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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楚文物(第5辑) 版权信息
- ISBN：9787030687630
- 条形码：9787030687630 ; 978-7-03-068763-0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荆楚文物(第5辑) 内容简介
《荆楚文物》是荆州博物馆编著的系列学术文集。文集融资料性与学术性为一体，主要收录关于荆楚地区（即江汉平原及其周边区域）考古学、博物馆学、文物保护技术等学科领域研究的新发现、新成果。
本书为此丛书的第5辑，收录了21篇研究论文、4篇考古发掘简报及2篇回忆。研究论文涉及荆楚地区史前和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楚文化研究、古文字研究、文物保护、古建筑以及大遗址保护的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的内容。简报公布了张新场楚墓、贺家草场汉墓、高家草场墓地、彭家台墓地考古发掘的相关资料。
荆楚文物(第5辑) 目录
目录
一、楚文化研究
“昭王迁鄀”之“鄀”地再议 高崇文（3）
楚国都城生态环境简析 笪浩波（9）
二、考古学研究
长江中上游新石器时代的石钺及相关遗存 张绪球（19）
邓家湾遗址陶塑牺牲沉埋祭祀遗存含义分析 何 驽（33）
石家河城址天文考古与历史地理研究 武家璧（50）
关于陶圆饼的用途和定名问题 蒋 斌 黄凤春 王龙明（68）
东周时期江汉地区交通线路初探 尹弘兵（81）
从楚墓出越剑看江汉淮地区楚系铜器墓的分期问题 宝 迪（90）
郢城遗址考古工作的收获与思考 刘建业 朱 枫（107）
湖北郧西羊皮滩崖墓的发掘与研究 祝恒富 张 瑞 殷丽丽（115）
明代荆州惠城位置考辨 陈 程 谢春明（158）
明代内阁首辅李贤诰命碑、神道碑考 张庆华 唐 新（165）
三、考古新发现
荆州张新场楚墓发掘简报 荆州博物馆（185）
荆州贺家草场汉墓发掘简报 荆州博物馆（193）
荆州高家草场墓地发掘简报 荆州博物馆（209）
荆州彭家台墓地发掘简报 荆州博物馆（230）
四、古文字学研究
楚墓出土卜筮祭祷简研读札记（五则） 蒋鲁敬（255）
再谈《二年律令》几条律文的归类 彭 浩（263）
试谈三枚里耶秦简牍的复原 何有祖（271）
五、藏品研究
秦墓出土连弧纹镜研究 康 茜（279）
六、文物保护与科技考古
有关先秦青铜铭文密码的破译与证明——论中国古代铸造工艺“漏铅法” 李志伟（289）
固原王大户春秋战国墓地出土铜柄铁剑的工艺研究及保护修复 宋晶晶 乔国平 朱存世 李健西（297）
考古出土半饱水漆器漆膜加固材料的筛选研究 何秋菊 龚欣欣 韩向娜（306）
荆州石雕文物艺术探析 王新生（325）
七、大遗址保护与开发利用
荆州大遗址的信息化建设 王红星 王潘盼 朱江松（343）
八、回忆
追忆邹衡先生 刘彬徽（355）
江陵纪南城“考古大会战”回忆录 杨权喜（359）
一、楚文化研究
“昭王迁鄀”之“鄀”地再议 高崇文（3）
楚国都城生态环境简析 笪浩波（9）
二、考古学研究
长江中上游新石器时代的石钺及相关遗存 张绪球（19）
邓家湾遗址陶塑牺牲沉埋祭祀遗存含义分析 何 驽（33）
石家河城址天文考古与历史地理研究 武家璧（50）
关于陶圆饼的用途和定名问题 蒋 斌 黄凤春 王龙明（68）
东周时期江汉地区交通线路初探 尹弘兵（81）
从楚墓出越剑看江汉淮地区楚系铜器墓的分期问题 宝 迪（90）
郢城遗址考古工作的收获与思考 刘建业 朱 枫（107）
湖北郧西羊皮滩崖墓的发掘与研究 祝恒富 张 瑞 殷丽丽（115）
明代荆州惠城位置考辨 陈 程 谢春明（158）
明代内阁首辅李贤诰命碑、神道碑考 张庆华 唐 新（165）
三、考古新发现
荆州张新场楚墓发掘简报 荆州博物馆（185）
荆州贺家草场汉墓发掘简报 荆州博物馆（193）
荆州高家草场墓地发掘简报 荆州博物馆（209）
荆州彭家台墓地发掘简报 荆州博物馆（230）
四、古文字学研究
楚墓出土卜筮祭祷简研读札记（五则） 蒋鲁敬（255）
再谈《二年律令》几条律文的归类 彭 浩（263）
试谈三枚里耶秦简牍的复原 何有祖（271）
五、藏品研究
秦墓出土连弧纹镜研究 康 茜（279）
六、文物保护与科技考古
有关先秦青铜铭文密码的破译与证明——论中国古代铸造工艺“漏铅法” 李志伟（289）
固原王大户春秋战国墓地出土铜柄铁剑的工艺研究及保护修复 宋晶晶 乔国平 朱存世 李健西（297）
考古出土半饱水漆器漆膜加固材料的筛选研究 何秋菊 龚欣欣 韩向娜（306）
荆州石雕文物艺术探析 王新生（325）
七、大遗址保护与开发利用
荆州大遗址的信息化建设 王红星 王潘盼 朱江松（343）
八、回忆
追忆邹衡先生 刘彬徽（355）
江陵纪南城“考古大会战”回忆录 杨权喜（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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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楚文物(第5辑) 节选
一、楚文化研究“昭王迁鄀”之“鄀”地再议高崇文（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摘要：考证《左传》中数次出现的“鄀”地均是指“商密之鄀”。《楚居》所记若敖酓义徙居之“鄀”是“商密之鄀”，堵敖所“徙袭鄀郢”应位于今襄宜区域，二者实非一地。《水经注》《括地志》认为昭王是从纪郢“北徙都鄀”的观点不确，此与吴军由北而南的攻郢路线不符，也与《楚居》所载春秋时期楚诸郢分布的实际情况不合。据此可以确认，楚昭王“北徙都鄀”之“鄀”是“商密之鄀”，而不是襄宜地区的“鄀郢”或“鄀邑”。关键词：若敖徙居鄀 堵敖徙袭鄀郢 昭王北徙都鄀 商密之鄀刘甫先生发表《“昭王迁鄀”之“鄀”地初探》一文（以下简称《初探》）［1］，对我认为《左传》所载楚昭王“迁郢于鄀”和《史记 楚世家》所记“北徙都鄀”均是指“商密之鄀”的观点提出了质疑［2］，认为“此说只是一般逻辑推理”，“缺乏证据”，并在其提供给2019年“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第十六次年会会议”的论文中再次质疑我的观点，认为“此‘鄀’必定非‘丹淅之鄀’”，“指襄宜平原之‘鄀’似乎更合逻辑”［3］。拜读之后产生诸多疑惑，故撰此文，予以答复。一、《左传》所记“鄀”地均指“商密之鄀”关于“鄀”地，查阅《左传》记载，是鲁僖公二十五年纪事首次出现：“秋，秦、晋伐鄀。楚斗克、屈御寇以申、息之师戍商密。秦人过析隈，入而系舆人以围商密，昏而傅焉。宵，坎血加书，伪与子仪、子边盟者。商密人惧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师。秦师囚申公子仪、息公子边以归。”晋杜预注：“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国，其后迁于南郡鄀县。”又注：“商密，鄀别邑，今南乡丹水县。”孔颖达疏：“言本在商密者，据在后移都，称旧都以为本耳。”晋杜预明确指出“鄀”本在商密，后来迁于南郡鄀县。此后《左传》中又三次出现“鄀”地，如文公五年载：“初，鄀叛楚即秦，又贰于楚。夏，秦人入鄀。”定公六年载：楚昭王时，“吴太子终累败楚舟师 楚国大惕，惧亡 于是乎迁郢于鄀”。哀公十七年载：“观丁父，鄀俘也，武王以为军率。”杜预对此三次再出现的鄀地地望均没有再次注释，杜预既然知道“鄀”后来迁于南郡鄀县，如果昭王所迁之“鄀”是南郡之“鄀”，杜预肯定是要注明的，之所没有再次注明，更没有提及迁于南郡之“鄀”，说明《左传》中所记之“鄀”的地望没有变动，均是指商密之“鄀”，杜预不再一一重复注之。再者，僖公二十五年所记“秦、晋伐鄀”事件中，除提到“鄀”之外，还有“商密”和“析”两地，此三者相距不会太远，应在邻近的区域之内。关于“商密”，杜预注：“商密，鄀别邑，今南乡丹水县。”《左传》文公十四年记楚子仪、子燮挟持庄王“将如商密”，杜预对此处再次出现的商密也无注，说明商密的地望也没有变动。关于“析”，杜预注：“析，楚邑，今南乡析县。”《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子仪之乱，析公奔晋”。杜预在此处只注明是指鲁文公十四年楚子仪、子燮挟持庄王“将如商密”之事，对“析公”没有注，说明“析”的地望没有变动，并且也表明，当时楚在“析”设有楚之县公。综上分析，可以看出，《左传》所载的“鄀”“商密”“析”是邻近的，是在相互关联的同一区域之内，并且三者的地望一直没有太大变动，均在丹淅一带。所以，杜预所注“鄀本在商密”是正确的。由此推断，《左传》定公六年载：“楚国大惕，惧亡 于是乎迁郢于鄀。”此所迁之“鄀”应是指“商密之鄀”。《初探》援引《水经注》：“沔水又迳鄀县故城南，古鄀子之国也，秦楚之间，自商密迁此，为楚附庸，楚灭之以为邑。”此郦氏之注与《左传》杜预注“鄀本在商密”是一致的，郦氏之注应采自杜注。而《初探》则认为：“‘鄀县’，笔者以为即《楚居》中所载若敖及堵敖曾居之‘鄀郢’，至穆王时，将‘商密之鄀’由淅川迁来此地置为楚邑。”以《初探》的如此见解，试问，“鄀县”之“鄀”与商密之“鄀”孰早孰晚？孰是原设，孰是后迁？还是二者同时并存？如二者并存，难道至穆王时将商密之“鄀”迁来后便将都城“鄀郢”降为“楚邑”？如此自相抵牾的关系如何厘清？《初探》云：“《楚居》中所载若敖及堵敖曾居之‘鄀郢’ 或有学者言‘鄀郢’应在‘丹淅之地’，结合堵敖前后楚王所居疆郢、湫郢、樊郢、为郢等来看，‘鄀郢’应位于今襄宜地区。联系‘徙袭’二字，说明若敖之‘鄀’也必于此（按：《楚居》中将始迁通常称为‘徙居’，将继迁通称为‘徙袭’）。至于若敖之‘鄀’为何少一‘郢’字，盖因若敖时还未有‘郢’字之故（按：‘郢’自武王始）。”此论证西周晚期若敖徙居“鄀”应位于今襄宜地区，认为“为何少一‘郢’字，盖因若敖时还未有‘郢’字之故”。以此理由来说明“鄀”即“鄀郢”恐怕不合适。殊不知，《楚居》叙事截至楚悼王，其撰写年代应在悼王之后，肃王时期撰写的可能性更大［4］。既然《楚居》是悼王之后的作者撰写，其可以将始自武王时期的都城均写成某“郢”，难道就写不出若敖徙居的“鄀郢”二字？这又如何理解？其实应是，《楚居》所记“若敖酓义徙居鄀”是指商密之“鄀”，“堵敖自福丘徙袭鄀郢”是指襄宜之“鄀郢”，分属南北两地，《楚居》作者正是以“鄀”与“鄀郢”进行区分的。并非《初探》所谓“若敖时还未有‘郢’字之故”，便将两者视为同一地点同属于襄宜地区之“鄀郢”。再者，目前还没有发现如《初探》所说“有学者言‘鄀郢’应在‘丹淅之地’”的观点，而是众多学者认为“鄀郢”应在襄宜或周边地区，刘先生此论又是从何谈起？二、《史记》所记昭王“北徙都鄀”之“鄀”亦是“商密之鄀”司马迁《史记 楚世家》也记载了《左传》定公六年载“昭王迁鄀”之事：“（昭王）十二年，吴复伐楚，取番。楚恐，去郢，北徙都鄀。”张守节《正义》注引《括地志》云：“楚昭王故城在襄州乐乡县东北三十二里，在故都城东五里，即楚国故昭王徙都鄀城也。”《初探》认从今钟祥市胡集镇罗山遗址为“古鄀国”即“汉晋鄀县”所在［5］。刘先生实地勘察了罗山遗址东约3千米的地方，发现这一带在南北朝时期“还呈一片汪洋状”，“楚王城在故鄀城东五里处的说法明显无法成立”。又在罗山遗址西北约3里、今罗山村六组处发现一处岗上平地，认为此处或为《水经注》所记“故鄀城北之大城”，昭王迁鄀之“鄀郢”在“罗山村六组处可能性更大”。刘先生选择此地为昭王所迁“鄀郢”的推理还在于对《左传》定公六年所载吴军攻鄀事件的认知，认为楚国对吴军来攻“虽惧却并非一定要避吴。针对楚国遭吴洗劫后一度在朝野上下产生的颓废萎靡倾向，子西看在眼里却一时无力改变。吴师又接连在水陆军事上的胜利，或致楚国人猛然警醒，于是子西才喜言‘乃今可为’，才迁郢改政，恢复楚国国力”，并提出疑问，“试想，若楚国因惧吴而一度龟缩至偏远边界，当时吴师正盛，为何文献上却不见吴师一路攻入的记载？”对此观点也可反问，如果楚不是为避吴而迁都，而是为了“迁郢改政，恢复楚国国力”而迁都，难道在当时吴楚正处于战争的局势下，楚离开原郢都仅在其附近再建新都就可以恢复国力、提高士气吗？这是难以理解的。文中还提出“为何文献上却不见吴师一路攻入的记载”来说明楚并不是为避吴而迁都。其实应该明白，“楚恐，去郢，北徙都鄀”与“却不见吴师一路攻入”郢都，并非一定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楚是惧怕吴师再次来攻而“北徙都鄀”，似不好以吴师后来没有攻入郢都或者根本就没有来攻而否认楚“北徙都鄀”之事实，这是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的，更没有必要以文献没有记载来证明之。“鄀”本是秦楚界上的小国，南迁之后，此地域也并非如《初探》所认为的“偏远边界”，而应是若敖氏之族的世袭领地。《左传》文公十四年载，楚穆王卒，庄王立，庄王幼弱，子仪、子燮挟持庄王“将如商密”。二子为何要挟持年幼的庄王到商密，是因为商密地域是申公子仪（若敖氏斗克）所控制之地，前引《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载：“秦、晋伐鄀，楚斗克、屈御寇以申、息之师戍商密。”所谓“戍商密”，即保卫“商密”，“商密”属楚控制之地，申公子仪作为楚申县县公是管控商密地域的［6］，子仪正是想将年幼的庄王挟持到自己的地盘进行控制。其实，在商密之西的楚商邑（今陕西商洛市境）也属若敖氏之族控制之地。《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城濮之战前，楚成王本不想与晋文公之师作战，但若敖氏子玉、子西（斗宜生）、子越决心请战，成王只“少与之师，唯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杜预注：“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之祖也。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师以益之。”城濮之战楚大败，子西欲自杀被救后，成王封子西“使为商公”。杜预注：“商，楚邑，今商洛商县。”［7］子西成为楚商县县公。在丹江中游的商洛地区已发现多处楚文化遗址，如商州市（现商州区）东龙山遗址、陈垣遗址、丹凤县巩家湾遗址、商南县过凤楼遗址等都发现了西周时期的楚文化遗存［8］，丹凤古城还发现大批东周时期的楚墓［9］。这些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是否可印证丹淅地域实属若敖氏之族历代控制的领地。另外，在河南淅川下寺、和尚岭、徐家岭等地发现数处春秋时期的楚墓地［10］，其中和尚岭1号墓出土“克黄”鼎、壶、豆等铜礼器，此墓墓主被推定为克黄。“克黄”何许人也？据《左传》宣公四年载，克黄是楚令尹若敖氏子文之孙，是庄王时的箴尹。庄王九年时，楚令尹子越率军攻击庄王失败后，庄王遂“灭若敖氏”。庄王又“思子文之治楚国也，曰：‘子文无后，何以劝善？’”便赦免没有参与若敖氏之乱的克黄，并令其“改命曰生”。由此观之，淅川和尚岭墓地可能属若敖氏之墓地。若敖酓义之后的若敖氏家族之所以选择此地域为族墓地，丹淅一带又是若敖氏之族历代控制的领地，此是否也可旁证《楚居》所记“若敖酓义徙居鄀”是指“商密之鄀”。当然，也有学者根据和尚岭墓地及附近徐家岭墓地、下寺墓地均出土薳氏铭文的青铜器，认为此三处墓地为薳氏家族墓地［11］。薳氏（亦称蒍氏）也是楚国的显族，乃楚蚡冒之后。《国语 郑语》韦昭注：“蚡冒，楚季紃之孙，若敖之子熊率。”［12］此与《楚居》记载是一致的。《潜夫伦 志氏姓》载：“蚡冒生蒍章。”蒍氏家族乃蚡冒之子蒍章之后。据《楚居》记载，若敖之子蚡冒也曾居于鄀：“若敖酓义徙居鄀。至焚冒酓帅自鄀徙居焚。”可见，若敖氏和薳氏之先祖均曾居于“鄀”。至春秋时期，薳氏与若敖氏之族争权夺利，相互残杀，此后庄王灭若敖氏，薳氏则成为继若敖氏之族执掌楚国朝政的重要家族。因此，淅川发现的这几处墓地，不论是若敖氏墓地还是薳氏墓地，均可佐证春秋时期的商密地域并非偏远僻壤，而是若敖氏、薳氏的世袭领地，也是楚国与秦交往之重镇。至战国时期，此地域还属“楚之汉中地”，为楚秦争夺的战略要地［13］。《初探》不认同《括地志》关于昭王所徙之都位于襄州故都城东五里的记载，我也是不认可的，但不是因为其具体位置不符，而是因为其对当时郢都所处的大方位认知不对，《括地志》认为当时楚郢都位于江陵纪南城。《史记 楚世家》：“文王熊赀立，始都郢。”张守节《正义》注引《括地志》云：“纪南故城在荆州江陵县北五十里，杜预云国都于郢，今南郡江陵县北纪南城是也。”因此，《括地志》在注释“楚恐，去郢，北徙都鄀”时，便指认纪南城之北方的“襄州乐乡县东北三十二里，在故都城东五里，即楚国故昭王徙都鄀城也”。时间早于《括地志》的《水经注》也是认为昭王是从纪郢“北徙都鄀”的：“楚昭王为吴所迫，自纪郢徙都之。”我之所以不认同这一观点，是因为当时吴军是从淮河上游向南攻楚，昭王不可能由江陵纪南城“纪郢”迎着吴进军的方向“北徙都鄀”［14］。再者，司马迁之所以明确记载“楚恐，去郢，北徙都鄀”，应是根据当时的原始资料及实地考察。司马迁《史记》的史料来源，除司马氏世为史官，有机会能见到汉政府所藏先秦图籍和汉初的国家档案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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