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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调查-(总第12卷.村庄类第11卷.长江区域第4卷)

中国农村调查-(总第12卷.村庄类第11卷.长江区域第4卷)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时间:2018-08-01
开本: 16开 页数: 720
本类榜单:社会科学销量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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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调查-(总第12卷.村庄类第11卷.长江区域第4卷) 版权信息

中国农村调查-(总第12卷.村庄类第11卷.长江区域第4卷) 内容简介

  2015年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历史上的关键一年。在这一年,本院不仅成为完全独立建制的研究机构,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明确了目标,特别是进行学术整合,构建了一个全新的调查研究计划。这一计划的内容包括多个方面,其中,中国农村调查是基础性工程。从2015年开始出版的《中国农村调查》便是其主要成果。  学术研究是一个代际接力、不断提升的过程。农村调查是本院的立院之本,兴院之基。本院的农村调查经历了三个阶段。  **阶段主要是基于项目调查的个案调查(1985-2005年)。  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中国改革开放,起始于农村改革。延续20多年的人民公社体制被废除后,农村的生产功能由家庭所承担,社会管理功能则成为一个新的问题。这一问题引起我院学者的关注。1928年出生的张厚安先生是中国政治学恢复以后较早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与当时其他政治学学者不同,比较早地关注农村政治问题,并承担了农村基层政权方面的国家研究课题。与此同时,本校其他学者也承担了有关农村政治研究的课题。1988年,这些学者建立起以张厚安先生为主任的农村基层政权研究中心,由此形成了一个自由结合的学术共同体。  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农村基层政权研究中心有其研究宗旨和方法。在学术共同体建立之初,张厚安先生就提出了“三个面向,理论务农”的宗旨。“三个面向”是指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农村;“理论务农”是指立足于农村改革实践,服务于农村改革实践。这一宗旨对于政治学者是一个全新的使命。政治学研究政治价值、政治制度与政治行为。传统政治学更多研究的是国家制度和国家统治,以文本为主要研究方法。“三个面向”的宗旨,必然要求方法的改变,这就是进行实地调查。自学术共同体形成开始,实地调查便成为我们的主要研究方法。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张厚安先生为领头人的学者就开始进行农村调查。*初是走向农村,进行全国性的广泛调查,主要是面上了解。1995年,在原农村基层政权研究中心的基础上,成立了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由张厚安先生担任主任,由1955年出生的中年学者徐勇教授担任常务副主任。新的中心的研究重点仍然是基层政权与村民自治,但领域有所扩大,并将研究方法凝练为“实际、实证、实验”,更加强调“实”。这种务实的方法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并注入国际学术界的一些研究理念和方法。我们的农村调查由面上的了解走向个案调查。年届七旬的张厚安先生亲自带领和参与个案村庄调查,其代表作是《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的调查与比较》。这一项目在全国东、中、西三个地区选择了6个重点村和18个对照村进行个案调查,参与调查人员数十人,并形成了一个由全国相关人员参与的学术调查研究团队。  第二阶段主要是基于机构调查的全面调查(2005-2015年)。  1999年,国家教育部为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启动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基地建设。当年,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更名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由徐勇教授担任主任。2000年,中心成为首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在基地成立之前,以张厚安教授为首的研究人员是一个没有体制性资源保障,纯因个人兴趣而结合的学术共同体,有人坚持下来,也有人离开。成为教育部基地以后,中心仍然坚持调查这一基本方法,并试图体制化。其主要进展是在全国选择了20多家机构作为调研基地,以为全国性调查提供相应的保障,并建立相互合作关系。  作为教育部重点基地,中心是一个有一定资源保障的学术共同体,有固定的编制人员,也有固定的项目经费,条件大为改善,但也产生了新的问题。这就是农村调查根据各人承担的研究项目而开展。这不仅会造成研究人员过分关注项目资源分配,更重要的是造成调查研究的“碎片化”和“片断化”,难以形成整体和持续性的调查。同时,研究人员也会因为理念和风格不同而产生分歧,造成体制性的学术共同体动荡。为了改变调查研究项目体制引起的“碎片化”倾向,2005年,徐勇教授重新规划了基地的发展,提出“百村观察计划”,计划在全国选择100多个村进行为期10年、20年、30年以至更长时间的调查和跟踪观察。目标是如建立气象观测点一样,能够及时有效地长期观测农村的基本状况及变化走向。这一计划得到时任华中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处处长的石挺先生的鼎力支持。2006年,计划得以试行,主要由刘金海副教授具体负责。*初的试点调查村只有6个,后有所扩展。2008年,在试点基础上,由邓大才教授主持,全面落实计划,调查团队根据严格的抽样,确定了200多个村和3000多个农户的调查样本。  “百村观察”是一项大规模和持续性的调查工程,需要更多人的参与。同时它又是一项公共性的基础工程,人们对其认识有所不同。因为它要求改变项目体制造成的调查“碎片化”和研究“个体化”的工作模式。为此,学术共同体再次发生了有人退出、有人坚持、有人加入的变化。

中国农村调查-(总第12卷.村庄类第11卷.长江区域第4卷) 目录

总序
凡例
村庄类分序

因田而聚:流动性村落的小农与社会——长江区域罗家坝村调查
**章 罗家坝村的由来与演变
**节 村落由来
一 罗姓入川
二 插栈落业
三 置地成坝
四 因姓得名
第二节 村落形成
一 灾害之变
二 他姓成主
三 招佃纳租
四 因田而聚
五 建制沿革
第三节 罗家坝村当下概况
一 大族分散
二 地域扩展
三 一村九组
第二章 罗家坝村的自然形态与实态
**节 自然环境与稻作农业
一 气候与稻作熟制
二 地形与稻田分布
三 土壤与稻谷产量
四 水源与稻作方式
五 农田与稻作单元
第二节 “资源禀赋”与生存空间
一 自然禀赋与生存空间拓展
二 人塑资源与生存空间流动
第三节 “因田而居”与空间格局
一 院落分布
二 住房格局
三 村落交通
第三章 罗家坝村的经济形态与实态
**节 人与土地及其生产能力
一 人口与土地
二 生产能力
第二节 产权与产权关系
一 土地性质及土地所有类型
二 土地买卖
三 土地租佃
第三节 经营与经营关系
一 经营单元
二 经营决策
三 经营投入
四 经营合作
五 经营借贷
第四节 交换与交换关系
一 村内交易
二 赶场
三 流动担力
第五节 分配与分配关系
一 分配单元
二 分配决策
三 分配内容
四 分配关系
第六节 消费与消费关系
一 消费决策
二 消费结构
三 消费惯行
四 消费关系
第七节 继承与继承关系
一 继承权
二 继承物
三 继承方式
四 继承关系
第八节 罗家坝村经济变迁
一 1949年前的传统经济形态
二 1949年后传统经济形态变迁
第九节 罗家坝村经济实态
一 小农经济实态
二 村落经济概况
……
第四章 罗家坝村的社会形态与实态
第五章 罗家坝村的文化形态与实态
第六章 罗家坝村的治理形态与实态

轻重相权:河畈平原村落的关系与治理——长江区域塔湾村调查
塔湾自然村调查小记
塔湾自然村调查日志(节选)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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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调查-(总第12卷.村庄类第11卷.长江区域第4卷) 节选

  《中国农村调查(总第12卷·村庄类第11卷·长江区域第4卷)》:  在80岁以上的老一辈村民的记忆中,解放前夕,大罗家坝已没有罗姓居住。罗家坝的田土,除了张姓拥有部分田地以外,其余田地,被几个异姓大族所占有。关于罗家坝罗氏的命运变迁,以及罗氏从村落消失的原因,调查期间,获得如下几种说法。  说法一:占地搬迁。罗家坝地处岳池县城*北面,距离岳池县城40多公里,北面即岳池、高坪、蓬安3个县交界处的金城山。因地势偏远,移民缓慢,在罗氏定居罗家坝以后很长时间,当地仍然人烟稀少。罗氏在罗家坝开基立业以后,周边乡村仍有大量田土荒芜,可以随意插占。为了占有更多田土,罗氏将罗家大坝子所占的田地卖掉,到10公里以外的苟角镇继续插占土地,并*终举族搬离到苟角镇一带居住。  说法二:因毒失地。据《岳池县志》记载:民国十三年(1924年),川军第十一师驻防岳池,从云南运进罂粟种子令农民种植,随田赋计征烟窝捐。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全县开设烟馆1000多家。富裕人家吸食鸦片非常普遍。罗家因田而富,从罗家大坟山的规模来看,当时可谓一个规模不小的大家族。因家族庞大,坝子里的田土经多次分家析产,已经不再被集中经营、统一掌握,而是分散在若干罗氏家庭之中。富裕起来的罗氏族人也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从*初有人典当小块田地,到借钱吸食、用田抵债等,*终导致罗家田地丧失大半,家道衰落。失去田地的罗家族人相继搬离罗家坝,各自四散谋生。  说法三:瘟疫之灾。吸食鸦片是导致罗氏失去大部分田土的主要原因。但是,罗氏家族从罗家坝的消失,主要原因是感染瘟疫。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四川瘟疫年年流行,尤其是川东、川北和成都及其周边地区*为严重。流行的主要疫症有霍乱、伤寒、痢疾、疟疾、天花、麻疹、白喉、猩红热等。由于卫生和医疗条件极差,民众预防意识匮乏,瘟疫肆意横行。《岳池县志》中也有相关记载:民国中期,岳池霍乱流行,城乡水井、码头、粪池等都成为霍乱的传染源。据村民介绍,罗家老院子规模宏大,两重四合院,两级院坝,家族人口众多。因部分罗氏族人失去田土,生活困苦,一场瘟疫给罗家大院子带来灭顶之灾。据村民讲述,瘟疫极为恐怖,感染瘟疫之后的罗氏族人,在病床上躺不过三五天,即暴病而亡,村民称之为“倒床瘟”。因传染性极强,不久,罗家大院子多数族人感染疾病身亡。瘟疫过后,幸存的罗氏族人认为当地风水不好,且为了消除瘟疫源头,将罗家大院子付之一炬。烧毁房屋以后,罗氏族人卖掉剩下的田土,搬离了罗家坝。为了生计,罗氏族人分散外迁,各自寻找生存之地。  村民认为,在以上三种说法中,**种说法可信度较低。原因有二:其一,从地理位置上看,苟角镇是建制较早的老镇,镇域广阔,历史悠久。在有记载的历史中,清朝中期苟角已属于商业繁华的场镇之一,在清乾隆版的《岳池县志》上已有苟角场的记载。且苟角场距离岳池县城只有20多公里,位于罗家坝村所在的天平镇的南面。从移民迁徙的路线看,到天平首先经过苟角。因此,“出售罗家坝的田地而到苟角插占无人之地”的说法难以令人信服。其二,从时间上看,罗家坝周边遍布罗氏祖坟,且坟地聚集,规模较大,可见罗氏族人在此生活时间较长。据相关历史记载,清朝康熙年间是移民规模*大的时期,“苟角田地荒芜可随意插占”的时间,与罗氏族人在罗家坝生活的时间相冲突。因此,因异乡插占田地的**种说法不可信。  在调查过程中,村中老人也认为第二种和第三种说法*为可信,即:罗氏因毒失地,因疫而离。  他姓成主  在罗氏遭遇变故的过程中,罗家坝的田地逐渐被外姓所得。这其中有部分田地是直接购于罗氏之手,也有部分田地经多次辗转交易,田地易主的过程已不可考。1950年土地改革以前,罗家坝的田地,主要被蒲家、刘家和杨家所得,另有部分田地,作为张姓原住民的祖业,世代相传,虽经分家分业,家庭户数逐渐增多,各家所占田土数量不大,但仍保留在张姓一族手中。  蒲元臣,天平镇蒲家沟人。蒲家发脉于山西蒲坂。历代繁衍,因战乱、朝政等原因,不断迁徙播散,后裔逐渐广布江西、福建、湖北、湖南等地。康熙三十年(1691年).蒲氏后裔蒲政良及其儿子蒲承礼从湖南沅州府芷江县西陇乡米贝寨人川,插业于岳池县回龙场的蒲家沟,即如今天平镇的蒲家沟村。经过数代人的积累,至蒲氏后裔蒲兴全一辈,成为蒲家沟有名的大地主,其田产遍及回龙场、苟角场等地。蒲兴全及其儿子蒲元臣,先后从罗家坝罗氏手中购得田地340挑。1949年,蒲元臣从大地主刘福山手中再次购得田地160挑。至民国末年,蒲家在罗家坝拥有田地500挑。  杨永净和杨永文。杨氏祖籍江西。清朝康熙年间,杨家先祖杨元朝的岳父在湖南某地为官,后被调往四川岳池任知府。其岳父就任之时,将女儿女婿全家随同迁来岳池定居。据杨氏后人介绍,杨元朝的岳父得官府赏田若干,其后杨家也相继在官府任职,得官田赏赐。官府赐田,一部分位于岳池县城周边,一部分位于距离县城40多公里的回龙场垭口村一带。杨元朝生育3个儿子,次子夭折,长子和三子又各生育3个儿子。因家族繁盛,其后裔逐渐分家立业安居岳池各镇。长子杨登榜在垭口村菜子坝一带落业,除了官府赏赐田亩以外,后来在菜子坝一带逐步买田扩大产业。菜子坝与罗家坝相邻,杨氏后裔经逐年积累,其田土面积逐渐扩大,在垭口村、罗家坝以及朱家沟等地都拥有了自己的田地。  ……

中国农村调查-(总第12卷.村庄类第11卷.长江区域第4卷) 作者简介

徐勇,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全国博士后流动站评审专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组成员、***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民政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政治学会会长。主要从事基层政治与乡村治理研究,是***早将实证研究方法引入政治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之一,并从社会的角度研究政治发展过程,也是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研究领域的带头人之一。邓大才,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执行院长,***首批青年“长江学者”,湖北省政治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武汉市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湖北省纪委廉政研究员、汕头大学地方政府发展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会、顺德区农村综合改革咨询委员会委员。研究领域主要为小农问题及其方法论、产权政治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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