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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经索引(全四册) 版权信息
- ISBN：7500440529
- 条形码：9787500440529 ; 978-7-5004-4052-9
- 装帧：暂无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十三经索引(全四册) 本书特色
★ 16开皮面精装，原箱包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4年3月一版一印，印数2500套市面稀见
★ 《十三经》是整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和主脉，也是文史工作者经常查检的工具书，但卷帙浩繁，查检不便。本书以分经并以短句为单元，逐步检索法，大大提高了查检效率
★ 本索引将十三经分做十三部分，即为每部经编制一部索引。索引由每句首字方式扩大为逐字方式，即对该经的每一个字都可以查检，不致因编者读者断句的分歧而使查找误漏
★ 本书采用完整的汉字库为底本，通过计算机编排，可做为文史爱好者、学者、图书馆、家庭书房、教学科研机构常备的工具书
十三经索引(全四册)十三经索引(全四册) 前言
《十三经》与《十三经索引》
一）集中华文明之大成的《十三经》
《十三经》作为我们民族*古老、*完整、*可靠、也是*重要的文献，在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和每个中国人精神世界中所占的地位，是无法替代、不容争议的。其维系和发展多民族团结进步的潜在能量，更不可忽视或抹杀。
《十三经》，即十三部经书的结集。其中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和《孟子》。所谓结集，大体经历了向前追溯的三千年历史。孔子是春秋时代的伟大思想家，他一生“述而不作”──祇整理阐发古代文献，对“文献不足”者绝不“言之”──“一以贯之”为“仁义礼智信”。孔子一生编辑并整理了诸多古代典籍，确如《后汉书·范升传》所记“五经之本自孔子始”，他并未署名，版权至今多存争议。但谁都知道《易》《诗》《书》《礼》和《春秋》五经里，都有他的贡献和劳作。对于这些经典，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权威的定义：
《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深入了解《十三经》，特别需要关注以下三点：
其一，古典经书的排列次序和种种变化，与帝王君主的依重和政治的需要直接相关连。政治的当权者们一贯主张“五经圣人所制，万事靡不毕载”（《汉书·刘宇传》），逐步形成“不遵五经之法言”（《汉书·郊祀志》）和“非五经之正术“（《汉书·刘宇传》）等罪名，又由此而派生出诸多律条：“非九经书疏悉禁之““诏除九经外，余书不得出界”（《宋史食货志》《神宗本纪》）之类。于是本属于经文或解释的学术性分歧，突变为恩宠获罪、升迁跌落、治罪杀头乃至灭门九族的因由。专制者的一孔之见，往往成为经文是非的主宰。在阅读、研讨、使用这些经典之际，对这个背景，编者和使用者都不可不知，亦不可囿于其中。不知则不得明，囿于其中则不能明。
其二，《十三经》经文形成本已十分复杂，汉代又搀入今古文之争，是非正误的矛盾冲突与日俱增。譬如《易》有连山、归藏，以及卜商、京房、高氏、梁丘氏、施氏、孟氏、费氏诸家。《尚书》有济南伏生尚书，有欧阳尚书及大夏侯尚书、小夏侯尚书。《春秋》有左氏春秋传、公羊春秋传、谷梁春秋传，又有严颜二氏春秋。《礼》已有三礼，又置大、小戴礼等等。《后汉书·徐防传》中记有传主提出建议：“五经久远，圣意难明。宜为章句，以悟后学。”实际是官方的动员令。再加之教育制度易随人意，弟子虽未结业出门，帮派已明，死不相让，经
学形同封建割据。此后便是经外的释家掘起，为经文作注，为注做疏，为疏又做
正义、笺注、通义、索隐、考证、章句、训诂、音训、集注。刻石制版之后，脱
漏错讹更不一一。千百位学问家，争鸣于一枝，笔伐乎字句。面对经与注种种歧
义，越来越乱，越乱出书就越多。解经文字造成了经典正文没顶之虞。居于显学
的经学，几乎成了不堪民族重负的文化难题。早在《后汉书·章帝纪》中便载光
武帝诏曰：“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许多有志学者，历来对其进行大量工
作，像明永乐间就有“颁四书五经大全，废注疏不用”的提法（《明史·选举志
》），至清《四库全书》在书籍整理中设立“存目”一项，虽有多种弊病，也别
有用心，但总算顺带解决了经书注疏繁冗的问题。当今有许多大学者又建议进行
这方面的工作，除去重复内容将是重要目标。要实现此目标，合理有效地使用中
文电脑，发挥它的查检、移动、排比和综合功能，应是必由之路。
其三，由汉初开始形成的“射策”即科举制度，推动了对经书的注释、整理及应用。“射策”的甲乙科需“总五经之眇论”（《汉书·儒林传》），“考论五经“（《王莽传》），“要合五经，苟非其事，文不虚生”（《扬雄传》）。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经书和科举制度紧密粘合，并逐步渗入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后汉博士范升在上疏中追称将军祭遵“取士皆用儒术，对酒设乐，必雅歌投壶。又建为孔子立后，奏置五经大夫。虽在军旅，不忘俎豆“（《后汉书·祭遵传》）。到魏明帝，又在诏书中提及此事说：“昔祭遵为将，奏置五经大夫。居军中，与诸生雅歌投壶。“（《三国志·张合传》）此举颇似当今劳军、慰问团或军中设牧师之类。经书由此而得以向军事方面扩散。王权政治需要经书，科举制度离不了经书，打仗用兵经书也帮得上闲，于是经书离开生之养之的文史哲根基，凭空而起，身价百倍。这有如中国古老的墓葬制度，造就了两个绝不相同的行业，即文物考古学科发展和古玩器物走俏一样。十三部经书的特殊境遇，对存留、精整这批古经典发挥了令人欣喜的副作用。当然，研究者对异化功能必须冷静分析，既要使经书回归到文化的本属──剔除历史发展过程积纳的污垢；又不能因其曾被利用，曾被玷污，在清扫封建妖孽过程中而将我们的宝典深葬销毁。我们应该辩证地评价异化现象。
二）《十三经》的由来
充分认识《十三经》的重要历史意义，冲破其种种局限，我们应对十三经的由来有大致的了解。
“五经”是一个贯穿了封建时代的称谓。较早见于《管子·五辅》篇的“五经即布”。嗣后，“五经”载入《史记·乐书》：“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至《汉书·武帝纪》云“五年”（公元前136年）“春，置五经博士”，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所谓“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实乃后称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举。五经博士之类官职一口气延续了两千年，是人类政治史一大奇观。
在“五经”成为通名的汉代，同时还有六经、七经和九经的称谓。关于“六经”的较早记载是：“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史记·太史公自序》）。“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武帝纪》）。“六经之道同归”（《汉书·礼乐志》）。“六经离析”（《汉书·董仲舒传》）。置“六经祭酒各一人”（《汉书·王莽传》）。一说“六经”即“六艺”，前引《太史公自序》可证。此说与《乐》的去处似乎有关，此后《隋书》《周书》及新旧《唐书》等正史中多有六经之称，又似与《乐》无关，难置定论。
“七经”一称较早见于《史记索隐》引秦密云：“文翁遣司马相如授七经。“《宋史·邢昺传》记昺侍上讲“孝经、礼记、论语、书、易、经、左氏传”七经。但其传内又称，昺“举五经”，“擢九经及弟”。而《李至传》又于五经之外，称“二传、二礼、孝经、论语、尔雅七经”云云，则实为十二经，经数几成不定矣。
“九经”之称，在《汉书·艺文志》中便有“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和小学“的记录。正式记载始见于《北史崔氏传》中，崔氏曾亲授《九经》义于子。此后的两《唐书》《旧五代史》以及《宋史》多次载有“九经”的提法。《孟子》是宋刻九经时才增入的，朱熹整理注释经书居功至伟。至清代刻印《篆字九经》，实溢出为十经。惠栋所刻《九经古义》又将《左传》排出“九经”之外。总之，在结集的过程中，经典的上上下下，分分合合，既反映了古代思想的“道籍经，经载道”的纷争事实，又记载着十三经的形成和发展的繁复过程。
自从孔子之后，经书的流传和整理中值得研究的问题很多，尤应注重的是对经书各次刻印。如《后汉书·卢植传》有“时始立太学石经，以正五经文字”；《宦者传》有“与诸儒共刻五经文字于石”；《儒林传》有“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在一部正史中三书石刻经文其事，可见份量之重。《旧唐书》《新唐书》中又多次载有“文宗开成二年十月郑覃上石壁九经”事。在唐以后的五代时期，经籍的扩大传播，推动了雕板印刷技术的成熟，从而在更大范围内促进了经籍的整理、印刷和传播。关于这方面材料，*重要的当推王溥《五代会要》。王溥（公元914~974）字齐物，后汉干佑中举进士甲科，入宋前任左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入宋，任太子太保、太傅、太师，封祁国公，《宋史》有传。所修《五代会要》以宫内史料为主，亲身经历为辅，翔实可信，为《五代史》所本。《会要》卷八共有三条有关经籍刻印的重要记录，应全文引录。其**条是：“长兴三年（公元932年）二月中书门下奏：
‘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子细看读。然后顾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秩刻印板，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其年四月，敕差太子宾客马缟、太常丞陈观、太常博士段颙、路船尚书屯田员外郎田敏，充详勘官。兼委国子监于诸色选人中，召能书人端楷写出。旋付匠人雕刻，每日五纸，与减一选。如无选可减等第，据与改转官资。“第二条是在十六年后：“汉干佑元年（公元948年）闰五月，国子监奏见在雕板九经内有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四经未有印本，今欲集学官校勘四经文字镂板，从之。“第三条则在二十四年后：“周广顺六年六月，尚书左丞兼判国子监事田敏，进印板九经书、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各二部，一百三十册。“上称“六年”似应作“三年”，“周广顺三年“即公元956年，据《旧五代史．明宗纪》改正。《旧五代史》原书久佚，后经四库馆臣由《永乐大典》残本辑拾。辑本在基本收录了以上资料的同时，还引用了大典本《爱日斋丛钞》中存留的几则笔记，使我们可以不费力气地增加资料。其中如《通鉴》有“蜀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板刻九经，蜀主从之”；有“周广顺三年六月丁巳”进印板九经书之举；有王明清《挥麈录》所记此事为“监中刻书之始”；有朱翌《猗觉寮杂记》云“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后唐方镂九经”；有《柳氏家训序》云，于中和三年（公元883年）亲见“雕板印纸浸染不可尽晓”，恰与今存咸通九年（公元868年）《金刚经》单页印品相为辅证；又有沉括（存中）谓“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行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自后典籍皆为板本”。此条见《梦溪笔谈》卷十八关于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权威记载中。所说冯瀛王，即那位处于乱世三入中书、事四朝、相六帝的冯道，冯可道。恰恰这位曾言“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的王公，是长兴初力主向皇帝上表刻印九经，出方案、定人选、“后进赖之”指“前程”的幕后大人物。这些有关中国印刷史大事件的证据被一网打尽。据此可以断定公元九世纪中叶，我国的雕板印刷逐渐发展，至五代时期逐渐成熟，宋代已成规模。目前科学史普遍认为，在中国印刷术已成熟并进入实用的四百年后，西方纔开始印制他们的《圣经》。历史和文学不同，它从来排斥主观和个性，蔑视孤证推理乃至对文献的曲解，更不会度量人们良善用心拨快或调慢自己的时钟。这就是历史。动荡纷乱的五代十国时期，历经二十四年雕板印刷的九经，将作为人类文明标志而永载史册。此后，疆内海外，臣民宾朋，纷至沓来，请赐经典；皇帝颁赐大典的盛礼也蔚为大观。精美的雕板经书，远胜金银财宝之类贡品，独占鳌头。
直称书名《十三经》，见于史籍正式记载较早者当在《明史·赵俶传》中：赵于“洪武六年征授国子博士”，“帝曰：‘汝等一以孔子所定经书为教，慎勿杂苏秦、张仪纵横之言。‘诸臣顿首受命。俶因请颁正定《十三经》于天下。“百余年间，明嘉靖间丰坊有《十三经训诂》，万历间有黄凤翔的《十三经注疏》等，都是有影响的版本。在《明史》黄某本传中的一段记载，较为准确全面地记述了他“较刻十三经注疏”的目的，很有代表性：“顷陛下去《贞观政要》，进讲《礼经》，甚善。陛下读曾子论孝曰敬父母遗体，则当思珍护圣躬。诵《学记》言学然后知不足，则当思缉熙圣学。察《月令》篇以四时敷政、法天行健，则可见圣治之当勤励。绎《世子》篇陈保傅之教、齿学之仪，则可见皇储之当早建豫教。“当今绝不会有人再赞同此类宏论，但它将作为校勘刻印十三经的证据而存留。
三）整理、编制《十三经》和《十三经索引》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我们今天整理出版十三经正文的目的，是为它编制一份完整周到方便的索引，辅助文史研究，并期运用科学的手段为科学研究服务。随着“与国际接轨”时态，展示悠久而古老的文化优势，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发扬中国人智慧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优秀品质，继承数千年来仁义礼貌诚信等美德。汲用古典会使我们温故而知新，胸怀开阔，目光弥远。充分民族化是国际化的基础。古典文献，堪称民族文化之源头。故编此《十三经索引》亦有普及古代经典的用意。
清嘉庆二十一年，江西巡抚阮元以家藏十行宋本的十一经，加入更早的北宋苏州刊本《仪礼》和《尔雅》，并参照他自己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编成《十三经注疏》，堪称学林善本。其原本经世界书局缩版影印，中华书局订正了一些误漏后于一九七九年再次影印，至一九九八年又有浙江的影印本。本索引的编制以较晚的通行影印本作为底本。
确定方向和目标之后，方法是关键。方法中首要是索引对象即索引源的确立。本索引以十三经的正文作为先导，印于每部索引之前作为直接索引源。这样做有三重意义：一，独立成书，不必再翻拣他书，方便读者直接查找。二，藉此机会将十三经正文做一些整理，比如“字形相近而又意义相同”的异体字统一等。三，表明我们对十三经正文的尊重。我在此就十三经正文和“边缘经解”关系举一个小例──“中庸”之误解，证明只有经典正文纔是可靠核心，而未经汰选的各式各样“经解”怎样误人。至于“正式经解”，有文字在，自有后人评说、利用和信奉。《论语·雍也》：“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荀子·王制》：“中庸，民不待政而化。”两部大书，同样仅一次提到“中庸”。查许慎《说文》：“中，和也。”（清代学者段玉裁注：许书原作“和也”当作“内也”。反证许氏原作“和也”。）《左传·定公元年传》：“未尝不中吾志也“。《战国策·卷二》《史记·周本纪》所云“百发百中”。其“中”字，均用《说文》沿用至今的“和”即“合”义。再查许慎《说文》：“庸，用也”。别无它解。
《礼记·中庸》的核心意义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由此看来，“中庸”*古老也是*简明的定义是：君子决策要符合客观，行动要准确纔合用，即“中节”“中时”“按规律办事”之谓也。大量历史记载证明，我们的先辈对此一直明明白白。比如唐代的重臣、元和间的缙绅羽仪权德舆在他的《书绅诗》中说：“先师留中庸，可以导此生。“在《百岩大师碑》中说：“以中庸之自诚而明，以尽万物之性。”他在另一篇墓志中对此做了*鲜明的解释：“中庸之居易，知前古之善败，稽六学之义类，灵龟恬然，天爵自贵。”三段文字把“中庸”推上了顶峰之终极。此外，在北朝魏有人说“中庸与凡才”（元顺《蝇赋》），将“中庸”与“凡才”对立而举。还有人说“根中庸之至德”（韩愈《省试颜子不贰过论》）；“吾自得友君子，而后知中庸之门户阶室，渐染砥砺，几乎道真”（韩愈《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尧舜之道”（柳宗元《非国语序》）；“德契中庸”（张说《大唐西域记序》）；“穷太一之道，践中庸之德，确乎高尚”（李隆基《征隐士卢鸿一诏》）；“依乎中庸，远弃偏党。垂至道于万国，寄良政于百官”（孟万石《对文雅丽策》）；“秉中庸之德，含光大之量”（独孤及《唐故洪州刺史张公遗爱碑》）。衮衮诸公对“中庸”一词的内含和外延的理解，毫无差异。事实证明二千多年来这个词与孔子原意并无二致。中庸的意义正合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所谓“中道”：“中道行为使人成功”“美德乃是一种中庸之道”“德行就是中道”（《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庸或中道是人生至高无尚的道德境界；也通于释家主张的“中道”──“无中道故不见佛性”“中道之法名为佛性”（《大般涅盘经》）“行中道，是为般若波罗密”（《大智度论》）。中道是释家各宗派共识的根本立场。至于那个将中庸离谱地解为“调合折中”的贬意，我不知自何人何时而起，更不知何故而将与此并无关连之“好好先生”“批倒臭“。正如《左传·僖公四年》所云“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这桩公案很可能像先师在《管锥编》里充分论证，已被公认的“宗教”是“鸦片”的错案一样，也会铸成百年误解。若干年后为新学派的利益，或许会得以“平反”，或许另有新解。据我远处观察，不少清代以来的文献研究者或学者专家，对原始证据并不重视。他们或不看，不查，不核；或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更有甚者，或添文解经，或删字着文；党群偏激，自以为是，贻害多年。因此，编辑一部中庸──即合用的十三经经文索引，以追本溯源，大有必要。
四）《十三经索引》的重要特征
**部《十三经索引》，是我崇敬的先辈大师叶绍钧（圣陶）先生编制的。开编于1928年秋，历时四载出版。在战火硝烟中，他祇为了“每有所遇，似曾相识，而隶属何篇，上下何文，往往弗省”的“经语”，免“牧人侦亡畜”之苦；“于人至便”而甘“寒夜一灯，指僵若失，夏炎罢扇，汗湿衣衫”。这是多么感人至深的伟大人格啊!想起不久前有人在海上一张大报嘲笑“编索引”的人，可以肯定这位专家编不出索引。他本领或许不少，只缺叶老所说的“大雅所不屑道”的眼光和德行。
本《十三经索引》充分借鉴了叶圣陶先生的成果。与叶先生《十三经索引》相比，本索引有如下的新进展。
**，本索引将十三经分做十三部分，即为每经编制一部索引。索引由每句首字方式扩大为逐字方式，即对该经的每一个字都可以查检，不致因编者读者断句的分歧而使查找坐空。随着检索源的增强，索引篇幅必然加大。如果坚持采用十三经统编方式，又无为读者着想的措施，必将造成海量数据堆积，其查检困难程度肯定会超过对原书的查找，得不偿失。目前市场上的机编新索引，往往有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状况。当然，本索引仍有几个高频辞汇，如“子曰”“象曰”之类，尚有改善余地，方案亦已成型。但改善的前提是要符合使用者的习惯，要尊重科学逻辑。改革和进步有时会比革命来得困难。我们宁可慢些，不得造次。考虑到十三部经的相互印证查找，正如汉宣帝所期“诏诸儒讲五经同异”（《汉书．宣帝纪》），很有必要。故本索引附编有针对十三部经的统一字表，一个以四角号码为序，一个以笔画笔顺为序。读者通过其中任何一个字表，都可以得到该字在十三部索引中的全部位置，从而弥补分经索引的美中不足。当然，*便捷有效的是使用朱邦复先生主持研发成功的“汉文史资料库”。本书中另附一页《十三经索引统计表》，提供许多不易见的数字，或许会引起读者的兴趣，或许是新研究课题的起点。数字历史学、数字文学和数字语言学都已悄然兴起，数字文献学出台，还会久吗？
第二，本索引以阮元编辑的《十三经注疏》为底本。考虑到底本异体字的繁复情况，如果从文字学角度出发，可以原字照录，保存可靠的原始资料，但会造成索引的严重割裂，一字两处三处，给使用者陡增不便。因此在严格控制下，对部分异体字，像“群”和“ ”，“恒”和“恒”，“ ”和“昏”，“ ”和“赞”，“ ”和“尝”，“ ”和“鸡”，“ ”和“简”，“ ”和“厩”，“ ”和“厨”，“柰”和“奈”，“ ”和“却”，“ ”和“练”等字进行了必要的统一。对这类异体字在索引字总表上标出某字见某字，使被归并的异体字，不致沉埋湮灭。在句读方面，考虑到本索引采用*周到的逐字索引方式，分歧的断句也不可能造成漏检，在句读处一律改作“。”。对少数句读过长和过短的句子，区别“句”和“读”不同情况，在不违语义原则下，适当做调整，做到能提供更多信息。分段标题处置除依据底本外，汲取参照学者研究的部分成果。为方便查找，避免重复，节约篇幅，也进行了一些新的加工。比如《诗经》的小标题改后置为前置，《周礼》《春秋左传》的小标题采取就地另起行的方式，《尔雅》的分段格式采取了限制方法等。经文正文的小标题使用黑体字印刷，单行列于文内，以求醒目。对于底本所附与正文有关考订，在充分考虑用字的分歧、尽量尊重底本的原则下，适当采用，但不增设异文和小注，避免繁芜等等。总之，对原文采取严格审慎的原则，方便读者是根本的目标。排列于每部索引之前的经文页面，其右侧数码为本页行数，其左侧数码为影印阮元底本某页码开始的位置；每页书眉按常规标有该经经名、该经索引页码和该篇篇名等等。在这项工作基本完成之际，我建议将以上内容改称作《使用须知》。所谓《使用须知》就是工具资料一类书籍的《凡例》。不能不改的原因是，多有读者、编辑对法规性质的《凡例》视而不见，造成许多笔墨和心力的浪费，改题《使用须知》或许可能会有所改善。
第三，叶老在《自序》中曾说：“四角号码检字法已有国际地位，为学者所称道，此书列次宜采用之“。遗憾的是“排植已达十之八，未能易辙耳”。时过七十年，这本新索引，完全依照叶老的宏见，采用王云五先生的四角号码检字法排列，并设有按四角号码和笔画编制的索引总表，以利各有擅长的读者使用。我在此必须说明的是，王云五先生于1926年在胡适之先生帮助之下完成的四角号码检字法，对中国文化和科技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特别是在当今数字化（或称数位化）的大潮中，这一发明的地位和影响越来越重要。1929年胡适之先生在他的《四角号码检字法序》中说王云五先生是“学问界的恩人，我们都应该感谢他们，敬爱他们“。而且一再强调“他新发明的检字法确实是一个很重大的贡献”。并赠以沿用至今的“歌诀”。繁杂的字理，成了一首易学好记朗朗上口的歌谣。应该说那是文学化的科学楷模，也是科学化的文学典范。王云五先生的发明，至今由于种种原因，其中也包括若隐若现的政治原因，还没有人站出来公正地评价这一重大发明。令读者不平的是，与王云五先生有着特殊关系的商务印书馆，《四角号码新词典》五十多年来版本有十几个，我手头有1950年8月初版。1954年8月32版。1956年2月43版，印数已达2,695,000册。1958年1月43版17次印刷，印数又达4,225,000册。1982年12月北京9版。1986年5月香港版等。还有几个版本未出版权页。印刷上百次，印数早已超过千万，但无一处提及王云五先生，似乎这项发明来自天外。显然，这一社会现象起码可以揭示出三个问题：一、王云五先生的“四角号码法”被现代社会公认是汉字直接数字化*优秀和广泛采用的方案；二、王云五先生故于1979年，他的发明冠名权被漠视，既有政治掩饰下的经济利益，也有经济遮蔽着的政治偏见；三、法治强大，法制脆弱，惟道德远及古往今来。偏见容易纠正，法制也可以健全，道德建设对社会来说很困难。但就个人或一个出版社来说并不难。朱邦复先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把**个汉字系统装入了美国人发明的电脑，创造出世界上**台中文电脑。他还发明了仓颉输入法，对汉字数字化也做出永垂青史的贡献。由于他和王先生同样尊重汉字的源和流，确定以字形方式（包括部首）为依据的五位码法，顺畅而巧妙地全面解决了汉字数字化难题，并且一以贯通地利用汉字基因理论，在汉字识别和理解系统里，打开了西方语言文字无法涉足的新天地。朱邦复和王云五先生不但技术基础同源──深深植根于汉文化传统，而且做事在这一点上也极其相似──以技术发明为公器，放弃了一切版权收入。所不同的是朱邦复有向全世界宣布“弃权”的壮举。因此，字典用的四角号码法和电脑用的仓颉输入法两项汉文化大发明，任何人都可以随意使用。但是，他们始料不及的是，学商们禁不住手痒，无偿用了人家的发明，发明人的姓名遭回避，“专利”也被伤筋动骨地改造一番，面目全非。王云五先生已乘鹤西归，不会撘理我们的事。但我们得向朱邦复先生郑重建议，仓颉输入法抄的抄了，用的用了，改的改了，有如春秋战国，局面已经大乱。劳您大驾出面规范董理，汉文化圈期之久矣。为负责计，就是决定著作大权复位，亦理所当然。
《十三经索引》编制采用巨大压缩比的超大字库，使《尔雅》以及甲骨、金文、帛书、竹简一类“天书”仍得以字符状态高速准确的运行环境，居于电脑科学技术的*前列。这些新技术成果是由朱邦复先生和沈红莲女士提供的。据精确统计，此次编就的《十三经索引》，正式使用汉字6605个，参见字92个，总计66
97个。在《国标汉字集》（GB2312）仅可找到4167个，其中有数百个被简化了的。天花水月的景观，谢灵运、庾信以来，百余位大师，行文吟诗，代有歌咏譬喻。如若假藉“标准字库”来处理这些珍贵古代文献，缺东错西，定如唐朝公亿乘在文德元年（公元888年）所称“能使天花散地，水月澄空”而已。中华文化这个大宝库，中华古文献是核心，记录文献的汉字无疑为宝中之宝，它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们当好自爱惜。没有汉字的中国，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国将不国。朱邦复先生将汉字成功装入电脑，唤醒了汉字消亡的噩梦。随着电脑科技的前进，汉字在全面数字化之后，识别和理解的智能将在汉字基因理论推动下，一天天强大。中华文化随着汉字的振兴，前景无限。
五）钱锺书与《十三经索引》的编著
本索引具体编辑工作由田奕小姐统领，排版工作由陈飞小友执行。我马齿徒增、髀肉复生，权作壁上观，深为新一代文史研究工作能插上科技的翅膀而高兴。当然，一项新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必然会遇到崭新的问题和困难，也可能会出现不可逆料的误漏。雏鹰有时飞得比鸡低，但经过不懈努力，他们定会凌云高飞。1986年6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论语数据库》一书，钱钟书先生为我修改《前言》时，曾亲手写下鞭辟入里、语重心长的一段话：从理论上来说，计算机和人类使用过的其它工具没有甚么性质的不同。它在还未被人广泛使用的时候，除自身尚待完善以外，总会遭到一些抵拒。惯用旧家什的人依然偏爱着他们熟悉的工具。有了纸墨笔砚“文房四宝”，准还有人用刀笔和竹简；有了汽车、飞机、电报电话，也还有不惜体力和时间的保守者。对新事物的抗拒是历史上常有的现象，抗拒新事物到头来的失败也是历史常给人的教训。十一月十九日是钱钟书先生的诞辰，出版这本书是他十年前的希望，他认为这个项目是文史研究的基础工程。他还为我题写了两个书名，挑了一个他认为好的，鼓励我早日完成这项任务。在胡绳院长，丁伟志、杨润时等领导的关心鼓励和支持下，半年内中国社科院计算机室编排完成了《易经》《诗经》和《尚书》三种索引的印制清样。钱先生看了非常高兴，并提出了方便读者的建议。当时参加这项工作的还有林沧、张朝范、陈抗、陈肩先生，任红、蔡文莉和孙小玲小姐等。曹辛之先生的夫人赵友兰女士还为该书设计了优雅的封面及装帧。本已水到渠成，但是功亏一篑，似乎应了“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古箴。一场无妄之灾，虽在钱先生和我估计当中，竟意料之外地销磨掉我七年时光。有如杜工部所云“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又如太史公所曰“盛夏六月，天为降霜”，我的正常研究工作被打断，数据收缴，书稿散落。万幸有神灵庇佑，钱先生题签得存。杨绛先生请求领导，借走田奕小姐。当时电脑科技一日千里，我心祇求不能落伍，焚膏继晷，将劳补逸，差堪自慰。*近，一位应该是了解内情的人士，在报上着文婉称这个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的成果仍“深居闺中”。岂知深闺依然在，昔人去已远。三年前，视若无 充耳不闻的冤情照例被不了了之，但我得以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身份提前退休。遂应朱邦复先生盛情相邀，进入文化传信集团，晋材楚用，甘之如饴。协助朱先生完成汉文化大业同时，不敢一日忘怀钱先生的嘱托。今天，有朱先生支持，几十位青年文史工作者一举在文案和机台上完成了这项重任。我似乎又见钱先生那带有几分神秘、微露狡黠，而又浸染着天真的经典笑容了。
*近，有位教育家不赞同小学生读《弟子规》，认为“我们不应该提倡和古人接轨，应该提倡和国际接轨“。我从未研究过《弟子规》，更没当过教员，本无发言权。我只觉得“古人”和“国际”，有如侯宝林先生所演，一个关公，一个秦琼，真会翻将报端，开打出手？危言高论，不敢苟同。谁都明白，《弟子规》较之《十三经》，小巫大巫而已。祇期望本书的劳作者能够知晓，科学既无捷径，更无坦途。
六）《十三经索引》的使用方法
1）《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 《论语》《孝经》《尔雅》《孟子》是我国古代重要经典。清嘉庆间阮元据宋本校勘重刻，称《十三经注疏》。后经世界书局、中华书局和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本索引以通行的三个影印本为底本，自立页码，使用时不必置备底本。但经文附标有参见中华本和浙江本的页码。十三部索引各自独立，不设贯通页码。为照顾各册大致均匀，对十三经原顺序做适当调整，并于每页以黑口标识，分四册装订，总页数为6000页。
2）、本索引为方便使用，在每部索引前置经文，对原附校勘记中的考证内容悉行参考，审慎地采用与经文有关并被学术界公认的内容，例如阮本《春秋左传》僖公三十三年疑脱“郑穆公使视客馆”语，据内府藏本《春秋左传注疏》补充备考。对经文字体严格控制，尽可能保留古文字学资料，也照顾索引的完整性，力争不发生一分二、一分三的纷乱状况，祇对字形相近而意义相同的字进行归并。对讳字尽量予以恢复。
3）经文内小标题，主要集中在《诗经》《周礼》《春秋左传》和《尔雅》里。我们将其由文后置改作文前置，原前置者就地前提一行，一律用黑体字单行。原标题下与标题重复的正文删除，对就地提为小标题之正文则不再补充。《春秋左传》在“经”“传”后仅有年代的标题下，加置“【某公】”显示区别。“【某公】“不参加索引，以便适应查找习惯，并使索引精准而不繁复。
4）经文的分段，主要依据注疏的分卷，分节；其次参考传统解经段落；再其次并合字数畸少的分段，以清爽眉目，方便查阅，也降低书价。
5）经文标点，采用底本原有句读。但为了使索引尽量多提供信息以及节省篇幅，对过短之句读略删“读”点，在不增加语义理解困难的前题下加以连接。例如《谷梁传》第34页:如：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齐人、曹人、邾人、薛人、缯人、盟于蜀。作：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齐人曹人邾人薛人缯人盟于蜀。
6）本索引采用逐字索引方式。索引文句（即索引目标）基本以“句”为单位，间或照顾语义而取以“读”代句的方式。例如《谷梁传》第43页:如：叔孙豹会晋赵武、楚屈建、蔡公孙归生、卫石恶、陈孔奂、郑良霄、许人、曹人、于宋。作：叔孙豹会晋赵武。楚屈建。蔡公孙归生。卫石恶。陈孔奂。郑良霄。许人曹人于宋。
7）经文页面的左侧号码，标明其右经文在底本里开始的页码，方便读者再查《十三经注疏》原书；右侧的号码，则为本页的自然行数，供本索引查检正文时使用。
8）本索引的检索字，依王云五先生的《四角号码检字法》排列。四角号码取法则依1950年商务版《四角号码新词典》，四角号码取前五位，重码及未收之字依取码规则酌情插入。对字形变化亦依原规则取码者有“条”“修”“修”等字；做适当调整者有“桑”“喜”“嘉”等。索引字在文句中出现，一律遵惯例以“○“替代该字。索引文句据“○”出现位置，再依页码、行数次第排列。
9）本索引于每一索引句下注出处，例如《尚书》：
11427孺
○子其朋。2 026/01
○子来相宅。 026/15
○子王矣。 030/34
○子王矣。 031/06
乃惟○子。 026/05
咸告○子王矣。 031/02
公将不利于○子。 021/05
其**组数字，标明本句在前置经文的页数；其第二组数字，是所在的行数。其文句尾标有“2”“3”字样的，是表明同样句子在该行有两次或三次出现。索引版面书眉标有检索字头及四角号码，索引字连续四角号码相同，全部标示，不再删省。
10）本索引附有《笔画总表》和《四角号码总表》，囊括每字分别在十三部经书索引中的页码和参见的异体字。有必要提示使用者的异体字亦依规则列入《总表》中，请读者参考。《四角号码新词典》中已注明可取它码者，在索引和总表中不再提示。笔画排序亦遵照《词典》，针对新字型做相应改变。*后附有《十三经索引统计表》，与阮元所存统计有出入，供读者参考。人控制的电脑在这一点上已超过人的计数功能。
（本文根据《十三经索引》作者之一栾贵明为《十三经索引》撰写的‘序’和‘使用方法’编辑而成，小标题为编者添加。）
"中庸"究竟是什么意思？
不论有没有文化，几乎所有的华人都知道"中庸"这个充满玄妙的词句。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经常会引用"中庸"或"中庸之道"的词句，来表达某些思想或状态，这个被人们经常使用的词句，其真实含义是什么？人们对这个词的理解正确与否？著名学者栾贵明先生在其主编的大型工具书《十三经索引》序中做了权威的解释，从中节选一段，以正视听：
我在此就《十三经》正文和"边缘经解"关系举一个小例──"中庸"之误解，证明只有经典正文纔是可靠核心，而未经汰选的各式各样"经解"怎样误人。至于"正式经解"，有文字在，自有后人评说、利用和信奉。
《论语·雍也》："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荀子·王制》："中庸，民不待政而化。"两部大书，同样仅一次提到"中庸"。
查许慎《说文》："中，和也。"（清代学者段玉裁注：许书原作"和也"当作"内也"。反证许氏原作"和也"。）《左传·定公元年传》："未尝不中吾志也"。《战国策·卷二》《史记周本纪》所云";百发百中"。其"中"字，均用《说文》沿用至今的"和"即"合"义。再查许慎《说文》："庸，用也"。别无它解。
《礼记·中庸》的核心意义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由此看来，"中庸"*古老也是*简明的定义是：君子决策要符合客观，行动要准确纔合用，即"中节""中时""按规律办事"之谓也。大量历史记载证明，我们的先辈对此一直明明白白。比如唐代的重臣、元和间的缙绅羽仪权德舆在他的《书绅诗》中说："先师留中庸，可以导此生。"在《百岩大师碑》中说："以中庸之自诚而明，以尽万物之性。"他在另一篇墓志中对此做了*鲜明的解释："中庸之居易，知前古之善败，稽六学之义类，灵龟恬然，天爵自贵。"三段文字把"中庸"推上了顶峰之终极。此外，在北朝魏有人说"中庸与凡才"（元顺《蝇赋》），将"中庸"与"凡才"对立而举。还有人说"根中庸之至德"（韩愈《省试颜子不贰过论》）；"吾自得友君子，而后知中庸之门户阶室，渐染砥砺，几乎道真"（韩愈《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尧舜之道"（柳宗元《非国语序》）；"德契中庸"（张说《大唐西域记序》）；"穷太一之道，践中庸之德，确乎高尚"（李隆基《征隐士卢鸿一诏》）；"依乎中庸，远弃偏党。垂至道于万国，寄良政于百官"（孟万石《对文雅丽策》）；"秉中庸之德，含光大之量"（独孤及《唐故洪州刺史张公遗爱碑》）。衮衮诸公对"中庸"一词的内含和外延的理解，毫无差异。事实证明二千多年来这个词与孔子原意并无二致。中庸的意义正合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所谓"中道"："中道行为使人成功""美德乃是一种中庸之道""德行就是中道"（《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庸或中道是人生至高无尚的道德境界；也通于释家主张的"中道"──"无中道故不见佛性""中道之法名为佛性"（《大般涅盘经》）"行中道，是为般若波罗密"（《大智度论》）。中道是释家各宗派共识的根本立场。至于那个将中庸离谱地解为"调合折中"的贬意，我不知自何人何时而起，更不知何故而将与此并无关连之"好好先生""批倒臭"。正如《左传·僖公四年》所云"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这桩公案很可能像先师（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里充分论证，已被公认的"宗教"是"鸦片"的错案一样，也会铸成百年误解。若干年后为新学派的利益，或许会得以"平反"，或许另有新解。据我远处观察，不少清代以来的文献研究者或学者专家，对原始证据并不重视。他们或不看，不查，不核；或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更有甚者，或添文解经，或删字着文；党群偏激，自以为是，贻害多年。因此，编辑一部中庸──即合用的十三经经文索引，以追本溯源，大有必要。
（本文选自栾贵明、田奕编著，钱锺书题签的《十三经索引》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不论有没有文化，几乎所有的华人都知道"中庸"这个充满玄妙的词句。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经常会引用"中庸"或"中庸之道"的词句，来表达某些思想或状态，这个被人们经常使用的词句，其真实含义是什么？人们对这个词的理解正确与否？著名学者栾贵明先生在其主编的大型工具书《十三经索引》序中做了权威的解释，从中节选一段，以正视听：
我在此就《十三经》正文和"边缘经解"关系举一个小例──"中庸"之误解，证明只有经典正文纔是可靠核心，而未经汰选的各式各样"经解"怎样误人。至于"正式经解"，有文字在，自有后人评说、利用和信奉。
《论语·雍也》："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荀子·王制》："中庸，民不待政而化。"两部大书，同样仅一次提到"中庸"。
查许慎《说文》："中，和也。"（清代学者段玉裁注：许书原作"和也"当作"内也"。反证许氏原作"和也"。）《左传·定公元年传》："未尝不中吾志也"。《战国策·卷二》《史记周本纪》所云";百发百中"。其"中"字，均用《说文》沿用至今的"和"即"合"义。再查许慎《说文》："庸，用也"。别无它解。
《礼记·中庸》的核心意义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由此看来，"中庸"*古老也是*简明的定义是：君子决策要符合客观，行动要准确纔合用，即"中节""中时""按规律办事"之谓也。大量历史记载证明，我们的先辈对此一直明明白白。比如唐代的重臣、元和间的缙绅羽仪权德舆在他的《书绅诗》中说："先师留中庸，可以导此生。"在《百岩大师碑》中说："以中庸之自诚而明，以尽万物之性。"他在另一篇墓志中对此做了*鲜明的解释："中庸之居易，知前古之善败，稽六学之义类，灵龟恬然，天爵自贵。"三段文字把"中庸"推上了顶峰之终极。此外，在北朝魏有人说"中庸与凡才"（元顺《蝇赋》），将"中庸"与"凡才"对立而举。还有人说"根中庸之至德"（韩愈《省试颜子不贰过论》）；"吾自得友君子，而后知中庸之门户阶室，渐染砥砺，几乎道真"（韩愈《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尧舜之道"（柳宗元《非国语序》）；"德契中庸"（张说《大唐西域记序》）；"穷太一之道，践中庸之德，确乎高尚"（李隆基《征隐士卢鸿一诏》）；"依乎中庸，远弃偏党。垂至道于万国，寄良政于百官"（孟万石《对文雅丽策》）；"秉中庸之德，含光大之量"（独孤及《唐故洪州刺史张公遗爱碑》）。衮衮诸公对"中庸"一词的内含和外延的理解，毫无差异。事实证明二千多年来这个词与孔子原意并无二致。中庸的意义正合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所谓"中道"："中道行为使人成功""美德乃是一种中庸之道""德行就是中道"（《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庸或中道是人生至高无尚的道德境界；也通于释家主张的"中道"──"无中道故不见佛性""中道之法名为佛性"（《大般涅盘经》）"行中道，是为般若波罗密"（《大智度论》）。中道是释家各宗派共识的根本立场。至于那个将中庸离谱地解为"调合折中"的贬意，我不知自何人何时而起，更不知何故而将与此并无关连之"好好先生""批倒臭"。正如《左传·僖公四年》所云"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这桩公案很可能像先师（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里充分论证，已被公认的"宗教"是"鸦片"的错案一样，也会铸成百年误解。若干年后为新学派的利益，或许会得以"平反"，或许另有新解。据我远处观察，不少清代以来的文献研究者或学者专家，对原始证据并不重视。他们或不看，不查，不核；或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更有甚者，或添文解经，或删字着文；党群偏激，自以为是，贻害多年。因此，编辑一部中庸──即合用的十三经经文索引，以追本溯源，大有必要。
（本文选自栾贵明、田奕编著，钱锺书题签的《十三经索引》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十三经索引(全四册) 节选
十三经索引(全四册) 作者简介
栾贵明（1945-2022），著名学者，文献学家。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1964年至2000年6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古代组从事研究工作。1985年创建中国社会科学院电脑室并任主任，从事中国古典文献电脑的研究工作。1988年起任研究员，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退休后任北京文信传文史研究院副院长，创建汉文史资料库。追随钱锺书先生30余年，和钱先生、杨绛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共事多年，并在他们支持下主持开创中国古典数字化工程。编纂了《永乐大典索引》、《全唐诗索引》、《宋代诗词索引》等，是研究《永乐大典》的权威学者。
商品评论(21条)
- 主题：此书一般，算不上后出转精
先说此书缺点，正文方面，1.没有详细断句，2没有标出句数，3没有对异体字，改字出校， 索引方面，1.没有词语概念（特定词语、地名字词、人名字词），只单字索引。2没有对虚词进行分离，3顺序排列按照出现位置排列（这也算是优点）。 主编栾贵明先生主持的《中国古典数字工程丛书》这类“新书”做得不错，但在面对“经学”这一复杂传统学科时，经验就不是很足了，如正文问题，既想要重排正文，又不设详细断句，最优的解决办法，就是重排正文的格式，大致固定为每行23字，这样符合《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一书，可以把断句难题推给其他书。 如索引问题，地名索引、人名索引是不是可以独列。以礼记、孟子二书所出版过的索引来说，可参考借鉴的细节太多了，本应可以是毕其功于一役的，实际上还不如香港版的香港中文大学的《逐字索引》。 在电脑普及、网上资源丰富的时代，纸质索引用处并不大，更多的意义在于深入研究后，通过逐字阅读索引，对全书进行一个通盘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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