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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苑拓耕:唐培吉先生口述

史苑拓耕:唐培吉先生口述

作者:王敏
出版社: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20-07-01
开本: 21cm 页数: 191页
本类榜单:传记销量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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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苑拓耕:唐培吉先生口述 版权信息

  • ISBN:9787567138612
  • 条形码:9787567138612 ; 978-7-5671-3861-2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史苑拓耕:唐培吉先生口述 本书特色

本书以**史学家唐培吉先生口述整理(唐先生曾任上海市党史学会会长、上海犹太研究会理事长、上海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副会长),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比较简洁地介绍了其出生家世,见证其成长过程,尤其是全面介绍了其在教学科研工作经历,是一个学者的成长缩影。二是详细介绍了其学术创见,尤其在中**史(中国革命史)、抗日战争史、新四军军史、近现代中外关系史、上海学延安学犹太学诸多领域的创新卓见与学术成就,为学术研究开拓创新的重要贡献。

史苑拓耕:唐培吉先生口述 内容简介

本书稿以著名史学家唐培吉先生口述整理, 主要包括两部分, 一是比较简洁地介绍了其出生家世, 见证其成长过程, 尤其是全面介绍了其在教学科研工作经历, 是一个学者的成长缩影。二是详细介绍了其学术创见, 尤其在中共党史 (中国革命史) 、抗日战争史、新四军军史、近现代中外关系史、上海学延安学犹太学诸多领域的创新卓见与学术成就, 为学术研究开拓创新的重要贡献。

史苑拓耕:唐培吉先生口述 目录

上篇 人间正道是沧桑
一、我的父亲、市北公学的创办人唐乃康
二、我的家庭和我的童年与青少年时代
三、参加革命(1949-1950年)
四、考入复旦大学(1950-1952年)
五、参与组建华东政法学院(1952-1958年)
六、“三天革个命”: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58-1961年)
七、调入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工作(1961-1973年)
八、回母校复旦大学当教师(1973-1979年)
九、复旦大学分校和上海大学时期(1979-1989年)
十、*后的归宿:同济大学(1989-1996年)
十一、学会工作(1988年至今)

下篇 史苑拓耕
概述
一、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
二、抗日战争史研究
三、新四军军史研究
四、中国现代史研究
五、近现代中外关系史研究
六、开拓上海学、延安学与犹太学研究

附录:唐培吉先生著述目录
著作及主编、参编教科书、工具书
论文、文章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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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苑拓耕:唐培吉先生口述 节选

  《史苑拓耕:唐培吉先生口述》:一、我的父亲、市北公学的创办人唐乃康1930年6月29日,我出生在上海。我的父亲是唐乃康(1888—1949),又名公英,字伯耆。我出生时,父亲担任大上海特别市财政局局长。父亲出生在浙江湖州,祖上是湖州当地的士绅,兼营一些商业,是当地一个大姓人家。因家境比较好,父亲来到上海读书,考入复旦公学(父亲入复旦公学读书的具体时间,父亲未同我讲过,我也不清楚。如有早期复旦大学的档案,应该可以查到),读的是法律专业。毕业后,进入浙江高等学堂工作。父亲是一名爱国的热血青年,接受了革命思想,成为孙中山的追随者。1912年,随陈其美①来上海,担任上海都督府秘书。陈其美也是湖州人,因此他们同乡。父亲参加过讨袁和二次革命。自1915起(时年27岁),在上海闸北创办了市北公学,并担任校长。国民革命兴起后,父亲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事,他的主要任务是在上海为北伐军筹备军饷。随着国民革命的发展,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1927年6月起),父亲任浙江德清县县长兼浙江全省戒严司令部法官、国民革命军第26军司令部秘书。1928年,调任国民政府财政部浙江省烟酒税局局长;1929年起任南京特别市财政局局长;1930年调任上海特别市政府参事,兼上海市财政局局长、上海市劳资仲裁委员会委员;1932年调任国民政府内政部总务司司长;1935年任审计部第三厅厅长;1936年任交通部监察委员;1937年4月辞职。从父亲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职的变化可以看出,他逐渐被边缘化。据我猜测,可能是因为他对国民党上层日益向右转有所不满,且人比较率直,上司对他不满意。退出政界后,父亲一直在教育界和商界做事,不再涉足政治,后来当我对社会不满要求进步的一些言行,他没有反对干涉,似乎是默认的态度;我入党时组织上找我谈话,亦讲到父亲不反动,似乎还是个开明人士。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曾邀请父亲到北京开会,父亲因病重,乃派大女婿王汝霖(时为上海交通大学讲师)参加,会后王汝霖即调到北京工作,后为中国石油化工研究所总工程师。据我所知,父亲跟同样是湖州人的陈立夫、陈果夫关系不怎么样,他肯定没有加入CC系。我感觉他同国民党政学系的关系似乎更近一些。我父亲同CC派的干将、时任上海市社会局局长的潘公展也不大来往。潘公展也是湖州人,是我的姑父,但是我的印象中,我们家里同这个姑父的交往也不多,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两家会互派人拜个年,平常来往很少。我1986年去美国纽约市立大学讲学时,通过唐德刚介绍,见过潘公展的儿子和湖州大商人章荣初的儿子,他们那时都住在新泽西州,互相有往来。父亲离开政界后,于1941年与人合开振业商业储蓄银行(位于宁波路315号)。这家银行规模不大,在当时并不是很有名。1948年,父亲生病,银行就转给他人经营了。1949年冬,父亲病故。父亲去世后,我的这个大家庭也就散了。大家庭就是这样的,有主心骨在,还能撑着,主心骨不在,就树倒猢狲散了。父亲的几房太太中有的也走掉了,孩子们也各自找出路。但是对我没有影响,因为那时我已经不在家里了,正在浙江衢州政府部门工作。这个我后面还会讲到。父亲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后来又参加国民革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又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过比较高的官职,也算是国民党中比较有资历的人。但是,我觉得他的一生*大的成就同时也用心*多的是办教育。虽然父亲后来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职,但他一直都担任上海市北公学的校长,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市北公学交给上海市政府,变为公立学校。父亲一直坚持办教育,这应该主要同他的反帝爱国和教育救国思想有关。他认为“教育关系国家之命脉。今日之中国,欲求国势昌盛,事业发展,尤非提倡教育不为功……国内教育,苟日臻发达,则他日之为工、为农、为商,以及任何一种职业,必尽为具有学问之人,对外则一心一德抵御列强,对内则群策群力以巩固国本,中国前途之发皇,自不难操左券”。他的办学目标是“国人自办学校以育国人”。他说:“即收回租界上的教育权是也。盖欲抵御外人之腐化侵略,正与抵御其经济侵略相似。关于经济侵略的抵御,在消极方面,则为不购外货;在积极方面,则为振兴国货。以此类推,则使上海青年不入外人所设的学校,尚是消极的方法;必使租界以内,发展国人自设之学校,始足称积极的方法。”或谓:“兹事体大,又岂区区一校所能负荷?”“要知租界内,苟多一国人自设之学校,即可减少外人文化之侵略若干力量。换言之,苟多培植一具有国性之人民,即可减少一崇拜帝国主义的走狗。”……

史苑拓耕:唐培吉先生口述 作者简介

王敏,上海大学历史学教授,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史林》编辑部主任。主要研究上海史(侧重上海城市史、租界制度与外侨)和近代报刊以及晚清政治、思想、人物研究等方面。著有《近代上海报人社会生活(1872-1949)》《苏报案研究》《上海城市公共空间(1843-194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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