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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铜鼓 版权信息
- ISBN：9787218128023
- 条形码：9787218128023 ; 978-7-218-12802-3
- 装帧：一般纯质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岭南铜鼓 内容简介
铜鼓是一种富有传奇色彩的民族历史文物，从公元前7世纪左右一直流传到现在，上下贯穿2600多年。研究铜鼓，无异于研究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的民族历史和文化。岭南铜鼓资源极为丰富，出土总数约占全国馆藏铜鼓的一半以上。本书从岭南铜鼓的文献记载、发现与收藏、分类、装饰艺术、雕塑艺术、汉字铭文、铸造工艺、分布和外流、使用民族、用途，以及铜鼓音乐、舞蹈、文学等方面，多方面展示岭南铜鼓的很新研究成果。
岭南铜鼓 目录
绪 论
**节 岭南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沿革
第二节 岭南铜鼓研究
**章 文献记载中的岭南铜鼓
**节 二十四史中的岭南铜鼓
第二节 笔记野史中的岭南铜鼓
第三节 地方志对岭南铜鼓的记载
第二章 岭南铜鼓的发现与收藏
**节 历史上的零星发现
第二节 1949年以后的零星出土
第三节 考古发现和有共存物的铜鼓
第四节 生产生活中偶尔发现的铜鼓
第五节 岭南铜鼓的收藏
第三章 岭南铜鼓的分类
**节 铜鼓分类法
第二节 滇桂系统铜鼓
第三节 粤桂系统铜鼓
第四节 麻江型铜鼓
第四章 铜鼓的装饰艺术
**节 各个部位的装饰
第二节 几何纹样
第三节 石寨山型铜鼓的画像
第四节 麻江型铜鼓的写实图案
第五章 铜鼓的雕塑艺术
**节 青蛙
第二节 马和乘骑
第三节 牛、牛橇和牛耧
第四节 虎
第五节 鸟
第六节 龟
第七节 鱼、田螺
第八节 其他
第六章 铜鼓的汉字铭文
**节 錾刻的铭文
第二节 铸作的铭文
第三节 托古伪造的铭文
第七章 铜鼓的铸造工艺
**节 铜鼓的外形观察
第二节 铜鼓的金属成分和矿料来源
第三节 岭南所见铜矿及其开采和冶炼
第四节 铜鼓铸造工艺的失传
第五节 铜鼓铸造工艺的复原
第六节 当代铜鼓的铸造
第八章 岭南铜鼓的分布和外流
**节 历代铜鼓出土地点
第二节 从铜鼓地名看铜鼓的分布
第三节 岭南铜鼓的外流
第九章 使用铜鼓的民族
**节 俚、僚是铜鼓的创制族
第二节 唐宋时期岭南蛮夷使用铜鼓
第三节 明清时期岭南使用铜鼓的民族
第四节 当代岭南使用铜鼓的民族
第十章 岭南铜鼓的用途
**节 击之以为乐
第二节 用以赛神和祭祀
第三节 用于丧葬
第四节 传递信息和指挥军阵
第五节 展示权力和财富
第十一章 铜鼓音乐与铜鼓舞蹈
**节 铜鼓音乐
第二节 铜鼓舞蹈
第十二章 铜鼓反映的社会生活
**节 铜鼓反映的宗教意识
第二节 铜鼓反映的世俗观念
第十三章 铜鼓文学
**节 唐诗中的岭南铜鼓
第二节 南海神庙的铜鼓歌
第三节 高州《铜鼓歌》
第四节 南宁《铜鼓歌》
第五节 袁枚为铜鼓写赋
第六节 谢启昆作《铜鼓考》和《铜鼓歌》
第七节 梁章钜编《铜鼓联吟集》
第八节 文人雅士的铜鼓情结
第九节 壮族文人的铜鼓诗
展开全部
岭南铜鼓 节选
第二节岭南铜鼓研究 在很长时间，中国学人没有重视铜鼓研究，即使在金石学已发展成熟的宋代，皇宫秘阁已有铜鼓收藏，当时编纂的《宣和博古图》著录铜器839件，却没有一面铜鼓。一些流寓南方边陲的文人学者有的见过铜鼓，出于猎奇，把铜鼓写入诗文，也只是作客观描绘。直到清代，金石学发展到鼎盛时期，在乾隆十四年（1749）编纂《西清古鉴》大型文物图集时，才收进14面铜鼓。乾隆五十八年（1793）编纂《西清续鉴》甲、乙编，又收进9面铜鼓。《西清古鉴》在**鼓之后说“大抵两川所出为诸葛遗制，而流传于百粤群峒者则皆伏波为之”，将铜鼓分成东西两大类，才有了分类研究的萌芽。《西清古鉴》及其续鉴为我们保存了一些后来散失了的铜鼓的图像资料，是铜鼓见于中国图录之始，也是中国学者真正研究铜鼓实体的开端。自清代中期以后，在广西、广东、海南编修的地方志中，在《金石志》卷内，几乎都有铜鼓的记载。有的修志者对当地出土和流传的铜鼓作过细心的观察，将观察到的现象如实地记录下来，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原始资料；有的修志者对铜鼓的有关传闻和文献广肆搜罗，认真辑录；有的学人甚至作出一些“铜鼓考”之类的考证文章。其中*有代表性的当推嘉庆四年至七年（1799—1802）任广西巡抚的谢启昆，他在主持编修《广西通志》时，亲自撰写《粤西金石略》。他其中有《铜鼓考》一篇，从23部旧籍中录出30条铜鼓文献。他在一则按语中，对当时流行的铜鼓创自马援或诸葛亮的传统说法提出异议，指出自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有‘伏波所遗’一语，后人遂误为伏波所制，且因伏波附会于诸葛，至谓大者为伏波，小者为诸葛，真误中之误矣！”说得很有见地。道光年间，罗士琳著《晋义熙铜鼓考》，对传世的一面有“义熙”年款铭文的铜鼓作了专门考证。也就是这个时候，有关铜鼓的诗词轰然而起，洋洋洒洒，到处唱和。 至此，铜鼓的研究方法还仅仅停留在文献汇编上，用文献来证文献，充其量对个别铜鼓出土、流传的情况作客观记录，或把铜鼓作为诗词吟咏的对象，借以抒发自己的情感，没有对铜鼓的形制、纹饰及其所反映的文化内涵作分析研究，基本上还是属于古器物研究的范畴。 一、海外学者的研究 西方学者何时知道铜鼓，现在还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1682年，荷兰自然科学家鲁姆菲乌斯（LERumphius）赠给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公爵一面铜鼓，西方人就知道铜鼓了。另有一种说法，鲁姆菲乌斯是1703年首次发表文章介绍印度尼西亚铜鼓，西方人才知道铜鼓的。但是，很长时间西方学者对铜鼓并不在意，对铜鼓发生研究兴趣也是19世纪下半叶的事。当1880年奥地利伯爵韦尔泽（Wilgek）从意大利佛罗伦萨古董商手中买到一面铜鼓，于1883年送到维也纳奥地利艺术与工业博物馆青铜器展览会上展出，大家还不知道这种器物的名称和用途，竟然将铜鼓倒放在器物架上。尽管如此，东方铜鼓罕见的形状、宏大的体态、斑斓的铜彩、华美的纹饰，轰动了整个考古学界和艺术鉴赏界，他们才开始对铜鼓另眼相看。但对铜鼓这种怪物的来历和用途，他们只能作出种种猜测。 德国德累斯顿枢密官迈尔（ABMeyer）博士也在留意铜鼓，于1884年在莱比锡出版《东印度群岛的古代文物》一书，将巴达维亚铜鼓的图片和留存欧洲的铜鼓资料一起发表，为以后欧洲兴起的铜鼓研究热开了先河。1898年，迈尔和他的助手夫瓦（WFoy）合著《东南亚的青铜鼓》一书在德累斯顿问世。嗣后，德国汉学家夏德（Friedrich Hirth）与荷兰汉学家狄葛乐（DeGroot）就铜鼓问题展开激烈论战，狄葛乐广泛征引中国古代文献，对铜鼓来源提出了比较正确的看法，纠正了夏德认为铜鼓是马援或诸葛亮所创的意见，**次证明铜鼓是中国南部少数民族的作品，并且认识到铜鼓是权力的象征（《东印度群岛及东南亚大陆铜鼓考》，1901年）。 西方学者把铜鼓作为东方古老文化的一部分，开始由收藏鉴赏，到资料汇集，并加以分类研究。西方学者对铜鼓的分类研究，已引入近代考古学中的器物类型学，在探讨年代和地理分布上，较之中国的传统研究有很大的进步。 此中成就*大者，当推奥地利学者弗朗茨·黑格尔（Franz Heger），他在奥地利维也纳皇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在展览会上看到了中国铜鼓，并对它产生了研究兴趣。1885年8月，黑格尔到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参观国际博览会，在中国展室又看到一面铜鼓。这面铜鼓仍然被倒着放，鼓面上的青蛙塑像和骑士塑像正好嵌进木架凹陷的地方。展品标签上写着“汉，诸葛亮鼓”。通过博览会主持人的介绍，黑格尔协助韦尔泽伯爵将这面铜鼓买下，并使它后来成为奥地利皇家博物馆民族志学科的征集品。黑格尔从此走上铜鼓研究之路，之后为奥地利皇家博物馆征集到20多面铜鼓，搜集到大量铜鼓拓片和照片，并通过汉学家夏德等人的帮助，研究了许多中国文献，其中包括《西清古鉴》。那时，西方近代考古学已经成熟，黑格尔掌握了丰富的器物类型学知识，把这种先进的方法运用到铜鼓研究上，将当时所知的165面铜鼓按形制、纹饰特征，进行分类排比，划分为四个基本类型和三个过渡类型，分别探讨它们的分布地域、铸造年代及所反映的文化内容，于1902年用德文在莱比锡出版了《东南亚古代金属鼓》一书，轰动了学术界。《东南亚古代金属鼓》分上下两册，上册是文字部分，共8章，245页；下册是图版，45帧，有8帧是铜鼓照片，其余是鼓耳细部、塑像和花纹展示图。这部著作奠定了铜鼓分类的基础。一个世纪后的今天，用现代考古学观念来检验，黑格尔的分类大致还是可取的。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所掌握的材料的可信程度很不够。作为研究对象，他亲自摩挲过的铜鼓只有40多面，而绝大多数他都没有见过，有的只看到照片，甚至是不清晰的照片，有的仅见到拓片或并不十分准确的临摹图。因此，他的研究基础并不牢固，不可避免地有判断失误的地方。他自己也感到不踏实，在该书的导论中说：仅凭来自欧洲的文献资料是远远不够的。他不得不叹息，他离出现铜鼓的那些地方是“多么遥远”。 二、中国学者的研究 中国学术界对铜鼓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 1933年，广西学者刘锡蕃将他在苗山见到铜鼓的事实写入《岭表纪蛮》一书。1934年成立的广西省立博物馆，很重视铜鼓的搜集保藏，至40年代已藏铜鼓20多面。在该馆工作的唐兆民，将馆藏铜鼓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并请人画线图，计划汇编一本《广西铜鼓图录》，惜因条件所限，未能实现。 1936年，上海市博物馆郑师许著《铜鼓考略》出版。该书辑录铜鼓文献*详。他指出，*早记载铜鼓的文献是《后汉书·马援传》；辩明铜鼓并非马援、诸葛亮创制；记录铜鼓出土的*早文献是《岭表录异》，证明唐以前已有铜鼓埋入地下，宋时已藏之秘府。明清两代出土的铜鼓多置于寺庙楼阁，以供众览。该书对国外学者研究情况作了详细介绍，还将黑格尔的铜鼓分类法介绍给了中国学者。郑师许在评述外国学者的研究方法时指出，要解决铜鼓的起源和传播问题，仅在越南东山进行考古发掘是不够的，今后还要在中国南部和越南北部其他地方开辟第二、第三个青铜器时代遗址的调查和发掘。这些都具有一定的预见性。尽管郑师许掌握了极为丰富的中外文资料，但他接触铜鼓实物不多，书中仅记录了上海市博物馆收藏的8个铜鼓的各部位的尺寸，并未就此作专门论述，对研究铜鼓本身的问题，还有很大距离。 民族学家徐松石是研究岭南铜鼓的**人，他在1927年、1935年和1938年，多次到广西各地考察，目验铜鼓50多面。他曾在黔南和桂西探访许多位藏有铜鼓的地方领袖，亲赴广西桂平都合考察铜鼓出土现场。1938年写成《粤江流域人民史》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第二十二章“铜鼓研究”，对铜鼓的起源、创始铜鼓的民族、铜鼓的用途和铜鼓出土的情况，作了简略的介绍。他认为铜鼓是壮族祖先骆越人在秦汉之间创造的。 1940年罗香林撰《古代越族文化考》，专门辟了一节“铜鼓的制作及其纹式”来讨论岭南铜鼓。“古代越族文化之*足令人注意者，为铜鼓的制作和使用。而越族制用铜鼓又以骆越为*，故又称骆越铜鼓。而其为中国官人或学者所注意，则始于后汉。”罗香林认为，古代越族铜鼓是其工匠自制的，而不是雇中原工匠或其他族工匠制作。其制作方法则是范铸法。古代越人铸造铜鼓的用意，在于显示首领拥有号召群众之力，并为赛会娱神驱疾逐鬼祈福之用。关于铜鼓制作的年代，他认为铜鼓*先盛行的时代，似不出武帝平南越以后，及东汉光武帝平交趾以前。东汉以后，各地越族遗裔仍盛行铜鼓，至唐高宗调露元年于交趾置安南都护府后，使臣与史官已不再记录铸造铜鼓之事。稍后记载，如刘恂《岭表录异》已以掘得铜鼓为珍异，可知当时已鲜新铸铜鼓。因此他得出结论，各地铜鼓的制作年代多数可早到公元前一二世纪，晚亦至七世纪下半期而止。*先盛行铜鼓的区域则以川滇黔交界之旧僰国地为*著。 还有一位陈志良，查遍了广西的省、府、县志，并向少数民族青年调查过铜鼓的使用情况，1943年在桂林出版的《旅行杂志》上发表长文《铜鼓研究发凡——广西古代文化探讨之一》，列举18个县份中的铜鼓资料，对使用铜鼓的民族，对铜鼓的形状、纹饰和虾蟆塑像都有专门的分析。他认为铜鼓并非铸于一时，历代都有制造，现代主要用于祭祀和娱乐。陈志良：《铜鼓研究发凡——广西古代文化探讨之一》，桂林《旅行杂志》1943年第2期。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中国一些报刊，如《大公报》、《太白》等，也发表过一些谈论铜鼓的文章。 1948年《宾阳县志》刊出朱昌奎《铜鼓考》，说他在做罗城知县时，深入瑶山，与诸苗瑶来往极密，见其宴会祭祀，均用铜鼓杂吹芦笙以助兴。他认为铜鼓是苗瑶酋长所有物，谓为伏波、孔明鼓者，均不足置信。 同年《防城县志初稿》作者黄知元对铜鼓也发表过不少议论，其中谈到铜鼓的用途，他反对军用说，认为铜鼓“实为民间通用之物”，“自古南方信巫鬼，铸鼓为祭祀用，而祀田祖用之尤为普遍。耕稼社会开始之时，岁时祈祷丰稔。……特以南徼烟瘴潮湿，皮鼓润软而声不亮，祀神乐器特创制铜鼓以利用。……南徼渔猎演进而耕稼之时，陇亩之间，处处祈年，故处处有鼓”。 ……
岭南铜鼓 作者简介
蒋廷瑜，曾任省级文物考古工作队队长、博物馆馆长，现返聘于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创始人之一及秘书长（8年）。著有《铜鼓史话》、《铜鼓艺术研究》、《古代铜鼓通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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