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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行小语 内容简介
新中国成立伊始，海外多持观望、怀疑，甚或敌视、妖魔化态度，谣诼纷集。在此背景下，著名作家、学者曹聚仁以新闻记者身份，在1950年代，多次从香港北上，访问北京，并游历大陆备地，以客观、中立、公正的立场，深入报道大陆的社会巨变，产生深远影响。自称既不“反共”，也不“亲共”，而是力求“知共”的曹聚仁，录其所见，记其所闻，存其所思，为后世留下珍贵的**手历史文献。抗美援朝、合作化运动、反右运动等重大事件均有所记录。本书系大陆初版，堪与作者以战地记者身份留下的《万里行记》前后辉映，并足传世。
北行小语北行小语 前言
曹聚仁的三重境界陈国军 曹聚仁是上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异数。若干年后，若回首观照*近十来年的知识界，“陈寅恪热”可算一桩意味深长的公案。而曹聚仁在其著作于海峡两岸同时被禁三十余年后被重新发现、重新认识，不妨称作“曹聚仁现象”罢，似亦可与之齐观。曹氏著作煌煌四千万言，我涉猎很少，不惮浅陋，试模仿王国维三重境界说对其人格谈些个人的感悟。 近读曹聚仁之《北行小语》，该书系在大陆初版，收录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历次由港北上访问北京及内地时为新加坡《南洋商报》所写的行记。书的副题：一个新闻记者眼中的新中国，疑为三联书店的编辑所加。倒是很契合曹聚仁写作的本意。书中诸篇中，曹氏皆以“记者”二字来指代自己，且惯用作开篇语。我想曹氏不仅仅是在使用一个叙事者的自我称谓而已，同时也在努力强调其“看客”的“身份”。 在该书**编《北行小语》的“前词”《从“客里空”中说起》中，曹氏借批判前苏联剧本《前线》中一个擅谎言与阿谀的记者“客里空”的典故，表明自己北行之目标与原则。他说：“我是一个绝对不带政治色彩，也不夹杂政党利害关系的记者，而我们的报纸，也正是不带政治色彩，不夹杂政党利害关系的报纸。……我今后要看，要听，而且要向海外侨胞作真实报道的。我知道我的观察也许有错误，但我决不歪曲事实。”这可以视作曹聚仁的**层境界——所谓记者，所谓新闻人，所谓“看客”，当时刻警醒自己在恪守独立、公正、客观的原则下使用话语权力。 有人在评论曹氏另一部著作《文坛三忆》时曾将其比作《世说新语》，其实，《北行小语》也颇有汉魏六朝清谈的趣味。该书诸篇中多记叙北京各界名流轶事。一则，曹氏少负才名；一则，曹氏身份为中共高层重视。因此，曹氏有很多机会接触到诸如周恩来、陈毅等高层政要和诸如齐白石、柳亚子等文艺界名士。这种交往，不仅仅是采访与受访关系，倒更像文人雅士间的声气相求。比如某篇记载周恩来某日宴请诸人，黄昏时荡舟昆明湖，入夜即在颐和园中豪饮茅台。至于书中收录的简牍及歌诗唱酬文字，格调更是与日常所见的新闻稿大异其趣。 曹氏的笔法殊异于一般的新闻文体，却近似传统的笔记文学。往往闲处着笔，不露锋芒，但在看似拉拉杂杂的闲谈中，又频频有机智闪现，有哲思、有趣味。特别是占该书内容很大篇幅的有关北京人物、风俗的记叙，读之令人可依稀想见当日“冠盖满京华”的气象。至于憔悴者谁，则需要历史来作答了。 此可谓第二重境界：曹氏文章不可作寻常观，作者的文人才情、名士风度跃然纸上。明乎此，方能明晓其文字内在意味，个中曲笔。从而更好地理解当时社会风物，也包括曹氏本人。（曹氏记述历史的同时，不仅仅作为一个叙事者、看客而在场，他本身也以其鲜明的个性而成为文本中一个意义非凡的符号。） 第三重境界，可谓史家之境界。三联书店的编辑在该书的提要上有按语称：新中国成立伊始，海外多持观望、怀疑，甚或敌视、妖魔化态度，谣诼纷集。在此背景下，著名作家、学者以新闻记者身份，在1950年代，多次从香港北上，访问北京，并游历大陆各地，以客观、中立、公正的立场，深入报道大陆的社会巨变，产生深远影响。自称既不“反共”，也不“亲共”，而立求“知共”的曹聚仁，录其所见，记其所闻，存其所思，为后世留下珍贵的**手历史文献。 老实说，提要颇见功力，但我却不喜“妖魔化”之类字眼，即便以反“妖魔化”的名义，实则也是落了“妖魔化”的窠臼。正如曹氏所坚称的不居于“反共——亲共”体系中任何一面或其反面一样，他选择的是没有先入之见的“知共”态度。非要说要有个立场的话，可能如其在《致李微尘先生书》中所表白的那样，他的看法乃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看法”。我私下揣测曹氏若知自己的写作被视作为新中国辩护的反“妖魔化”举措，恐怕也是不会认同的。因为，无论“妖魔化”或者反“妖魔化”事实上基于同一个逻辑前提，即将异见视为对自己掌握的“真相”的攻击，*终，反“妖魔化”实际上将等同于“反妖魔化”。 曹氏本人并非史家，他所*推崇的，并以之为理想的人物：房龙，在学者们看来，恐怕也算不得一位严格的史家。然而正是从早年读房龙的《人类的故事》开始，曹氏奠定了其虽非史家，却高于许多史家的史观。曹聚仁说，《人类的故事》的*大成就，便是把历史上的人物当作有血有肉的活人看待；每个活人，有他的光明面，也有他的黑暗面；不仅此也，每个活人身上，总是圣人和魔鬼暂住在一起的。据李伟《曹聚仁与房龙》曹氏后来写作《北行小语》时，写中共人物，写中共政权下的众生相，也正是秉承了这一理念。所以在他笔下，既看不到“妖魔化”，也看不到“神圣化”，有的只是时代风貌血肉鲜活地再现。所谓“知共”态度，即体现于此。比如他坦然附录了两篇庄惠泉所写与他感受迥异的行记以供读者参阅。庄氏眼中看见的是物质的贫穷，精神的困乏，而曹氏却于民族资本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等运动中，看到这个国家生机和活力。是非暂且不论。但是我想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庄曹二氏背景、身份、游历皆类似，庄氏所接触到的社会状况曹氏肯定不会不知，结论的差别只是在于以何种参照系，何种姿态，何种方法来看待现象。 曹氏在序言《自古成功在尝试》（胡适诗）中引曹氏本人回应胡适关于“苏俄政治实验”的信件时说：“今日之事，也正如先生（指胡适）所说的：‘许多少年人的盲从固然不好，然而许多学者的武断也是不好的。’先生正该组织一个北京考察团，邀一班政治经济学者及教育家同去作一较长期的考察。我相信先生是实验主义的大师，不容你否认这种政治实验的正当，更不容你以耳为目，附和传统的见解与狭窄的成见的。”言辞间的情绪略显激越，大概因为该信也是针对指其“亲共”的言论而作的答难。可见，曹氏的态度是尽可能客观的：对于新生之共产中国，何妨以实验观之，了解之，理解之？如果依常理将新中国比作一位襁褓中的幼儿，倒正应了他那句“将历史上的人物当作有血有肉的活人看待”。而庄氏之见未免以己度人，求全责备了。 曹氏的《北行小语》虽非严格的八股式的学术著作，但是他以历史的见证者、当事人去记叙其亲身所历、所感、所思，并且抱着“了解之同情”的态度，由此这本小书（三册行记的合集）具备了对历史有所“真了解”的不寻常意义。欲“真了解”1950年代之中国风貌，则该书不可不端详。前引三联版按语中将这本小书称为“**手历史文献”之原因，我想也正在于此。 曹聚仁从一角看世界郑勇 《北行小语》和作者的另一本颇负盛名的《万里行记》，都有点类似于《老残游记》，可以称之为“行走者的文字”。曹聚仁也有点像老残，一边走一边看，一边实录一边议论，朝与野，官与民，乡风与世俗，都有所反映。事过境迁，今日重读这部半个世纪前的兼有游记与特写的《北行小语》，便有了读史的感受。从八大胡同、琉璃厂、天桥、东交民巷等处的巨大变化，到沈从文、周作人、齐白石、溥仪等人的生活和思想变迁，作者试图描述出北京地方和新政权正在发生的变化，也未始不可以说，作者是在为新中国修史。 说“修史”或许言重了点儿。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史道”尊严的国度，史书，总给人一种板起面孔的印象。以此作参照标准，《北行小语》的特点倒更近于“文”，即意态从容，文笔闲散，而结构又比较随意的随笔。这或许得益于曹聚仁作家和学人的双重身份，尽管在这本书里，他自我定位于“新闻从业者”，我们也倾向于把这些文章看作新闻特写，但读其书，品味其文字，还是不难感受到诸多逸出新闻范畴的东西。这正是曹聚仁的高明处，心中存着一个史字，但读者看来却全无冠冕的作态；文章是为新加坡的《南洋商报》而作，却不像通常新闻体惯有的质而不文。 回头再说前面提到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伊始，由于西方国家的一些敌视宣传，加上彼此空间和消息的隔膜，海外华人对北京新政权不免心存犹疑。在此舆论环境中，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立场著称的曹聚仁，多次自香港北上，访问北京，并游历大陆各地，以客观、公正、中立的立场，深入报道大陆的社会巨变，为海外华人了解新中国提供了大量**手材料，同时也为半个世纪后的读者，留下了这丰富的历史记录——昔年的现场和即景报道，而今已成珍贵的文献和史料。对那段历史已然隔膜的普通人，也可由此感受那个时代的风云和气息。 “我是一个绝对不带政治色彩，也不夹杂政党利害关系的记者，而我们的报纸，也正是一份不带政治色彩，不夹杂政党利害关系的报纸。”这样的自我表白，本身就不免绝对。然而，意识到新闻报道和史家之笔一样，所要求的乃是“与事实一致”的真实，进而对一些同行的“客里空”式捕风捉影、凭空臆造的新闻通讯大为不满，由此可见其“新闻从业者”自我定位和自觉立场还是可信的。曹聚仁自称既不“亲共”，也不“反共”，而是追求“知共”。所以，在各种场合，大陆的记者被引为“同志”，他却被称为“先生”。正是因为始终有着“做新闻记者决不可以耳为目，闭门造车”的意识，他的这些特写才可能作为彼时现实、今日历史的影像来打量。 曹聚仁的这三卷“小语”，不是宏大叙事式的政治话语，而是以自己的独特个人视角，大多专注于衣、食、住、行，以及娱乐及享受这样的感性生活层面，记录了自己深入都市和乡村的感受和印象，因而为我们留存了1950年代中国的生动而丰富的细枝末节。比如关于“北国的作家生活”，他详细列举了梅益翻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作家杜鹏程出版《保卫延安》的稿费收入和《人民日报》、《大公报》的稿酬标准，并以之与同时期港台作家的稿费水平相比较，倒显出海外文人写稿的苦况和稿酬的菲薄。杜鹏程的小说印行了75万册，稿费在15万元以上；与此相关的是大陆消费水平之低，按照曹聚仁的体验是，“一分（钱）可以买三个橄榄，一个南华李”，在北京的生活，每月人民币25元已经足够。因此，当时稿费收入很高的小说家，足以让海外卖文为生的人“眼红得发酸”。近年来颇多拿今日作家、学人收入和上世纪上半叶的同行相比照的研究，结论自然是今不如昔远甚；但似乎很少研究者注意到1950年代的作家和学人的收入与生活。曹聚仁的这些特写中保留的细节，可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一向为我们忽视的参照。 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是曹聚仁格外留意，同时也是使人印象深刻的部分。在这本书中或多或少留下记录的，就有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张东荪、章士钊、罗隆基、沈从文、周作人、柳亚子、梅兰芳、老舍等曹聚仁的同代人。这批现代著名文化人的生活和心境，读来比一般传记更生动真切，窃以为这是《北行小语》*具价值和可观性的部分。比如沈从文，研究者大多专注于他在1948年以后的身心痛苦，而《沈从文教授在北京》一文，则同时记录了沈从文的思想改造和蜕变过程，考察时限直到1956年。 与一般记者或观光客不同，曹聚仁初到北京，“首先要访问的，并不是故宫、颐和园和西山八大处，而是天桥、八大胡同和琉璃厂”。其实，除此之外的《今日清华园》、《从红楼到未名湖》等记录学府变迁的篇章，也值得格外留意。晚清和民国时期的著名欢场的八大胡同，一度吸引了两院一堂（参议院、众议院和京师大学堂）的名流为常客，经过政府改造，红尘十丈的风流场，业已变成了寻常百姓家。要找一些余韵残迹，也不复可得，所以作者感慨“风尚变迁，教化移人”，是一件了不得的事。东交民巷，被晚清大学士徐桐愤慨地称为“望洋兴叹，与鬼为邻”的地方，在曹聚仁的笔下，也不复“国中之国”的骄横跋扈，气象变得闲静和穆。印度大使就因为这里是西方人统治东方的象征，而刻意别选寓址。 借八大胡同和东交民巷的兴衰，以见证中国社会的变迁，于此亦可见出曹聚仁描述旧北京与新北京的春秋笔法。这种“从一角看世界”的方式，说来也算是曹聚仁的拿手路数，他在《文坛五十年》、《文坛三忆》等书中，也是有意识地把自己定位于“文坛一角的看客”。
北行小语 目录
卷一北行小语
序“自古成功在尝试”
前词从“客里空”说起
初旅
罗湖——深圳半日
广州的**个印象
……
序“自古成功在尝试”
前词从“客里空”说起
初旅
罗湖——深圳半日
广州的**个印象
……
展开全部
北行小语 作者简介
曹聚仁（1900—1972），浙江浦江人。现代学者、作家、报人。曾任教于上海暨南大学，主编过《涛声》等杂志。晚年移居香港。平生著述逾四千万字，结集行世的有《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上海春秋》、《文坛五十年》、《听涛室人物谈》、《我与我的世界》、《书林新话》、《文坛三忆》、《万里行记》等，凡数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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