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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流域的灾害与民生 版权信息
- ISBN：9787030697639
- 条形码：9787030697639 ; 978-7-03-069763-9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江淮流域的灾害与民生 内容简介
本研究论集分别就灾害史理论、江淮流域等地区灾害与民生领域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论文集分上中下三篇，对灾害史理论、区域灾害史、环境史研究以及当今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深入探讨，本研究论集分别就灾害史理论、江淮流域等地区灾害与民生领域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论文集分上中下三篇，对灾害史理论、区域灾害史、环境史研究以及当今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深入探讨，
江淮流域的灾害与民生 目录
目录
江淮之间：区域灾害史研究的新征程（代序） 夏明方 i
灾害史理论方法与减灾事业
应对灾害：历史启示与现实思考 池子华 李红英 3
历史灾害研究中的若干前沿问题 卜风贤 10
历史时期荒政成效评估的思考与探索：以明代凤阳府的官赈为例 陈业新 35
农业复苏及诚信塑造：清前期官方借贷制度研究 周 琼 50
《灾赈日记》与晚清州县官救灾 赵晓华 74
何为与为何：试论中国近代的慈善公益事业 李喜霞 85
江淮流域的灾害与社会变迁
史前黄河在淮河流域的泛滥 徐海亮 97
民间信仰与元明以降淮河流域自然灾害 梁家贵 108
清代前期合肥地区的自然灾害与灾荒救济 张 绪 115
晚清（1861—1911）社会应对皖淮流域灾荒问题探究 张祥稳 125
清中叶至民国时期苏北里运河东堤归海坝纠纷及其解决 张崇旺 134
近代淮北粮食短缺与强势群体的社会控制 马俊亚 150
民国时期江淮流域灾害与民生的文学影像：以现代文学为中心的考察 张堂会 178
20世纪50年代安徽省灾民逃荒初步研究 高建国 185
其他地区的灾害与环境社会治理
同治十年直隶大水与盛宣怀走向洋务之路：兼再谈轮船招商局创办缘起 朱 浒 205
1720—1723年山西特大旱灾初步研究 张伟兵 223
契约所见光绪初年山西灾荒、地权与民生 郝 平 白 豆 233
1933年河南滑县灾民迁移述论 杨立红 245
晚清以来江汉平原的环境变迁与救灾作物生产的变化 张家炎 253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苦儿院初探（1911—1937） 胡 勇 杨翰林 260
灾患与造桥：湖州建桥小史 安介生 275
附录
中国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第十四届年会暨“江淮流域灾害与民生”学术研讨会综述 黄 昆 朱正业 289
后记 295
江淮之间：区域灾害史研究的新征程（代序） 夏明方 i
灾害史理论方法与减灾事业
应对灾害：历史启示与现实思考 池子华 李红英 3
历史灾害研究中的若干前沿问题 卜风贤 10
历史时期荒政成效评估的思考与探索：以明代凤阳府的官赈为例 陈业新 35
农业复苏及诚信塑造：清前期官方借贷制度研究 周 琼 50
《灾赈日记》与晚清州县官救灾 赵晓华 74
何为与为何：试论中国近代的慈善公益事业 李喜霞 85
江淮流域的灾害与社会变迁
史前黄河在淮河流域的泛滥 徐海亮 97
民间信仰与元明以降淮河流域自然灾害 梁家贵 108
清代前期合肥地区的自然灾害与灾荒救济 张 绪 115
晚清（1861—1911）社会应对皖淮流域灾荒问题探究 张祥稳 125
清中叶至民国时期苏北里运河东堤归海坝纠纷及其解决 张崇旺 134
近代淮北粮食短缺与强势群体的社会控制 马俊亚 150
民国时期江淮流域灾害与民生的文学影像：以现代文学为中心的考察 张堂会 178
20世纪50年代安徽省灾民逃荒初步研究 高建国 185
其他地区的灾害与环境社会治理
同治十年直隶大水与盛宣怀走向洋务之路：兼再谈轮船招商局创办缘起 朱 浒 205
1720—1723年山西特大旱灾初步研究 张伟兵 223
契约所见光绪初年山西灾荒、地权与民生 郝 平 白 豆 233
1933年河南滑县灾民迁移述论 杨立红 245
晚清以来江汉平原的环境变迁与救灾作物生产的变化 张家炎 253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苦儿院初探（1911—1937） 胡 勇 杨翰林 260
灾患与造桥：湖州建桥小史 安介生 275
附录
中国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第十四届年会暨“江淮流域灾害与民生”学术研讨会综述 黄 昆 朱正业 289
后记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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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流域的灾害与民生 节选
灾害史理论方法与减灾事业 应对灾害：历史启示与现实思考 池子华 李红英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河北大学政法学院） 灾害问题研究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课题。近年来，世界各地灾害频发，灾害危害不断加剧，尽管前人在减灾救灾方面留下了诸多宝贵经验，但灾害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重威胁仍然丝毫不减。 一、应对灾害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内容 由于灾害具有多种多样性、不完全确定性、突发性、破坏性等特点，尤其是自然灾害的不可控性，人类在相当长时间内还无法消灭灾害，但可以通过正确措施积极防灾，减少、减轻灾害及其破坏力。 （一）灾害的破坏力不容忽视 自人类诞生以来，灾荒就与之相伴相随，其破坏力涉及人类生产生活的诸方面。首先是危害人们生命、财产安全。历史上大凡大灾过后，或赤地千里，或汪洋一片，人员伤亡无数，粮食颗粒无收，民众居无定所，抛弃子女者、卖儿鬻女者比比皆是①，甚至出现人食人的惨剧②。其次，灾害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重灾迫使老弱转于沟壑，壮者散于四方，灾民不得不吃掉种子、耕牛，烧毁农具等以应付眼前之急，生产荒废，摧毁了本来就相当薄弱的农村经济基础。近代大批流民、乞丐进入城市，造成城市拥挤、职业结构畸形、犯罪现象严重等各种城市问题③。*后，灾害还影响到人们心理健康和社会秩序的稳定。灾后一部分人“失去了正常的生活信念和行为规范，发生了理性、理念、心理的回归，即向原始的、本能的、生物的本能的回归，无视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将自身活动降低到仅仅求取生命延续即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层次上”④。灾民往往出现一些极度绝望、迷信、攻击、抢劫以及传播灾害谣言等越轨心理和行为，或求神拜佛，或为盗为匪，或揭竿而起，造成社会动荡，延缓经济社会发展。 （二）人类对自然灾害还不能完全掌控 自然灾害的主要成因是自然因子的异常活动，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对气候、地形、河流、土壤、海洋活动、地壳活动等规律有了一定了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预警机制预防某些灾害的发生，但自然灾害的不确定性和突发性，还往往使人们猝不及防。比如，突发的地震、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至今还是人类不能完全预防的灾难。 （三）灾害的发生与加重越来越多地打上了人类的烙印 人类善意或恶意的对自然环境的改变，虽然短期内改善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条件，但从长远来看，也存在着破坏人们生存的生态环境的风险，加速了灾害的发生频率，加大了灾害的危害程度。比如，自清代以来，人口逐渐增加，人们开始大规模毁林开荒，扩大农田面积，致使太行山区森林面积急剧下降到原有规模的10%以下。⑤承德坝上平原，由于大量无序地开垦，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森林覆盖率已由清代的70%下降到5%。⑥森林的退化加剧了这些地区灾害的发生和危害程度。再如人们的自私、愚昧和短见，或筑堤阻流，截流灌田；或阻挠修筑堤坝，甚至人为毁坏大堤，不顾全局利益，违背科学规律，从而造成水、旱灾等自然灾害更加频繁地发生。 人们在无休止的向大自然索取来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欲望过程中，人为地制造和加剧了灾害，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人类活动与灾害发生机制之间关系的思考。 二、国家强大是防治灾害的可靠力量 灾害尤其是重大灾害，单靠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有效应对的，往往需要有组织、有领导力的团体，形成合力才能完成，国家无疑是组织人们应对灾害的*佳选择。一般认为，早期在中国黄河流域的“治水”是促生中国*早全国性政权诞生的重要动力，可以看出早期灾荒治理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形成和生存发展至关重要。故此中国历代统治者非常注重对灾荒的治理，在长期的治灾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的防灾、救灾、减灾、恢复等体系。 （一）大力发展经济，提高国家和民众的抗灾能力 历史证明，当国家经济相对发达，国富民强之时，国家和民众的抗灾能力就强，反之就弱，近代河北乃至整个中国灾荒之所以倍显严重，主要还是因为连年战争及不平等条约的巨额赔款，加之内乱不断，苛政丛生，民众疲敝，国库空虚，使得政府和百姓的抗灾能力变低，灾害危害就显得十分突出。要降低灾荒的危害，唯有大力发展经济，使国富民强。如此，面对灾荒，百姓才不会束手待毙，国家才不会无能为力。 （二）正确处理好发展经济、改善人们生存条件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 在发展经济时，应当注意正确处理好发展经济、改善人们生存条件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这也需要国家总体做出规划，做到未雨绸缪。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方片面强调发展，过度攫取自然资源，导致环境无力承载趋于恶化，这些教训值得反思。我国应当追求可持续发展，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实现科学发展，主动防范人为灾害的发生。2015年我国的森林覆盖率达到21.63%，但据专家研究，森林的合理覆盖率应为33%以上。此外，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也要加强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如水可以为患一方，也可以造福一方，只有统筹全局、合理利用才能够减少水、旱灾害的发生。近年来“以农业用水过度开采为主的地下水超采行为，使华北平原地下水水位明显下降，并成为世界上面积*大的地下水漏斗区”⑦，2017年以来东北平原也出现了此类问题。⑧地下水超采已经给部分农村农业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后果，这种看不见的水危机如同温水煮青蛙一样，我们不能漠然视之。 （三）灾害防治体系的有效运行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 国家的强大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良性发展的必要条件，一个稳定的环境，才能让国家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近代中国一直处于动乱状态，政府虽然都采取相应措施防灾、减灾，但社会动荡不安，财力物力不足，使得许多较为可行的防治灾害政策措施根本无法执行下去，导致灾害不断发生，甚至形成恶性循环。 灾荒史的研究充分证明越是国力强大、组织良好、社会稳定，灾害的危害就越小。 三、灾荒防治既要继承又要创新 灾害的发生难以避免，因此灾害也在迫使人们不断思考自身生存和发展之道，人们在与灾害斗争中不断增强战胜各种困难的能力。从应对灾害的层面看，传统防灾、减灾、救灾经验至今仍然具有实用价值。纵观我国防灾、救灾、减灾体系及其实践，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又有新的发展。 （一）防灾救灾要有法可依 建立比较完备的防灾、救灾、减灾法律体系有利于防灾减灾管理的正当性和时效性。比较中国各个时期防灾、救灾、减灾法律体系，晚清的法律制度系统相对完备，多数情况下，各级官员和相关人员都能依照法律规定投入到救灾、减灾的行动中去，勘灾、救灾的过程有序进行，使得政府在财力、物力许可的情况下，尽力救济灾民，降低灾害的危害程度，完备的防灾救灾减灾法律体系，可谓功不可没。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呈现增长的趋势。作为世界上人口*多且长期遭受灾害威胁的国家，我国迫切需要制定专门的《救灾法》。我国现在虽然有几十个涉及救灾减灾的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国家地震应急预案》《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等，但还没有一部专门的救灾法或灾害对策基本法，依法救灾，可以提高救灾效率、保障人民利益、减少国家损失，同时也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需要。 （二）应当有专项的防灾减灾储备物资和经费 平时储备专项备荒物资和经费十分重要，古代中国早就有备荒思想和备荒措施。“《礼记 王制》曰：‘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⑨中国防灾减灾专项储备经费*早是在1883年出现的，虽仅专备顺天府（今北京市）一地，但因顺天府为京师所在之地，且经费来源取自各省，经费管理属于户部，从正项用款中剥离出来，专款专用，为后世防灾救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1930年10月18日国民政府公布了中国历史上首部《救灾准备金法》，1935年6月又颁行《实施救灾准备金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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