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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治的终结 版权信息
- ISBN：9787308203982
- 条形码：9787308203982 ; 978-7-308-20398-2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警治的终结 本书特色
深入的研究，加上充满活力和易于理解的写作风格，《警治的终结》是任何希望了解当今警治可怕状况的人的必读书。亚历克斯·维塔莱令人信服地表明，只要我们还在要求警察支撑一个从根本上讲不平等和功能失调的社会秩序。肤浅的“改革”就不会有多大帮助。他还给出了具体的替代方案，目标是修复社区，并且让警察不再试图控制他们不能——也不应该——控制的社会问题。 艾略特·柯里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教授 《美国的犯罪与惩罚》一书作者 《警治的终结》将*好的学术研究和紧促迫切的言辞相结合。解释了为什么普通的警察改革无益于减少警治滥用。亚历克斯·维塔莱表明。如果我们希望实现种族和经济正义，我们必须超越将公共安全概念化为禁止、排斥和逮捕的做法。 露丝·威尔逊·吉尔摩 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教授“批判性抵抗”联合创始人， 《金色古拉格》作者一本极其重要的警治研究著作。应该分发到所有的警察学院。要是费兰多·卡斯蒂尔一案的陪审员们读过这本书就好了。 杰弗里·法根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犯罪、社区与法律中心主任
警治的终结 内容简介
近年来，美国针对警察暴行和镇压的抗议激增——很近因黑人乔治·佛洛依德被警察暴力致死而引发的大规模抗议与示威运动很为引人注目。警治的问题和弊端越来越暴露在公众视野中。国家用大量公民缴纳的税款建立起来的警治机构很终却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 本书抓住了其中的核心问题：现代警治本身的性质。作者认为，过去40年来，“破窗式”警治实践、执法的军事化和警察作用的急剧扩张使得警察的职权日益增大。本书试图通过揭示作为一种社会控制工具的现代警治的有污点的起源来引发公众讨论。它展示了警察权力的扩张是公共安全的矛盾源头。亚历克斯?维塔莱借鉴了世界各地的开创性研究，几乎涵盖了警治工作日渐广泛的每个领域，展示了执法活动如何加剧了它本应解决的问题。 很终本书还提出了相应的警治替代方案，如合法化、恢复性司法和减少伤害，以促进犯罪、支出和不公正现象的减少。作者认为，应对坏警治的很好方案可能是终结警治。
警治的终结 目录
001 警治改革的局限
004 改革措施
016 加强问责
022 替代方案
035 警察不是来保护你的
036 自由主义的警治观点
038 警察部队的原型
043 从菲律宾到宾夕法尼亚
046 得克萨斯骑警（the Texas Rangers）
048 奴隶制的作用
051 战后时代的政治警治
053 当今的警治
061 学校通往监狱的通道
061 “学校资源官”（school resource officers）
063 选拔性考试与社会控制
066 学校通往监狱的通道
069 学校的军事化
072 改革措施
075 替代方案
086 “我们报警求助，他们却杀了我儿子”
091 改革措施
095 替代方案
103 对无家可归的定罪
112 改革措施
114 替代方案
122 性工作警治的失败
122 将性工作定罪意味着什么？
127 附带后果
130 警察腐败
131 改革措施
137 替代方案
145 毒品战争
152 腐败
153 种族的影响
156 隐私权
158 健康影响
159 国际影响
160 改革措施
164 替代方案
166 合法化
167 经济发展
176 打击帮派
185 改革措施
189 替代方案
197 边境警治
211 改革措施
214 替代方案
221 政治警治
224 美国的政治警治
231 联合反恐任务组和融合中心
234 诱捕
236 人群管控（Crowd Control）
239 替代方案
247 结论
展开全部
警治的终结 节选
性工作警治的失败 将性工作定罪意味着什么？ 当我们允许警察管控我们的性生活时，我们就使得我们社会中*脆弱的人群蒙受了巨大的伤害。依靠性产业谋生乃至积累钱财的年轻人、穷苦女性，以及跨性别群体被警察逼入阴影之中，这使得他们极易遭受虐待、剥削和健康损害。 居民和企业主常常坦言他们对性工作的忧虑，认为这违反了道德秩序。他们担心儿童会暴露在公开性行为、安全套残片以及各种各样与性交易相关的药品和毒品面前。处于第二位的问题则包括女性被当成性工作者而受到骚扰，毫无意愿的男性被性工作者搭讪，以及顾客、娼妓和皮条客之间的来往不时造成的骚乱乃至暴力。所有这些事都可能破坏生活质量、影响财产价值，这意味着财产所有者的抱怨容易引发警治行动。在更大的层面上，城市官员表达了对性产业中性病传播、毒品流通和有组织犯罪的忧虑，他们还担心青少年参与到该产业中，担心皮条客和顾客可能对他们及成年从业者进行虐待。 *近，大量的非政府组织（NGOs）都在努力使人们认识到强制胁迫和国际人口贩运在性工作者——特别是青少年性工作者——的供应上所起到的作用。其中许多团体——以及一些宗教、政治和社群领导者——基本上是从道德的角度反对卖淫。另外一些团体则认为没有人会自愿选择卖淫，并且将性工作等同于强迫行为。这些团体倾向于采取废除主义（abolitionist）的方案，主张禁止所有性工作，并且以惩罚性的国家执法行动为实现目的的核心方式。许多自由派的女性主义者则出于对涉事女性之福祉的考虑，而拥护一种禁绝主义（prohibitionist）*的立场，他们相信女性之所以*终会从事性工作，其原因是童年遭受过性虐待。然而另一些女性主义者则指出这种立场将会再生产出父权制的观念和权力关系。 在警察中，以高度道德化的视角来看待卖淫也同样是一种强烈的倾向。这可能会使得性工作者的人性被极大地低估，因为他们似乎屡教不改地从事着在警察个人看来具有侵犯性的活动；或者，一种营救心态会使得他们的能动性被极大地低估，具有这种心态的警察会把性工作者当作是需要拯救的受害者。当所有这些方案都没有使现状有所改善时，一种失范的冷漠（anomic disinterest）往往就会萌生出来。卖淫问题不过是又一个职业内部的问题，只要以*低限度的情感关怀和对劳动成果的尊重，就能管理好。抓捕工作完成了，闲荡者被驱散了，广播工作也做过了。这些措施中有哪些真的促进了社区安全、改善了性工作者的生活？毫无疑问，答案是没有。对性工作的定罪措施可谓声名狼藉，而且对性工作者乃至整个社会都造成了损害。禁绝主义的方案假定，严格执行法律——不论是针对服务提供者还是顾客——就能防止卖淫活动发生。然而证据显示，即使是*为密集的警治行动也不能达到这一效果。 直到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公开的红灯区在美国各城市仍相当普遍。 虽然警察经常索取贿赂，并且不时对性工作者进行性剥削，但是卖淫活动在这些区域——有时还包括更大的区域——中得到了有效的无罪化处理。结束这种状况的因素大致有二。**个因素是军方当局在一战期间想要限制卖淫活动，因为在以往的战争中，性病是破坏部队战备状态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二个因素是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强调恢复城市的德性，而城市已经被来自东欧和南欧的大规模移民潮所“污染”。这个过程采取的形式是关于“白人奴隶”的叙事，妓女被描述为受到外国男性强迫和操纵的不自知的受害者。他们的任务是通过禁绝主义的政策来“拯救”这些女性，就像用类似的政策来对抗酒精对人的“鞭打”一样。 早期的执法活动包括突击搜查妓院和针对站街揽客行为的密集执法。尽管“白人奴隶”叙事暗示了当事人的无助，但妓女们一般情况下还是被当作犯法者来对待，经受着看守所的羁押、警察的持续骚扰以及更糟的状况。警方和政府官员非常成功地压制了红灯区，但以更隐蔽的形式进行的卖淫活动却没有减少，这些卖淫活动存在于酒吧、陪同服务、按摩院、桑拿房、地下妓院、上门服务、脱衣舞俱乐部的贵宾室以及多种形式的站街中，在公开程度和风险等方面各有不同。 如今，警察采用了多种多样的策略来对性工作实施管控。扫黄小队（Vice teams） 致力于处理显见的和隐蔽的卖淫活动。由于涉黄犯罪而遭逮捕的人常常会被迫提供有关妓院和其他隐秘的性工作场所的信息。秘密警察会以潜在顾客的身份对这些场所展开调查，在一些情况下还会在调查过程中参与性行为。随之而来的就是突击搜查，性工作者和管理者会被逮捕并起诉，在一些情况下顾客也不例外。扫黄警察也假装成顾客在街头采 取行动。一旦双方就价格和性行为达成一致，逮捕行动就会在车内、旅馆房间或是街角展开。在一些情况下，仅仅是在“已知的卖淫区域”闲荡的人也会被一网打尽；携带安全套、穿着“有性暗示的服装”、跨性别的打扮或是有被捕前科都被视为逮捕和起诉的充分证据。 在脱衣舞俱乐部，警察们执行着多种含混的反淫秽法规，而他们对作为其行动依据的“公共标准”的阐释有时不免武断：测量主顾和舞者之间的距离，或是检查衣物的尺码与位置。以纽约州为例，女性可以赤裸上身跳舞，但必须与地面保持18英寸以上的距离，离顾客至少5英尺远，而且不穿好衣服就不能收取小费。常规检查由秘密警察进行。后台房间和贵宾休息室是检查工作中的特殊挑战，警员们往往必须假装成顾客，付钱接受特殊服务才能发现违规行为。 巡逻警员有时也会被指派去处理正在其分管片区进行的街头卖淫活动。他们倾向于依据有关街头滞留和扰乱治安的法规来逮捕或驱逐疑似的性工作者。通常情况下，因应对具体投诉而出动的警员并不难对付，只要性工作者承诺在他们执勤期间离开相关片区，警员们就满足了。有些警员对顾客实行涉毒逮捕，给他们的车辆开具并排停车的罚单，或是以向公众曝光来恫吓顾客。 更为极端的执法形式常常涉及与市代理律师及当地检察官的协作，包括公开顾客身份，动用民事没收法和违规经营法来关停企业，以及起诉那些允许在其房产中开展性工作的房东。在一些情况下，地方检察官会要求加重对惯犯的判决，包括进行重罪指控。西雅图的“放逐”法要求那些因卖淫指控而被逮捕的人——有时候仅仅是被怀疑卖淫的人——在很长一段 时期内不能进入指定的区域，否则他们就会面临更重的刑事处罚。非政府组织还对地方官员施压，让他们把矛头对准广告刊登平台，比如免费周报的页面和像克雷格列表（Craigslist）这样的在线目录式列表，希望借此管控不太显见的性工作形式。2015年，位于纽约的美国检察官办公室突击检查了Rentboy.com，该网站刊载的大都是男性性工作者的服务广告。尽 管没有任何一位该网站的用户进行过投诉，但该网站的所有雇员都遭到了逮捕，企业本身也被关停。其结果是迫使这些性工作者在经济上和身体上都陷入了更具风险的境地。 Rentboy的案例之所以格外重要，是因为它反映出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跨性别人士，以及其他类型的性别不适者或非传统的性工作者更容易受到伤害。这些性工作者常常处于遭受顾客、警察和劫掠者伤害的危险之中，在性交易活动的边缘地带进行工作的可能性也更大。跨性别性工作者遭受着警察的常规化骚扰，面临着因憎恨而引发的暴力犯罪。同样常见的情况是，警察假定任何公开的跨性别者或性别不适者都一定涉足了性工作。在纽约市，警察会完全出于外观原因而例行公事地对跨性别人士进行骚扰或逮捕。他们还更容易成为暴力的牺牲者。虽然性工作者们普遍都会被当作犯罪目标，但这些工作者同时还遭受着恐同人士和其他不支持他们性别认同的人的虐待。 虽然经过了几十年的警察执法，但从华尔街高管和当选官员们以5000美元一晚的价格雇用的陪同人员，到市中心平民区小巷里20美元一次的服务者，商业化的性服务仍旧唾手可得。就算是个别性工作者在警察行动的影响下*终脱离了这种职业，也会有其他人来代替，而且顾客是永远也不会缺的。警察顶多可以宣称他们的措施限制了性产业的规模和公开性。密集的联合警察执法行动有时确实能把站街拉客者从某个特定的区域赶走，但他们会转移到更远一些的区域进行户外活动或室内活动。这或许会对居民有些益处，但对于从整体上减少商业性行为的普遍性，或改善性工作者自身的生活而言则毫无成效。基本可以证明，商业性行为不受惩罚性警治的影响。 附带后果 定罪不仅无效，还对性工作者、公众和刑事司法系统造成了损害，加剧了性工作者的受害程度、疾病的传播，以及警察和司法系统的腐败。 警治的目标并不是根除卖淫活动，而是迫使其转入地下。该过程使得这些工作者们在遭受强奸、殴打或其他侵害时，失去了控诉的途径，增强了皮条客和人口贩子们的力量，进而导致不安全的性活动。当性工作者们被迫在隐蔽、非法的经济活动中劳动时，他们很难诉诸法律来保护自身的权利与安全。甚至当他们确实有办法来要求警方保护他们免受暴力时，他们也很少真的去做。考虑到他们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在警察手中蒙受漠视和虐待的历史，这些性工作者很难认为警察的介入符合他们的*佳利益。维护客户的匿名性符合性工作者的利益；刑事起诉和公开羞辱则对生意不利。他们的工作很少涉及信用卡收据、身份证件复印件，以及能够用来辨认和起诉侵犯者的监控录像。就算有一些证据，受害者一般也不愿意在警方的追加审察中暴露自己，唯恐自己或自己所在的机构遭受突击搜查。 此外，性工作者没有能力获取基本的工作场所安全保障。他们不能抱怨失火的风险，不能为被克扣的工资进行起诉。他们不能控告骗取服务和违约的行为。他们拥有的唯一手段就是保留自己的劳动力，但即使是这种手段也会受到种种强制劳动行为（从心理操控到奴役）的遏制。 定罪也加强了皮条客、有组织的罪犯以及人口贩子的力量。因为对大多数性工作者来说，合法的从业途径非常有限，加之多数报酬丰厚的性工作处于非法地位，所以第三方在招募和强迫从业者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如果能提供保护，维护隐蔽的工作场所，并且针对警方来组织合作，那也同样有利可图。那些已经参与到非法活动中的人或组织*擅长提供这些服务。这一切使得性工作者们难以自己组织工作、独立地从事性经济活动。房屋租赁、安保服务和广告宣传都必须悄悄地进行，这往往要倚仗虚假的公司或其他幌子。甚至是站街拉客者也必须要与非正式组织的闲逛式揽客竞争，其中组织性和纪律性相对更强的从业者们要么赶走新人，要么强迫他们加入自己的组织。在一些情况下，皮条客会强迫性工作者接受自己的“保护”，以此保证他们自己从事交易的能力。另一些皮条客与性工作者有真正的工作伙伴关系，他们提供支持和保护，以便分享部分收益。 剥削型的皮条客靠金钱来强迫别人从事性工作，因为他们知道性工作者们几乎得不到法律的帮助。警方经常把这些性工作者看作是犯事者而非受害者，因而不去认真对待他们的求助。此外，那些出于压力、强迫乃至自愿而从事性工作的人往往处境艰难，可能有精神健康问题和药物滥用问题，或有遭受性虐待的童年经历。所有这些都使得他们在社会上处于孤立和容易受到伤害的状态，因而也更容易控制。简单化的“救助”工作没能解决这些人所面临的深度孤立和困境。仅仅是向他们提供咨询和药物治疗，而未能解决工作和住房问题，性工作者们往往还会重操旧业，甚至是以一种自暴自弃的形式来工作，这是因为他们没得到一条持续可靠的出路。剥削者们正是利用这种倾向来维持他们的孤立性和依赖性。 国际性的性贩子也可能在不够审慎的禁绝主义警察行动中变得更有力量。这些行动通常要驱逐或监禁那些从事性工作的外国妇女，而促成行动的往往是美国的政策。例如，美国已经在泰国迫使警方减少性贩子的活动——这基本上相当于是少让外国人从事性工作，不论他们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来自老挝、柬埔寨和缅甸的妇女们在警方的突击行动中被例行公事地一网打尽，统统被强制遣返。此外，边境通路上也都加筑了工事，使得入境更加困难。这意味着自愿迁移的人们会更可能求助于从事运输活动的有组织犯罪网络，这让他们更容易受到剥削和强迫。这还使得有组织的犯罪团伙更能独自掌控性工作者的流动，进而有力地刺激了这些团伙去维持大量的劳动力供应——如有必要，他们还会使用强制手段。如果警察行动持续地消耗这些劳动力，这些状况就会尤为显著。 类似的趋势在欧洲和美国的部分地区也同样存在。自愿迁移的性工作者求助于走私者和人口贩子，以便进入这些市场，这让他们极易受到高额开销、诈骗、虐待、契约劳役，有时甚至是奴役的侵害。其他服务行业也同样如此。墨西哥和中美洲的“郊狼们”频繁地狩猎女性移民，向她们索取性和金钱作为送她们过境的条件，有时还强迫女性从事性工作来付清欠款，或直接强迫她们卖淫。东欧的有组织犯罪团伙向妇女提供到美国、欧洲和亚洲从事性工作的机会，他们极高的要价已然成为一种契约劳役的形式，因为这些妇女必须通过性工作付清欠款。在一些情况下，妇女们被告知她们偷渡后会从事家政工作，不料却被迫从事性工作。 性工作和毒品的非法属性创造出种种利润刺激，使得有组织犯罪将二者结合起来。性工作者有时会得到毒品供应，或是被迫对毒品产生依赖，这是管控他们的手段。另一些人则是被怂恿或强迫从事性工作来维持他们吸毒的习惯。客户也常常被供应毒品来作为性体验的一部分。对有组织的犯罪来说，接连提供两种服务可以获取暴利，因为就保障供应渠道和保障安全、不受警方和竞争对手袭扰而言，这两种服务的要求经常是重叠的。 边缘化也导致了不安全的性活动。*棘手的问题之一是，警方经常把持有安全套看作是卖淫的证据。由于站街拉客者经常在汽车、公园或其他非正式的地点工作，唯一能够确保性行为安全的方式就是携带安全套。那么他们必须权衡染病的长期风险和被逮捕起诉的短期风险。客户有时候会为无安全套的性行为多付钱，而皮条客也会为了多挣些钱而迫使女性不使 用安全套或者承受被虐待的风险。*后，虽然旧金山等城市有为性工作者服务的健康门诊，但许多性工作者仍旧难以得到合适的医护，因为他们缺少医疗保险，而且害怕被羞辱或定罪。*后，有些警察自身也向性工作者索取无防护措施的性行为，来作为后者免于被捕的条件。
警治的终结 作者简介
亚历克斯·S.维塔莱（Alex S. Vitale）是布鲁克林学院的社会学教授兼警治和社会正义项目的协调员。他关于警治的文章见于《纽约时报》、《纽约每日新闻》、《今日美国》、《国家》和《异视异色新闻》（Vice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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