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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第三卷)

俄国社会思想史(第三卷)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时间:1990-11-01
开本: 32开 页数: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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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第三卷) 版权信息

  • ISBN:9787100022194
  • 条形码:9787100022194 ; 978-7-100-02219-4
  • 装帧:70g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俄国社会思想史(第三卷) 内容简介

  戈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是俄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也是当时俄国和欧洲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之一。1856年12月11日出生于唐波夫省利佩茨克县古达洛夫卡村。父亲是贵族地主,母亲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别林斯基近亲的后裔。大学时代参加民粹主义小组。1880年年底为逃避沙皇政府搜捕亡命西欧。  流亡的前几年,普列汉诺夫接触了西欧的工人运动,认真钻研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彻底清算了自己头脑中的民粹主义思想。于是就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农民民主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变成了无产阶级的科学社会主义者,从巴枯宁式的唯心史观拥护者变成了唯物史观的信奉者。1883年9月他同查苏利奇等人组织了俄国历史上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劳动解放社”。这个仅仅由少数几个革命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存在了二十年,直到1903年9月才正式宣布解散,并人新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这个小团体中普列汉诺夫是公认的思想领袖。在他的领导和直接参与下,劳动解放社翻译和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重要著作,并把它们秘密运往俄国散发。它还出版了一系列政治、哲学、经济、科学社会主义、美学、文艺评论和历史等方面的论著,捍卫、论证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批判了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新康德主义、经济主义等俄国以及国际工人运动中资产阶级的和修正主义的思潮,分析了俄国革命提出的种种政治、经济和理论问题,从而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革命骨干,为联合国内外社会民主主义力量和在俄国建立社会民主党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同时它还建立并且加强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同欧洲(主要是西欧)社会民主党的牢固联系,交流了彼此的革命经验,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  1900年8-9月,列宁和普列汉诺夫通过艰巨而曲折的谈判,达成了共同编辑出版《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协议。同年年底到1903年10月,是普列汉诺夫同列宁并肩战斗的三年,也是他政治上光辉的岁月。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和他的“劳动解放社”同志,不仅在理论上促进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实行了迎接工人运动的首步,而且是“为俄国社会民主党打下基础并一直领导党的理论家和著作家”,他们“为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发展做了许多事情”,“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是‘劳动解放社,即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和他们的朋友们的主要功绩”。

俄国社会思想史(第三卷) 目录

第三部分彼得改革后的俄国社会思想运动(续)
第七章 18世纪的西方社会思想及其对俄国的影响(续)
第八章 社会思想在不同社会成分相互斗争影响下的运动法典委员会
第九章 18世纪下半期俄国对西方的态度问题
第十章 专制政体问题——帕宁兄弟,谢尔巴托夫
克尼亚日宁,克列切托夫
第十一章 西方和俄国对18世纪解放哲学的反动
第十二章 尼·伊·诺维科夫的活动
第十三章 亚·尼·拉季谢夫(1749-1802)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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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第三卷) 节选

  《俄国社会思想史(第三卷 汉译名著本)》:  诺维科夫深信,嘲笑罪恶,比往往只能引起索然无味之感的训诫,更能减少罪恶的作用。但是如果讽刺作家仅限于一般地嘲笑某种罪恶,那么,在染有这种罪恶的人们中,便会没有一人将这种嘲笑算在自己的账上:任何人都会以为这是指的别人。因此必须给以暗示,使某一犯了罪过的人由于这种暗示而理解到作者所说的就是他,而不是任何与他相近的人。“真理爱好者”在描述前面所说的官吏普罗拉兹的行为时写道:“我断言对人而发的批评更能改正罪恶。”但是就这样,也要做得十分谨慎。必须使对某一人,对某一犯了罪恶的人所发的暗示,不为大家所了解。“不然的话,如果把这人写得这样明显,以致所有的读者都知道是他,那时,这犯有罪恶的人便不会改正,而会除了旧恶之外,增加新恶,亦即增加仇恨。”  从这种实在说是很幼稚的意见里,可以看出诺维科夫和他的思想同道们所谓“指名道姓的批判”只是单纯地揭发个别人的不道德行为。官吏普罗拉兹的例子和在《雄蜂》、《绘画》等杂志上看到的许多其他例子证明,“指名道姓的批判”主要是要暴露“掌握权力和滥用权力”的人们。“真理爱好者”要求对被揭发者保持慎重态度,也许不只是表示他们担心为大家所了解的暗示会产生过于强烈的心理作用,而且表示他们害怕被揭发的达官大吏会进行报复。  讽刺作品在其发展的初期到处都是“不顾情面的批判”。但是,无论其*初的步子或其进一步的发展,都依据社会条件的不同,而取得了不同的形式。众所周知,阿里斯托凡的喜剧,也是“不顾情面的批判”。但他生活在民主制的雅典共和国,享有极大的言论自由,不怕对犯有恶行的人提出指名道姓的批评。相反,在叶卡捷琳娜的俄罗斯,对于当权的达官大吏的哪怕是极为小心的暴露,也会给揭发者带来巨大的麻烦。像女王一样,达官显贵们都认为一般描写罪恶,比“指名道姓的批评”好,而且比具有“逗笑精神”的著作则差得多。当然,讽刺杂志自应招来发自他们的巨大不快。  由于讽刺作家(如果不辜负这个称号)是很难用“逗笑的精神”来写作的,所以完全可以理解,俄国讽刺一暴露作家的处境,很快就变得十分艰难。1769-1774年间讽刺杂志在许多场合里由于不由自主的情况,一个又一个地停闭了。不言而喻,它们的消失,不能使它们所代表的社会需要得到满足。因此,由于对讽刺作品的需求没有消失,遂不时出现了新的讽刺刊物。但是它们所遇到的困难,并未随着时间的消逝而减少。相反,由于伏尔泰的女弟子愈来愈加明白法国新理论的实际意义,这种困难是愈来愈多了。当革命的风暴在法国勃然兴起时,事情变得完全不可收拾。这时,俄国一些作家受到凶残的迫害。诺维科夫和拉季谢夫的命运,是人所共知的。至于女王的不满,波及当时还很年轻的克雷洛夫,这一事实却不是那样为人所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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