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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前郑孝胥 版权信息
- ISBN：9787101134094
- 条形码：9787101134094 ; 978-7-101-13409-4
- 装帧：70g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1931年前郑孝胥 本书特色
该书的特色，一是基本把握住了人物1931年前的生平脉络、行为逻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郑氏的“所以存在之由”与“变迁之故”，二是以时间为序叙述事件，既能独立成章，又前后照应，文笔简练，畅通易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史结合"上，作者还充分借助了丰富的文学、艺术方面的史料，诗文言志表情，故无论是对郑氏的现实表现，还是对他的心迹情感，都体察细腻，解读详实，把这位复杂、有争议的历史人物，生动形象并力求历史真实地呈现出来。
1931年前郑孝胥 内容简介
郑孝胥在近代历目前，对政治、文学、艺术（书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但由于参与伪满洲国而沦为汉奸，长期以来，论者多以政治标准评判其人，反使学界对他的研究不能深入，整体评价显得简单和概念化。这部书稿从实际出发，通过考辨史料，把郑孝胥1931年以前的生平与经历，放在所处时代和社会条件下分析，在客观评价前人研究和合理吸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理性思考，提出己见，形成了对郑氏比较全面的、清晰客观的认识，切实推进了郑氏研究。书稿在述论郑孝胥生平经历的同时，特别注意考察郑氏“这一个”人物形成的原因、契机，在清末民国的作为、交往，以及其对于历史的影响及意义，不仅呈现了郑氏的个体状貌，并且从一个侧面丰富了近代中国的认知。相较目前已有的郑孝胥研究，这部书稿对郑氏的论述更充分、深入。一是细致、完整地完成了郑氏生平经历的考证。把清末郑氏定位为追随改革潮流的地方实力派官员，比较准确地反映了他前半生的活动特点。郑氏在辛亥革命中、从1912年到1931年的遗老生活，也都得到详细的展现和仔细的分析。在撰写过程中，注意凸显出了郑氏经历中的几个关键节点。作者对材料的占有接近超越以往研究，郑氏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反映出来的人际关系网，以及这张网背后的师承、利益、恩怨，都被深入细致剖析出来。作者还常常比较各种记载的异同，对一些轶闻进行分析，努力使描述接近史实，令人信服。书稿基本还原了郑氏从晚清能员到民国遗老的转变过程中的生活样态，很好鲜活。这与作者详尽占有材料有直接关系。二是这部书稿立基于史、文史结合的特点十分明显。仍是在丰富的资料基础上，作者对郑氏名士而兼政客的人生状貌，“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的行藏观念，“借君行道”、高度标榜的所谓“节义”，做了颇为新颖的总体阐述，表现出对郑氏的“同情”之理解和深入把握。以往对郑氏的研究缺少贯通性，有欠细致和深入，特别是在“政治”与“人文”两方面的融通上省察不够，这部书稿则着意于此，有的放矢，致力弥补，十分注意体察郑氏的人生样貌以及变迁，变与不变的微妙样态，得到了由表及里的深入发掘。另外，在史料的运用上，较好地处理了“以诗入史”、“以文入史”的问题，在论述中，往往利用诗文起特别的说明和点染作用。书稿语言流畅、简洁，富有表现力，尤其增加了“文”的色彩。总而言之，这部书稿，在立意上，在史料的运用上，都体现出了明显的“文史结合”的特征。
1931年前郑孝胥 目录
序言 董丛林
前言
**章 家世与科第
一 家世
二 科第
第二章 清末仕宦（上）
一 辇下微官
二 东渡日本
俸钱虚愧对流亡
对日本新政的认识
甲午战争前夕
居敬存养
三 在张之洞幕
主战与反割台
吁请修备储才折
进京
四 从刘坤一幕到盛宣怀幕
在刘幕
到盛幕
北上入都
第三章 清末仕宦（下）
一 总办汉局
再入张之洞幕
新政
郑、张交谊与诗缘
二 龙州三年
军务
交涉
边策
边饷问题
三 寓居上海
与早期中国公学
预备立宪
在“丁未政潮”中
办日辉呢厂
筹议锦瑷铁路
第四章 在辛亥风潮中
一 革命前夕
革命缘起
铁路政策的推动者
在风潮中
二 “实缺官”郑孝胥
涉政追求
政治品质
长期游幕之影响
社会形象
三 现实应对
对革命的认识
对“共和”的认识
“以遗老终耳”
四 与张謇的关系考述
第五章 独立缥缈之飞楼
一 遗老身份的认同
何谓“清遗”
理论处境
现实存在
“遗老”标榜
二 “遗老”的日常生活
三 交游
第六章 复辟的努力
一 时代背景
二 复辟中的角色
**阶段（1912年10月—1924年2月）
第二阶段（1924年2月—1925年2月）
第三阶段（1925年2月—1931年11月）
三 政治主张
“列国共管”
结“外援”
第七章 名士抑或政客
一 人生状貌
名士
“功名士”
投老名场
二 “行藏”观
早有来自的“海藏”
对“时”的理解
三 “节义”观
“节义”之表达
是否“愚忠”
余论
一 “满洲国”实质及郑孝胥的帝制努力
“满洲国”实质
郑孝胥的努力
郑孝胥之死
二 郑孝胥研究的进一步思考
附录 郑孝胥1931年前大事记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展开全部
1931年前郑孝胥 节选
第七章名士抑或政客 建设一个改良后的“贤能专制”国家，并以中兴宰辅身份，青史垂名，这是郑孝胥晚年的政治目标与人生追求。“负气”的个性，使他一定要找到一个他的抱负能够实现的地方。他的人生状貌，既是历史塑造，亦是自我塑造。他别无选择，只能成为近代历史上的“这一个”。名士与政客的双重身份，使他表现出丰富、复杂的人生状貌。 郑孝胥的政治人生哲学，则主要体现在他的“行藏”与“节义”两方面。“万人如海一身藏”，实韬匿豪气，隐中以求大志。“惟将节义见胸襟”，亦是文化认同而外，更多政治标榜。清末“名士”政治化的背景，尤使他深陷名场，投老江湖，其理所应有，其势也所当然。 一 人生状貌 阎步克教授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形态，特别地表现为一种“士大夫政治”。在这种政治形态形成的政治文化传统里，“士大夫”先验地就具备了“士”的出身，又在进士及第后，脱掉布衣，有了“官”的身份，由此显现出“文”、“政”二重特质。郑孝胥虽未进士及第，但无疑具有“士”的出身，既以文人名士，又游幕入仕，从而成为“文”、“政”兼备的“居官者”。 名 士 名士，乃士之有名者。在汉代，所谓名士，指社会上公认的名教典范。发展到魏晋，著名士人的任笥，改变了名士的传统内涵，“朝廷以名为治，士风亦竞以名行相高。声名出于乡里之臧否，故民间清议乃隐操士人进退之权。于是月旦人物，流为俗尚；讲目成名，具有定格，乃成社会中不成文之法度”。隋唐以后，名士多指那些才华出众而又独行特异之人。他们虽也读孔孟圣贤书，但不应科举，不苟世俗之见，自适其性。 “士”名固由诗、文彰显。郑孝胥诗文俱好，早年在里日与学子会文，就表现出“才华绝盛”。二十三岁时与郑世恭论诗，已十分地道，少年才子，睥睨一切，纵谈快论，不难体会。 仪容亦名士表现的一方面。郑孝胥早年修养，澡雪精神，即包括“威仪容止之切于日用”：“凡威仪容止，虽有涵养自然，实亦勉强可致。闲居时须于头容、手容、足容、目容、口容、声容、气容、色容、坐容、行容随时加意，细自检点，久之渐熟，则盛气颠实，使人望而敬之，即而爱之。至于平日养静习劳，皆不可阙也。”我们可以通过他早年友朋的文字，想象他的仪容、举止。 郑君轩轩鸡群鹤，顾视清高体瘦削。 妙论雅取筌蹄弃，深心时复毫素托。（顾云《赠苏龛既题其小影》） 风怀谁似郑都官，犯晓江亭独倚阑。 叩寂旋开春境界，攒眉小作酒波澜。 媻珊雪思资冲赏，萧摵林容耐近看。 料得闲吟吟不得，上方刻意作高寒。（王仁堪《人日答苏龛缄斋》） 郑虔工草隶，萧散异常流。（袁昶《寄郑苏龛》） 长身瘦立，风姿俊逸，郑孝胥在时人眼里，直是一代风流魏晋人。 清狷疏狂，自标高格，乃成名士气度。阅读郑孝胥日记，对郑孝胥不取媚权要、外人的态度，别有感触。如1885年的某一日，李鸿章在署中宴请中外官员，日记记载： 夜，中堂宴法国提督李士卑士于水师营务处，坐间二十余人，日本大臣榎本、吴清帅、邓铁香鸿胪、周德润等皆在。稷臣欲余下入坐，余笑曰：“在楼上犹是太夷，入坐中，直是三十余金随员耳，君何取焉！”客散，醒尘登楼，坐谈甚欢。醒尘曰：“某阅世在外，垂二十年，如君者，千万人之一也。”对曰：“胥虽不敏，终当谨慎自保，以实先生之言矣。” 又，1892年，郑孝胥与王仁堪谈洋务，涉及外事，言： 当道每遇事至，辄先言必不可为；万不获已，乃取十之一二。惟恐不为异族地，国体民生所弗计也。稍持正论，彼族未答而同官已大忤矣。殊可愤咤。 这样的言论和意识，很难与日后他的“急功名而昧于去就”，联系在一起。 郑孝胥之“骨”气，不仅体现在为人处世上，还表现在他的诗、书风格上。他的诗，造语生峭，清言见骨，字则“笔力坚挺，有一种清刚之气”，“*像他的诗，于冲夷之中，带有激宕之气”。特别是，郑孝胥作诗，习惯“一成则不改”，所谓“骨头有生所具，任其支离突兀”，“乃知诗有骨，惟俗为难避”也。不过，他的同乡林庚白称他，“情感多虚伪，一以矜才使气震惊人”，这种说法，其实更多针对郑孝胥晚年的政治选择。林庚白曾放言：“十年前论今人诗，郑孝胥**，余居第二；顷则尚论古今人，余居**，杜甫第二，孝胥卑卑不足道矣。”今人杨晓波虽亦认为郑孝胥的诗歌“有很大的矫饰成分”，但着眼在郑孝胥不能“摆脱自矜求名，务为夸饰的毛病”，以“过多的伪饰”，而使“艺术感染力大打折扣”，为实论。 1895年8月的一天，郑孝胥在日记里抄录寒山子的诗：“有人兮山陉，云卷兮霞缨。秉芳兮欲寄，路漫兮难征。心惆怅兮狐疑，蹇独立兮忠贞。”又录《左传》句，“随会能贱而有耻”，服虔语，“能处贱又且知耻，言不可污辱”，盖励志矣。张謇所谓郑孝胥“胸次过人远也”，黎庶昌所告诫，“吾子才识绝人，愿勿染于习俗”，都显示出郑孝胥不俗的精神气度。 作为名士，则与归隐天然相连。“独居便合称闻道，厌世何曾待去官”。郑孝胥作为名士，在这方面，表现非常充分。如他常道：“使吾于江南有田数顷，当弃官偕隐”，“余所神往者，固久在于洞庭、具区之间矣”。郑孝胥并非虚矫。其归隐，一方面是文人特有之表现，所谓“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1907年郑孝胥两度辞官，感慨“老态已成，殊无生起”，绝不矫情。另一方面，又非真正“厌世”，“士君子之行己，必以难进易退为先”，归隐真意，还在“韬养待时”，“不动声色”。如1905年，他与夫人戏言： 吾今年四十六，得弃官归田，便可作一生收束，列传、行状皆可预作。从此以后，若中国迄无振兴之日，则终老山林，不失为洁身去乱之士；倘竟有豪杰再起，必将求我。虽埋头十年，至五十六岁出任天下大事，依然如初日方升，照耀一世。是吾以一世之人作两世之事，岂不绰然有余裕哉！ 乘轻舟以隐五湖之意义，一半在士大夫的审美需要，一半在韬身养晦。二者统一在郑孝胥“以一世之人作两世之事”的豪情大志上。尽管过程中，充满了“向来坚自掷，欲去惜终轻。此意何人会，踌躇独倚楹”的矛盾与曲折。
1931年前郑孝胥 作者简介
李君，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女，1969年7月生，文学硕士，历史学博士。发表的相关论文有《丁未政潮之际的郑孝胥》（史学月刊，2009年第5期）、《郑孝胥与张之洞关系考述》（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郑孝胥与张謇交往考述》（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郑孝胥在上海的遗老生活及其社会交往》（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等。此外，曾出版《独立寒塘柳——柳如是传》（合著，花山文艺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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