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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冲击下的主流经济学 版权信息
- ISBN：9787305249655
- 条形码：9787305249655 ; 978-7-305-24965-5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互联网金融冲击下的主流经济学 内容简介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风险与监管研究”（14ZDA04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也是“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互联网金融研究丛书”的组成部分。进入新世纪以来，互联网金融发展迅猛，对传统经济学带来了诸多挑战。如何应对这一状况，是当代学者面临的急迫问题。本书解读了互联网金融对传统经济学带来的挑战以及解决建议。本书通过分析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总结互联网金融时代经济金融活动所呈现出的特征，有针对性地对主流经济学中相关假设前提和基本规律提出质疑，认为主流经济学在互联网金融时代必须与时俱进。本文还从边际理论、双边市场理论、货币需求理论、金融监管和金融排斥理论五个层面研究了互联网金融理论框架。
互联网金融冲击下的主流经济学 目录
**章导论001
第二章互联网金融与经济学“边际革命”044
**节经济学“边际革命”044
第二节主流经济学资源稀缺性约束在互联网金融时代产生动摇053
第三节经济学“边际革命”在互联网金融时代的与时俱进064
第三章互联网金融与双边市场理论080
**节双边市场理论基础080
第二节网络外部性090
第三节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市场竞争策略099
第四节互联网金融平台的不对称定价策略106
第四章互联网金融与货币理论121
**节互联网金融对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的冲击121
第二节互联网金融对货币供给的影响137
第三节互联网金融对货币政策的影响145
第四节对互联网金融时代利率工具的探讨163
第五章互联网金融与金融监管理论178
**节金融监管理论述评178
第二节传统金融监管在互联网金融时代的局限性194
第三节互联网金融时代金融监管的创新223
第六章互联网金融与金融排斥理论232
**节金融排斥理论的缘起与发展232
第二节中国发展普惠金融的主要实践245
第三节金融排斥与普惠金融的辩证统一263
第四节互联网金融时代普惠金融的供求分析267
第五节互联网金融时代中国普惠金融的进一步发展285
第七章研究结论与展望293
参考文献301
后记329
展开全部
互联网金融冲击下的主流经济学 节选
4. 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 （1） 资源稀缺性约束 在主流经济学的历史流变中，专家学者们不断挖掘和论证，*终形成受到普遍认同的研究对象——人们如何在资源稀缺性约束下*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欲望。萨缪尔森（Samuelson, 1948）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经济学的精髓在于承认稀缺性的现实存在，并研究一个社会如何进行组织，以便*有效地利用资源。”可以看出，针对资源配置的研究是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所在。[1]因此，为了*有效地利用资源，就需要对资源配置进行持续和深入的研究，而研究资源配置的前提则是要厘清资源的性质，以及承认资源的稀缺和人的欲望无穷。 经济物品以及生产这些物品的资源是稀缺的。在主流经济学中，满足人类欲望的物品可以被分为“自然物品”和“经济物品”两类。“自然物品”是自然界存在的，人类可以不付任何代价就能自由取用的物品，它是无限的。“经济物品”则是人类必须通过一定的经济行为才能得到的物品，即必须通过投入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通过加工制造而生产出来的物品，它是有限的。 人类的欲望是无限的。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的需要层次论是关于欲望或需要的权威理论。马斯洛（Maslow, 1954）指出，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从低到高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其中**、第二层次的需要是低层次需要，主要是物质需要；第三、第四、第五层次的需要是高级需要，属于精神需要。不仅如此，需要层次论指出，人的需要的变化有着一定的规律。一般来说，人的需要从低级到高级，循序渐进，在前一层次需要得到满足或部分得到满足后，就会产生后一层次需要，层层递进，永无止境。[6]因此，可以认为，在人类自己的认知中，人类的需要或欲望确实是无限的。 满足人类欲望的资源必须具有现实可得性。在主流经济学中，满足人类欲望的资源必须在当前或可预见的未来能够被人类所获得，并且能够被投入生产活动中以生产出满足人类欲望的产品。实际上，现实中可能存在着无穷的物质，但这些物质并不一定都能成为人类的经济资源。因为对于人类来说，直到目前或可预见的未来，仍有大量的资源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并不具备现实可得性，比如，外太空的金属等。即使是地球本身储备的物质，如果不具有现实可得性，也是不能被当作经济资源的。 通过对人类欲望是否无限，以及满足人类欲望的资源是否稀缺这两个命题的论述，可以认为，人类的欲望是无限的，相对于人类欲望的无限性，资源具有稀缺性，资源稀缺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徐晋（2016）在资源稀缺性的基础假设前提下提出了资源稀缺的二元性，即自然资源的相对稀缺与社会资源的绝对稀缺。基于此，他认为凡是具有自然物质属性的资源，包括技术资源，都是相对稀缺的。自然资源具有获得性与非排他性，如空气、水等，每个人都能够获得，且不能阻止其他人一起使用，而且通过生产力的发展，自然资源是可以不断获取的，故自然资源是可以让所有人获得绝对满足的。但是作为具有社会属性的资源，如社会层级与社会地位，则是绝对稀缺的，是不可能让所有人获得绝对满足的。社会资源具有选拔性与排他性，如市长或总统的职位不可能提供给每个人，否则就失去了设立市长或总统的意义。市长或总统只有一个，这样的社会地位就是典型的选拔性和排他性的社会资源。另外，在主、客体相对关系的层面上，徐晋还指出资源稀缺的二元性是指商品生产的相对稀缺性与消费者可支配时间的绝对稀缺性[7] 。 正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人们才不可能无限量地生产所需要的物品。在每一特定时期，人们必须对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为谁生产的问题做出合适的选择。主流经济学在这些问题的基础上结合实际不断深入研究，进而得到充足的发展与完善，可以说，资源稀缺性是主流经济学得以持续进步的根本推动力之一。 （2） “经济人”假设 主流经济学是在资源稀缺性的基本假设下，对“经济人”在配置资源时的行为进行研究，因而“经济人”假设是从资源稀缺性假设演绎而来的（杨春学，2005）[8]。“经济人”假设*早可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斯密（Smith, 1776）将经济活动中的人视为一个追求自身利益*大化者[3] 。随着人们对货币和物质的追求被视为主流经济学主要的研究对象，在既定社会制度下探究如何进行经济活动时，利润*大化就成了主流经济学分析经济主体行为的基本范式。随着“边际革命”把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从生产转向消费，效用*大化就成了主流经济学研究消费者行为的基本范式。因此，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 1896）将具有这种行为倾向的人概括为“经济人”,并把它视为全部经济分析的前提假设。[9] 早期的“经济人”主要体现为对物质的追求，如商人追求货币的利润*大化，消费者追求商品的效用*大化。但人类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人们不可能仅关注物质需求，现实中的人类交换往往包含更多的非物质内容，如荣誉、名望和赏识等的交换。随着人类物质的日益丰富以及人类具体需要的日益多样化，经济学界逐渐产生了新的认识：① 经济原则是所有理性行动的基本原则，而不仅仅是特定的某种理性行动的特征，因而所有理性行动都可被视为一种经济化的行动；② 每一种有意义的行动都是理性的，因而追求荣誉、虔诚以及政治目标等的行动都被视为理性的（Ludwig Heinrich Edler von Mises, 1949）[10]。自“边际革命”之后，“经济人”的内涵开始逐渐扩大，人们所追求的效用也超越了享乐和金钱的范围，几乎所有有意识的行为都被视为“经济人”理性行动，这又促使“经济人”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理性是指为实现特定目标的有效手段的选择。显然，目标不同，人们所采取的有效手段也有所差异。在缺乏对目标和信息的了解时，人们很难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尽管存在这种含糊性，主流经济学在运用“理性人”概念时基本上还是延续了原先“经济人”的基本内涵，即追求效用*大化，只不过现在的效用不再仅仅局限于经济效用，而是包含可能存在的各类偏好。因此，理性的内涵逐渐演变成不仅是有关实现目标的手段选择问题，而且涉及选择的内部一致性（Internal Consistency of Choice）问题，即理性偏好。根据理性偏好的基本假定，“经济人”又被赋予了三个基本特征，即传递性、*大化行为以及目标和手段的分离。“经济人”理性偏好的基本假定被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等人继承和发展，并逐渐成为现代经济学的基石。 萨缪尔森（Samuelson, 1948）指出，偏好只要满足完备性和传递性就可以体现为理性。这样，“理性人”就可被表述为约束条件下*大化自身偏好的人。他提出了显示偏好原理，指出消费者在一定价格条件下的购买行为显示了其内在的偏好倾向。因此，可以根据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来推测消费者的偏好。显示偏好原理不是基于“偏好关系（效用函数）决定消费者选择”的逻辑思路，而是相反，即“消费者选择决定偏好关系”[1]。例如，你在消费过程中选择了苹果而舍弃了梨子，那么你的行为就揭示了你偏好苹果甚于梨子。而且，除非你的行为不一致，你的行为必然被视为设法使个人的总体效用达到*大化。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1966）认为，新古典经济理论所坚持的收益*大化假设应当被理解为一种生存原则，只有那些力图获取*大化收益的行为主体才能够在市场选择中生存下来。[11]显然，弗里德曼的解释又给出“经济人”新的解释：只要“经济人”的行为符合预测的结果，那么理性“经济人”就可以被认为是真实存在的，而不管这种行为是否真正体现了行为者的价值动机。 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 1989）对“经济人”的完全理性提出质疑，他认为在复杂的社会经济形势中，人不是万能的上帝，只有有限的计算和分析能力，无法充分利用所掌握的信息来计算并得到*优选择。经济学的重要任务就是描述人们的行为模式，刻画他们如何形成决策，从而决定自己行动的过程。[12]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 1975）接受了西蒙（Simon, 1989）的有限理性学说，他从纯理论和现实契约两个方面对有限理性进行了分析，指出经济协约人在接收、存储、检索、处理信息和语言运用等方面的认知能力不足会影响人的抉择，协约人在签订和执行契约时会产生机会主义。[13]在主流经济学中，有限理性主要包括如下三个含义：① 人们在认知过程中会存在大量的启发式偏差；② 人们的偏好也并不总是稳定一致的；③ 在不确定的情况下，预期理论（prospect theory）预期理论指出，个人基于参考点的不同，会有不同的风险态度。通过一系列的实验观测，预期理论发现人的决策选择取决于结果与展望（即预期、设想）的差距，而非结果本身。人在决策时会在心里预设一个参考点，然后衡量每个结果是高于还是低于这个参考点。对于高于参考点的收益型结果，人们往往表现出风险厌恶，偏好确定的小收益；对于低于参考点的损失型结果，人们又表现出风险喜好，寄希望于好运气来避免损失。是人们评价效用的重要参考。 要想更好地理解人类理性，应该基于长远利益的实现。事实上，人类的需求和快乐不同于动物，实现了这种需求和快乐的人也就应该被视为具有充分理性的人。为此，在对人类理性行为做判断时，就要避免局限于一次性或短期行为的功利考量，因为这种短视行为往往不利于长期目标的实现。同时，基于长远利益和行为的理性，可以对现实世界中的具体行为提供更好的解释和比较，如许多“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短视行为都不是理性的，或者说是高度有限理性的。事实上，长期利益的实现程度也可以反映不同个体在处理信息的能力，如有的人只能考虑很短的几个环节，而另一些人则可以考虑得更长远，不同个体在面对同一信息时的处理能力不一样，也反映出其理性程度的不一样。 朱富强（2012）指出，基于动态行为的进程或长远利益的实现就可以更好地区别有限理性和完全理性的概念。**，若只关心单次或少量行为进程的功利量，那么就是有限理性的。第二，人们能够考虑到的行为所带来的效应越短暂，那么其理性的“有限”程度就越高。当然，人类同样也表现出非理性的行为，如人们对毒品、烟酒等的上瘾行为往往是出于贪图即时快乐而不顾长远后果，因而是非理性的；瘾君子上瘾程度越严重，那么他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就越不理性。[14] 通过对“经济人”假设前提的解释和分析，可以看出，“经济人”的基本内涵经历了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早期“经济人”的内涵主要是指特定社会伦理关系的自利人，后来被抽象原子化的“经济人”所取代，接着演变为更中性的“理性人”。理性的内涵也在不断演变，这使得“经济人”的基本内涵得到不断充实并且更加符合现实。因此，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实际上一直处于演变的过程中，一旦在现实中出现了让其无法解释的经济现象或经济问题，这种局限性就促使主流经济学对其不符合现实的基本假设进行修正和完善。因此，主流经济学本身也在不断修正和完善。
互联网金融冲击下的主流经济学 作者简介
裴平 管理学博士，1993—2002年担任南京大学金融学系主任，2002—2015年担任南京大学商学院副院长，2013—2017年受聘为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现为南京大学国际金融管理研究所所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教学名师，江苏省优秀研究生导师，国家精品课程“国际金融学”负责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风险与监管研究”首席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兼任中国金融学年会理事、中国保险学会理事、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独立董事专门委员会副主任、江苏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江苏保险学会副会长、江苏互联网金融协会副会长、江苏上市公司协会独立董事专门委员会主任。已出版《中国货币政策传导研究》《美国次贷风险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研究》《互联网+金融：金融业创新与重塑》《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历史演进》等著作、教材20多部，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金融研究》《经济学家》等期刊上发表论文290多篇，30多次获省校级以上教学科研优秀成果奖。曾赴比利时、美国、日本、瑞士、墨西哥等多个国家高校攻读学位或参加学术交流。 章安辰 经济学博士，中级经济师，2018年7月进入交通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从事博士后课题研究，2020年8月出站，现在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工作，已在《农业经济问题》《南京社会科学》《学海》等期刊上发表论文10余篇，还参与了上报国务院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调研报告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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