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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鲁迅研究:总第85辑:鲁迅与中国古代文化

上海鲁迅研究:总第85辑:鲁迅与中国古代文化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时间:2020-04-01
开本: 22cm 页数: 365页
本类榜单:文化销量榜
中 图 价:¥42.2(6.2折) 定价  ¥68.0 登录后可看到会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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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鲁迅研究:总第85辑:鲁迅与中国古代文化 版权信息

  • ISBN:9787552031270
  • 条形码:9787552031270 ; 978-7-5520-3127-0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上海鲁迅研究:总第85辑:鲁迅与中国古代文化 本书特色

本书创刊于1979 年,一年四辑,面向国内外鲁迅研究者,以“新发现、新观点、新方法”的编辑方针,侧重刊载以资料整理、梳理和考证为主的学术论文,兼顾理论研究型论文。

上海鲁迅研究:总第85辑:鲁迅与中国古代文化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包括“鲁迅与中国古代文化”“鲁迅作品及生平研究”“鲁迅同时代人研究”“史料·辨证”“馆藏一斑”“读书杂记”“鲁海漫谈”“上海鲁迅纪念馆纪事和研究”等主题。在这些主题下,计有近30篇相关研究,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国内外*新*前沿的鲁迅研究状况。

上海鲁迅研究:总第85辑:鲁迅与中国古代文化 目录

鲁迅与中国古代文化

鲁迅的“反传统”与“传统” 董炳月(1)

《北平笺谱》:“中国木刻史上之一大纪念”——鲁迅致郑振铎信札管窥 黄乔生(8)

经今古文之争终结的背后——康有为、章太炎和鲁迅的文化交集 顾音海(28)

鲁迅世界里的中国古代文化 乐融(40)

《鲁迅诗稿》中所见鲁迅录文 李浩(50)

鲁迅藏书中的《红楼梦》 乔丽华(65)

鲁迅与《世说新语》 施晓燕(84)


鲁迅作品及生平研究

《阿长与〈山海经〉》:鲁迅的情感记忆及其结构 王志蔚(95)

“我”是谁——再谈《孔乙己》的主要人物“我” 谷兴云(105)

域外影响与鲁迅文艺生成的逻辑基点 周晓平(122)

鲁迅小说《明天》与《金瓶梅》的互文性 赵献涛(137)


鲁迅同时代人研究

拂去80多年的历史尘埃,填补多项史学研究的空白——重现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的长篇小说手稿《隔离》 丁言模(145)

关于周氏兄弟的狂人与疯人书写——从《狂人日记》到《真的疯人日记》 张铁荣(160)

“常见书”中的于赓虞诗歌研究资料 王贺(178)

史料·辨证

《口述与笔谈》(十一) 裘士雄(185)

周作人笔下的日本相模屋旧书店 张翔 吴萍莉(199)

1930年代中国留日学生的演剧活动再考(续) [日]小谷一郎/著 王建华/译(205)

鲁迅与早期木刻社团及主要活动 仇志琴(224)

鲁迅《题三义塔》的创作原委再考——以泽村幸夫《怀鲁迅》为线索 徐晓红(235)


馆藏一斑

馆藏美丽牌香烟挂历背后的历史信息 张阳(248)

鲁迅与绘图本《山海经》 詹秋洁(261)


读书杂记

丰子恺《漫画阿Q正传》与日本漫画《阿Q正传》的比较研究 李憧憬(268)

鲁迅《图传》《画传》诸版本的概览 邹晏清(283)

《国民性十论》与近现代中国的“国民性”话语——从香港三联版《国民性十论》中文译注本谈起 潘世圣(288)


鲁海漫谈

从两枚闲章看鲁迅少年时代的梅花情结与田园梦想 杨朝晖(298)

《泰山情侣》——鲁迅观看三次的电影 丁佳园(307)

破解长妈妈的“裸靶”故事 刘玉凯(318)


综述

“鲁迅与中国古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述略 北海(329)

上海鲁迅纪念馆纪事和研究

上海鲁迅纪念馆观众问卷调查分析报告 朱辛颖(338)

编后(361)


展开全部

上海鲁迅研究:总第85辑:鲁迅与中国古代文化 节选

鲁迅的“反传统”与“传统” 董炳月 时值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山东是孔圣人的家乡,新泰也曾出现在鲁迅笔下。所以,今天我们在新泰举办这次学术研讨会,意义特殊,意义重大。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鲁迅与中国古代文化”,非常好的题目。好在哪里?好在使用的概念是“古代文化”而不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与“古代文化”——这两个概念的含义是有差异的。按照我的理解,前者伴随着某种价值判断,涉及主流与支流、正统与异端、中心与边缘等话语权问题,而后者是一种客观的、整体性的描述。“传统文化”应当是指在连续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传统,甚至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而“古代文化”则是指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存在过的一切文化形态——即使其中的某些“文化”并未形成“传统”甚至已经消失。在文化转型期,例如在五四时期,“传统文化”往往因其正统性、保守性与新文化发生冲突,而“古代文化”则未必。“古代文化”作为一种自在之物,自足地、客观地存在着。所以,对于“鲁迅与中国古代文化”关系的探讨,有更大的自由度。在方法论的层面上,这样能够避开文化权力、文化价值判断的复杂性,从诸种具体的“古代文化”形态出发,客观地重新认识鲁迅与中国历史、文化的关系。 我认为,对于鲁迅和五四时期的众多新文化倡导者来说,并不存在整体意义上的、均质性的、恒定的“传统文化”。对于他们来说,“传统文化”总是通过具体的文化文本、文化范畴体现出来的。因此,必须将其文化主张放到具体的语境中去认识,否则,我们的认识就会脱离实际、出现偏差。鲁迅的某些观念、言论,如果不结合具体语境来认识,就难免会觉得幼稚。例如著名的“弃医从文”,作为一般的文学主张来看,就是幼稚的、脱离现实的。现在,如果哪位青年人不满于现状,为了改造社会而倡导文学、将文学(诗歌小说之类)作为改造社会的工具,那显然是选错了对象。就像鲁迅1920年代后期多次阐述的:“改革*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两地书·十》)“文学文学,是*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方法对付他们,这文学又有什么益处呢?”“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自然也有人以为文学于革命是有伟力的,但我个人总觉得怀疑,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革命时代的文学》)事实正是如此。在改造社会方面,快速有效的工具是火与剑、大炮。如果从非暴力的立场出发,拒绝火与剑、大炮,那么社会运动、政治、法律等等在改造社会方面都比文学更直接、更有效。但是,是否可以因此否定、蔑视鲁迅在仙台“弃医从文”时的文学观呢?当然不可以。那种功利性文学观是同时代的日本和中国普遍存在的,与中日两国“文”的传统有关,并且与两国共同面对的国家转型有关。青年鲁迅是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环境中,基于特殊的个人体验,做出了“弃医从文”的决定,树立了自己的功利主义文学观。而且,文学在重塑“国民精神”方面确实能够发挥特殊的功能。 在认识鲁迅与中国历史、中国古代文化关系的时候,尤其需要将相关言论放在具体的语境中做具体分析。不能以偏概全,以个别为普遍,否则就难免流于简单化。这里,我结合三个大家熟知的例子,谈谈个人的看法。 **个是《狂人日记》中的“吃人”问题。这涉及如何看待鲁迅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不久前,许多朋友在微信朋友圈里转发解志熙先生的一篇论文。论文题目是《蒙冤的“大哥”及其他——〈狂人日记〉的偏颇与新文化的问题》,认为中国传统家庭也有温暖、美好的一面,《狂人日记》“用‘吃人’二字指斥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与文明”,“过甚其辞,异常粗暴”。等等。我认为,这种批评看似有道理,但脱离了鲁迅“吃人”说的脉络和语境。确实,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借狂人之口提出了惊世骇俗的“吃人”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结合鲁迅的思想体系看,狂人的“吃人”观点是属于鲁迅本人的。鲁迅创作《狂人日记》七年之后,在杂文《灯下漫笔》说中明确阐述“吃人”思想,曰:“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进而呼吁:“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态度激烈而决绝。那么,是否可以因此说鲁迅整体性地否定了中国历史、中国文明乃至中国?不可以。修辞层面的问题不谈,从脉络和语境的角度看,鲁迅的“吃人”说是在其青年时代即怀有的“立人”“人国”思想的延长线上出现的。众所周知,1907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已经对“立人”“人国”做了充分、清晰的表述。“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等等。这种观念是鲁迅认识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立脚点、出发点。为了“立人”,建立“人国”,他势必关注、否定历史上、文化中固有的非人(“吃人”)因素。“吃人”说就是在这个脉络中提出的,基于中国历史上的阶级压迫提出的。在此意义上,鲁迅的“吃人”说与其说是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整体否定,不如说是一种导向性的历史认知方法,是一种基于明确价值取向的历史认知方法。换言之,鲁迅的“吃人”主要是相对化、工具性的历史认知方法,具有历史观的成分,却并非整体性的历史观。如果以中国传统家庭或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温暖面、光明面来否定鲁迅的“吃人”,那就将鲁迅的“吃人”一般化了。这是一种逻辑错位。事实上,即使是1907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阐述“立人”“人国”的时候,也并未全盘否定中国历史、中国传统。强调“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就是肯定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价值。如果将历史与文明全部否定,“固有之血脉”将无所依附,也无“古”可“复”。 第二个是“不看中国书”的问题。1925年,鲁迅在《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中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是否可以根据此语认为鲁迅完全否定了“中国书”?不可以。理解鲁迅此语,要回到《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的语境以及具体表述。我们看看鲁迅的上下文。“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一语之前是这样一段话:“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而紧接“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一语的,则是这样一句话:“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这种上下文的脉络表明,鲁迅是在书对人的影响关系之中选择阅读对象的。对于青年人,他不主张“沉静下去”,而是主张“与人生接触”“做点事”(即“行”),所以主张“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本质上,这里谈的并非读书问题,而是人生态度、生活方式问题。更重要的是,如果从“行”的主张出发,即使是“外国书”也不过是促使人行动的媒介。换言之,将这种逻辑推演开去,“外国书”也会被工具化,会和“中国书”一样被“行”否定、超越。所以,不能简单地把鲁迅所谓“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看作对中国典籍、中国文化的全盘否定。 第三个问题是鲁迅的汉字否定论。诸位知道,上世纪30年代前期,鲁迅多次发表激烈的汉字否定论。在《中国语文的新生》(1934年9月24日作)中说:“那么,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须出去阻碍传播智力的结核:非语文和方块字。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做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在《关于新文字》(1934年12月9日作)中说:“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今天,如果把这些话作为一般的汉字改革主张来看,应当说是幼稚的、荒谬的。方块字依然在用,而中国社会已经取得了巨大发展。经济上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汉字为媒介、为工具、为存在形式的诸种文化也欣欣向荣。那么,鲁迅会那样简单、幼稚地否定汉字吗?这种否定究竟意味着什么?还是回到文本自身,将鲁迅的汉字否定论置于具体的文脉、语境中来认识。《中国语文的新生》开宗明义,曰:“中国现在的所谓中国字和中国文,已经不是中国大家的东西了。”“古时候,无论那一国,能用文字的原是只有少数的人的,但到现在,教育普及起来,凡是称为文明国者,文字已为大家所公有。但我们中国,识字的却大概只占全人口的十分之二,能作文的当然更少。”这里强调的是“大家”(民众)。紧接着“牺牲掉旧文字”那段话的则是:“走那一面呢?这并非如冷笑家所指摘,只是拉丁化提倡者的成败,乃是关于中国大众的存亡的。”强调的依然是“中国大众”。所以,《关于新文字》明确指出方块字与统治者“愚民政策”的关系,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发言。这种汉字否定论,与其说是一种语言学主张,不如说是一种阶级论观念,或者说是一种阶级论汉字观。在这种阶级论汉字观中,阶级意识比汉字观更重要。此种汉字否定论,起源于同一时期鲁迅的启蒙立场、阶级意识与大众化观念。即使是在纯粹语言学层面,后来汉字的简化、汉语拼音体系的建立,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鲁迅主张的合理性。 上述三个问题,放在具体的文脉、语境中看,即可看出其特殊性。显然,不能简单地将鲁迅的这类话语作为一般性、普遍性的观念来理解,即不能将其看作鲁迅对中国历史、文化、伦理的全盘否定。而一旦全面地看鲁迅对待中国历史的态度、鲁迅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关系,就会看到鲁迅的复杂性甚至两面性、二重性。就在写《中国语文的新生》的次日(1934年9月25日),鲁迅写了《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是一种历史认识,并且明确涉及历史的相对性(“正史”的潜台词是“野史”)。主张“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的鲁迅,自己买了、看了很多“中国书”。“中国书”对鲁迅的影响有多大,看看他日记中的书账,看看他的文章,就明白了。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课程,讲的也是“中国书”,他给挚友许寿裳的孩子开的阅读书目中也多“中国书”。鲁迅发表过否定方块字的言论,但他书写实践是通过汉字完成的,其思想、美学是借助汉字存在、传播的,其书法实践甚至证明着汉字在鲁迅心目中的“美”。这种种“自相矛盾”,呈现了鲁迅历史认识与文化价值观的多元性、复杂性,并且呈现着社会转型期中国知识人的“文化焦虑”。今年年初出版的《鲁迅与汉画像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是一本非常好的书。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汉画像的巨大热情与高度评价,看到民国初年以来“反传统”的鲁迅的“传统面”,进而重新认识鲁迅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复杂关系,获得新知。 1907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写下的“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一语,对于理解其思想观念具有结构性的意义。鲁迅后来的抄古碑,搜集汉画像,读古书,编印《北平笺谱》,拟写《中国文字变迁史》,都是在发现中国“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这种观念的延长线上进行的。不言而喻,“固有之血脉”与“古”,都存在于中国古代文化之中。

上海鲁迅研究:总第85辑:鲁迅与中国古代文化 作者简介

上海鲁迅纪念馆坐落于上海市虹口区,是1949年后第一个人物性纪念馆,也是1949年成立后第一个名人纪念馆,同时管理鲁迅墓,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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