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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间政治 版权信息
- ISBN：9787807001638
- 条形码：9787807001638 ; 978-7-80700-163-8
- 装帧：暂无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国家间政治 内容简介
国际关系的核心就在于对权力与和平的争夺。
影响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外交思想的名著！
国际关系究竟是什么？如何准确地对其进行理解和把握？几乎是在有了国家以来，人们就在不断地求索，希望从中找出规律，进而找到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和矛盾的良方。然而，太多的国际关系学者和学生在这一过程中，在行动上或认识上把国际关系当作国际关系历史在进行研究和学习，无法走到正确的理论探究道路上来。汉斯-摩根索之所以伟大，其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体系之所以长盛不衰，就在于他在研究了浩如烟海的史实后，准确地找到了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的核心——对权力与和平的争夺，从而揭示出国际关系的内在规律。
国家间政治 目录
关于作者
简写版前言
第六版前言
**部分 国际政治的理论与实践
第1章 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理论
政治现实主义的六项原则
第2章 国际政治学
认识国际政治
理解国际和平问题
第二部分 作为权力斗争活动的国际政治
第3章 政治权力
什么是政治权力？
对政治权力的否认
否认政治权力的两个根源
和平科学：当代鸟托邦主义
第4章 对权力的争夺：维持现状政策
第5章 对权力的争夺：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不是什么
有关帝国主义的经济理论
帝国主义的不同形态
如何觉察和抵御帝国主义政策
第6章 争夺权力的斗争：威权政策
外交礼仪
炫耀武力
威权政策的两个目标
威权政策的三种误用
第7章 国际政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政治意识形态的本质
几种外交政策中典型的意识形态
识别问题
第三部分 国家权力
第8章 国家权力的实质
什么是国家权力？
现代民族主义的根源
第9章 国家权力的要素
地理
自然资源
工业生产力
战备
人口
民族性格
国民士气
外交的质量
政府的质量
第10章 国家权力的评估
评估的任务
评估的典型错误
第四部分 国家权力的限制：均势
第11章 均势
社会均衡
均势的两种模式
第12章 实现均势的不同方式
分而治之
补偿政策
军备
结盟
均势的“掌控者”
第13章 均势的结构
支配体系和从属体系
均势的结构性变化
第五部分 国家权力的限制：国际道德和世界舆论
第14章 道德、习俗和法律对权力的约束
第15章 国际道德
保护人的生命
普遍道德对普世民族主义
第六部分 国家权力的限制：国际法
第16章 国际法的主要问题
国际法的一般性质
国际法的立法功能
国际法的执行
第七部分 当代世界中的国际政治
第17章 新道德力量：普世民族主义
新旧民族主义
第八部分 和平问题：以限制求和平
第18章 裁军
当代的和平问题
裁军的历史
核时代的军备控制
第19章 安全
集体安全
国际警察机构
第20章 国际政府
神圣同盟
大国操纵的政府
国际联盟
第21章 国际政府：联合国
联合国宪章中的联合国
联合国——政治现实
第九部分 和平问题：以转变求和平
第22章 世界国家
国内和平的条件
两个错误的解决方法
第23章 世界共同体
文化途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功能性途径
第十部分 和平问题：以调解求和平
第24章 外交
外交的四项任务
外交的工具
外交的衰落
第25章 外交的未来
外交怎样复兴？
对外交的展望：九项规则
结论
历史术语
译后记
简写版前言
第六版前言
**部分 国际政治的理论与实践
第1章 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理论
政治现实主义的六项原则
第2章 国际政治学
认识国际政治
理解国际和平问题
第二部分 作为权力斗争活动的国际政治
第3章 政治权力
什么是政治权力？
对政治权力的否认
否认政治权力的两个根源
和平科学：当代鸟托邦主义
第4章 对权力的争夺：维持现状政策
第5章 对权力的争夺：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不是什么
有关帝国主义的经济理论
帝国主义的不同形态
如何觉察和抵御帝国主义政策
第6章 争夺权力的斗争：威权政策
外交礼仪
炫耀武力
威权政策的两个目标
威权政策的三种误用
第7章 国际政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政治意识形态的本质
几种外交政策中典型的意识形态
识别问题
第三部分 国家权力
第8章 国家权力的实质
什么是国家权力？
现代民族主义的根源
第9章 国家权力的要素
地理
自然资源
工业生产力
战备
人口
民族性格
国民士气
外交的质量
政府的质量
第10章 国家权力的评估
评估的任务
评估的典型错误
第四部分 国家权力的限制：均势
第11章 均势
社会均衡
均势的两种模式
第12章 实现均势的不同方式
分而治之
补偿政策
军备
结盟
均势的“掌控者”
第13章 均势的结构
支配体系和从属体系
均势的结构性变化
第五部分 国家权力的限制：国际道德和世界舆论
第14章 道德、习俗和法律对权力的约束
第15章 国际道德
保护人的生命
普遍道德对普世民族主义
第六部分 国家权力的限制：国际法
第16章 国际法的主要问题
国际法的一般性质
国际法的立法功能
国际法的执行
第七部分 当代世界中的国际政治
第17章 新道德力量：普世民族主义
新旧民族主义
第八部分 和平问题：以限制求和平
第18章 裁军
当代的和平问题
裁军的历史
核时代的军备控制
第19章 安全
集体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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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国际政府
神圣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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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国际政府：联合国
联合国宪章中的联合国
联合国——政治现实
第九部分 和平问题：以转变求和平
第22章 世界国家
国内和平的条件
两个错误的解决方法
第23章 世界共同体
文化途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功能性途径
第十部分 和平问题：以调解求和平
第24章 外交
外交的四项任务
外交的工具
外交的衰落
第25章 外交的未来
外交怎样复兴？
对外交的展望：九项规则
结论
历史术语
译后记
展开全部
国家间政治 节选
第1章 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理论
本书旨在向读者提供一套国际政治理论。这一理论势必要受到一定方法的检验，而这一方法不是先验的或抽象的，而是经验主义与实用性并重的。换句话说，这套理论不应该由先入为主的、与现实无关的抽象的原则和概念来验证，而必须被其自身存在的目的来验证，即将大量看似彼此不相关和难以理解的现象以某种秩序和内涵联系起来。它必须接受实验和逻辑性的双重测试：这些被证明过的事实真的支持这一理论对它们的解释吗？这一理论所得出的结论真的符合基于逻辑前提所做出的推理吗？简言之，该理论与事实以及其自身的内容是否一致呢？
这一理论所讨论的事务关系到所有政治的本质。现代历史思潮的发展就是两大学术流派的争鸣史——它们对人性、社会及政治等的解释大相径庭。它们当中之一相信，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抽象原则中产生出来的理性和道德政治秩序能够在此时此地建立起来。它信奉人性中的善良和无限的韧性，谴责社会秩序不能依人类理性标准的高度来建立，认为这样的失败是由于缺乏对人性的认知、社会公器的逐步废退，以及个别人群及组织的腐化堕落。它崇尚教育、改革，以及偶尔的强制力来修正这些问题。
另一派学说则认为，世界之所以一如理性的观点所认为的这样不完美，是人性内在的力量造成的。若要让这个世界变得好起来，人们必须利用这样的力量，而不是排斥它。这本身就是一个利益相互排斥、冲突不断的世界，道德的规范永远无法充分建立，但又必须在利益的暂时平衡和冲突的谨慎和解中得到*大限度的实现。由此，这一学派将现行社会中存在的修正与平衡视为所有多元化社会的普适原则。该学说凡事诉求于历史的先，而不是抽象的原则，目的是实现罪恶的减少，而不是建立绝对的太平世界。
在理论意义上对人类本性和历史进程给予恰如其分和实事求是的关注，使得这一派理论被冠以现实主义的称号。政治上的现实主义有些什么硬性的原则吗？我们在此无法对之做出系统全面的哲学讲解，找出六条经常被误解的基本原理就足够对此问题加以说明了。
政治现实主义的六项原则
1．政治现实主义相信，政治就如同通常意义上的社会，被植根于人性的客观法律所统治。为了社会的发展，首先必须要了解社会赖以生存的法律。这些法律的实施不为我们的好恶所左右，人们只有在面对失败的风险时才会去挑战它们。
现实主义既然相信政治法则的客观性并且在实践中也是据此去做的，就必须同时相信，发展出一套理性的理论来反映这些客观法律的可行性，无论该理论是多么的片面且漏洞百出。进而，它还相信，在政治上区分事实与意识的可能性——即区分什么是被证据所支持的客观真实和由推理得出的因果判断真实，什么是来自脱离客观事实而由偏见和一厢情愿所生成的主观臆断。
政治法则植根于人类的本性，人类的本性则自中国、印度以及希腊的古典哲学试图去发现这样的客观法则以来就从未有过改变。因此，新元素未必是政治理论里的好东西，同样，旧元素也未必就是不好的缺陷。事实上，对于一套政治理论，假设其确实存在而之前却从未听闻的话，容易形成的假设是反对，而不是支持其该理论的完备性。相反的，一套政治理论早在数百年前甚或数千年前即已问世——如均势理论——并不会由此让人们做出其已失效和过时的推论。一套政治的理论必须经过推理和经验的双重论证。若是因为一个理论曾经盛行于数个世纪前而要推翻它，那不是出于理性的思辨而是出于想当然的“现在优于过去”的现代对历史的偏见。如果把扼杀这种理论的复兴作为一种时髦或是时尚，无异于是在设想我们在政治事务中有的只是主观的意见而不是客观的事实。
对于现实主义，理论包括弄清事实和通过推理为这些事实赋予意义。它认为，对于一项外交政策的性质，只有通过对其所实行的政治行为及实行这些行为可预见的后果进行分析后，才能看得清楚。所以，我们可以找出政治家确实做过的事，然后通过分析他们做这些事情将产生的可预见的后果，来推测出他们的真实目的。
然而，仅有对事实的分析还是不够的。要解释外交政策的基本事实元素中所蕴含的意义，我们必须用一种理性的构思来接近政治的现实，这种构思就像是一张地图，提示我们外交政策中的可能含义。换言之，我们将自己置身于一个政治人物的位置，他必须面对在特定环境下的外交政策中的某些难题。然后我们问自己，作为在如此环境下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的政治人物都有哪些理性的选择（假设他永远只采取理性思维），并且，对于所有这些理性的选择，这位特定的政治人物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会做出怎样的取舍。就是这样一种对真实的事实和它们的结果进行理性假推的测试，使得国际政治中的事实因素被在理论上给予了的解释。
2．帮助政治现实主义在浩瀚的国际政治领域中找到方向的，是以权力或实力为出发点定义的利益概念。这一概念为试图对国际政治加以理解的推理和被试图理解的对象——国际政治现实提供联系。它将政治作为一个存在于其他诸如经济（被理解为以财富为出发点而定义的利益）、伦理、美学及宗教等范畴之外的独立领域。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概念，任何政治理论，不管它是国际间的还是仅仅局限于国内，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那样的话，我们就无法区别政治和非政治的事务，并且连为在政治领域中提供一个建立有序条理的方法都无法做到。
我们推设政治人物都是依据被定义为权力或实力的所谓利益来思考和行事的，而历史事实证明这样的推设是正确的。这一推设使得我们能够追溯和分析一位政治家的足迹——过去、现在或是将来——已经走出的，或是即将走出的。在他书写公文时，我们的视线越过他的肩膀看到更远的地方；在他与其他政治人物谈话时，我们听到其中所隐藏的更加深刻的内容；我们解读和分析他的所有思索。如果能做到从被定义为权力的利益角度来思考，我们就会与他们做出同样的考虑，而作为事不关己的旁观者，我们对他的一些想法和举动的了解甚至有可能超过身处政治角力场**线的其本人。
被权力所定义的利益概念迫使观察者保持科学的态度，将理性注入政治的主观事件中去，这就使得对政治的理论理解成为可能。对于行动者，这样的利益观念为行动提供理智的约束，创造出外交政策令人吃惊的一贯性，使得美国、英国或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始终保持其透明易懂和充满理性的特点。并且，无论不断更替的政治家们有着什么样不同的动机、偏好以及学识和道德水准，这些政策都能够基本做到前后一致。由此表明，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理论将防止两种普遍谬误的产生：唯动机论和唯意识形态论。
仅仅在政治家的动机当中去寻找外交政策的来龙去脉是徒劳而又带有欺骗性的。说它是徒劳的，是因为动机往往是精神因素中*令人难以琢磨的，它们被行为者及观察者等不同立场的人根据自己的利益和情感而扭曲，故而常常无法识别。我们真能够了解我们自身的动机吗？我们又能对他人的动机了解多少呢？
然而，即使我们能够了解到政治家们的真实动机，这样的了解对于我们理解外交政策也不会有什么帮助，反而有可能把我们导入迷途。的确，对于政治家动机的掌握使我们得以在众多线索中找到其中一条来判断其外交政策的走向。但能够让我们准确预测他的外交政策的并不是这条线索。历史表明，动机与外交政策之间不存在必然和确切的联系。这一结论适用于任何道德及政治范畴。
我们无法通过政治家的良好意愿而得出其外交政策能够在道德或政治层面取得成功的结论。通过判断其动机，我们能够推论出他不会刻意去追求不道德的政策，但却不能就此说他取得成功。如果我们想知道他所采取的行动具有多高的道德和政治水准，我们就必须设法去了解他的行为，而不是动机。有多少时候，当政治家们以其改善和发展世界的企图心作为其从政动机时，结果却让这世界变得更加糟糕呢？更有多少时候，当他们为追求某个目标而努力，*后得到的结果却是他们既没有预见到，也更不想看到的呢？
内维尔·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就我们的判断，是被良好的动机所支配；较之英国的其他首相们，他恐怕是对个人权力考虑得较少的，他寻求的是维持和平和使各方都满意。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他的政策诱导下却变得不可避免，为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带来无尽的灾难。而在另一方面，温斯顿·丘吉尔爵士的动机远非如此慈悲，而是更加注重个人的和国家的力量，由这种看似低下的动机所产生出的外交政策在道德和政治水准上却无可争议地优于他的前任。从动机角度来说，罗伯斯庇尔是人类历史上有着*杰出道德情操的人物之一。而他那道德情操中激进的乌托邦主义却让他去屠杀那些在他眼里不如自己尽善尽美的人，*终导致把他自己送上了断头台，他所领导的革命也由此而覆灭。
好的动机可以保证避免蓄意的恶政，但却无法保证它们所鼓励的政策在道德上的完美和政治上的成功。一个人若要理解外交政策，重要的不是去从根本上了解政治家的动机，而应该去考察他驾驭外交政策所有基本元素的聪明才智，以及他将这一聪明才智融人成功的政治活动中的政治能力。抽象的伦理规范用来判断动机的道德操守，而政治理论则必须评判智慧、意志及行为的政治水准。
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理论还应避免另一种谬误，即将政治家的外交政策与其哲学和政治倾向等同起来，并且由后者而推断出前者。政治家，特别是处在当前条件下的政治家，可能会养成一个习惯：为了获取广泛的支持，用他们的哲学和政治倾向来阐述他们的外交政策。不过，他们会像林肯一样区分“岗位责任”（从国家利益角度出发去思考和处理问题）和“个人意愿”（在全世界实现自己的道德价值和政治原则。政治现实主义不要求，也不纵容对政治理想和道德原则的冷漠，但它要求在希望与可能之间有一个鲜明的界线）哪些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希望得到的，哪些是在某一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可能得到的。
无疑地，并非所有外交政策的制定都遵循如此理智、客观和不为感情所左右的过程。个性、偏见、主观喜好，以及其他所有人性易有的弱点掺杂在一起，势必使外交政策偏离理性的进程。特别是在外交政策在民主环境下被执行的地方，为集合广泛的情感以支持外交政策的需要只会更加有助于外交政策自身的理性化。而一项促使外交政策理性化的理论，可以说，必须暂时地，从这些非理性的元素中抽取出来，并描述出一幅外交政策的画面，以呈现其在实践过程中得以发现的理性基调，同时去除从理性中背离出来的非理性元素，这些非理性元素同样也可以在实践中被发现。
从理性中的背离不是政策制定者个人突发奇想或精神失常的结果，它们在理性成分占优势时出现的机会或许很小，但其本身却可能是一个连贯的非理性系统中的因素。可以说，构建一个非理性政治理论的可能性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
人们在反思美国对外政策思维的演变时，会对一些错误态度的顽固不化感到惊诧，这些错误态度无论通过何种伪装，总能在理性辩论及政治实践中得以幸存下来。一旦这种惊诧以真正的亚里士多德方式（Aristotelian fashion）转变成为对理性理解的追求，就产生出一个让人信服而又不安的结论：我们处在一个所有人的理智在某种形式或某种程度上都有着缺陷的环境里。所有这些缺陷共同显示出某种国际政治发生“病变”时的概貌。当人的思想以采取行动为目的而接触现实时——政治对抗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之一——经常被以下四种普遍发生的思维现象引入歧途：原本恰当的但却被新的社会现实所淘汰的思想和行动方式的残余；对现实的仇视解读使得虚幻替代了真实，即满眼所及都是罪恶的人群而不是看起来棘手的问题；拒绝向威胁自己的国家达成妥协，并通过自欺欺人的言论来否认威胁的存在；相信看似无法控制的现实都有回旋的余地。
人对于社会环境具有重复性的反应程式。如果当前的环境被认为与过去发生过的某一情形相一致，人就会相应的采取与过去相一致的反应来处理这一同样的情况。可以说，人的头脑中储备着一系列应对各种不同情况的处理程式；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对眼前的状况进行识别并施以相应的故有方法解决之。由此可见，人脑的工作也是以省时省力为原则的，不会对每一个具体情景都要重新思考处理思路与行为模式。然而，当事件发生重大变化时，传统的程式便不再适用了：它们必须被新的能够反映这类变化的程式所替代。否则，传统程式与新型的现实中间就会裂变出一条鸿沟，处理思路与行为模式就势必会被误导。
在国际层面上，国际关系的结构，反映在国际制度、外交程序及法律事务上，与国际政治现状已逐渐呈现出不相吻合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不相关联的态势，这种说法是毫不夸张的。前者以所有国家的“主权平等”为前提，后者则被国家间的极端不平等所决定，这些国家中有两个因为握有前所未有的全面毁灭力量而被冠以“超级大国”之名，更多的国家则被称为“小国”，因为他们的实力甚至比起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也是微不足道的。正是国际政治的现实与为明确和控制它而设计的概念、制度及程序之间的这种对比和互不相容，造成了至少是在超级大国以下，国际关系的不可控制乃至接近无序状态。国际恐怖主义及各国政府对其所做的反应，外国政府对黎巴嫩内战的介入，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行动，苏联对东欧国家的军事干预，这些行为都无法参照传统的概念、制度及程序加以解释和辩解。
所有这些环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国家间的互相依赖需要一套相应的政治秩序，该政治秩序充分考虑到这一现状，但在事实上，其所建立的法律和制度等上层建筑，却沿袭19世纪时的体制，仍然接受一系列自给自足、封闭的主权国家的存在。这些早已过时的法律和制度秩序所遗留的东西不仅阻碍国际关系在国家间力量不平等和利益相互依存等方面的理性演变，而且在这样一个有缺陷的系统框架内产生出所谓更加理性的政策，这些政策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也是极为不稳定的。
把社会问题个人化是原始思维的一个特点。越是在理性的理解和积极的努力起不到作用的时候，这样的趋势就越是被强化。当一个特殊的人士或群体被认为无法对付时，这个问题就看似生成了，它在理性上能够被理解，同时又是在实践上可以得到解决的。因此，相信撤旦是罪恶之源，使我们致力于在某个真实存在的人身上寻找罪恶的根源和控制的办法，从而“了解”罪恶的本质。政治冲突的复杂性排除了这样的简单做法。烧死巫婆不能阻止自然灾害的发生；阻止德国领导人的交替无从避免强大的德国在欧洲建立霸权的威胁。但如果我们把这些问题与一些我们能够控制——或希望控制——的个别人联系起来，就能够从理性上和实践上将问题缓解到能够控制的程度。一旦能够认定个别人或群体是罪恶之源，我们就似乎由此认识到由个别人而引发整个社会问题的症结；这个表面化的认识意味着表面化的解决方案：消灭“应负责任”的个别人，问题就会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
迷信仍然支配着我们在社会内部之间的关系。仇视和敌对模式下的思维和行动现在已经转化为理性的质询与行动等人性化的行为，它们将迷信逐出了我们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正如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所言，“迷信从总量上并未有更多的改变，不同的是它现在依附到了政治而不是宗教身上”。美国对共产主义的多中心本质在认识上和应对上所犯的无数错误就是这一问题的*佳案例。这种逢共产主义必反的必然结果就是，对所有标榜和实践反共产主义的政府和活动给予支持。美国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政策就是从这一简单的立场中产生的。越南战争以及我们不能与中国达成妥协由此找到理论上的依据。反暴动的理论和实践情况也是如此，包括在越南实施的“凤凰计划”中的大规模刺杀行动，以及对政治人物本人实际的和企图进行的暗杀活动。*近发生在中美洲的一次类似行动所表现出来的上述特征是明显的。
在外交政策上采取敌对仇视的手段还会强化另一种病态的趋势，即拒绝承认和有效化解对自己带有威胁性的现实。这种敌对策略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共产主义的追随者身上——身处国内或国外的个人、政治运动、外国政府——而偏离了真正的威胁：国家的力量，而无论其是否是共产主义。麦卡锡主义不仅提供了美国敌对策略*具说服力的例子，而且也是对形势发生误判的*极端的事例之一：它将很大部分上是虚幻的国内颠覆威胁当作是来自俄国人的真正威胁。
*后，组成这一政治策略中的成分之一就是相信，只要有好的意图、足够的财力和富于进取的努力作为支持，没有什么问题——无论它们表现得多么没有希望——是真正不可解决的。我已试图在其他地方揭示这一信仰的思想和历史根源；在此我仅指出其在众多相反的经验面前所表现出来的生存力，这些经验包括越南战争和美国力量的总体衰落。经济援助对象对经济的兴趣极大地加强了这种以经济方式来解决政治和军事难题的喜好，相对于痛苦且风险极大的外交谈判，这些对象显然更愿意接受有利可图的经济实惠。
国际政治的本来面目与从其本身提炼出来的理性理论之间的区别，就如同一张照片和一幅油画之间的区别。照片所展示的所有内容都是人的眼睛可以看到的；油画展示的内容却并不是人眼都能够看到的，它展示的是——至少是试图展示的是——一样不为人眼所见的东西：人物的人性本色。
政治现实主义包含的不仅是理论意义上的，而且还是带有规范性的元素。它知道政治现实富含偶发的和影响全局的非理性因素，并直指这些因素对外交政策产生的典型影响。但同时，它也像其他社会理论一样，为了理论理解的需要，认同强调政治现实中理性因素的必要性；因为正是这些理性因素使得现实能够在理论上得以反映。政治现实主义为理性外交政策提供的理论构成是任何经验都永远无法完全实现的。
与此同时，政治现实主义将理性的外交政策理解为好的外交政策；因为只有理性的外交政策才能将风险*小化而将利益*大化，也正是因为如此，它既符合审慎的道德规范，又符合政治上对成功的要求。政治现实主义要求反映政治世界的照片与油画*大限度地相似。它意识到在好的——亦即是理性的——外交政策和现实中的外交政策本身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道鸿沟，因而不仅坚持理论必须要专注于政治现实中的理性因素，同时，还主张外交政策应该根据自己的道德和实践目的而更具理性。
……
国家间政治 作者简介
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1904-1980），芝加哥大学教授，经典再实主义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摩根索的思想影响了美国的一大批国际关系理论家，如乔治·凯南、亨利·基辛格和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等，从而使得现实主义到美国的对外政策有着长期而深刻的影响。《国家间政治》一书在学术界素享盛誉，已经成为美国使用最广、影响最大的教科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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