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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外交:后全球化发展的现状与分析 版权信息
- ISBN：9787519504823
- 条形码：9787519504823 ; 978-7-5195-0482-3
- 装帧：一般轻型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媒体外交:后全球化发展的现状与分析 内容简介
在全球战略传播中，如何让媒体人了解国家的战略意图，并且在媒体的新闻报道或新闻分析中符合国家利益，对国际媒体人有现实的意义。本书以媒体外交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美俄、俄乌、俄罗斯和西方等国的关系在媒体外交方面具体实践的分析，研究美国、俄罗斯与欧洲在媒体外交理论与实践三十年的经验，总结媒体外交理论的整体趋势与实践的特色。
媒体外交:后全球化发展的现状与分析 目录
信息战视角下国际假新闻的历史嬗变:技术与宣传的
合奏赵永华窦书棋 / 0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制度化路径赵庆寺 / 0
政治因素在美俄媒体市场中的角色吴非李旋 / 0
美俄的媒体外交斗争加剧地缘政治紧张吴非 / 0
网络议程设置中的镜像与折变：美法两国“黑命攸关”运动的
媒体议程与公众议程蒋贤成钟新 / 0
传播视角下的网络民粹主义：运作机制与演化
趋势马立明黄泽敏 / 0
Russiagate:A Double-Edged Sword for US-Russia Rel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Changing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Mapping a New Geopolitical WorldWu Fei /
Russia，Ukraine，and the New Battle for Eastern
EuropeAndrew NovoAlina Polyakova /
Russia and the West:The New Normal?NTimofeev /
Public Diplomacy Transformation and Chinas Practices in the
Era of New MediaRen YuanzheWang HuadiGong Xiang /
Neo-Ottomanism as a Key Doctrine of Modern
TurkeyAvatkov Vladimir Alekseevich /
Geopolitical Configurations in
ASIAToloraya Georgiy DavidovichGorbacheva Valerya Olegovna /
The Man of the World—The Orbits of the
InformationLarisa Fedotova /
How Uzbek Media Presents the“One Belt，One Road”Initiative
—A Case Study on Uzbekistan
TodayChen LongSergey Yurkov /
Russian Intervention:Paranoia or Weapon for National
Security?Feng-Yung Hu /
Societal，Institutional，Intellectual Layers of Rus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Russian Public Diplomacy in
EurasiaMarina LebedevaYulia NikitinaEkaterina Koldunova /
展开全部
媒体外交:后全球化发展的现状与分析 节选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当新的地缘政治冲突开始出现，后全球化发展成为主要的讨论方向。此时国与国之间的公共外交成为外交沟通的第二轨道，而各个国家的自身利益使媒体之间的交流变得更为重要，比如俄乌问题，双方在战场上的任何表现，都变为媒体之间的较量，即俄罗斯、乌克兰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媒体较量。 美国是*早重视公共外交的国家，但相对于媒体外交的概念，美国学者更愿意使用数字外交，因为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传统媒体逐渐走入颓势，但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数字媒体全面崛起，这就导致美国学者更愿意用数字外交这个词。欧洲与亚洲国家则更愿意用媒体外交，因为虽然欧亚的传统媒体受众减少，但权威性依旧，所以，媒体外交则会更好地体现出媒体优势与交流的意愿，美国的数字外交则更突出优势。 从广义上讲，在国家关系中，公共外交或人民外交是政府发起的各种努力，目的是与外国公众直接沟通，以建立旨在相互了解和影响的对话，使外国受众支持或容忍政府的战略目标。随着20世纪国际秩序的变化，公共外交的实践也发生了变化。它的从业者使用个人接触、媒体采访、互联网交流等各种手段，达到公共外交的目的。 公共外交是处理公众态度对外交政策的形成和执行所产生的影响。它涵盖了传统外交之外的国际关系，其他国家政府对舆论的培育，一国私人团体和利益与另一国的互动，对外事务的报道及其对政策的影响，作为外交官和外国记者的工作人员之间的沟通，以及跨文化交流的过程。 媒体外交：后全球化发展的现状与分析 序公共外交一词*早不是由学者或者外交官提出，而是早在1856年1月出现在《伦敦时报》的一篇批评富兰克林·皮尔斯总统的文章中。美国富兰克林·皮尔斯总统可以说是能力一般、恶习很多的“政治神童”，在总统选举中爆了冷门，被人们称为继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之后的又一黑马，创造了自詹姆斯·门罗以来从未有过的绝对优势。 1871年1月《纽约时报》**次引用公共外交一词是在报道国会辩论中。众议员塞缪尔·考克斯（Samuel SCox）（来自纽约的民主党人，前记者）在反对秘密吞并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阴谋时发表了激烈的言论，并指出他相信“开放的公共外交”。 在**次世界大战期间，公共外交一词被广泛用于描述一系列新的外交实践。从德国围绕潜艇战政策的连续声明，到公开宣布和平条款，再到时任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理想主义愿景中，都开始使用公共外交、开放外交一词。 1916年5月9日，《纽约时报》在报道所谓的“苏塞克斯誓言”时使用了这个词，这是德国政府于5月4日发布的限制其潜艇战的声明。对此，《纽约时报》援引当天《波士顿先驱报》的一篇社论宣称：“公共外交的弊端之一是必须持续写信，每个国家的负责人必须在信中面对自己的人民，而不是相关的政策，这是否可以将意见准确传递，存在疑问。” 1917年12月28日，《纽约时报》第三次使用公共外交一词，同时《华盛顿邮报》也开始使用，并再次引用了其他地方的社论，其不点名指出：“没有什么比新的公共外交更能撼动德国强大的武器。” 1918年2月11日，威尔逊总统本人在他向国会发表的“四项原则”演讲中使用了《纽约时报》的这句话，他向德国总理格奥尔格·冯·赫特林转达了十四点意见并指出：他接受公共外交的原则。德国国会特别收录了这句话为：Publizitt der Diplomatischen Abmachungen，这在《伦敦时报》上被翻译为“外交协议的宣传”。 1918年7月，美国参议院考虑了公共外交问题。公共外交也成为威尔逊理想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共外交意义贯穿整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在詹姆斯·肖特韦尔和克拉伦斯·斯特赖特等国际主义者的言辞中，以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社论中。 1928年，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记者朱蒙德（JRoscoe Drummond）在其获奖评论《新闻与公共外交》中宣布美国进入“公共外交时代”，强调新闻媒体准确报道国际事务的道德责任。它的理想主义越来越远离日益恶化的国际形势的现实。 二战后，人们对威尔逊进行了重新评估，并重新出现了公共外交一词。1946年，法国总理亨利·斯帕克在10月的联合国大会开幕式上热情洋溢地谈到“这个公共外交的时代”。在英国，《伦敦时报》谴责“公共外交”是“伪装成外交政策原则的流行语和口号”，并同外交官和政治家哈罗德·尼科尔森回归“私人外交”。 到了20世纪50年代，公共外交一词的使用明显转向国际信息和宣传领域。1953年，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他的专栏中观察到，一些外交官现在可能会争辩说，公共外交、宣传和心理战的做法导致关键的苏美会谈常常私下进行，国际社会对其不慎了解。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eld）在1958年夏天的一次演讲中宣布：“联合国公共外交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负责任的发言人在多大程度上发现有可能超越狭隘的战术方法来处理国际生活的政治。” 公共外交一词在1965年兴起的原因是美国需要这样一个概念。十几年后，美国海外情报局（USIA）需要“信息”一词的替代词，而公共外交的意义涵盖了USIA活动的全部以及国务院严密保护一些有目的的文化和交流。公共外交给USIA官员一个可敬的身份，因为它与“庸俗”“外交”相差甚远。 公共外交为美国USIA提供了国家交流和文化工作的论据。1978年，USIA根据新术语的逻辑进行了重组，*终获得了对美国在信息领域的整个活动范围的控制权。公共外交和USIA概念的相互依存，直到1999年USIA解散。 体现有效公共外交原则*成功的举措之一是在20世纪50年代通过国际条约创建了后来成为欧盟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它在二战后的*初目的是将欧洲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以致于不可能发生战争。欧洲一体化的支持者认为，随着欧洲国家开展更多业务以及成员国公民之间的联系加强，欧洲一体化既实现了这一目标，又实现了促进国际理解的额外好处。欧洲一体化的反对者对国家主权的丧失和更大的权力集中持怀疑态度。 几十年来，公共外交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与苏联的冷战期间，它是影响舆论的重要工具。自“9·11”事件以来，随着美国政府努力提高其在国外的声誉，特别是在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声誉，这个词又重新流行起来。许多小组，包括由外交关系委员会赞助的小组，评估了自“9·11”以来美国在公共外交方面的努力，并撰写了报告，建议美国采取各种行动来提高其公共外交的有效性。 里根时代，公共外交支出增加，国会听证会、学术、新闻和从业者中广泛使用该术语。里根白宫创建了自己的“公共外交办公室”来监督国内向尼加拉瓜反对派提供支持，从而对占主导地位的外交定义提出了挑战。 20世纪90年代，公共外交一词终于在海外外交政策界普遍使用。例如，在英国，布莱尔政府设立了公共外交战略委员会。在亚洲金融海啸之后，乔治·W布什总统也开始使用了这个短语，他在采访中表示：我们的公共外交努力还不是很强大，与公共外交努力相比，需要对付那些散布仇恨和诋毁美国的人，美国现在外交政策极其缺乏机智。 欧亚国家对媒体外交更加重视。媒体外交是指“利用新闻媒介来阐述和推进外交政策的方式”或“新闻媒介积极参与并发挥影响的外交方式”，抑或指“政府运用新闻、出版、无线电广播、电视、电影、录像带以及新兴的电子通信手段,宣传对外政策”。简言之，媒体外交是媒体进行或参与的外交，也可专指在政府控制下媒体参与并完成的外交。 美国比较偏向数字外交，数字外交被定义为使用互联网和新的信息通信技术来帮助实现外交目标。然而，也有人提出了其他定义。该定义侧重于互联网与外交之间的相互作用，从互联网驱动的外交环境变化到外交议程上新主题的出现，如网络安全、隐私等，以及使用互联网工具进行外交。 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将数字外交定义为“使用互联网解决外交政策问题”，这是一个狭义的定义，不包括内部电子协作工具以及基于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外交。美国国务院使用术语为：21世纪治国方略（21st Century Statecraft），加拿大外交、贸易和发展部称之为“开放政策”。 数字外交可以由外交部、大使馆和领事馆等国家机构，大使或特任大使等个人外交官以及民间社会和人权组织等非国家行为者实施。 **个建立相关外交部门的是美国国务院，它于2002年成立了电子外交工作组。该工作组后来更名为电子外交办公室，拥有大约80名工作人员，其中约一半致力于外交相关工作。 之后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设有数字外交办公室，参与一系列外交活动。瑞典也一直积极推动数字外交，特别是其外交部部长快成为“社交网络*好的推特领袖”。 2012年7月，全球公共关系和传播公司Burson-Marsteller研究了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对推特的使用，称为推特外交。现在全球125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及其机构的推特账号有264个，其中只有30个领导人的个人推文。2013年，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中心将脸书承认科索沃作为一个国家列为2013年公共外交的重要时刻之一。 根据2020年7月发布的2020年推特外交（Twiplomacy）研究，98%的联合国成员国在推特上拥有外交机构。 本书聚焦媒体外交在后全球化时代发展的现状以及对其的分析探索。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赵永华教授与窦书棋博士在《信息战视角下国际假新闻的历史嬗变:技术与宣传的合奏》中提出：近年国际舆论场上假新闻不断，中国遭受国际假新闻抹黑的事例频发。造成国际假新闻的因素有很多，而信息战是国际假新闻规模化生产的发动机与助推器。国际假新闻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演化不断升级，一战以来国际假新闻的历史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两次世界大战中作为战争武器的国际假新闻，新闻真实成为服务战争的牺牲品；二是冷战以来作为意识形态斗争工具的国际假新闻，国家间的意识形态矛盾主导了国际假新闻的传播内容和影响方向；三是社交媒体时代作为计算宣传的国际假新闻，其表现形式更加隐蔽，背后隐藏着国际关系中的霸权结构与国家间的权力关系。在国际假新闻的历史嬗变中呈现出技术与宣传的双重合奏，国际假新闻的传播样态不断被技术重构，但宣传意图却始终存在其内核之中，国际假新闻多是基于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的主观选择。当前，以计算宣传为特征的国际假新闻是中国面临的新课题，使中国面对的国际舆论环境更加复杂，中国在提倡全球治理框架下协同共治的同时需结合本国情况、利用技术手段开展防御和部署，并加强计算宣传中涉华舆论的研究，进行有针对性的回应。 另外该文也提出：计算宣传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中国应积极与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开展多边合作，在全球治理框架中扮演先行者、主导者的角色。此前，中国曾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要求各国在尊重主权的基础上，通过加强合作形成互利共赢、秩序良好、共享共治的网络空间，这是中国对网络空间人类共同处境和出路的创造性提法。 当前，中国可以在此基础上强调计算宣传治理在国际互联网治理中的重要性，呼吁各国深化双边、多边对话交流和信息沟通，积极参与全球网络空间中计算宣传问题的治理。 ……
媒体外交:后全球化发展的现状与分析 作者简介
吴非，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国立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社会传播学专业博士，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美国《传播与公共外交》杂志执行副主编，广州市政府咨询委员（2019—2023年），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41期民主党派干部学习班学员，欧美同学会对外传播中心高级研究员，欧美同学会宣传委委员，广东欧美同学会常务理事。美国东西方中心（EWC）校友、访问学者，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系、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俄罗斯外交部直属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学院、国立莫斯科大学新闻系访问学者。俄罗斯戈尔恰科夫基金会、俄罗斯总统府金砖委员会中方客座研究员。主持国家级课题多项，参与国家、省部级课题多项。已出版专著、合著十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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