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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党建能力论:信息时代执政党的网络社会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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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党建能力论:信息时代执政党的网络社会治理能力

作者：薛小荣
出版社：时事出版社出版时间：2019-02-01
开本： 16开 页数： 268
本类榜单：政治军事销量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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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党建能力论:信息时代执政党的网络社会治理能力 版权信息

  • ISBN：9787519502539
  • 条形码：9787519502539 ; 978-7-5195-0253-9
  • 装帧：简裝本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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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党建能力论:信息时代执政党的网络社会治理能力 内容简介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在推动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已经日益显现出其对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深刻影响，对植根于传统工业社会的党的执政方式、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一挑战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时刻保持战略清醒，在探索加强与新群体、新组织的联系时，要着眼新的社会发展需求，培育新的社会治理能力。网络社会治理能力作为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能力体系中新的生长点，不仅成为党克服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治理“本领恐慌”的需要，更成为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能力组成。应该积极构建包括党务管理能力、声誉维护能力、媒介交流能力、意见表达能力、舆情引导能力、组织凝聚能力、群众工作能力、干部管理能力在内的网络社会治理能力体系。

网络党建能力论:信息时代执政党的网络社会治理能力 目录

**章党务管理能力
**节把握党务管理能力的内涵
第二节增强党务管理能力的意义
第三节提升党务管理能力的途径
第四节案例解析
积极探索信息化途径，落实从严管党要求
第二章声誉维护能力
**节把握声誉维护能力的内涵
第二节增强声誉维护能力的意义
第三节提升声誉维护能力的途径
第四节案例解析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运用Facebook维护党的形象

第三章媒介交流能力
**节把握媒介交流能力的内涵
第二节增强媒介交流能力的意义
第三节提升媒介交流能力的途径
第四节案例解析
漫画形象：“习主席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第四章意见表达能力
**节把握意见表达能力的内涵
第二节增强意见表达能力的意义
第三节提升意见表达能力的途径
第四节案例解析
“上海阿健”的博客

第五章舆情引导能力
**节把握舆情引导能力的内涵
第二节增强舆情引导能力的意义
第三节提升舆情引导能力的途径
第四节案例解析
汶川地震期间的网络舆情引导

第六章组织凝聚能力
**节把握组织凝聚能力的内涵
第二节增强组织凝聚能力的意义
第三节提升组织凝聚能力的途径
第四节案例解析

第七章群众工作能力
**节把握群众工作能力的内涵
第二节增强群众工作能力的意义
第三节提升群众工作能力的途径
第四节案例解析
云南运用“云岭先锋”强化党的群众工作能力

第八章干部管理能力
**节把握干部管理能力的内涵
第二节增强干部管理能力的意义
第三节提升干部管理能力的途径

上海加强干部队伍管理信息化的做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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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党建能力论:信息时代执政党的网络社会治理能力 节选

克服信息时代“本领恐慌”， 积极提升网络社会治理能力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的转变是一个深刻的社会变革过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已经日益显现出其对中国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深刻影响。信息时代所蕴含的巨大变革力量，有着冲决一切旧的工业时代印记的内在冲动，对活跃于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特殊组织——政党，及其植根于传统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随着传播快、影响大、覆盖广、社会动员能力强的微客、微信等社交网络和即时通信工具用户的快速增长，如何加强网络法制建设和舆论引导，确保网络信息传播秩序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突出问题。在2016年4月19日召开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互联网越来越成为人们学习、工作、生活的新空间，越来越成为获取公共服务的新平台。这一新空间和新平台对党和政府的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提出了新要求。他说：“我们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信息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据，要发挥其在这个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要以信息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筹发展电子政务，构建一体化在线服务平台，分级分类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打通信息壁垒，构建全国信息资源共享体系，更好用信息化手段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科学决策。”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可以说，紧迫的现实问题强烈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时刻保持战略清醒，在探索加强与新群体、新组织的联系时，要着眼新的社会发展需求，培育新的社会治理能力。网络社会治理能力作为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能力体系中新的生长点，不仅成为党克服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治理“本领恐慌”的需要，更成为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组成。一、信息时代党的社会治理方式的现实挑战党的社会治理方式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组织结构、工作习惯等多种因素交互影响的具体体现，是党在处理党内关系和党外关系两种不同类型的工作对象时表现出来的态度、作风和情感的总和。它既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同时又是在中国社会形态（尤其是在信息化技术引起的）发生深刻变迁过程中不断进行自我调适的实践形式，具有鲜活的时代意义。党的社会治理方式是以实现党的纲领宗旨为目标指向，是由党的政治理念价值决定的。从这一意义上讲，政党的社会治理方式具有相对稳定性。但是，政治理念价值虽然是政党社会治理方式的决定性因素，但并非唯一因素。作为实现政治理念价值的社会治理方式，在具体实践中往往会受到社会变迁、技术变革、心理变化和价值选择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不断地调整适应。因此，政党的社会治理方式又具有相对的动态性。可以说，政党的社会治理方式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动态性，体现了政党的历史性与时代性、理论性与经验性的完整统一。信息时代的到来及其内在变革性，打破了建构于工业化时代基础之上的党的传统社会治理方式的稳定性，加剧了党的社会治理方式的动态调适程度，对党的传统社会治理方式提出了现实挑战。具体来说，这一挑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党的社会治理方式面临信息化社会环境的挑战。信息时代的基石是信息化的社会环境。党的社会治理方式是对物质和精神的社会环境的不断适应的产物。不同类型的社会环境会产生和塑造不同的党的社会治理方式。信息化社会与工业化社会对党的社会治理方式有着不同的要求。在工业化社会环境中，以集中化、权威性、系统性为主要特征的自上而下的运行要求，是保证社会得以正常运行的基本组织范式，也是工业化社会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这一社会环境对政党社会治理方式（尤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直接影响就集中体现为政党内部组织运行的集中性和外部社会联系的中心性两个鲜明特征。这种特征又与工业时代以报纸、电台、电视等为代表的社会技术所塑造的明确的社会结构的内在特性相适应。“在电子媒介出现之前，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忽略物质地点和社会场景的区别。地点决定了大多数的社会信息系统。一个给定的地点—场景在时间和空间上与其他地点—场景相隔离。距离是封闭和隔离社会的手段。从一个场景到另一个场景需要花费时间。因为只能通过固定的门才能进入房间和建筑物，所以人们过去以一种可明确观察和可预测的方式被接纳或排除于某个场景。但是现在电子媒介介入了原先由物质地点所确定的场景。”［美］约书亚·梅罗维茨著，肖志军译：《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9页。无论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还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都表现出了党内组织权力的高度集中性，党的领袖（列宁、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等）享有崇高的威望；都表现出了党在整个社会运动中的政治、组织的核心领导地位，党拥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可以说，这一时期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兴起是与无产阶级政党的集中性、权威式的组织方式和工作方式分不开的。“联共包揽一切，并声称它是人民的权威代言人。其政策不是通过在公共的政治场所进行辩论来检验，而是通过官员之间的私下讨论，以及在全体党员或更大范围内的阐述和解释。其合法性不是基于选举的成功而是基于革命原则和先例。”［美］杰弗里·庞顿、彼得·吉尔著，张定淮等译：《政治学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页。然而，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随着一系列通信技术的发明和广泛运用，西方发达社会开始从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变，一个开放的社会日益形成。“由于代码的不同，电子媒介打破了印刷媒介所塑造出来的专门的、互不相通的信息系统，现在各不相同的人群共享着更多的信息。”［美］约书亚·梅罗维茨著，肖志军译：《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其中，*显著的影响就是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态环境变得越来越开放，促使适应于工业化社会高度集中统一的组织结构日益向多样化、去中心化的离散形态发展。政党作为传统政治生态的主要政治力量，在社会结构分散化的趋势下，也愈来愈难以维系其政治“独角戏”，这种高度集中的组织权力和工作方式也被迫进行改革和转型。德国社民党在2007年公布的《汉堡纲领》就是对这一信息时代要求的主动适应。纲领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寻求组织对话的，我们不是从上到下，而是从社会中心出发，讨论社会民主党的未来。还从未有一个德国政党的纲领是如此广泛的民众参与中产生的。”张文红译：《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纲领（汉堡纲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7年第4期。中国共产党作为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无产阶级政党，其政党的社会治理方式既具有无产阶级政党的普遍性，同时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特别是从革命型政党向执政党这一政党身份的深刻变化，以及党领导和推动社会主义改造、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更是使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方式具有了强烈而鲜明的中国特点，即集中性、封闭性与运动性。所谓集中性，是指党的社会治理方式的自上而下的垄断性；所谓封闭性，是指党的社会治理方式的内部运行的秘密性；所谓运动性，是指党的社会治理方式的外部动员的社会性。应该承认，党的社会治理方式的上述特点有效地保证了党成为中国社会团结进步的核心和纽带，有效地保证了党成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领导者和推动者。但是，随着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渐成熟稳定，以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中国社会正处在从传统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变的关键历史时期，信息化社会迥异于工业化社会的内涵必然会对党的现有社会治理方式提出新的变革要求，即党如何改革、完善和提高社会治理方式，以主动适应已经呈现出碎片化、个体化和高度流动性的社会新环境？这是信息化社会对党的社会治理方式提出的**个严峻挑战。其次，党的社会治理方式面临信息化社会群体的挑战。信息时代的活动主体是信息化的人。梅罗维茨认为：“群体身份是基于‘共享但特殊’的信息系统。不同社会信息系统的数量越多，不同‘群体’的数量也就越多；不同信息系统的数量越少，不同群体身份的数量也就越少。因此，由于电子媒介所引起的许多原来不同形式场景的融合，将对群体身份产生同化影响。”［美］约书亚·梅罗维茨著，肖志军译：《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111页。无论是作为群体的社会大众还是作为个体的人，其信息化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信息化的思维方式。所谓信息化的思维方式，主要是指人们认识问题时的非线式、共域性、系统化的思维过程，表现出横向平面的思维偏好。也就是说，由于信息的开放与流通，对个体和社会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往往受到更多外界相关因素的影响，或者说得益于更多外部信息的支撑，从而在认识上表现为多种而非单个的观念集合。与工业化社会线式的、二元化的思维方式相比，信息化思维方式表现出强烈的外部相关性和观念动机的复杂性。由此，个人或大众的信息化思维方式对党的社会治理方式提出了现实挑战，即严格奉行自上而下的单一线性思维的各级党组织，究竟应该如何采取及时有效的方法，来应对充满了丰富可变思维的信息化大众？又应该如何规制党组织内部的关于及时性沟通时的话语授权，并以此来平衡上下级的组织关系？二是信息化的行为方式。信息化社会对大众或个体的另一影响就是信息化的行为方式。所谓信息化的行为方式，主要是指由于社会结构的日益开放和社会参与机会的日渐增多，大众或个体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出抉择的选择行为。在传统的机械工业时代，由于劳动分工高度的集约化、组织化，大众个体依附于各种类型的组织体系之中，个体角色就像工厂流水线上的批量产品一样，泯然于众而鲜有特性。“任何大规模组织都不可避免地带来技能上的分化，这就使人们所称的专家领导成为必要。结果，做出决定的权力逐步被认为是只有领导者才有技能，这一权力随之被从大众手中抽走而集中于领导者的手里。这样，曾经只是集体意志执行者的领袖很快将自己从大众的控制中解脱出来，成为独立的行动主体。组织是寡头统治的温床。在任何组织中，无论它是一个政党、工会组织，还是其他任何类型的协会，其贵族化倾向是显而易见的。组织的结构在赋予自身稳定性的同时，却使组织化的大众发生了深刻变化，完全改变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地位。组织使得政党或专业工会分化为少数领导者和占人口大多数的被领导者。”［德］罗伯特·米歇尔斯著，任军锋等译：《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个体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受到很大限制，没有相应的组织帮助，个体的力量往往是有限的。与这一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思想反映就是大众个体政治理念尚无脱离组织的冲动。但是，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在促进经济政治全球化的同时，渺小的个体力量通过发达的信息网络实现了瞬时联结，个体的力量通过网络实现了几何倍数的增长，影响社会的能力不断得到加强。正如梅罗维茨所言：“当信息系统是孤立的时候，权威得到了加强；当信息系统融合后，权威就变弱了。……因此，传播媒介越是倾向于将社会中不同人的知识分开，该媒介就会支持越多的权威等级；传播媒介越是倾向于融合信息世界，媒介就会越鼓励平等的交往形式。”［美］约书亚·梅罗维茨著，肖志军译：《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在这一由于信息网络技术促成的深刻社会变动下，政党所提供的组织力量开始受到削弱，大众自身的政治选择需求得到大大提升。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一深刻变化对党的社会治理方式带来的挑战就是：如何解决社会大众的理性化、差异化与传统组织动员的情绪化、均质化之间的矛盾。作为党的传统社会治理方式，大规模的群众动员模式显示了其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之时的巨大威力和社会有效性。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大规模群众动员的社会有效性是建立在社会结构的均质化、大众利益的一致性和社会环境的道德性的基础之上的。而在不断深化的改革的推动下，当下中国正经历着深刻而复杂的社会转型：既存的社会结构由于不断重组而呈现出碎片化的格局、大众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无法遮蔽个体利益的日益彰显、革命化的社会道德情境被经济利益的追逐不断消解。当产生形成党的传统社会治理方式的社会基础已经开始痛苦变革之时，党的社会治理方式又岂能因循守旧、执著于昔日的荣光呢？*后，党的社会治理方式面临信息化社会技术的挑战。信息化社会技术是支撑和维系信息化社会的技术基础。不同的社会是由不同的社会技术维持运转的。从社会控制的角度来看，工业化社会是建立在以报纸、电台、电视等为主要代表的机械化社会技术之上的。机械化社会技术在信息传播上属于单向传输，即从一个中心信息源出发，向多个接收末端传递相关信息。这种信息单向传递方式，是与机械工业时代自上而下的组织结构相适应的。由此决定了工业化社会中政党的社会治理方式，即政党可以通过对报纸、电台和电视等媒介信息载体的把持或共谋，扩大党作为社会政治中心的覆盖面。“印刷媒介的复杂、循序渐进的特征促进了广泛而相关的描述和分析的发展，但也会造成能接触某个信息系统的人和不能接触的人之间的严格区分。印刷代码的线性结构使得不同的专家采用不同的探究‘路线’。电视则打破了不同领域间的障碍，但是它更喜欢片断的信息，而不是长篇大论，有内在联系的讨论与分析。”［美］约书亚·梅罗维茨著，肖志军译：《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不过，机械化社会技术*大的缺点就是：无论是主动抑或被动的接收者，无法有效传递反馈信息，以便通过信息的交流沟通来提升信息的使用效能。因为“层级沟通机制可能在一定抽象意义上是‘理性’的，但根据人类沟通的理论，层级沟通不符合信息成功交换的基本规则”。［美］多丽斯·A格拉伯等著，张熹珂译：《沟通的力量——公共组织信息管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3页。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化社会技术则在根本上克服了机械化社会技术的这一缺陷，使得信息的自由流通成为可能。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推进了信息网络社会的形成与确立，并日渐对社会产生深刻影响。与机械化大工业社会相比，信息网络社会*大的特点就是“信息”的自由流通。这是一个“比黄金、货币和土地更灵活的无形的财富和权力”的新基础。这个新基础“以思想、技术和通讯占优势为标志，一句话，以‘信息’为标志”。［美］E拉兹洛：《决定命运的选择》，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页。可以说，信息的自由流通构成了信息网络社会的核心要素。……

网络党建能力论:信息时代执政党的网络社会治理能力 作者简介

薛小荣 1977年生，陕西省安康市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共首都互联网协会委员会党建顾问、上海市党的建设研究会特邀研究员、亚太智库研究员。主要从事网络党建、互联网企业党建，戈尔巴乔夫改革等研究。主持国家和省部级以上课题四项。发表论文六十余篇，多篇被《新华文摘》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转载。出版“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共产党研究”系列丛书：《网络党建论：互联网时代政党的组织变革与社会适应》、《网络党建能力论：信息时代执政党的网络社会治理能力》（第十三届全国优秀党建读物）、《互联网企业党建：技术、资本与政治逻辑张力下的政党治理》；出版“戈尔巴乔夫改革研究”系列丛书：《来自上面的革命：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来自下面的革命：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社会民主运动》《来自内部的革命：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与中央委员会》《来自外部的革命：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改革与西方遏制战略》等著作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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