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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富 本书特色
《仇富:当下中国的贫富之争》:中国社会底层的“仇富”情绪,基本合理。开发商想拆你的房子就拆你的房子,还不许人仇恨吗?换你你也仇。人类文明的两大遗产,民主和基督教,都和仇富有关。仇富就是民主的开始。基督教不是仇富吗?它说贫困给人带来美德,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对财富批评得非常厉害。亚当·斯密也可以说仇富,因为他对工商势力攻击得非常厉害。美国不仇富吗?美国当然仇富啊。爱德华兹竞选总统本来势头不错,后来因为他花了400块钱理个发,他的总统梦就此基本就终结了。我可以做个和主流相反的、不成熟的预言:中国现在其实还处于*好的日子之中,但二十年后可能会衰落,原因绝对不是没有保护富人。吴敬琏、江平、茅于轼等一些主流派自由知识分子已经构成了一个保卫富人联盟,并对野蛮拆迁、不按市场价值给予经济补偿的经济掠夺表示了公开的支持。当掠夺起家可以被这样正当化时,当剥夺普通百姓的所有权也成了市场规则时,针对这种掠夺而产生的“仇富”情绪就有了坚实的理由。我们必须对这样的不义之财说“不”。如果听任这些人把持话语权力,那么权钱和知识三位一体的“右翼专制主义”就可能崛起。政府就无法从社会领域退出,而是把自己的权力向社会拍卖。个人的权利也无法得到保障。这也是我站出来和他们辩论的基本理由。贫富不均,对中国不仅是个政治挑战,也是个经济挑战。主流经济学家面对这种问题,总是会出来说:要让市场解决问题,要先把饼做大,然后大家都有吃的。他们回避的问题是:-个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饼不可能做大。*低工资、对穷人的医疗救助等等,从已知的市场原则来分析都未必说得通,但也都融入了世界*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对维系这些社会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这充分说明市场原则的有限性。我们同时相信,人类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观念,是比市场规律更高的正义。这种正义,也是我们用来不断修正不完美的市场所创造的社会不公平的依据。如果中国的老百姓能够像美国的老百姓那样,自己投票决定是否在自己的社区内建经济适用房,如果他们能够成为陪审团的一员,有权决定-个房产大亨是该无罪释放还是该进监狱,那么茅先生和他所代表的富人们,对穷人说话就会客气多了。亚洲发展银行的报告,不仅指出了中国是亚洲贫富分化*严重的国家,而且这-趋势还有增无已。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中国的基尼系数,很快会赶上非洲的一些穷国。而在那些国家,既无社会稳定,也无政治稳定,更无经济的繁荣。在西方发达国家,它有制度化的方式来抑制富人的权利。比如竞选,每-个的捐款多少有-个控制,防止富人通过金钱的方式,谋得过多的政治利益。金钱多少可以不一样,但权利要平等。成熟社会有一套这样的方式。在没有这一套的时候,仇富的这种心理,包括仇富的道德,对社会很有益。
仇富 目录
仇富 节选
《仇富:当下中国的贫富之争》内容简介:至少我们这代人,没有创造出什么值得后辈阅读的中文。你要是听茅于轼、吴敬琏们用“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能变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类话谈市场经济.你就永远不可能懂市场经济,而且真到了市场经济的国家也会被人家笑话。我给你出个题目,把茅、吴这两句话翻译成英文,看看能否放在任何美国的媒体上。真翻译成英文,肯定是野蛮语言。在文明社会,这样的句子谁能找到呢?那些为这两位辩护的人,许多是出过国的。让他们举个例子吧。总而言之,我们的语言本身已经变得野蛮了。乃至这种话中文里可以有,还有许多人拥护,但英文里不能有。这简直就是处于两种进化阶段的语言。中国的穷并不是仇富所致,而是贫富分化太严重、穷人缺乏保护的结果。这也是亚当·斯密的观点。主流经济学家和自由派至今对此也无法面对。《南方都市报》的编辑枪毙我的稿件,一个潜在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中国仇富情绪太危险。其实,这不过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看法。我从来不认为中国传统有严重的仇富倾向。相反,中国自明清以来经济非常市场化,社会对贫富分化的容忍力比其他社会恐怕更大。如今世界的发达地区,香港、新加坡等地贫富分化就属于*大的,社会也很稳定。这说明中国文化中并没有特别的仇富传统。同时,我们再看看世界上贫富分化*严重的三十几个国家,哪个国家的仇富情绪不威肋、社会稳定?人都是人。中国人未必是更好的人,但也不一定是比人家更坏的人。一个社会贫富分化到了这个地步,换谁当穷人都会仇富。中国的穷人相对还算厚道的。
仇富 相关资料
最低工资制:右翼专制主义的表现警惕右翼专制主义的崛起最近的中国,有一股右翼专制主义的思潮正在崛起。这种思潮的危险在于,它的倡导者常常是过去的自由派人士,对抱有自由主义价值的人有相当的迷惑性。我们如果对之丧失警惕,使之占领我们的体制,中国现代化的转型就又添一番曲折。这种右翼专制主义的思想,在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言论中已经体现得非常清楚。比如他们几乎一致排斥老百姓对改革的参与,对网上民意充满了恐惧。从张维迎的“正确的观点不用投票”,到樊纲的“网民不代表民意”,他们想方设法地阻止而不是鼓励老百姓的政治参与,把老百姓的心声妖魔化为“非理性”。《经济观察报》干脆把那些“希望把争论扩大到全社会,进而影响政府决策”的人归之为“反改革势力”,暗示改革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权。话说得最明白的,当属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他公开提出发展中国家民主要缓行,对法治“不能神话”。他不希望老百姓参与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公共讨论,要回到“不争论”的时代,甚至反对公开利益集团的冲突,构想着一个没有任何透明性的社会。他还具体地指责媒体不负责任,搬出所谓的美国模式,认为由几个大财团集中控制的媒体才是负责的,暗示对媒体要加强集中管理。他甚至耸人听闻地声称,现在网上对主流经济学家的一些攻击在美国已经构成了诽谤罪。真是如此吗?我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还没有看到网民因攻击公共人物而被判诽谤罪的一个案例。相反,老百姓攻击公共人物受到充分的法律保护。比如2004年总统大选时,一批越战快艇队老兵组织起来攻击克里。他们不仅是网上骂骂,而且拍摄电影,在全国各地的电视上放映。连保守派的评论家也指出他们的片子充满不实之词。克里在大选之中和之后都曾考虑起诉对方,后来还是不了了之。在美国,小人物“诽谤”大人物,在法律上享有非常充分的保护。美国在建国之初,政府一度曾经想管管媒体。第一,那时确实不少人在报纸上匿名造谣诽谤;第二,当时和法国就要发生战争,保持稳定非常重要。于是,亚当斯领导的联邦党人,于1798年在国会通过了“煽动法案”,严格打击对政府官员的攻击和诽谤。然而,这一法案变得如此臭名昭著,促成了亚当斯在1800年大选中的失利,联邦党也很快寿终正寝。甚至亚当斯晚年还极力试图撇清自己和这个法案的关系。不知道在美国读过书的李教授是从哪里搬来的美国规矩?中国如今竟出现写本小说也被判诽谤罪的事情。请问李教授希望把媒体管成什么样子?李
仇富 作者简介
薛涌,中国公众意见领袖。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在《北京晚报》、社科院政治所工作,后来获耶鲁大学历史博士,现在美国任教。已经出版有《右翼帝国的生成》《直话直说的政治》《文化的边境》《炫耀的足球》《美国是怎样教育精英的》《精英的阶梯》《草根才是主流》《学而时习之:论语研究之一》《一岁就上常青藤》等书。此外,他还长期为海内外报刊撰写评论文章,被认为是中文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他的新浪博客有2000多万的访问量,吸引了大量高素质的读者,被认为是思想文化类博客的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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