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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倭图卷考》

《抗倭图卷考》

出版社:孔学堂书局出版时间:2020-09-01
开本: 32开 页数: 282页
本类榜单:历史销量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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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倭图卷考》 版权信息

  • ISBN:9787807702078
  • 条形码:9787807702078 ; 978-7-80770-207-8
  • 装帧:简裝本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抗倭图卷考》 本书特色

本书共收录学术文章16篇。文章的研究对象分别为藏于中国的《抗倭图卷》和日本的《倭寇图卷》,研究内容大致分为对《抗倭图卷》《倭寇图卷》等图卷现状的研究、艺术特点的研究、以及图卷间关系等的研究,此外,也涵盖了对明清时期“倭寇小说”的研究。

《抗倭图卷考》 内容简介

本书共收录学术文章16篇。文章的研究对象分别为藏于中国的《抗倭图卷》和日本的《倭寇图卷》, 研究内容大致分为对《抗倭图卷》《倭寇图卷》等图卷现状的研究、艺术特点的研究、以及图卷间关系等的研究, 此外, 也涵盖了对明清时期“倭寇小说”的研究。

《抗倭图卷考》《抗倭图卷考》 前言

2(1pan style="font-family:宋体">年,我巾中国美术馆调至中国国家博物馆,这是我人生中的重要际遇,也是我职业生涯*后与*重要的时期。今天回想起来,当初我的新同事们们并不了解我的学术经历和背景。上任不久,我就收到了日本东京大学提出合作研究明代《抗倭图卷》的公函。起因是日本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藏有与中国国家博物馆《抗倭图卷》相似的《倭寇图卷》,而且题为“仇英”所作,实际上它是一幅明代末期的佚名作品。两幅作品明显表现了内在的关联性,有意思的是它们分别出现在明代初期与明代末期,而相似的段落与构图括其中的一些细节,让我们产生一系列的疑问:它们有什么关系?为何会出现两个不同的版本?为何要画这一内容?又是谁画了这幅画以及为谁而画?这就比单独研究某幅画所面临的问题要复杂得多,而从研究的角度来看也更有意思,表现了美术史研究的复杂性和趣味性。

有部提出让我担纲这项研究工作,我没有拒绝,甚至可以说是欣然接受。我不认为这是对我的考验,反而认为这是我的学术研究开始新的转型的契机。现实又把我拽到了明代的研究之中——在过往的学术研究历程中,行走于不同的历史区域和艺术门类,穿梭在古与今、今与古之间,从汉代到元明清再到新中国,从汉画到卷轴画,从文人画到主题创作,这些都是行美术史研究的特点。在四年多的时间内,从《抗倭图卷》到《抗倭图》,我基本上将国家博物馆所藏的与明初抗击倭寇相关的重要卷轴画都研究了一遍,继而又扩展到了典籍中的抗倭图像。保谷彻教授、须田牧子女士以及黄荣光博士一直为研究《抗倭图卷》而努力。我们还一起去浙汀温岭考察了历史遗迹,一起探讨了用新的技术手段解决中国古代书画在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一切都难以忘怀。收获的不仅是学术的成果,还有我们的信任以及友谊。

对于《抗倭图卷》的研究,让我重新认识了明代美术史,或者说加深了我一直以来对美术史研究的看法。这就是,美术史研究不管是哪个领域,或哪个朝代,都还有许多未知的部分和待解的内容,还有许多需要加深研究的方面和需要拓展的路径。过去我们的明代绘画史的研究,基本上集中在“明四家”及吴门画派、浙派、院体、遗民画家,显然,这是不全面的,也是远远不够的。明代绘画在中国绘画史上的重要性以及性,是以其丰富性来构造的,过去在明代绘画史的研究方面缺少对《抗倭图卷》以及这类与国家现实相关的重大题材的关注,使得明代绘画史显得很苍白。无疑,这是由文人画主流所导致的绘画史研究的不足。

从绘画史的整体来看,中国早在汉代就已经确立了绘画在社会发展中“鉴戒贤愚用。这是超于恰悦性情的艺术表现,而这种“成教化,助人伦”的现实意义,成为后世通过图像来实现其社会价值的传统。汉代的鲁灵光殿壁画中的“忠臣孝子,贞女。贤愚成败,靡不载叙。恶以诫世,善以示后”。这表明了中国绘画在两干多年前就已经是普遍存在的一种教化方式。在其后的每一个朝代,绘画均为皇权所重,一直到清代诸多绘画中有表重要事件的作品,如《康熙南巡图》《雍正皇帝祭先农坛图》《乾隆南巡图》《乾定准部回部战图》等。其中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描绘乾隆十六年(175pan style="font-family:宋体">年)乾隆皇帝**次南巡的《乾隆南巡图》,共pan style="font-family:宋体">卷,总长154米。这些以表行乐生活、文以礼贤下士为主的绘画,在以研究文人画为主流的绘画史研究中,基本上都不能成为一个时期艺术成就的代表,美术史的书写往往是一笔带过,即使有一些个案研究也是研究群体中的小众,研究人员则大都集中在故宫博物院这样的收藏单位之内。相比较而言,人们还是津津乐道于宋代画院中的一些考题, ‘‘野水无人渡,孤舟尽目横”“深山藏古寺”“踏花归去马蹄香’’等符合文人趣味的意境,这不仅主导了宋代的翰林图画院,而且直接影响到此后的绘画发展。。这就使得像《韩熙载夜宴图》这样的作品在绘画史上只是一个时期、一个方面的代表,而忽略了像《抗倭图卷》这类表现国家宏大叙事的作品在绘画史上的存在,或者是认识的严重不足。

中曰专家合作研究各自所在机构的珍藏,其意义不仅体现在倭寇图像和抗倭历史这些方面,同时还表现在将绘画史的研究带入一个全面而深入的新时期。一方面是对画作本体的广泛研究,从对历史事实的考证,到对艺术表现的探讨括一些细微的问题和关联到整体的方面;另一方面是新科技和新手段所带来的新发现和新思考,将推动绘画史研究的深入与发展;再就是利用国际合作研究,优势互补,所开创的国际合作研究新模式,将会带来美术史研究的新机遇。 无疑,《抗倭图卷》还有许多值得研究和破解的问题,而人们如何把这类表现国家现实的历史图像纳入整个美术史研究之中,成为与文人艺术并行的一个重要方面,完善一个符合历史的明代绘画史,则是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因为《抗倭图卷》,需要重写明代美术史。

陈履生

20pan style="font-family:宋体">年pan style="font-family:宋体">月pan style="font-family: 宋体">日于]E京

《抗倭图卷考》 目录

《倭寇图卷》研究的现状/[日]须田牧子.黄荣光译

与记事:明人《抗倭图卷》研究/陈履生

解读明人《抗倭图卷》

——兼谈与《倭寇图卷》的关系/朱敏

《倭寇图卷》再考/[日]须田牧子,彭浩译

带“弘治”年号旗帜的倭寇船与战国大名水军/[日]鹿毛敏夫,彭浩译

史料《蒋洲咨文》

——要求禁止和倭寇的信函/[日]须田牧子,黄荣光译

“乍浦、沈庄之役”重考:

对《抗倭图卷》虚实的探讨/[日]山崎岳.

“苏州片”与《倭寇图卷》《抗倭图卷》/[日]板仓圣哲,邱函妮译

战争与宦迹:明代战争相关图像与官员视觉文化/马雅贞

利红外线摄影的概要

——从《倭寇图卷》调查的成果谈起/[日]谷昭佳黄荣光译

《抗倭图》的艺术特点/陈履生

小说中的倭寇

——明清时期“倭寇小说”概论,[日]游佐彻,黄荣光译

剞劂之用:明代典籍插图中的抗倭图像研究

——以《三省备边图记》为中心/陈履生

明代民间杰出历史画《抗倭图》/王伯敏

明代倭患与明人《抗倭图卷》/剥’键

《倭寇图卷》研究的走向/[日]村井章介,黄荣光译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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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倭图卷考》 节选

《倭寇图卷》研究的现状

[日]须田牧子

日本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在20pan style="font-family:宋体">年利用红外线摄影在图卷中发现了新的文字内容之后,针对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所藏的《倭寇图卷》的研究发展迅速,研究成果在每一次的报告中得以展示。本文首先对的有关研究成果做一总结,然后概括说明之后的3个报告在本项目中的定位。一、利用红外线摄影发现文字——得以确定《倭寇图卷))的性质

《倭寇图卷》一直被视为描绘倭寇的的绘画资料,在日本只要提及“倭寇”,引用的必定是《倭寇图卷》中的倭寇图像。在中国和韩国的情形也是如此,无论是前期倭寇还是后期倭寇,即使说东亚的倭寇形象是以《倭寇图卷》为基础构筑的,也不为过。然而,一直以来在《倭寇图卷》中并没有找到能够表明画卷性质的文字。也就是说,我们认定《倭寇图卷》描绘的是明军和倭寇作战的情形,只不过是依据画面做出的解释而已。

上述情形发生戏剧性变化的节点在20pan style="font-family:宋体">年5月,日本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对《倭寇图卷》实施红外线摄影获重大发现。当时在《倭寇图卷》中发现三处文字——“大明神捷海防天兵”“肃清海[

]倭夷”“弘治四年”。其分别表示:绘画所描述的是明朝军队;明军战斗的对象是倭寇;时间为pan style="font-family:宋体">世纪中期,即后期倭寇的时代。由此证明《倭寇图卷》描绘的是pan style="font-family:宋体">世纪中期的明军和倭寇作战且明军取得抗倭胜利的情形。二、第二份倭寇图卷——《抗倭图卷》的发现

从很早开始就有人指出,《倭寇图卷》并非原创,很可能是出自江南职业画家之手的摹本。也就是说,原本有一份应该被称为“倭寇图卷原本”的作品,而《倭寇图卷》是其派生的东西。如果是这样,上就应该有许多和《倭寇图卷》同样的画卷,但一直不为人所知。疽年来,由于得知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与《倭寇图卷》极为相像的画卷,名为《抗倭图卷》,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自20pan style="font-family:宋体">年9月便与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始了合作研究。这便是本项目的缘起。

《抗倭图卷》为绢本着色,虽然画卷起首部分缺失,但全长约为570厘米,比《倭寇图卷》长70厘米。整个画面的结构——倭寇的登陆和掠夺、明军的出击和与倭寇的战斗以及明军的胜利等与《倭寇图卷》是一样的,但多了《倭寇图卷》中所没有的手提倭寇首级和押送俘虏凯旋的场面。从在岩石上观望形势的倭寇、掠夺的两人一组的倭寇、报捷的骑马军人的装束等画面中,我们能够看出两幅画绘画方式的相似之处,但在山、树木、水面的画法以及画面的构成因素方面却有着很大的区别。所以不能说《倭寇图卷》和《抗倭图卷》之间存在直系的亲子关系,而应该定位为从“倭寇图卷原本”中分别派生出来的、具有亲缘关系的两份画卷。在明代后期,流行名画的作伪,是类似《清明上河图》那样描绘城市生活的、通俗易懂的绘画得以流行。可以推测:两份画卷是在上述的文化背景下,在江南的画坊画出的作品。这与明末出版文化兴旺发达、拥有书籍的阶层大幅度扩大这一动向也不无关系。

那么,上述两份画卷的模仿对象即“倭寇图卷原本”应该是一幅什么样的作品呢?线索就是日本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利用红外线摄影找出的两个年号。即在《倭寇图卷》的开始部分写有“弘治四年”这一年号,在《抗倭图卷》的开始部分写有“日本弘治三年”的年号。日本的弘冶三年是1557年,弘治四年为1558年。这两个年号让人联想到的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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