来人物比较,可能有益。”③  接着罗理从字源学上探讨界定先知之言的性质及先知的定义。他认为首先要探讨的是“先知之言”(Prophecy)的字义。有许多人把这个字解释为对未来事情的预测,但这个字的希伯来字义是没有预告将来的涵义的。对它的意思有很多争论:有人认为它和先知神游象外的行为有关,意思是“行为像一个狂人”;也有人认为从希伯来字形上看,这个字可能是由“先知”(Nabhi)-字演化而来,意思是“行为像一个先知”;还有人认为此希伯来字是和阿卡德(Accadian,即古巴比伦)的Nabu-字有关,意思是指先知的“奉召”。罗理认为“奉召”这种观点大概是正确的并同意鲁宾逊(Wheeler Robinson)教授的推断,希伯来先知,谁也不能在未有过一种特殊性质的宗教经验以前,敢于说预言的。①罗理同时同意基罗密(Guillaume)教授将希伯来“先知”字义理解并定义为“指那些受命来宣告一种讯息的人”②。尽管罗理认为中国圣贤缺乏像希伯来先知听见上帝呼召去从事他们的任务那种可纪念的经验的记载,但他们并不缺乏天降大任在他们身上的自觉。因此,“我并不想怀疑中国圣贤是为上帝所立,虽然他们经验的方式,无疑的是和希伯来先知十分不同”③。“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圣贤视为在某种意义上是上帝喉舌的话,那么他们便属于先知训言这个定义范围以内了。”④  可见,罗理试图在“上帝的喉舌”“上帝的代言人”及“奉召”这一宗教经验层面上确立起先知的定义及某种共同的比较尺度。他意识到了“希伯来人物与中国入物的比较,不能为希伯来字源学问题所左右”①,也意识到了“在两者中取其一作标准来比较,是比较工作中较易犯的错误”②。但他同时认为,尽力客观公正地比较二者的异同是可能的。③  ……

先知与诗人-跨文本诠释《阿摩司书》与杜甫诗篇 作者简介

  姜宗强,男,祖籍江苏淮安,1968年生于宁夏吴忠市,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研究方向哲学博士,亚洲圣经研究学会会员(2010-),中国宗教学会理事(2015-)。2014年11月-2015年11月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科研处副处长(挂职),现任西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治学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外国哲学、宗教学方向研究生导师。曾在《道风:汉语基督教文化学刊》《宗教学研究》《基督宗教研究》《深圳大学学报》《兰州大学学报》《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甘肃社会科学》等学刊上发表专业论文3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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