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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专刊曲折的抗争:近代上海商会的社会活动与生存策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专刊 版权信息
- ISBN：9787220119217
- 条形码：9787220119217 ; 978-7-220-11921-7
- 装帧：简裝本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专刊曲折的抗争:近代上海商会的社会活动与生存策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专刊 本书特色
上海是近代中国经济、文化与社会*发达的地区，研究近代中国的发展演变自然会首先关注上海。而近代上海的商人同样是当时影响*为显著的商人群体，上海商会在近代也被誉为全国“**商会”。 作者试图跳出传统商会史的单一政治史模式，运用不同解释路径对其进行深入分析，使研究不再囿于传统的“商会”，而扩大到更多的商人群体，而且使研究从组织或制度走向具体的人和社会，使我们认识这一转型时期有了更丰富的视角。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专刊曲折的抗争:近代上海商会的社会活动与生存策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专刊 内容简介
本书是研究近代上海的商会、商团及商人社会活动的学术著作。全书对既往的研究状况作了全面系统的回顾和分析，指出了以往研究的成就和不足，对以往尚少或尚未研究的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作者以历史叙事的笔触和客观冷静的分析，为读者呈现了一段上海商会从诞生到“重生”的曲折抗争历程，再现了商人群体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生存图景。本书不仅是商会、行会及商团研究前沿动态的一种体现，并且对本题域的研究继续深入发展也具有较高的引导意义。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专刊曲折的抗争:近代上海商会的社会活动与生存策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专刊 目录
绪言
**章 上海总商会与全国商会联合会的创立
一、华商联合会在清末的筹设
二、清末筹设未果与民初继续筹备
三、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的正式成立
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第二章 “二次革命”期间的上海总商会
一、反对“二次革命”函电出台经过
二、请求外国领事“维护商场”
三、总商会协理王一亭辞职案
四、力辞袁世凯政府所颁奖章
第三章 上海总商会议事厅的筹建与落成
一、总商会议事厅修建缘起
二、议事厅建筑经费的筹措
三、议事厅落成及其意义
第四章 五四运动期间上海总商会“佳电”风波
一、“佳电”风波的由来
二、“佳电”风波引发的纷争
三、媚日卖国还是独特策略
四、“佳电”风波与上海总商会改组
第五章 上海总商会与全国“商教联席会议”
一、全国“商教联席会议”召开背景
二、全国“商教联席会议”的举行
三、全国“商教联席会议”的意义与影响
第六章 上海商民协会成立的一波三折
一、上海商民协会的发轫
二、筹建上海商民协会的纷争
三、上海商民协会筹备员的委任
四、上海商民协会的*终建立
第七章 商民运动期间上海店员工商界限之争
一、力主店员应归于商
二、国民党中央的折中方案
三、国民党中央的政策调整
第八章 商民运动后期上海商会存废纷争
一、上海商民协会成立后所处困境
二、上海商民协会力主取消商会
三、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态度与行动
四、围绕商会存废发生的激烈纷争
第九章 上海总商会**次换届改选纷争
一、任满会董被选举权争议
二、宋汉章资格引发派系纷争
三、纷争影响与会长选举
第十章 上海总商会第二次换届改选风潮
一、“以违法之人解决违法之事”
二、反傅派否认违法选举结果
三、官厅干预与反傅派无奈结局
第十一章 抗战胜利后重建全国商会联合会
一、重建中华民国商联会筹备会的召开
二、中华民国商联会成立大会的举行
三、重建中华民国商联会的意义与作用
附录一 “二十世纪中国商界**伟人”
一、曾铸的家世与生平
二、曾铸与抵制美货运动的发起
三、曾铸及沪商与美国公使、总领事的交锋
四、曾铸发表《留别天下同胞书》及时人评价
附录二 抗战期间一位上海商人的日常生活
一、秦润卿其人及其日记
二、抗战前期的忧愁、感叹与无奈
三、抗战前期的忙碌、应酬与悠闲
四、抗战后期的变化与消极应对
后记
展开全部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专刊曲折的抗争:近代上海商会的社会活动与生存策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专刊 节选
**章 上海总商会与全国商会联合会的创立 从清末至民初，近代中国商会的诞生就其表象而言似乎较为 顺利，发展也十分迅速，但实则却经历了一个比较复杂的历史进 程。首先是倡导成立各省商务总会、分会的言论，在19世纪末即 开始见诸舆论呼吁，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甚至也曾下诏书谕饬设 立商会，但却一直未能成为现实。直到20世纪初清政府大力推行 “新政”，实施奖励工商、振兴实业的新政策，各省商会才得以 正式诞生。其次是全国商会联合会的成立也经历了一波三折。商 会中的有识之士在清末就意识到仅限于各省设立商会，尚不足以 联络全国各地的工商业者，遂开始酝酿筹设华商联合会，并曾两 次借海内外商会代表齐聚上海出席商法讨论会之机，商议相关具 体事项。但华商联合会在清末始终没能诞生，直至中华民国建立 后才得以正式成立。 在近40年商会史研究的兴起、发展与深化的进程中，学术界 不仅已经发表了为数众多的论文，而且出版了数量可观的专著，但令人有些不解的是探讨全国商会联合会的论著却寥寥无几，迄今为止只有虞和平先生发表过一篇相关论文《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的 成立与中国资产阶级完整形态的形成》（《历史档案》1986年第4 期），其所出版的专著《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 社1993年版）在第二章中也有所论及，除此之外未见有其他论述全 国商会联合会的成果，这不能不说是近代商会史研究中的一个较大缺憾。 顾名思义，全国商会联合会是全国性的商会组织，也可以说 是代表各地商会的全国*高层级的商会。在近代中国不同的历史时 期，全国商会联合会的具体名称并非一成不变。1912年正式成立时 初名中国商会联合会，但不久之后即改名为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 至1928年11月，又改名为中华民国全国商会联合会。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11月恢复重建的全国商会联合会，在*初一年多时间内名为 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到1948年1月奉国民政府社会部令，改名为 中华民国商会全国联合会。需要说明的是，全国商会联合会的正式 成立虽然是在民国初年，但其筹备却起始于清末，只不过当时筹建 的全国性商会组织的名称为华商联合会。因此，论述全国商会联合 会的创立需要从清末华商联合会的筹备开始谈起。而无论是清末华 商联合会的筹设，还是民初全国商会联合会的正式创立，上海商会 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与影响。 关于清末民初华商联合会和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筹设与成立的 复杂过程，虞和平先生的论文和专著中虽已有所叙述，但较简略， 本章拟对这一复杂进程以及上海商会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较 详细的考察与探讨。
一、华商联合会在清末的筹设 自1904年以后各省商务总会、商务分会以及商务分所成立之 后，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区域商人的联合，改变了以往各业商人之 间互相隔绝、涣散不群的落后传统态势，整合成为一个相对统一的 独立社会群体，这一变化在中国商人发展的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与影响。从此之后，各地商会都肩负着所在区域各业商人共同 领导机构之职责，不仅代表和维护广大商人的利益，而且带领商人 开展了一系列社会活动。时人所称之商会登高一呼，众商皆应，可 谓形象地揭示了商会在商界中的重要地位与显著能量。 但是，商会中的有识之士很快即意识到仅仅成立各省的商会， 而无全国性的华商联合会，仍然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因此，不久之 后华商联合会的筹设又提上了议事日程。值得注意的是，如前所述 清末各地商会*终得以正式诞生，与清朝政府推行“新政”并实施 重商新经济政策密切相关。换言之，商会的成立除了商人自身的努 力之外，同时又得益于清朝政府的支持与倡导。与此不同的是，华 商联合会的筹设则完全是出自于商人的主动行为，政府并未发挥任 何作用与影响。 具体说来，华商联合会的筹设始于1907年底举行的**次商 法讨论会。清末“新政”期间，清朝政府为了振兴工商、奖励实 业，于1903年在中央特设商部，随即经由商部开始实施一系列新经济政策，其中包括制定保护工商业发展的各项经济法规。这些新经济法规的相继制定和颁行，受到广大工商业者的欢迎，但也存在 若干局限。尤其是各项条例的制定完全由商部官员参照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和日本的经济法规一手包办，商人未能参与其间，以致所定 规章难免有诸多不合中国商情之处，在实施过程中给工商业者带来 困扰。于是，1907年9月，上海商务总会、上海商学公会和预备立 宪公会联合发起召开**次商法讨论会，邀请海内外商会代表齐聚 上海，共同讨论制定真正合乎中国商情的商法。其目的是“联合全 国商民编成商法草案，要求政府奏准施行”，并说明在会议召开前 “由各埠商会分任调查，以本国之惯习，参各国之法典，成一中国商法，庶足以资保护” 。 1907年11月，**次商法讨论大会在上海如期举行。据天津 商会档案记载：“本年夏间，预备立宪公会发起编辑商法草案事， 经上海商务总会、商学公会赞成，遂由商务总会致书海内外各埠商 会，广征意见，请各举派代表来沪，共商办法。爰于十四、十五两 日，特开大会于上海之寓园。连日会议，列席者、发起诸会会员暨 各埠商会代表，以及本埠绅商学界诸来宾计数百人。其中远近各埠 商会代表到会者，以分立之团体计，则有八十余商会；以所涉之省 份计，则有一十四行省；以远来之道里区域计，则有东南两洋华商侨寓之三大埠。是诚创举，亦盛举也。” 这是**次全国商会以及海外中华商会代表难得的盛大聚会，会议除围绕主题商议商法草 案的制定之外，还讨论了设立华商联合会这一重要事项。 嘉兴商会代表张右企在大会首日发言时，即率先提出筹设华商 联合会的动议，其具体建议如下：“（一）华商联合会，应由此次 到会之八十余商会共同发起，通知各处。（二）商法一事，既为全 国商民利益，亦应归入华商联合会，作为公共事务。其一切经费， 亦应由通国各商会分别酌认协助，不宜专仰成于上海三大会，且众 建则款足，得人多而成事较速。（三）创办一华商联合会报，以为各商会交通之邮，且于调查商习亦甚有益。” 由于这三条建议在当时均十分重要，并且切实可行，故“以上均经众赞成”。是日会 议结束时，大会主席李云书提议：“各代表如有意见，请于明晨投 函商务总会，以便续议。”实际上，上海商务总会早有发起成立华 商联合会的议案，而且草拟了《拟组织华商联合会意见书》（简称《意见书》），并在“是日会场已经分送”各位与会代表，所以李 云书特别说明：“华商联合会章程办法若何，请各拟订，明日再议。”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专刊曲折的抗争:近代上海商会的社会活动与生存策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专刊 作者简介
朱英，1956年10月出生。现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兼任台湾政治大学客座教授、日本东京大学客座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研究方向为辛亥革命史、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中国近代商会史，出版《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商民运动研究（1924-1930）》等多部学术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近20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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