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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往事系列:更化与绍述--新旧党争大爆发 版权信息
- ISBN：9787205105464
- 条形码：9787205105464 ; 978-7-205-10546-4
- 装帧：一般轻型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宋朝往事系列:更化与绍述--新旧党争大爆发 本书特色
变法未必是对的，保守未必是错的 但摇摆不定的政策耗尽了北宋的能量
宋朝往事系列:更化与绍述--新旧党争大爆发 内容简介
北宋后期的近半个世纪，是政治家们的理想与现实碰撞的时代。北宋元丰八年，哲宗以年幼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朝廷开始全面否定熙丰新政，史称“元祐更化”。高氏去世后，哲宗、徽宗两兄弟，怀着继承父志的理想，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复兴”之路。在哲宗短暂的亲政岁月中，着眼于对熙丰条法的恢复，却造成了严重的新旧党争。而徽宗在漫长而活跃的皇帝生涯中，为了超越父兄之治也是新政迭出，*终却令大宋顶着虚假太平的帽子轰然倒塌……
宋朝往事系列:更化与绍述--新旧党争大爆发 目录
引子 神宗的遗产 / 001
**章
女主初垂帘 / 018
一、高后可以依靠谁 / 018
二、更化之士聚洛阳 / 037
三、更化还是食古不化 / 047
第二章
“女中尧舜” / 056
一、“恬退”之人试掌舵 / 056
二、一再错过的和解契机 / 063
三、帘前帘后众生相 / 081
第三章
更化却以“绍述”之名 / 096
一、“退三奸，进三贤” / 096
二、庙堂之侧与江湖之远 / 109
三、又一次转瞬即逝的“和解” / 124
四、留政不留人 / 137
第四章
皇帝的“觉醒” / 150
一、更化的车轮 / 150
二、致君尧舜 / 169
三、望其臀背 / 190
四、“绍述”了什么？ / 207
尾声 不是不想“建中”与“靖国” / 225
后 记 / 237
展开全部
宋朝往事系列:更化与绍述--新旧党争大爆发 节选
大宋元丰八年（1085）早春时节，这是后来被称为神宗皇帝的赵顼统治宇内的第十九个年头，汴梁古城似乎一切如常，但一切又似乎并不如常。 首先是大辽贺正旦使和副使在去年十二月抵达京师时，皇帝照常在紫宸殿接见他们，宣坐赐茶，但到今年正月初六，这些来贺新年的使节辞行时，皇帝却既没有在紫宸殿接见他们，也没有由执政大臣在都亭驿赐宴饯行。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在神宗的父亲英宗皇帝病重的时候。 宋人称大年初一为“正旦”，按常例，这天是举国同欢的日子，皇帝将会在大庆殿举办大朝会，皇宫外将一早就车水马龙，百官经“趋朝路”入宫贺正旦，然后到内东门拜表贺皇太后，辽国等各国的贺正旦使也会出席朝贺，诸路举人、解首亦士服列班，而诸州长吏的贺表，也就是祝贺正旦的奏章也会在这天之前纷纷抵达京师。 但今年与往年不同，今年的正旦静悄悄。 而且，初六那天，东京汴梁的宫观、寺院突然大设消灾祈福道场；初七，皇宫中还宣布大赦天下。大赦的由头，据说是因为“屡获丰年，中外安定美好，适逢和煦的春天到来，需要把皇帝的恩泽广布海内”，但种种异象，让敏感而且消息灵通的京城百姓议论纷纷。有的说，初三那天就听说今上病重了，两府大臣，也就是门下、中书、尚书三省加上枢密院的长官都已经进入内东门去问安了；有的说，何止呀，首相王相公在别的执政大臣解散后，还跟着大珰（宋人对大太监的称呼）进了福宁殿东寝合去看望皇上，看来情况很不妙啊。现在，皇上已经下诏休息五日，都不能上朝了！可见那些道场、大赦，其实就是为皇上的病祈福的呀。 京城百姓的传闻都没错，赵顼是真的病了。而且他起病并不突然。早在去年，也就是元丰七年（1084）秋宴的时候，他就“感疾”。此后他还表示，等过年后就立储，还说到时就请司马光和吕公著为太子的“师保”。他的这番话，着实吓坏了当时的首相王珪和次相蔡确。 当时，赵顼虚岁才三十八，本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的长子赵佣，也就是后来的宋哲宗，虚岁才八岁。按常理说，在位的皇帝都不想过早立太子，以免到自己老年时太子羽翼丰满，反而成为自己的威胁。那么，是什么病使当时已有多名子女，年纪又尚轻的国君突然想到立储呢？由于史料中秘而不宣，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确切得知。但有一点很明显：赵顼在元丰七年（1084）秋宴前后所犯的病，的确不是偶感风寒这么简单，而是一种让赵顼自己意识到需要对后事有所准备的大病。 盛年皇帝突然立储虽然不太正常，却并非没有先例。让蔡确等人高度警惕的，是赵顼提到的由司马光与吕公著两人任太子师保之事。师保实际上就是教辅太子的老师，在宋代，太子老师的职名有直讲、翊善、赞读、记室参军等，往往由皇帝亲自挑选士论公认的学行修明、出类拔萃的大臣来担任。成为太子的师保之后，这些大臣就经常能与太子坐而论道，以道德文章陶冶太子的性情，让他体悟治国之正道，如果师保们与太子关系好的话，他们的政治理念对太子的影响将十分深远，而且只要太子顺利登基成为新皇帝，师保也往往会成为新皇帝*信任与倚重的人。 然而，神宗提到的这两名大臣，都是在神宗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的初期就已经旗帜鲜明反对变法的人。王安石甚至说，重用司马光就相当于“为异论之人立赤帜”，即为反对变法的人们立一个标杆，是不利于变法的。后来，吕公著被莫名加上“污蔑韩琦”的罪名而被贬出朝廷，而司马光则在被神宗提拔为枢密副使后，终因神宗不听其废除新法的建议而自请出守外郡。但是，神宗对司马光的眷顾不减。 司马光所任职的永兴军（治所在今陕西西安市）紧邻西北前线，他到任之后，切身体会到当地百姓的困苦，而对西北用兵的准备更增加了当地百姓的负担。他认为新法的很多措施并不利于当地的社会，所以他不停上章反映、劝谏。而神宗一方面对他礼貌而优待，另一方面却对他的意见一再置若罔闻。*后，司马光愤而辞任，领了一个“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的闲职，在洛阳闲居。这一去，就是近十年。 但这期间，神宗并没有忘记司马光。到元丰五年（1082），神宗亲手制定新的官制时就曾说过，新的官制推行时，就要将支持新法的“新人”和反对新法的“旧人”掺杂着使用。还说御史台的*高长官御史中丞这个职位，非司马光莫属。 其实，从神宗推行变法以来，无论是认同变法的，还是反对变法的大臣，在执行中央决定的这十几年间，都对新法有了程度不同的新看法。但有几个人，自始至终完全反对新法，这里面就包括司马光、王岩叟等人。所以，声称要召回司马光这位“异议”的旗帜，让宰执们感到难以理解。次相蔡确连忙以“国是方定”为由，希望神宗能推迟一点做决定。司马光所任的这个“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的任期是三十个月，眼见他已经准备第四次任此职。这一次，神宗虽然同意延后把司马光召回京师，却又留了一个口子。他让司马光这一个任期满后，“不候替人，发来赴阙”，也就是说，在神宗心目中，这将是司马光赋闲的*后三十个月，之后，皇帝就将起用他。 突然想到要重新重用反对变法的领军人物，这表示什么？是暗示神宗对自己此前十多年的路线、对新法产生了动摇吗？神宗提出这个计划的元丰五年（1082），又是个什么时间节点呢？ 这不得不说到神宗所属的世系和“原生家庭”给他带来的心结。 我们都知道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身故后，并未传位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传位给弟弟晋王赵光义（后改名炅），是为宋太宗。太宗继位之前发生过两件扑朔迷离的事件。一件是太祖、太宗二人的生母杜太后指定太祖要传位给弟弟的“金匮之盟”，有多人怀疑它的真实性；另一件是太祖身故当晚曾与太宗独处，*后有人看到窗内烛影下两人奇怪的举动与声音，然后太祖就去世，这是所谓的“烛影斧声”事件。这两件事使得太宗的继位过程充满疑云。虽然当时的人都对此深加隐讳，但不难想见的是，太宗在继位后，后半生都一直处于继位合法性遭质疑的阴影之中。而*有希望使太宗摆脱这一阴影的，莫过于在军事上击败辽人，使大宋能收复幽云十六州这样的历史功绩了。因此，在迫使吴越纳土，吞并了南方数个政权后，太平兴国四年（979），太宗就开始率军亲征北汉，灭北汉后又不顾群臣的反对，立即挥师伐辽。只是这次北伐的结果却是三军败绩，太宗负伤而逃，不但收复“汉唐旧地”、使自己一脉血缘发扬光大的梦想没有实现，还使后世的坊间演义又多了一个想象性的疑问——假如当初北伐的是赵匡胤而不是赵光义呢？ 后世的好事者对太宗北伐的失败心有不甘，而作为太宗一脉的后人，虚岁二十就登基的宋神宗来说，就更是如鲠在喉。据滕甫（即滕元发）回忆，神宗刚继位的时候，“慨然有取山后之志”。宋人以太行山为坐标，把幽云十六州中靠东南的檀、顺、蓟、幽、涿、莫、瀛这七州称为“山前”，把靠西北的儒、妫、武、新、云、朔、寰、应、代九州称为“山后”。滕甫早年在通判湖州时，已经被世人称赞为“奇才也，后当为贤将”，可见有一定的军事才能。神宗刚继位，就重用滕元发，希望他能来辅助自己完成太宗未竟的事业。一天，神宗和滕甫聊起辽朝之事，动情地说：“太宗从燕京城下溃败，辽兵一路追击，宋军临时指挥中心的宝器、仪仗、侍从、宫嫔全部被劫夺，太宗自己还身中两箭，仅能保命逃回来，而且箭伤年年复发，*后还因此而奄弃天下，可见辽人与我们大宋有不共戴天之仇。而现在我们却反而要年年奉献数十万金帛给他们，把他们称为叔父，我们做子孙的，能这样吗？”说完，痛哭失声。要知道，那时他其实只不过是一位年仅十九岁的少年。 另一件让这位少年无法释怀，更让他注定无法做一位安享太平的守成之君的事情，就是他父亲英宗的遭遇与行为。 赵顼的父亲宋英宗并非宋仁宗赵祯所生，而是仁宗的堂兄赵允让之子。仁宗无子，因此按皇室惯例，曾把他接进宫中抚养了数年，赐名宗实。但当仁宗的亲生儿子出生，赵宗实又被送回到生父赵允让身边。*后，仁宗的所有儿子都夭折，而且自己也得了重病，才不得不重新宣诏赵宗实入宫，并立其为皇子，改名赵曙。 从幼年被选入皇宫抚养开始，随着仁宗亲生儿子们的生生死死，赵曙的命运就不断出现起伏与波折。他既不敢确定自己就是皇子，但又不能安稳地只做赵允让的第十三子，据说他的兄弟也因其特殊的遭遇而妒忌、排斥他。而这种未定的身份既可能引人攀附，从而招来横祸；也可能引人构陷，然后同样是招来横祸。因此英宗在正式继位之前，不但其对家庭的身份认同出现严重的问题，而且由于长期的小心翼翼和对前途命运的担忧，他变得非常神经质。*终，在赵曙正式成为皇帝后，没几天，他就开始得病，无法理政，也无法主持仁宗丧事中的很多环节，只能由英宗的养母，也就是仁宗的遗孀曹太后垂帘听政，处理国事。 英宗的病情一直时好时坏，与曹太后的关系更是每况愈下。英宗的皇后高氏，本来是曹太后的外甥女，从小入宫，在曹氏身边长大，与英宗曾是青梅竹马的玩伴。但这时高皇后却也与英宗一样，与曹太后不和。在太后垂帘这段时间，宫中由此闹出不少矛盾。好不容易英宗病好了，却又执意要称自己的生父濮安郡王赵允让为“皇考”，由此又引发了持续近两年的“濮议”风波。朝中大臣分为对立的两派，相互攻讦，皇室礼议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怪闻。*关键的是，这一次关于濮王身份的大讨论，牵扯了大量的人力与行政资源，毒化了仁宗以来的政治氛围，削弱了台谏系统对皇权的约束，*终，等到濮议结束，英宗终于准备把精力放在治国理政上的时候，他的生命已经剩下*后几个月了。 赵顼随父亲入宫时，虚岁十五，已经开始懂事了。这一切，作为长子的赵顼统统看在眼里。他心知朝廷中人对自己父亲的观感，也明白自己的父亲实在算不上一位称职的皇帝；而且，父亲既然已经过继给了仁宗与曹氏，在礼法上就是仁宗与皇后曹氏的儿子，但他既借病不为仁宗主持虞祭仪式，又与养母曹氏关系闹僵，还执意要抬高自己的生父濮王的身份地位，因此也不能被称为孝子。他为此而忧心。但他能做的，也只能是自己做得更好：代替父亲，与曹氏、高氏搞好关系；与赶走台谏、执意不听建议的父亲不同，赵顼苦学儒家经典，以严格的礼仪去善待自己的老师。据载，他刚跟随父亲入宫的时候，还未“出阁”，也就是搬出皇宫住到自己的王府里去，而是和两位弟弟一起暂且在皇宫内居住与读书。父亲赵曙与曹太后关系的紧张，也影响了曹太后对赵顼的态度。赵顼的伴读官韩维等人提醒他：“皇上已失太后的欢心，大王您更应该恭顺孝敬太后，做些弥补，否则，你们两父子都会受祸啊！”赵顼听了大受震动，对曹氏就更孝敬了，曹氏有一天对宰辅大臣们说：“王子*近对我特别有礼，肯定是你们为他选的伴读官员教得好。等哪天召他们到中书褒奖一下才行啊。”到嘉祐八年（1063）十二月，赵顼出阁辞别曹太后与母亲的时候，“悲泣不自胜”，“太后亦泣”。再后来，赵顼自己成了皇帝多年后，养祖母太皇太后曹氏辞世，他还反复哀伤了很久，每次经过太皇太后曾经居住的宫殿，都还忍不住流泪。可见至少他自己与养祖母曹太后之间的感情还是比较深厚的。 治平四年（1067）正月，终于决心要做一个好皇帝的宋英宗，在尚未有真正的治迹证明自己的时候撒手人寰，被他留在身后的，是捉襟见肘的财政，是濮议后分裂的人心，是市井之间关于他孝与不孝的流言，以及把他这位继承者与他人气极高的养父仁宗作对比时的尴尬。 赵顼能怎么办呢？做一个“大有为”之君，洗刷附着在父亲与祖宗身上的耻辱，证明他们这一系的血统也是高贵的，也是能对大宋有卓越贡献的，恐怕就是唯一的选择。为此，他也已经准备了多年。史称他从小“好学不倦”，还在皇宫中就读的时候，常常拉着学官请教问题，天色已晚仍不肯停下来吃饭，直到英宗派内侍去催他；到他做皇帝后，每天都到迩英殿听侍讲大臣的讲读，风雨无阻；而且，就算是晚上回到宫禁之中，他也没有休息，反而是读书到半夜。他是勤勉的，好学的，也是志向高远的。他虽然年纪轻轻，但已经达到“言必据经”的程度，而且每逢与大臣一起讲论经史，总能有些出人意料的见解，但他的涉猎却远不止儒家经典。还在做皇子的时候，他甚至亲手抄录韩非子的著作。身为一个儒家的皇子，却悄悄喜欢法家的理论，为了什么？不正是因为诞生于战国的韩非，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图治、变法图强、以法制与君权驾驭群臣，*后达到国家的强大与统一的主张吗？少年皇子对此心驰神往，青年皇帝也因此知遇王安石。 是的，一开始，他感觉只有王安石才能理解他，才能扶助他到达富国强兵、“收复汉唐故地”的彼岸。制定保甲法的时候，他俩曾有一个远大的构想：先全国编排保甲，以解决治安问题，获得稳定的基层社会；然后，沿边各路开始对保甲人员进行军事训练，让那些训练成绩好的保甲人员先跟随本地的巡检、县尉“上番”，也就是值勤，这又代替了部分土兵、弓手，节约了本来要支付给土兵、弓手的钱粮；*后，就是逐渐使保甲成为民兵，成为禁军的辅助队、预备队，一来逐渐代替老弱的禁军，节省军费，二来又可以与禁军竞争，消解五代以来募兵的军纪松弛、不受约束的“骄志”。同时，再辅以精简禁军的“拣兵并营”之法和使将帅更熟悉部队的将兵之法。这可是涉及从农村社会到边防、财政的宏大改革，如果成功，那经制西夏、削弱辽国就指日可待了。
宋朝往事系列:更化与绍述--新旧党争大爆发 作者简介
黄敏捷，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中山大学南方学院讲师。学术兴趣点主要在近古财政、赋税与基层社会研究，对政治、经济变革也颇怀好奇，在《文史哲》《史学月刊》《史林》《中国经济史研究》《安徽史学》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项、省部级基金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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