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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为先(中国灾害史研究的历程现状与未来)(精)

作者：闵祥鹏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时间：2020-09-01

开本： 32开 页数：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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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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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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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为先(中国灾害史研究的历程现状与未来)(精) 版权信息

ISBN：9787108068132
条形码：9787108068132 ; 978-7-108-06813-2
装帧：简裝本
册数：暂无
重量：暂无
所属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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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为先(中国灾害史研究的历程现状与未来)(精) 内容简介

“水旱霜蝗之变，何世无之？”从文明初萌时的洪水泛滥，到优选化时代的新冠肺炎，中华文明的历史，就是与灾难抗争的历史。如何辩证看待人类与灾害之间的复杂关系，如何理性应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性事件？是任何时代都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也是事关人类生存发展的永恒命题。自古至今，历代先贤留下了许多应对危机、裨益后人的防灾理念、救灾方法与应灾举措。以邓拓先生为代表的学者们，怀着经世致用、鉴古知今的人文情怀，参天尽物、济世为民的学术理想，不断总结灾害救助的历史经验，反思灾害应对的成败得失，提出防灾减灾的中国智慧。
为了回顾前辈学者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性贡献，延续传承自邓拓先生以来重视经世之学的良好传统，访谈组邀约陈业新、卜风贤、余新忠、朱浒、郝平、马俊亚、夏明方、方修琦、袁林、周琼等知名学者，畅谈灾害史研究的历程、现状与未来。在传承与破立之间，构建灾害史研究的新框架，确立灾害史研究的新起点，并将近代以来灾害史研究论著编目整理，以益学界。

黎元为先(中国灾害史研究的历程现状与未来)(精) 目录

序（程民生）

前言

陈业新：结庐之处车马喧，心境安然地自偏

卜风贤：农为天下之本，农昌则国盛

余新忠：才高识妙，探其理致

朱　浒：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郝　平：走向田野，深入民间

马俊亚：悠悠淮水，一汪乡情

夏明方：灾害人文学的倡导者

方修琦：文理融合的跨学科研究

袁　林：经世致用，关注现实

周　琼：走向边疆灾荒史的深处

附录一：回归灾害本位与历史问题

附录二：中国灾害史研究著作年表

附录三：中国灾害史研究论著的学术史回顾

附录四：多难兴邦、殷忧启圣

附录五：受访学者代表性论著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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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为先(中国灾害史研究的历程现状与未来)(精) 节选

灾害史的研究基础主要是历代记录的文本，现代灾害学的资料则源自科学严谨的数据，所以古代灾害史与现代灾害学根本是两套话语体系。基于文本的灾害史研究，必须“将史料放在具体的语境中来加以分析，通过理清历史情境中的复杂关联来探究作为文本的史料的字面和背后（文本幽暗处）的意涵。”例如，古代“灾害”与现代“灾害”的内涵与外延彼此之间有所交叉，但两者绝非同一概念。从先秦甲骨文所见之“灾”，汉代儒学中的“灾异”之分，到魏晋隋唐佛道所言的“三灾”之说；再从正史中的灾害书写到民间的灾害观念，不同时代、人群对灾害的理解各异，这就是诠释学中所提到的间距化。所以，古代的灾害界定并非固定，而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认知能力的提升而不断变化。与之相比，现代灾害学中的灾害概念却有着相对严格的范围。古代文本记录也有局限性，像类似抚仙湖水下遗址的受灾详情史料记载就不甚明了，这就需要考古的进一步证实。
基于古今灾害书写详略、认知体系、评价标准的差异，古人笔下的灾害史料只是特殊时代背景与独特认知的映射，并不是在现代灾害学的指标、体系、框架下的科学记录。它只适合分析古代的灾害认知、救灾制度、防灾举措等社会性问题，不适合探讨灾害的发生机理、演变规律等自然属性。当前部分学者希望通过现代灾害学方法对中古灾害史料划分等级、强度、烈度等，从中探求灾害发生的自然规律，这一方法是值得商榷的。毕竟，科学研究只能建立在科学记录基础上，史料本身就没有按现代标准记录，又怎么可能通过现代科学方法分析其自然属性？从研究的基本逻辑而言，也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
G.R.埃尔顿曾说过：“与缺乏证据以及细节错误相比较，预先形成的概念是对历史真理的更大威胁。”但21世纪之前部分学者却忽视了这一点。比如在对我国历史时期干湿状况做分析的过程中，由旱涝史料推及干湿状况的研究方法曾被学者所接受，且被视为*重要、*基础的论据。虽然体现了对历史文献的重视和挖掘，却忽视了干旱与旱灾是两个概念，干旱受气候单一因素制约，旱灾的*终出现却与干旱气候、土壤墒情、水利灌溉设施兴废、农作物种植面积、政府与民间的救助等多种因素相关。古人记录旱情主因是农业生产，而非气候干旱，在一些灌溉设施修筑较好的地区，即便气候干旱也未必会发生旱灾；而现代衡量气候干湿需依靠降水量、湿度等具体指标，所以通过旱涝史料推及干湿状况的研究方法并不完全恰当。有学者曾通过对3万条史料（主要是旱涝灾害史料）定级、分类、统计，得出501～700年华北地区湿润，长江以南偏干，而701～900年长江下游与东南沿海偏干的结论。按照我国干湿规律，华北不可能比华南更湿，而东南也不可能比华北更干，这不仅与当今我国干湿状况截然相反，更与自南向北降雨逐渐减少的自然规律矛盾。八世纪之前我国农耕区主要在北方，正史中的雨涝灾害记载北方远远多于淮南、江南等南方地区，按照涝灾就是湿润气候的逻辑，往往会产生北方较南方湿润的假象。八世纪之后，农耕区与经济重心南移，江南旱灾记录高于河北、河东、河南等北方地区，也似乎可以推出江南偏干的结论。所以，忽视灾害的社会属性，将旱涝灾害直接视为干湿气候，确实可以得出与基本常识相悖的结论。但实际上，八世纪以前华北水灾确实多于东南；八世纪以后，东南地区旱灾也是多于华北，这是安史之乱前后南北农耕经济区变迁、唐代经济重心南移这一历史大背景的产物。对唐代这样一个处于经济重心变迁的朝代，除关内、河南外，其他地区（河北道、江南道、淮南道、陇右、岭南等地区）的旱涝灾害，与经济开发、人口迁移、水利设施修筑等社会因素紧密相连，而非干湿气候的剧烈变化。以岭南为例，有唐一代水灾记录不足十条，远不及关中、河南、河北、江南、淮南等政治、经济的中心区，难道能推出关中、河南等地区比岭南更湿润？因此，在缺乏数理统计基础的前提下，仅通过文献记载的旱涝灾害来还原中古时期的干湿气候并不完全准确。
古人的灾害记录有着特殊语境与历史背景，不能简单按现代认知标准去释读理解。柯林武德在《自然的观念》中提出要从自然的观念走向历史的观念，“作为一种思想形式的自然科学，存在于且一直存在于一个历史的语境之中，并且其存在依赖于历史思想。由此我斗胆推断，一个人除非理解历史，否则他就不能理解自然科学；除非他知道历史是什么，否则就不能回答自然是什么这个问题。”这一观点更适应于中古灾害史的研究。竺可桢、朱士光、刘昭民等多位学者都曾对“是冬无雪”的记载有过深入探讨。其中刘昭民先生曾以汉代较少出现“冬无雪”等记载，论证汉代气候寒旱之甚；又以唐代“冬无雪”记载为中国各朝代之冠，佐证唐代为暖湿气候。古人记载“是冬无雪”，主要是因为无雪天气会影响冬季作物生长，可能引发来年旱灾。汉代的主要农作物是春种秋收的粟、黍、稻等，所以冬季并非农作物生长期的关键期，因此对“冬无雪”并不重视。而唐代，尤其是高宗以后冬小麦得到广泛推广，冬雪可有效缓解宿麦旱情。出于重农观念，唐代史官记录“冬无雪”也就显得尤为重要。按刘先生统计的唐代19次冬无雪的记载，恰恰有9次发生在高宗则天在位期间。其中7次集中出现在贞观二十三年（649）到垂拱二年（686）年37年间，5次引起旱灾。所以，“是冬无雪”在汉代记载少、唐代记载多反映的是关中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而不是气候变化的主要证据。因此，古人记录的灾害史料，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和判断标准，不能先入为主的将现代旱涝、干湿认知标准套用到灾害史料的解读中。
同样，亦有学者以正史中“陨霜杀桑”为据，推论古代冷暖状况。从租庸调到两税法，植桑事关朝廷的赋税征收，并直接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因此国家非常重视农户种桑。据《唐律疏议·户婚》：“户内永业田，课植桑五十根以上，榆、枣各十根以上。”另按《唐六典·尚书户部》中记载武德七年（624）规定灾后减免税赋条件为：“凡水、旱、虫、霜为灾害，则有分数：……若桑、麻损尽者，各免调。若已役、已输者，听免其来年。”所以霜降“杀桑”成为唐代四大重要灾害之一。此类记载相对详实，是因为植桑对国家赋税有直接影响，并不是为了记录气候的变化。气候冷暖变化却需具体温度佐证，但这类史料是不可能记录霜降杀桑的具体温度。所以，学者可以科学复原霜降杀桑的场景，并类推古代气候变化，却不能将此类史料视为科学数据。总之，该类历史记载只是辅助证据，或是审视中央王朝对该地区农业关注程度的另类视角，却不能在忽视社会背景下成为灾害自然规律、气候变迁的主要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