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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之新文化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21-04-01
开本: 21cm 页数: 316页
本类榜单:历史销量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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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之新文化 版权信息

  • ISBN:9787220112713
  • 条形码:9787220112713 ; 978-7-220-11271-3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宋之新文化 本书特色

本书由东洋史专家编写,在日本多次出版,经年畅销不衰。书中涵盖的知识庞杂广泛,涉及的内容全面丰富,是讲述五代两宋时期历史的一部不可多得的经典著作。

宋之新文化 内容简介

本书虽题为“宋之新文化”,但为了历史叙述的连贯性,对五代时期的历史亦用了不多的篇幅进行介绍。主要内容为五代两宋时期的历史发展脉络、两宋的政治经济情况、两宋的对外交往及文化特色等,其核心观点认为宋时兴起的士大夫阶层及其“新”文化对中国的历史发展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之新文化 目录

序 / 1

**章 民族的更新 / 3

第二章 统一的曙光 / 22

第三章 社会的重构 / 41

第四章 征服王朝的出现 / 58

第五章 民族主义与西夏的兴起 / 81

第六章 近世新文化的形成 / 100

第七章 新体制的愿景 / 119

第八章 党派纷争 / 143

第九章 质朴民族金的入侵 / 166

第十章 战抑和 / 185

第十一章 南宋的末路 / 209

第十二章 宋文化与日本 / 230

第十三章 禅宗在日本的传播 / 257

第十四章 宋代文化的特色 / 278

关系年表 / 294

解 说 / 300

出版后记 / 315

出版后记 /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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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之新文化 节选

序 如果没有自由,文化就不能发展,这是历史铁则。在中国,是宋代打破了中世封建的桎梏,使大多数人得以发挥与生俱来的能力。宋太祖结束五代的混乱、统一天下,恰好是在建隆元年(960 年)。日本的平安时代在这一年正进行到一半, 其时仍是摄关政治的鼎盛时期,三十六年后,藤原道长成为左大臣。在西方,奥托一世成为神圣罗马皇帝,在宋统一天下两年后的 962 年,神圣罗马帝国成立。日本还处于古代社会,欧洲西方仍在向中世的封建社会发展,中国则已随着宋的统一天下,明显地展现出新的近世社会气息。 宋的新文化是在新社会中形成的,而其推动者是新兴而胸怀希望的读书人阶层,即士大夫。在唐代以前的中世(对于年代的划分一直多有争议,本书姑以从东汉灭亡的 220 年到宋朝成立的 960 年间的 740 年为中世)社会,政治上的重要地位被少数贵族垄断,一般民众不能染指。经济上贵族也占有广大的土地,大多数民众作为贵族的隶属,耕作贵族的土地,并由贵族保障其生计。一般民众不被允许有自由的思考和活动。所以中世文化的发展是受到限制的。 而宋代以后的近世社会则完全不同。从前隶属于贵族的大多数民众,即隶农,得以从贵族支配之下解放出来,作为佃农或自耕农自立。除了经济方面的独立,在政治上,政府的重要职位也向一般民众开放。贫穷的百姓通过努力,如果能在科举考试中获得优秀成绩,以后说不定还能成为宰相。不过科举竞争激烈,经济上不宽裕的人是难以突围而出的,因为参加科举前的准备时间很长。但不论如何,通过学习就有可能进入官场,并进一步实现抱负,这给予民众莫大的希望,很多士大夫随之而生。宋代的新文化正是由这些士大夫创造和发展出来的,这别有意义。 文化的推动者来自庶民,其数量大幅增加,不只带来文化总量的发展,也使得质上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人类越被容许自由竞争,就越能发挥出令人震惊的力量。宋代的新文化,正是这众多士大夫力量的结晶。这种力量可不是士大夫交上好运、安寝可得的,这是在长期的贵族统治和边地民族入侵威胁下,被不断的政治压迫所锻炼出来的。正因其抵抗是长期而强烈的,所以其力量也大。宋代文化经过一千年延续到清代,并影响到日本和欧洲,甚至对我们的现代生活仍有影响, 正可见这种力量的强大。本书以近世文化推动者士大夫为中心,阐述宋代历史,并思考宋代文化的特色。 **章 民族的更新 边地民族迁居内地 在东亚,南北民族之间的对抗可以说是宿命。在北方寒冷的草原地带过着游牧生活的游牧民族,其生活受到自然环境的威胁,于是转向在南方从事农耕的汉族寻求生活物资。他们并不靠交易来获取物资,而是靠攻掠来维持生活。在秋收结束之后,游牧民族就开始攻击中原。中原人在国境修建了长城, 铺开防御线进行防守,但游牧民族习惯乘骑,在攻掠时来去如风,防备他们并不容易。于是,中原人又安排比较汉化的游牧民族在国境上,以防备北方民族。北方民族渐渐来到中国内地。自东汉末年,由于统一国家的瓦解导致国防松懈,边地民族开始进入内地建立国家,南北朝时华北的混乱由此而来。而到隋唐天下一统之后,边地民族移居内地的情况依然存在。这与中国社会的变动,即兵制的变化,有很深的关系。 唐玄宗时府兵制崩溃,而募兵制代之。比起在中央政府, 这在地方的节度使之间更为盛行。节度使制度由玄宗之前的睿宗时代开始,而在玄宗时大为盛行,其后节度使跋扈起来,形成地方割据之势。他们为扩张自己的势力而扩充军备,努力取得精锐的军队,于是注意到边地民族的部队。边地民族惯于乘马而精骑射,并且生活朴素。这种人易于驾驭,也有作为理想军人的素质。于是实际为军阀的节度使争相罗致边地民族部队。突厥、回纥、党项各族作为募兵,纷纷进入边境,而各民族之叛乱随时有发生。玄宗开元九年(721 年),胡人康待宾率突厥降户与党项谋乱,众号七万。被平定后,玄宗将降户五万人迁至河南的许、汝、邓、唐等州。这样,边地民族就不仅生活在边境,还深入到了中原。 边地民族深入中原,必然会影响中原人的风俗。例如在设镇于河南蔡州的淮西节度使吴元济为朝廷所灭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因宋英宗之诏而编成,能用作政治参考的史书, 叙述由战国初到五代末的历史)对其地方风俗有这样的记载:“虽居中土,其风俗犷戾过于夷貊。”这样的地方,正是迁移突厥降户的地方。因为突厥移民, 中原本来的风气,一变而为粗野。此事意义重大,从根本动摇了固化的中世社会。这为已经老化、缺乏自身革新动力的中世社会,带来活泼的新风,带来民族的更新。充满活力的中国近世社会,即由此而生。 安禄山之乱 节度使本来是为了防御边地民族入侵而在边境设立的, 为此节度使常召募很多边地民族作为募兵。这些边地民族长期生活在中原,通晓汉语、惯于汉族习俗,有不少被拔擢为军中首领。安禄山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柳城(辽宁朝阳)的杂胡,本为平卢节度使张守珪的部下,以狡黠事人,通过贿赂,在宫廷中也博得了声誉。天宝元年(742 年),他被任命为平卢节度使,后兼范阳、河东节度使,掌管兵马、财政、民政,权力大增。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就会想去运用它。安禄山见唐朝政治荒废、武备松懈,野心遂起,以讨伐君侧奸臣杨国忠为名, 举起反旗。这场叛乱由天宝十四载(755 年,从玄宗的天宝三年正月起改年为载,一直沿用到之后的肃宗至德年间)持续到广德元年(763 年),九年间华北成为战场,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皆为沦陷之地,玄宗皇帝和其宠爱的杨贵妃逃出首都。唐朝威仪扫地,社会极度混乱。 在安禄山之乱中,不论官军还是贼军的将领,几乎都是边地民族。安禄山是胡人,与之并列入安史之乱的史思明是突厥人,孙孝哲是契丹人,阿史那承庆是突厥人。而官军的将领中,著名的高仙芝是高丽人,李光弼是契丹人,哥舒翰是突骑施a 人,仆固怀恩出身铁勒,还有安国人李抱玉、李抱真。以上不过数例,不能尽举。将领尚且如此,其部队中边地民族的数量,自不待言。中世以来的边地民族迁入中原内地,在安禄山之乱时达到顶峰。战乱之中,不只军人,西域商人也因军队需要军需物资而分外活跃。 当时形容很稀有的东西会用到“穷波斯”一词(唐朝时在中国的波斯人多为富豪,穷人很少见,这在李商隐的《义山杂纂》中可见一斑)。这说的是贫穷的波斯人非常少见,但也 西安(长安)城的西门 表明了在中国的波斯富豪人数之众多。波斯人之外,中亚的粟特人也是中国商业界的一大势力。这些外来商人活跃于两军之中,获利甚丰。安禄山之乱可以说是边地民族在中原内地,为各自利益而厮杀的一段历史。 这场叛乱,由于敌人的内讧和回纥的援助得以平定,但历时九年的混乱,给唐代国家社会带来巨大的打击。税制混乱、国家财政贫乏,当然是后来的两税法等新税制出现的原因;而为讨伐叛军将边兵内调,则使边境民族的力量趁机得到了扩张。特别是西部的吐蕃曾攻入长安抢掠,使唐朝大为震骇。回纥凭恃平定贼军之功,将大量不堪乘用的劣马以高价售与唐朝廷,给中央政府造成很大的财政负担。如大历八年(773 年),一匹马价值绢四十缣,而一次交易达到数万匹,甚至前使未还,后使又至。岁赐和马匹贸易,成为唐代的一项巨额支出。 这样,安禄山之乱给周边民族带来了发展的机会,是唐朝衰亡的重要原因。而进一步促使唐朝崩溃,并彻底打击了中世社会的,是节度使的跋扈。 河北三镇 为了平定安禄山之乱,唐王朝当时在内地设置了多个节度使。平乱之后,为了优待叛军的降将,也将他们封为节度使。被称为河北三镇的卢龙、魏博、成德,就分别任命了安禄山的降将担任节度使。这些降将大部分来自边地民族,其部下不必说也为边地民族。魏博节度使部下多为回纥人,*是勇猛。这些兵将和节度使之间,仅是以金钱维系的主从关系。当时的中国是由儒家精神维持国家和社会的秩序,但并不能指望能将这些边地民族纳入儒家秩序中。俸给如果迟来,他们就自行更换节度使;如果朝廷不予承认,就不停闹事。而朝廷出于对其可能发展成叛乱的担心,无奈下只能认可。当时有所谓“长安天子,魏府牙军”a 之语,说的是长安天子由宦官废立;而魏府即魏博藩镇的节度使,是由牙军,即其近卫所拥立。当时的社会就是这样的一个奇妙的状态。像这样,在兵将致使节度使不时更迭的同时,也有节度使的子孙在兵将拥戴下继任节度使的现象。两种情况都说明节度使的地位取决于兵将的感情,很容易变动,极其不稳定,在其背后则是逐利而动的边地民族部队的活动。 所以,节度使对兵将的待遇特别关心。节度使在军政权、民政权之外,还拥有财政权,除了将征收到的赋税用在州和藩镇方面,还要上供交给中央政府(唐代租税三分,一部分留州使用,称留州;一部分供节度使用,称送使;所余送到中央政府,称上供)。但节度使拒不上供,而是将之花在兵将身上, 以取得他们的欢心。朝廷因财政困穷而来催促,一概无用;如果对藩镇施加制裁,则招致叛乱。 河北三镇靠近边境,各种边地民族部队人数众多,而且距离都城长安很远,在这种朝廷威信和命令难以覆盖的地方, 很容易形成反政府的气氛。朝廷虽然时加讨伐,但河北三镇结成同盟, 另外还有淮西(镇河南蔡州)、平卢(镇辽宁朝阳) 等藩镇效仿反抗朝廷,朝廷也无可奈何。而这样的倾向一旦出现,便影响到各地的节度使,以致他们都跋扈起来。朝廷为讨伐节度使而疲于奔命,消耗了国力。唐的国家和社会,受到彻底的打击,走向衰颓和分裂。

宋之新文化 作者简介

佐伯富,1910年生,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专业毕业,京都大学教授。著有《中国盐政史研究》《周青铜器与玉》《法隆寺》《中国佛教美术》等。 陈健成,1984年生,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学士、历史系硕士,东京大学博士课程肄业,现为同校研究员。主攻近世中国思想史,研究之外尚有翻译日英学术论文、书籍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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