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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安全与防扩散:美国延伸威慑的可信度及其确保机制 版权信息
- ISBN：9787519503505
- 条形码：9787519503505 ; 978-7-5195-0350-5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同盟安全与防扩散:美国延伸威慑的可信度及其确保机制 内容简介
本书提出延伸威慑的可信度是影响盟友核扩散行为的关键，而可信度的变化又与美国和盟友之间建立起来的一系列确保机制相关。以口头或书面承诺、前沿部署、核分享以及核磋商为代表的四类确保机制对延伸威慑可信度的影响不同，同时也会对美国在核安全以及受牵连的问题上造成相应的影响。通过对冷战史的相关案例进行研究发现，正是由于美国与联邦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在确保机制建设上的不同偏好，使得延伸威慑的可信度出现差异，并很终导致不同的核扩散行为。
同盟安全与防扩散:美国延伸威慑的可信度及其确保机制 目录
CONTENTS目录
**章导论/001
一、延伸威慑作为防扩散工具的悖论/002
二、延伸威慑有效性的比较历史分析/005
三、新时期的延伸威慑与防扩散研究/012
第二章延伸威慑及其可信度困境/018
一、从威慑到延伸威慑的可信度困境/018
二、延伸威慑的可信度与防扩散理论/024
三、本书的结构安排/035
第三章延伸威慑的可信度及其确保机制/038
一、承诺机制与可信度的确保/038
二、分享机制与可信度的确保/048
三、可信度及其确保机制曲线/056
第四章美德核分享与核关系再平衡/066
一、艾森豪威尔的积极分享政策/067
二、从核分享到“多边核力量”计划/076
三、肯尼迪的核收缩与美德失信/083
四、“核计划小组”与核关系再平衡/091
五、小结/097
第五章美意核分享与核关系的稳定/100
一、意大利早期对核武装的追求/101
二、美意核分享的强化及其成效/107
三、美意围绕“多边核力量”的合作/112
四、“核计划小组”与核关系的稳定/116
五、小结/121
第六章美日核保护的缺陷与核避险/124
一、“核过敏”与美日核保护的缺陷/126
二、美日“核密约”对核保护的补充/133
三、美日核合作与日本的“核避险”/139
四、美日太空合作的补偿性效应/150
五、小结/156
第七章美国延伸威慑战略的发展及其影响/160
一、冷战后美国延伸威慑战略的演进/162
二、北约延伸威慑对全球战略稳定的影响/172
三、美日韩延伸威慑对东北亚地区的影响/182
四、美国延伸威慑对中美战略稳定的影响/197
五、小结/212
展开全部
同盟安全与防扩散:美国延伸威慑的可信度及其确保机制 节选
同盟安全与防扩散 **章导论核武器一直以来都是国际政治中能够引起广大学者和政策制定者进行激烈辩论的话题。原子弹问世70余年后的今天，人们对于核武器究竟如何影响了世界政治仍然缺乏全面的认识。核武器究竟带来了多大的政治优势？在什么情况下核武器能够发挥政治影响力？是否核武器越多就越有利于国家在冲突中获得优势？过去的研究从许多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包括核武器在讨价还价过程中的作用，核战略态势对外交关系的影响，核武器起到预防战争作用的机制及其作为一种强制手段的有效性等。无论选取何种研究视角，其共同的大前提是，由于核武器导致潜在敌人发起攻击并获得战争胜利的成本大幅增加，结果核武器就成了慑止战争的终极武器。因此，获得核武器对于国家来说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然而，在过去的70多年里，*终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屈指可数。除了研发核武器的资金和技术门槛限制之外，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核大国通过向盟友提供核保护的方式化解了许多国家发展核武器的冲动，并由此形成了所谓延伸威慑战略。该战略逐渐成为核大国管控盟友核扩散行为的关键。 * 本书得到复旦发展研究院智库丛书出版资助。感谢彭希哲老师、吴心伯老师、张怡老师、黄昊老师等在资助出版过程中所提供的帮助。本书部分章节的内容已经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江天骄：《同盟与防扩散——美国延伸威慑的可信度及其确保机制》，《外交评论》，2020年第1期；江天骄：《意大利核不扩散政策与美意核合作》，《史林》,2020年第2期。一、延伸威慑作为防扩散工具的悖论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为了互相遏制对方的行动而开展了旷日持久的核军备竞赛，试图通过强化核战争所带来的毁灭性威胁来迫使对手保持克制。除此之外，两个超级大国还将核武器所具有的强大威慑力延伸到对盟友的保护当中，作为当时*主要的安全承诺。 所谓安全承诺是指核大国向盟友保证当盟友受到军事威胁时核大国会及时干预。但具体的干预方式是采用核武器还是常规手段则取决于具体的承诺或条约内容。一般认为，冷战时期美国对北约国家明确给出了核保护的承诺，但对于其他盟友则将核保护的意思暗含（implied）在口头或书面承诺之中。因此，冷战时期的延伸威慑主要指的是向盟友提供核保护。冷战后，美国也将导弹防御纳入到对盟友的延伸威慑当中。Jeffrey WKnopf，“Security Assurances: Initial Hypotheses,” in Knopf, ed, Security Assurances and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16-17在具体实践中，美国向北约、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大部分拉美国家以及其他国家或地区提供延伸威慑。苏联则向华约以及其他共产主义阵营国家提供延伸威慑。从结果上看，核武器的存在既避免了美苏直接爆发核大战，又阻止了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大规模冲突，是维持冷战处于“长期和平”状态的重要因素之一。 John Lewis Gaddis, The Long Peace: Elements of Stability in the Postwar International Syste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0, No4 (Spring, 1986), pp99-142然而，无论从学理上还是从政策实践的过程来看，延伸威慑战略都面临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章导论0000 同盟安全与防扩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于核武器的政治和军事效用能否被分享这一问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美国一直将延伸威慑视为确保关键盟友处于无核地位，避免核武器扩散的重要手段。 Kurt Campbell and Robert Einhorn，“Avoiding the tipping point: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in Kurt Campbell, Robert Einhorn and Mitchell Reiss, eds, The Nuclear Tipping Point: Why States Reconsider Their Nuclear Choice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4, p321; Congressional Commission on the Strategic Pos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terim Report of the Congressional Commission on the Strategic Pos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2009; James Schlesinger，“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Task Force on DOD Nuclear Weapons Management Phase II: Review of DoD Nuclear Mission,” Special Report prepared at the Request of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Washington, DC, 2008; Joseph FPilat，“A Reversal of Fortunes? Extended Deterrence and Assurance in Europe and East Asia,”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39, No4, 2016, pp580-591其内在逻辑是，当美国向盟友提供核保护后，盟国就不必出于安全考虑而寻求发展核武器。历史上*为著名的案例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务院提出在北约建立“多边核力量”（MLF），从而防止无核盟友，尤其是联邦德国发展核武器。此外，时任美国国务卿腊斯克（Dean Rusk）认为，这种通过延伸威慑来防止核扩散的办法也同样适用于日本和印度。 US Department of State Policy Planning Council，“The Further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 Problems for the West,” February 14, 1966, National Archives, Record Group (RG) 59,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cords of Policy Planning Council, 1965-1968 Subject, Country and Area Files, box 384, Atomic Energy-Armaments (2 of 4), https://nsarchive2gwuedu/nukevault/ebb253/doc01pdf然而，在获得美国延伸威慑保护的众多盟友当中，包括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发展或曾试图发展核武器。显然，在美国的延伸威慑战略与盟友的核不扩散行为之间难以总结出简单的因果关系。而在政策实际执行过程中，美国与其盟友之间也始终龃龉不断。英国前国防大臣希利（Denis Healey）曾对此做出过经典的评价，即延伸威慑要比一般的威慑战略困难得多，其关键问题就在于如何让盟友确信美国会*终履行安全承诺。 Denis Healey, The Time of My Life, London: Michael Joseph, 1989, p243美英两国自二战时期就开展核武器研发项目，英国更是积极加入美国的“曼哈顿工程”。但美国很快推行了核垄断政策，而英国则坚持在没有美国帮助的情况下继续发展核武器。 夏立平：《冷战后美国核战略与国际核不扩散体制》，北京：时事出版社2013年版，第267-269页。后来的越南战争和苏伊士运河危机则让法国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并不会为了法国的利益而做出牺牲，更不要说相信美国核保护的承诺了。 张沱生主编：《核战略比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61页。See also Bruno Tertrais，“Nuclear Deterrence and Disarmament: The View from Paris,” in Major Powers Nuclear Policie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in the 21st Century, Tokyo: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2010, pp143-144戴高乐明确指出，美国绝不会以身犯险来保卫欧洲，而没有原子弹的法国将成为欧洲一体化后的一个卫星国，又何谈大国地位。 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而当美苏之间处于相互确保摧毁的状态时，为了保护盟友而不惜自我毁灭的行为显然是非理性的。这充分反映了延伸威慑战略在其可信度问题上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著名的战略学家谢林（Thomas Schelling）曾对延伸威慑战略的可信度问题做过精彩的分析。延伸威慑首先是建立在核大国对盟友所做出的一系列安全承诺之上的。而在无政府状态下，盟友往往无法全面掌握核大国履行承诺的实力和意志的信息，进而担忧遭受欺骗。这也就造成了可信承诺困境。 Thomas Schelling, Strategies of Commitment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p3其次，保护本土的威慑战略与保护海外盟友的延伸威慑战略有着天壤之别。让对手不要侵犯本土的威胁拥有与生俱来的可信度。但试图保护他国的领土则是一种外交行为。要让对手相信自己会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护他国不仅需要足够的军事实力，更需要把这种意志准确无误的传递给对方并使其相信。 Thomas Sc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p36无论如何花言巧语进行口头上的承诺，美国和盟友在地理上的分割必然导致这种可信度时刻都受到怀疑。尽管美国和苏联在全球层面上通过一系列危机管理、军事博弈和条约的签署维护了战略稳定，但对于部分盟友来说，只要核大国的延伸威慑透露出些许不可靠的迹象，那么盟友在受到严重威胁时就很有可能选择发展核武器。因此，可信度是延伸威慑的核心环节。然而，进一步的问题是，对于不同的盟友，作为同盟内部管理和防扩散工具的延伸威慑为何时而可信时而不可信？是什么因素在影响着延伸威慑的可信度进而导致盟友在核扩散问题上做出截然不同的反应？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就对其盟友实施延伸威慑战略并对全球和地区层面的安全与稳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美国延伸威慑战略在冷战中的主要目的：一是威慑苏联并使其放弃对美国盟友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或威逼行为；二是安抚盟友并使其对美国的安全保护充满信心，从而放弃发展核武器。 David SYost，“Assurance and US Extended Deterrence in NATO,”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5, No4, 2009, p755在应对外部威胁的问题上，美国的延伸威慑战略逻辑清晰、效果显著。而在作为一种防扩散工具的问题上，无论是政策实践的过程还是结果都充斥着矛盾。在学理上也没有对一部分延伸威慑战略为何成功起到防扩散的效果，而另一部分又为何失败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即便如此，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美国仍然对将近40个国家提供延伸威慑。其重要理由是延伸威慑有助于预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并确保关键盟友处于无核地位，从而积极维护了国际防扩散体制。而批评意见认为，冷战史明确显示延伸威慑不仅无法确保核不扩散，而且还使美国不得不保留庞大的核武库，迟滞了核裁军并拖累了全球防扩散进程。在矛盾的历史和观点面前，有必要解释清楚延伸威慑究竟在何种条件下具备较高的可信度，从而能够有效起到防扩散作用。换言之，通过对冷战史的研究，亟须总结出一套可能增强或削弱延伸威慑可信度的方法，从而能够对当前防扩散进程及全球战略稳定提供指导性意见。二、延伸威慑有效性的比较历史分析为了更好地对延伸威慑的可信度变化及其防扩散效果进行研究，同时排除其他可能影响国家核扩散行为的变量的干扰，本书将采取比较案例研究的方法。在研究设计时，尽可能控制干扰变量。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首先设定以在冷战期间与美国签署了正式同盟条约或军事互助协议的国家和地区构建案例样本库，避免在界定同盟关系以及是否受到延伸威慑保护的问题上产生争议。 On Alliance Treaty Obligations and Provisions (ATOP) dataset, see Brett Ashley Leeds et al，“Alliance Treaty Obligations and Provisions, 1815-1944,”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28, No3, 2002, pp237-260其中具体包括《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的20个成员国 具体国家名单为：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多米尼加、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乌拉圭、委内瑞拉。；《北大西洋公约》所覆盖的15个北大西洋地区国家 具体国家名单为：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冰岛、意大利、卢森堡、联邦德国、荷兰、挪威、葡萄牙、英国、希腊、土耳其、西班牙。；《澳新美安全条约》所包含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2个国家；以及双边同盟条约所覆盖的8个国家和地区 具体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伊朗、以色列、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其次，在上述45个冷战正式盟友的样本库中，考虑到延伸威慑与防扩散议题的具体限制，需要做进一步筛选。其中，西班牙、以色列和巴基斯坦需要被排除。西班牙尽管与美国开展过军事合作，但在冷战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不是美国的正式盟友，直到1981年才加入北约。以色列同样直到1981年才与美国正式签订安全条约，而此时以色列已经拥有了核武器。巴基斯坦虽然是美国的军事伙伴，但美国明确指出该军事协定不针对巴基斯坦、不针对印度， See Husain Haqqani, Magnificent Delusions: Pakist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n Epic History of Misunderstanding,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3所以巴基斯坦应当被排除。此外，伊朗和中国台湾地区也应当被排除。伊朗和中国台湾地区一度是美国的盟友，但同盟关系也很快走向终结。由于解密档案仍然有限，难以清楚地判断伊朗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核武器项目确切的起始时间。 关于中国台湾地区的核武器计划以及美国的防扩散政策，可参见王震：《一个超级大国的核外交——冷战转型时期美国核不扩散政策（1969-1976）》，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夏立平：《冷战后美国核战略与国际核不扩散体制》，北京：时事出版社，2013年版，第476-480页；詹欣：《约束与局限：试述台湾核武器计划与美国的对策》，载《台湾研究集刊》，2014年第3期，第27-36页。关于伊朗的核计划，可参见姚大学：《伊朗核危机的历史考察》，载《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第57-68页。因此，很难论证伊朗和中国台湾地区究竟是因为失去了美国的保护而试图发展核武器，还是在仍然受到美国保护时就要寻求研发核武器。如果是前者，那就符合受到外部威胁而发生核扩散的传统理论解释，而与本书探讨延伸威慑可信度的关系不大。如果是后者，那么在相关档案陆续解密之后也能够进一步充实本书的研究。*后，为了突出延伸威慑可信度这一因素，还需要对其他可能影响国家核扩散行为的因素进行控制。安全因素首当其冲。只有当选取的案例都面临严重的外部安全威胁时，才能进一步分析是否存在其他因素导致这些案例在核扩散的行为上出现差异。在剩余的样本库中，《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所覆盖的20个拉美地区国家基本被排除。尽管冷战期间在拉美地区发生过像古巴导弹危机这样极其严重的危机事件，但拉美国家所面临的安全威胁与身处冷战前线的欧洲国家以及东亚国家相比仍然有着不小的差距。此外，拉美地区仅有阿根廷和巴西发展了军用核项目，而其根本原因更多地是出于两国当时的军政府统治以及双方在地区层面的竞争。随着两国的民主化进程，双方的军用核项目也*终没有演变成核扩散。 José Goldemberg，“Looking Back: Lessons from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Brazil and Argentina,” Arms Control Today, April 1, 2006, https://wwwarmscontrolorg/act/2006_04/LookingBack同理，南太平洋地区也并非冷战的*前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当时所面临的安全威胁显然不像联邦德国和韩国那样紧迫。因此，如果将案例所面临的外部安全威胁设置为十分严重，那么可供选择的样本只剩《北大西洋公约》所覆盖的15个国家以及同美国签署了双边条约的日本、韩国、泰国和菲律宾这4个东亚国家。第二个需要控制的变量是供给侧因素。众所周知，发展核武器需要具备相应的资金、技术和人员，尤其在冷战时期相应的准入门槛还比较高。对于那些本身不具备发展核武器能力的国家来说，传统的同盟理论已经可以给出较好的解释，即由于这些国家不具备独立发展核武器的条件，为了获取安全保障而牺牲一定的防务自主权（autonomy-security trade-off model）。 James DMorrow，“Alliances and Asymmetry: 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s of Allia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5, No4, 1991, pp904-933; Michael FAltfeld，“The Decision to Ally: A Theory and Test,”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37, No4, 1984, pp523-544也有研究从公共产品的角度指出，弱小的盟友只是搭上了美国延伸威慑的便车来应对外部威胁。 Glenn Palmer，“Corralling the Free Rider: Deterrence and the Western Allian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4, No2, 1990, pp147-164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核大国真的违背安全承诺，这些不具备核能力的国家也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而显得束手无策。相反，对于具备发展核武器能力的盟友来说，传统同盟理论的解释力略显不足。就像英国和法国那样，具备核能力的盟友在感受到外部威胁又怀疑美国延伸威慑可信度的情况下，完全有可能寻求独立拥有核武器。约束自身的核扩散行为或者继续搭便车就不再是自然而然的选择了。所以，在研究延伸威慑可信度与国家核扩散行为的问题时，需要排除那些因为自身能力不足而无法实现核扩散的国家的干扰。判断是否具有核能力的标准是参照《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所规定的44个“附件2”（Annex 2）国家列表。 See Annex 2 States, https://wwwctbtoorg/the-treaty/status-of-signature-and-ratification/将该列表与此前的18个国家进行对照，从而*终得出本书所要考察的样本库。 表1-1具备核能力且面临严重安全威胁的美国冷战盟友列表 盟友延伸威慑及核武器前沿部署的时间核扩散行为比利时北约盟友及核武器前沿部署（1963年至今）未扩散加拿大北约盟友及核武器前沿部署（1964-1984年）未扩散韩国东亚盟友及核武器前沿部署（1958-1991年）启动核武器研发项目法国北约盟友（1966年退出军事一体化机构）独立核武装联邦德国北约盟友及核武器前沿部署（1955年至今）未扩散意大利北约盟友及核武器前沿部署（1956年至今）未扩散日本东亚盟友及核武器秘密部署（1951-1972年）明确保留研发核 武器的技术潜力荷兰北约盟友及核武器前沿部署（1960年至今）未扩散挪威北约盟友未扩散土耳其北约盟友及核武器前沿部署（1959年至今）未扩散英国北约盟友及英美特殊核关系 1946年，美国国会通过《麦克马洪法案》禁止与其他国家交换核情报。然而，在随后的几年里，美国政府通过多次修正法案，逐步向英国开放非关键性核技术及军事情报。1958年，美英两国正式确立核同盟关系，围绕核武器开展全方位合作。参见耿志：《哈罗德·麦克米伦政府与英美核同盟的建立》，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第13-22页。独立核武装表1-1所列出的1……
同盟安全与防扩散:美国延伸威慑的可信度及其确保机制 作者简介
江天骄，1990年生于上海，祖籍江苏常州。2009年进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就读。2013年获得法学学士学位，2018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主要研究领域为战略安全、科学技术与国际关系。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当代亚太》《外交评论》等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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