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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的孩子们 版权信息
- ISBN：9787208153424
- 条形码：9787208153424 ; 978-7-208-15342-4
- 装帧：精裝本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纳粹的孩子们 本书特色
塔妮娅·克拉斯尼昂斯基著的《纳粹的孩子们(精)》是一部反思二战的历史非虚构类作品，聚焦八个纳粹高官的后代在战争前后的命运。作者克拉斯尼昂斯基深入探究了众多现存档案资料，仔细研读了与纳粹领导阶层及其后代有关的司法文件、信函、书籍、文章、访谈内容，从中整理出八个纳粹孩子的图像。全书涉及纳粹头目家庭生活、二战及德国史进程、战犯处理、战后特殊人群的成长以及医治战争创伤等主题，发人深省。 歌德伦·希姆莱、艾妲-戈林……这些第三帝国高官的子女们的命运如何？塔妮娅·克拉斯尼昂斯基追溯了他们的命运。——法国《星期日报》 塔妮娅·克拉斯尼昂斯基并没有对这些第三帝国高官的子女们的行为做出个人评判。她记录了他们每个人的态度——明白该如何面对一段远超出自己命运的残酷历史。———一法国《观点》
纳粹的孩子们 内容简介
1940年，这群德国孩子只有4岁、5岁、10岁。他们在战争中备受优待，因为他们拥有身居高位的父亲。这些孩子分别是纳粹要员希姆莱、戈林、赫斯、法郎克、鲍曼、霍斯、施佩尔、门格勒的子女。
对这些孩子来说，德国的战败是一场风暴，是与家人的分离，是优越生活的终结，也是亲身感受希特勒主义的恐怖。当时的他们天真无辜，对父亲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后来，他们逐渐了解了那些可怕的事实。成年后，他们中有些人谴责父辈的罪行并深感愧疚，有些却无条件地怀念自己被全人类唾弃的战犯父亲。
本书回溯了这些孩子的经历，记录了他们年幼时的家庭生活与成年后的人生。1945年以前，他们是英雄的子女，之后陡然沦为刽子手的后代。他们与父亲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父辈的错误如何影响着后代的人生？……
纳粹的孩子们纳粹的孩子们 前言
引言
歌德伦、艾妲、马丁、尼克拉斯，还有其他那些孩子们……
他们是希姆莱、戈林、赫斯、法郎克、鲍曼、霍斯、施佩尔、门格勒的小孩。这些孩子活在沉默中，他们的父亲是罪犯，必须为当代历史中*黑暗的年代负责。
可是历史并不等同于他们的故事。
他们的父亲罪大恶极，彻底泯灭天良。在纽伦堡大审判中，面对相关指控，他们的父亲异口同声，毫不犹豫地申辩无罪。但历史是否记得，这些人也是为人父者？大战结束后，在一种消除罪恶感的集体欲望中，某些人主张人民无辜，设法将纳粹德国的残暴及种族灭绝行径完全归咎于第三帝国的主要领导人物。至于那些受审的要人及其他许多纳粹分子，为了逃脱罪责，他们会强调：“那一切都是因为希特勒……”
那么，这本书里谈到的孩子们，他们又有什么样的人生历程？他们继承了一个共同的包袱：他们的父母消灭了数以百万计的无辜人民。他们的名字被永远盖上可耻的烙印。
人是否应该觉得自己必须为父母所犯的罪行负责，甚至因此感到愧疚？家庭背景在我们的年少岁月中无法挽回地形塑了我们。尽管社会上的普遍认知是父母犯的错不该由子女背负责任，但当一个人传承到那么可怕的包袱，他不可能不受影响。常言道：“有其父必有其子”，“为人父者有两条命，自己的命和儿子的命”，“龙生龙，凤生凤……”那些纳粹要人的孩子们后来成了什么？他们怎么承受那么阴森恐怖的家庭遗产？
一名不知悔改的纳粹曾经对访问他的犹太裔以色列外孙女说：“觉得自己有罪的人，就是有罪的人！”然后他泰然自若地给了她忠告：“跟那一切保持距离，这样人生会简单许多。”
要这些孩子们评断他们的父母是非常困难的事。对于生育我们、抚养我们的父母，我们缺乏客观评断所需的距离。情感联结越是密切，道德判断就越不容易。无条件认同，或者全面排斥？当家庭的过往如此骇人，我们如何自处？这些纳粹要人的儿女们有各自的立场，有些彻底反对父母，有些则与父母口径一致，但很少有人采取中立态度。有些人一方面坚决摒弃父辈的作为，一方面却能找到办法继续爱他们的父亲。有些人永远不可能爱一个“怪兽”，因此他们在内心全盘否认那个黑暗面，借此维持一种无条件的孝心。另外还有一些人陷入对父亲的排斥和仇恨。他们继承到的过去宛如沉重的脚镣，他们必须在日常生活中承受它，不可能对它视而不见。有人决定承认一切，有人走上心灵宗教的道路，甚至有人为免“遗传罪恶”，决定结扎，或者透过自渎的方式赎罪。否认、压抑、认同、愧疚，所有人都得设法找到能让他们面对过去的途径，无论他们是否清楚意识到自己在做这件事。
这些孩子们大部分（曾经）生活在德国。其中有些皈依宗教，甚至成为天主教神甫或犹太教拉比。这么做是不是为了驱邪，借此解除身为罪犯之子的命运魔咒？举阿伦•希尔-雅许夫(Ahron Shear-Yashuv)的例子，虽然他的父亲并不是纳粹政权的高官或重要执行者，但他还是决定成为以色列军的拉比。阿伦的本名是沃尔夫冈•施密特(Wolfgang Schmidt)，他在修读神学期间决定不要当天主教神甫，因为他不赞同天主教教义。他强调，犹太大屠杀只是促使他皈依犹太教的部分原因，并且表示“犹太教在某些方面的确有迥异于其他宗教的特殊性，但宽宏大量也是它的特质。确实，皈依者不只会受到接纳，他甚至有机会担任拉比，在以色列国防军当随军神甫及指挥官”。本古里安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巴尔-昂(Dan Bar-On)认为这种类型的皈依旨在加入“受害者社群，摆脱归属于罪犯社群的心理负担”。这种做法是不是在逃避过去，而不是勇敢面对它？皈依者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会给出各种不同回答。不过，宗教的洗礼确实让某些人得以克服个人背景的重担。
战后力求复兴的德国设法借由缄默驱魔，处在那样的氛围中，纳粹的后代必须对自己做许多心理建设，才能让自己站起来。
我在我外公生前跟他很亲，他曾在德国空军当职业军人，住在黑森林深处的一栋狩猎小屋。他一辈子都不愿跟我提他生命中的那个阶段。而且不是只有他这么做。在许多年间，战争的沉默身影飘荡在德国和法国上空。战争的梦魇至今挥之不去，但人们愿意开口说话了。我小时候，所有人都屈服于沉默的宰制。跟我的外祖父一样，战后的几个世代人们一直避免谈论这个议题。某些人后来甚至采取哑巴策略，对那个时代只字不提，因为他们害怕玷污父母在他们心中的形象。这些人是否真的想知道他们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以及他们在德国历史上那个黑暗时期涉入得有多深？答案是不见得。记忆并未传承。为了逃避那个过去，我的德国母亲在二十岁时选择独自到法国生活。她一直想要成为法国人，而当我开始着手写这本书时，她的反应是不解。为什么处理这样的题材？为什么继续谈这件事？这些都是我们不常问的问题。
我有德国、法国、俄国这三重家世背景，其中德国这个部分对我的人格施加了独特的影响。德国的历史被强加在我的生命中。安娜•韦伯曾说：“那是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负担？它从*初就存在，而且不会消失；没有一个俄国人能代表古拉格，没有一个法国人能代表法国大革命或殖民主义，他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民族历史。”然而，德国和纳粹却被画上等号。
我对社会边缘人的兴趣促使我研究监狱，然后成为刑事律师。这个职业为我带来写作本书所需的严谨度——至少我是这么希望——让我凭借它援引历史事实，以及探讨书中所提的纳粹孩子们对那些事实的观感。透过他们的案例，我设法理解我们的过去在这个我们不顾一切想要取得主体性的世界中代表着什么。
真相与现实有时是非常沉重的负担。有人倾向尊重家庭的秘密，即使导致那些秘密形成的人并非他们的家人。此外，毫无疑问的是，那些纳粹要员没有勇气和力量向孩子们吐露他们犯下的暴行。
纳粹高官的小孩大部分都不希望变更姓氏，这可能正是因为那个家姓无论如何也撇不开。某些人——例如阿尔贝特•施佩尔或马丁•鲍曼的儿子——甚至冠上跟父亲一样的名字。赫尔曼•戈林的侄孙马蒂亚斯•戈林说他喜欢自己的姓氏，其他一些人则表示姓氏无关紧要，继承到什么姓就是什么姓。艾希曼的儿子表示：“逃避这个姓氏无法使问题改变，人不可能逃脱他的过去。”还有另外一些人——例如歌德伦•希姆莱和艾妲•戈林——对自己的父姓感到骄傲，而且非常景仰他们的父亲。
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霍斯曾经宣称：“即使我是在执行灭绝措施，我一样过着正常的家庭生活……对我而言，家庭是神圣的，我跟它之间的联结无法分割。”我们要如何理解这种矛盾？精神分裂的概念代表两种互相矛盾的潜在可能性共存于自我中，这个概念可以用来解释那些执行命令者何以能够一方面过着正常家庭生活，另一方面却屠杀数百万人民。这种怪物怎么有办法在亲吻自己的小孩以后，走出家门杀害或命令别人杀害无数男女老少，毫无人性可言？我们该如何描绘希姆莱这号人物，想象他抱着他的“小娃娃”亲吻，然后前往指挥部签署命令处决儿童，只因为他们是犹太人？
舆论期望我们在那些罪犯身上识别出特定疾病，用来解释他们的残酷行为。但研究这个主题的人从来无法成功找出那些执行命令者有什么独有的人格。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时，一名负责检查他的精神科医生指出，艾希曼对妻子、儿女、父母、兄弟姐妹及朋友的行为“不只是正常，而且绝对值得嘉许”。我们宁愿相信那些人是一群嗜血怪兽，因为他们的“正常性”显得更加令人毛骨悚然。普里莫•莱维曾说：“怪兽确实存在，但他们的数量太少，因此不至于构成真正的危险，比较危险的反而是所谓的普通人。”
在汉娜•阿伦特受人争议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作者阐述了“恶的平庸性”这个概念，并描绘出一个小公务员的图像，他充满干劲但平庸至极，不懂得思考，无法分辨善恶。阿伦特没有为他辩解，只是用他的例子强调非人性的因子存在于所有人身上，我们都必须不断地“思考”，绝不能舍弃理性，要永远保持质疑精神，才不会陷入恶的平庸性中。
本书所述及的纳粹孩子们原本只知道他们父亲的人格中的一个面向，另外那个面向是在德国战败后才被带进他们的视野。大战期间，他们年纪还太小，无法理解甚至无法察觉周遭发生的事。他们出生在1927—1944年之间，*年长的在德国溃败时也还不到十八岁。他们的童年回忆通常只有巴伐利亚的苍翠牧野。许多人生活在帝国领袖的贝格霍夫山庄周边受安全保护的范围内，那里位于慕尼黑南方的上萨尔茨堡(Obersalzberg)山地，距离奥地利边界不远。这个领导人专用区是一个遗世独立的禁区，错综复杂的战局和战争所导致的残酷恐怖都被隔绝在外。而在战后的许多年间，第三帝国的史实完全没被列入德国学校的教纲。
他们的父母可是人间怪兽？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写道：“无论我们如何竭力找寻，就是无法在艾希曼身上发掘出任何真正的妖魔成分，不过这么说的意思当然不是指那一切都只是家常便饭。”检方想把他看成“有史以来*不正常的怪兽”，但阿伦特认为他不过是个“平庸的公务员”，“正常得吓人”。1961年审理期间，一名精神科医生表示，艾希曼“至少比检查过他以后的我自己更正常”。阿伦特则写道：“理查三世决定本着原则行恶，但艾希曼心中绝对没有这种念头。”艾希曼本人则宣称他是个温柔的人，受不了看到血。他甚至不是对犹太人怀抱病态恨意的狂热分子，也不曾受害于任何形式的洗脑。他之所以成为那个时代*大的罪犯之一，是因为他全然缺乏思考力，而这跟愚蠢截然不同。这种缺憾的其他显现方式是他没有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能力——“基本上他只知道从自己的角度看事情”——以及他的记忆失常问题。艾希曼无法知道或感觉到自己犯下了罪恶，他完全失去道德意识。“他所做的事，他已经做了，他并不打算否认这个事实（……）”阿伦特指出。“但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他对那些事有任何后悔之意”，因为他认为“懊悔是小朋友的玩意儿”。阿伦特认为，光是缺乏意识这件事就足以让人成为历史上“名列前茅”的罪犯。但无论如何，艾希曼至少犯了一个原罪，那就是放弃行使一切道德意识。
然而，那些罪人无不希望将自己视为具有道德良知的人。海因里希•希姆莱虽然身为“*终解决方案”的策划者，但他坚决相信自己是个有道德的人。哈拉尔德•韦尔策在他的著作《执行者》（Les Exécuteurs）中强调，在第三帝国统治时期，杀人行为被纳入社会常态。国家社会主义特有的杀人道德观让那些死亡命令执行者在杀人的同时得以维持“正确”的姿态。这一切在我们眼里虽然荒诞无比，但根据第三帝国的规范模式，为了德国的生存，杀人是必要的行为，而杀人的立论基础是人类之间的绝对不平等。
本书所描绘的纳粹孩子们透过一个再次变动过的规范及道德架构评断他们父亲的所作所为。有些人将父亲的行为合理化或加以辩解，认为在他们所属的规范架构中，他们的父亲是以合法方式行动。希特勒时期的外交部部长冯•里宾特洛甫(von Ribbentrop）有一个儿子毫不迟疑地表示：“我父亲只是在做他认为对的事。假如现在我们处在同样的情况中，我会作出跟他一样的决定。他只是希特勒的一个顾问，而事实上希特勒不会接受任何人的指导。我父亲只希望一件事，那就是尽他身为德国人的义务。他早就预料到巨大危险正从东方降临，历史证明他是对的。”歌德伦•希姆莱的立场相同，终其一生她都认为她的父亲海因里希•希姆莱“无罪”。希姆莱自己在纽伦堡大审判时想必也会说一样的话，只不过他在审判开始以前就自杀身亡了。
美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吉尔伯特曾在纽伦堡大审判期间研究德国主要战犯的案例，他认为那些人有一个共同特质，就是对他人缺乏同理心。他发现那些刽子手陷入忧郁的情况比被害者少，因为他们深信自己是别无选择的好人。
等到他们的孩子必须面对过去时，情况并不见得如此。这些纳粹的子女得知家庭的过往内幕时，战争已经结束，纳粹异端已被消除，“解决犹太人问题”的论调已经永远失去合法性。
他们经常是根据自己的童年经验去处理那个过往。有些人在孩提时代得到所有情感上的满足，儿子如此，独生女更是如此，例如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唯一婚生女歌德伦•希姆莱，纳粹帝国元帅之女艾妲•戈林，或帝国理论家、德占俄国领土事务部部长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Alfred Rosenberg）的女儿伊雷妮•罗森贝格(Irene Rosenberg）。身为备受宠爱的掌上明珠，她们一辈子都相当认同纳粹，并无条件崇拜她们的父亲。许多纳粹后代认为他们自己的故事比某某其他纳粹要员小孩的故事容易承担。这种看待方式相当诡异，仿佛他们相信这种家庭传承可以量化。
为了更好地领会这些孩子们的个别故事，我们会说明每一位父亲在国家社会主义政权中占有什么地位，他们的子女是如何浸淫在那个时代的理想中，以及他们的母亲在他们的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为了了解他们，我们必须以*近距离检视他们童年时期的家庭环境。
某些第三帝国核心人物的后代在本书中缺席。在此我们不禁想到纳粹帝国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的六个小孩，他们都在*高领导人的地堡中遭父母杀害……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玛格妲•戈培尔的孙女，也就是她跟**任丈夫金特•匡特(Günther Quandt)所生儿子的女儿。这名孙女在二十四岁那年皈依犹太教，她的**任丈夫——一名犹太裔德国商人——曾经被关进集中营。
至于*高领导人希特勒，他自己没有留下后代。他曾说：“要是我有小孩的话，那多麻烦！那些人到*后一定会让我的儿子继位。可是像我这种人绝不可能生出健全的儿子。我们这种人几乎一直都是这样。看看歌德的儿子吧，废人一个！”
七十多年后，针对这个主题进行书写依然困难重重。在撰写这本书的整个过程中，我一直避免对这些孩子们下道德判断。他们不应该被认为必须为他们没有犯下的恶行背负罪责，就算其中一部分人完全不会对父母的所作所为表示不以为然。那是不是他们面对一个无法承受的过去时所采取的一种防御“自我”的行为？
歌德伦•希姆莱的例子完美说明了这点。
纳粹的孩子们 目录
前言
引言
歌德伦•希姆莱：纳粹政权的“小娃娃”
艾妲•戈林：“纳粹德国尼禄皇帝的小公主”
沃尔夫•R.赫斯：活在“*后战犯”的阴影中
尼克拉斯•法郎克：渴求真相的总督之子
马丁•阿道夫•鲍曼：帅俊的“小王储”
霍斯的子女：奥斯维辛指挥官的下一代
施佩尔的子女：“恶魔工程师”的后裔
罗尔夫•门格勒：“死亡天使”之子
岂止是德国的故事？
致谢
注释
引言
歌德伦•希姆莱：纳粹政权的“小娃娃”
艾妲•戈林：“纳粹德国尼禄皇帝的小公主”
沃尔夫•R.赫斯：活在“*后战犯”的阴影中
尼克拉斯•法郎克：渴求真相的总督之子
马丁•阿道夫•鲍曼：帅俊的“小王储”
霍斯的子女：奥斯维辛指挥官的下一代
施佩尔的子女：“恶魔工程师”的后裔
罗尔夫•门格勒：“死亡天使”之子
岂止是德国的故事？
致谢
注释
展开全部
纳粹的孩子们 节选
引言
歌德伦、艾妲、马丁、尼克拉斯，还有其他那些孩子们……
他们是希姆莱、戈林、赫斯、法郎克、鲍曼、霍斯、施佩尔、门格勒的小孩。这些孩子活在沉默中，他们的父亲是罪犯，必须为当代历史中*黑暗的年代负责。
可是历史并不等同于他们的故事。
他们的父亲罪大恶极，彻底泯灭天良。在纽伦堡大审判中，面对相关指控，他们的父亲异口同声，毫不犹豫地申辩无罪。但历史是否记得，这些人也是为人父者？大战结束后，在一种消除罪恶感的集体欲望中，某些人主张人民无辜，设法将纳粹德国的残暴及种族灭绝行径完全归咎于第三帝国的主要领导人物。至于那些受审的要人及其他许多纳粹分子，为了逃脱罪责，他们会强调：“那一切都是因为希特勒……”
那么，这本书里谈到的孩子们，他们又有什么样的人生历程？他们继承了一个共同的包袱：他们的父母消灭了数以百万计的无辜人民。他们的名字被永远盖上可耻的烙印。
人是否应该觉得自己必须为父母所犯的罪行负责，甚至因此感到愧疚？家庭背景在我们的年少岁月中无法挽回地形塑了我们。尽管社会上的普遍认知是父母犯的错不该由子女背负责任，但当一个人传承到那么可怕的包袱，他不可能不受影响。常言道：“有其父必有其子”，“为人父者有两条命，自己的命和儿子的命”，“龙生龙，凤生凤……”那些纳粹要人的孩子们后来成了什么？他们怎么承受那么阴森恐怖的家庭遗产？
一名不知悔改的纳粹曾经对访问他的犹太裔以色列外孙女说：“觉得自己有罪的人，就是有罪的人！”然后他泰然自若地给了她忠告：“跟那一切保持距离，这样人生会简单许多。”
要这些孩子们评断他们的父母是非常困难的事。对于生育我们、抚养我们的父母，我们缺乏客观评断所需的距离。情感联结越是密切，道德判断就越不容易。无条件认同，或者全面排斥？当家庭的过往如此骇人，我们如何自处？这些纳粹要人的儿女们有各自的立场，有些彻底反对父母，有些则与父母口径一致，但很少有人采取中立态度。有些人一方面坚决摒弃父辈的作为，一方面却能找到办法继续爱他们的父亲。有些人永远不可能爱一个“怪兽”，因此他们在内心全盘否认那个黑暗面，借此维持一种无条件的孝心。另外还有一些人陷入对父亲的排斥和仇恨。他们继承到的过去宛如沉重的脚镣，他们必须在日常生活中承受它，不可能对它视而不见。有人决定承认一切，有人走上心灵宗教的道路，甚至有人为免“遗传罪恶”，决定结扎，或者透过自渎的方式赎罪。否认、压抑、认同、愧疚，所有人都得设法找到能让他们面对过去的途径，无论他们是否清楚意识到自己在做这件事。
这些孩子们大部分（曾经）生活在德国。其中有些皈依宗教，甚至成为天主教神甫或犹太教拉比。这么做是不是为了驱邪，借此解除身为罪犯之子的命运魔咒？举阿伦·希尔-雅许夫(Ahron Shear-Yashuv)的例子，虽然他的父亲并不是纳粹政权的高官或重要执行者，但他还是决定成为以色列军的拉比。阿伦的本名是沃尔夫冈·施密特(Wolfgang Schmidt)，他在修读神学期间决定不要当天主教神甫，因为他不赞同天主教教义。他强调，犹太大屠杀只是促使他皈依犹太教的部分原因，并且表示“犹太教在某些方面的确有迥异于其他宗教的特殊性，但宽宏大量也是它的特质。确实，皈依者不只会受到接纳，他甚至有机会担任拉比，在以色列国防军当随军神甫及指挥官”。本古里安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巴尔-昂(Dan Bar-On)认为这种类型的皈依旨在加入“受害者社群，摆脱归属于罪犯社群的心理负担”。这种做法是不是在逃避过去，而不是勇敢面对它？皈依者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会给出各种不同回答。不过，宗教的洗礼确实让某些人得以克服个人背景的重担。
战后力求复兴的德国设法借由缄默驱魔，处在那样的氛围中，纳粹的后代必须对自己做许多心理建设，才能让自己站起来。
我在我外公生前跟他很亲，他曾在德国空军当职业军人，住在黑森林深处的一栋狩猎小屋。他一辈子都不愿跟我提他生命中的那个阶段。而且不是只有他这么做。在许多年间，战争的沉默身影飘荡在德国和法国上空。战争的梦魇至今挥之不去，但人们愿意开口说话了。我小时候，所有人都屈服于沉默的宰制。跟我的外祖父一样，战后的几个世代人们一直避免谈论这个议题。某些人后来甚至采取哑巴策略，对那个时代只字不提，因为他们害怕玷污父母在他们心中的形象。这些人是否真的想知道他们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以及他们在德国历史上那个黑暗时期涉入得有多深？答案是不见得。记忆并未传承。为了逃避那个过去，我的德国母亲在二十岁时选择独自到法国生活。她一直想要成为法国人，而当我开始着手写这本书时，她的反应是不解。为什么处理这样的题材？为什么继续谈这件事？这些都是我们不常问的问题。
我有德国、法国、俄国这三重家世背景，其中德国这个部分对我的人格施加了独特的影响。德国的历史被强加在我的生命中。安娜·韦伯曾说：“那是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负担？它从*初就存在，而且不会消失；没有一个俄国人能代表古拉格，没有一个法国人能代表法国大革命或殖民主义，他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民族历史。”然而，德国和纳粹却被画上等号。
我对社会边缘人的兴趣促使我研究监狱，然后成为刑事律师。这个职业为我带来写作本书所需的严谨度——至少我是这么希望——让我凭借它援引历史事实，以及探讨书中所提的纳粹孩子们对那些事实的观感。透过他们的案例，我设法理解我们的过去在这个我们不顾一切想要取得主体性的世界中代表着什么。
真相与现实有时是非常沉重的负担。有人倾向尊重家庭的秘密，即使导致那些秘密形成的人并非他们的家人。此外，毫无疑问的是，那些纳粹要员没有勇气和力量向孩子们吐露他们犯下的暴行。
纳粹高官的小孩大部分都不希望变更姓氏，这可能正是因为那个家姓无论如何也撇不开。某些人——例如阿尔贝特·施佩尔或马丁·鲍曼的儿子——甚至冠上跟父亲一样的名字。赫尔曼·戈林的侄孙马蒂亚斯·戈林说他喜欢自己的姓氏，其他一些人则表示姓氏无关紧要，继承到什么姓就是什么姓。艾希曼的儿子表示：“逃避这个姓氏无法使问题改变，人不可能逃脱他的过去。”还有另外一些人——例如歌德伦·希姆莱和艾妲·戈林——对自己的父姓感到骄傲，而且非常景仰他们的父亲。
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霍斯曾经宣称：“即使我是在执行灭绝措施，我一样过着正常的家庭生活……对我而言，家庭是神圣的，我跟它之间的联结无法分割。”我们要如何理解这种矛盾？精神分裂的概念代表两种互相矛盾的潜在可能性共存于自我中，这个概念可以用来解释那些执行命令者何以能够一方面过着正常家庭生活，另一方面却屠杀数百万人民。这种怪物怎么有办法在亲吻自己的小孩以后，走出家门杀害或命令别人杀害无数男女老少，毫无人性可言？我们该如何描绘希姆莱这号人物，想象他抱着他的“小娃娃”亲吻，然后前往指挥部签署命令处决儿童，只因为他们是犹太人？
舆论期望我们在那些罪犯身上识别出特定疾病，用来解释他们的残酷行为。但研究这个主题的人从来无法成功找出那些执行命令者有什么独有的人格。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时，一名负责检查他的精神科医生指出，艾希曼对妻子、儿女、父母、兄弟姐妹及朋友的行为“不只是正常，而且绝对值得嘉许”。我们宁愿相信那些人是一群嗜血怪兽，因为他们的“正常性”显得更加令人毛骨悚然。普里莫·莱维曾说：“怪兽确实存在，但他们的数量太少，因此不至于构成真正的危险，比较危险的反而是所谓的普通人。”
在汉娜·阿伦特受人争议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作者阐述了“恶的平庸性”这个概念，并描绘出一个小公务员的图像，他充满干劲但平庸至极，不懂得思考，无法分辨善恶。阿伦特没有为他辩解，只是用他的例子强调非人性的因子存在于所有人身上，我们都必须不断地“思考”，绝不能舍弃理性，要永远保持质疑精神，才不会陷入恶的平庸性中。
本书所述及的纳粹孩子们原本只知道他们父亲的人格中的一个面向，另外那个面向是在德国战败后才被带进他们的视野。大战期间，他们年纪还太小，无法理解甚至无法察觉周遭发生的事。他们出生在1927—1944年之间，*年长的在德国溃败时也还不到十八岁。他们的童年回忆通常只有巴伐利亚的苍翠牧野。许多人生活在帝国领袖的贝格霍夫山庄周边受安全保护的范围内，那里位于慕尼黑南方的上萨尔茨堡(Obersalzberg)山地，距离奥地利边界不远。这个领导人专用区是一个遗世独立的禁区，错综复杂的战局和战争所导致的残酷恐怖都被隔绝在外。而在战后的许多年间，第三帝国的史实完全没被列入德国学校的教纲。
他们的父母可是人间怪兽？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写道：“无论我们如何竭力找寻，就是无法在艾希曼身上发掘出任何真正的妖魔成分，不过这么说的意思当然不是指那一切都只是家常便饭。”检方想把他看成“有史以来*不正常的怪兽”，但阿伦特认为他不过是个“平庸的公务员”，“正常得吓人”。1961年审理期间，一名精神科医生表示，艾希曼“至少比检查过他以后的我自己更正常”。阿伦特则写道：“理查三世决定本着原则行恶，但艾希曼心中绝对没有这种念头。”艾希曼本人则宣称他是个温柔的人，受不了看到血。他甚至不是对犹太人怀抱病态恨意的狂热分子，也不曾受害于任何形式的洗脑。他之所以成为那个时代*大的罪犯之一，是因为他全然缺乏思考力，而这跟愚蠢截然不同。这种缺憾的其他显现方式是他没有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能力——“基本上他只知道从自己的角度看事情”——以及他的记忆失常问题。艾希曼无法知道或感觉到自己犯下了罪恶，他完全失去道德意识。“他所做的事，他已经做了，他并不打算否认这个事实（……）”阿伦特指出。“但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他对那些事有任何后悔之意”，因为他认为“懊悔是小朋友的玩意儿”。阿伦特认为，光是缺乏意识这件事就足以让人成为历史上“名列前茅”的罪犯。但无论如何，艾希曼至少犯了一个原罪，那就是放弃行使一切道德意识。
然而，那些罪人无不希望将自己视为具有道德良知的人。海因里希·希姆莱虽然身为“*终解决方案”的策划者，但他坚决相信自己是个有道德的人。哈拉尔德·韦尔策在他的著作《执行者》（Les Exécuteurs）中强调，在第三帝国统治时期，杀人行为被纳入社会常态。国家社会主义特有的杀人道德观让那些死亡命令执行者在杀人的同时得以维持“正确”的姿态。这一切在我们眼里虽然荒诞无比，但根据第三帝国的规范模式，为了德国的生存，杀人是必要的行为，而杀人的立论基础是人类之间的绝对不平等。
本书所描绘的纳粹孩子们透过一个再次变动过的规范及道德架构评断他们父亲的所作所为。有些人将父亲的行为合理化或加以辩解，认为在他们所属的规范架构中，他们的父亲是以合法方式行动。希特勒时期的外交部部长冯·里宾特洛甫(von Ribbentrop）有一个儿子毫不迟疑地表示：“我父亲只是在做他认为对的事。假如现在我们处在同样的情况中，我会作出跟他一样的决定。他只是希特勒的一个顾问，而事实上希特勒不会接受任何人的指导。我父亲只希望一件事，那就是尽他身为德国人的义务。他早就预料到巨大危险正从东方降临，历史证明他是对的。”歌德伦·希姆莱的立场相同，终其一生她都认为她的父亲海因里希·希姆莱“无罪”。希姆莱自己在纽伦堡大审判时想必也会说一样的话，只不过他在审判开始以前就自杀身亡了。
美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吉尔伯特曾在纽伦堡大审判期间研究德国主要战犯的案例，他认为那些人有一个共同特质，就是对他人缺乏同理心。他发现那些刽子手陷入忧郁的情况比被害者少，因为他们深信自己是别无选择的好人。
等到他们的孩子必须面对过去时，情况并不见得如此。这些纳粹的子女得知家庭的过往内幕时，战争已经结束，纳粹异端已被消除，“解决犹太人问题”的论调已经永远失去合法性。
他们经常是根据自己的童年经验去处理那个过往。有些人在孩提时代得到所有情感上的满足，儿子如此，独生女更是如此，例如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唯一婚生女歌德伦·希姆莱，纳粹帝国元帅之女艾妲·戈林，或帝国理论家、德占俄国领土事务部部长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Alfred Rosenberg）的女儿伊雷妮·罗森贝格(Irene Rosenberg）。身为备受宠爱的掌上明珠，她们一辈子都相当认同纳粹，并无条件崇拜她们的父亲。许多纳粹后代认为他们自己的故事比某某其他纳粹要员小孩的故事容易承担。这种看待方式相当诡异，仿佛他们相信这种家庭传承可以量化。
为了更好地领会这些孩子们的个别故事，我们会说明每一位父亲在国家社会主义政权中占有什么地位，他们的子女是如何浸淫在那个时代的理想中，以及他们的母亲在他们的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为了了解他们，我们必须以*近距离检视他们童年时期的家庭环境。
某些第三帝国核心人物的后代在本书中缺席。在此我们不禁想到纳粹帝国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的六个小孩，他们都在*高领导人的地堡中遭父母杀害……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玛格妲·戈培尔的孙女，也就是她跟**任丈夫金特·匡特(Günther Quandt)所生儿子的女儿。这名孙女在二十四岁那年皈依犹太教，她的**任丈夫——一名犹太裔德国商人——曾经被关进集中营。
至于*高领导人希特勒，他自己没有留下后代。他曾说：“要是我有小孩的话，那多麻烦！那些人到*后一定会让我的儿子继位。可是像我这种人绝不可能生出健全的儿子。我们这种人几乎一直都是这样。看看歌德的儿子吧，废人一个！”
七十多年后，针对这个主题进行书写依然困难重重。在撰写这本书的整个过程中，我一直避免对这些孩子们下道德判断。他们不应该被认为必须为他们没有犯下的恶行背负罪责，就算其中一部分人完全不会对父母的所作所为表示不以为然。那是不是他们面对一个无法承受的过去时所采取的一种防御“自我”的行为？
歌德伦·希姆莱的例子完美说明了这点。
歌德伦·希姆莱：纳粹政权的“小娃娃”
歌德伦·希姆莱：纳粹政权的“小娃娃”从1958年开始，奥地利波希米亚森林中的一个小村镇每年都会接待一群怀念德意志第三帝国的人。他们来自欧洲各地，每年秋天汇聚在这个古代曾经是凯尔特人圣地的美丽乡村。已经有相当年纪的男子穿上*体面的衣服，到这里跟从前的伙伴们聚首；年轻的新纳粹分子也会赶来凑热闹，认识一些前辈。在这个由老一辈纳粹党人和新生代亲极右派人士组成的小型集会上，所有人都认为当年的武装党卫军只是在尽他们的公民义务。在场民众乐于赞美党卫军的牺牲精神，有时甚至会将他们视为大时代的受害者。
在一家窗帘拉上的当地客栈中，一名男子慷慨激昂地吟诵伟大德意志的光荣。他喜欢像从前他的思想导师那样激励听众；他希望重塑当年希特勒在慕尼黑的啤酒馆中演说时所触发的那种如痴如狂的气氛。数十年已然流逝，但与会者的理想坚定不移。有些人骄傲地佩戴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获得的德国军章——无论是“铁十字”或“铁十字骑士十字”勋章，中间一定都有一个纳粹十字。他们兴致勃勃地回顾德意志民族充满优越感的时代；那时全国团结一致，讲求绝对的自我牺牲，对“内部敌人”不抱任何人道情操。这个着魔般的小社群一本初衷，致力追求伟大，并服膺党卫军的座右铭：“我们的荣耀名叫忠诚。”
这场集会的女性荣誉嘉宾不跟众人打成一片。她与人群保持距离，偏好在一小群“朝臣”簇拥下，接见少数几个有幸受邀拜见她的人。她神色凝重，被岁月侵蚀的脸孔显出尖酸气息，但她依然斗志高昂。她把纤细白发在后颈项上方系成发髻，衬衫上则神气地别上银质胸针——四个马头围成一圈，勾勒出纳粹十字的形状。
掩藏在眼镜后方的小眼睛散发冰冷的蓝光，使她的交谈对象感到畏惧。她受人宠爱，因为她是伟大德意志的首选传人——“纳粹主义的公主”歌德伦·希姆莱。
“公主”喜欢看到她的拥护者前来晋见，并用侦讯式的口吻问他们：“大战期间你在哪里？”“你在哪个单位服务？”她的父亲曾经教导她军事后勤业务，当他带着她巡回各地督导业务时，她也善于从旁观察。现在是当年那些军人来接受她督察的时候，能有机会被引介给希特勒手下*优秀执行官的女儿，他们都感到无比骄傲。他们报出自己的身份及军阶时，感觉自己仿佛回到从前那个他们在世上享有权威的时代。在短暂的片刻中，这些日复一日被迫对自己的过去绝口不提的人终于找回了一些失落的豪气。
“维京党卫军第五装甲师。”刚走进小客厅的男子面带怯场的表情说。她继续质问：“是自愿加入丹麦武装党卫军的吗？”这位时年六十八岁的退伍军人回道：“完全自愿。”他叫瓦格纳·克里斯滕森(Vagner Kristensen），1927年出生于丹麦菲英(Fyn)岛。在这名娇小女子面前，他们为什么这么充满敬意，这么戒慎恐惧？长年间，无论父亲是否在她身边，她一直生活在他的庇荫下，是否因此而不自觉地仿效了他的言行举止、他的说话声调？身为不负父亲之名的好女儿，她的人生目标是为他平反。海因里希·希姆莱只有她这么一个婚生子女，他把她捧为掌上明珠，而她也懂得好好回报。
今天，歌德伦·希姆莱要接见的人还有原籍丹麦的泽伦·卡姆(Sren Kam)，党卫军编号456059。这名纳粹分子涉及1943年一名反纳粹记者的谋杀事件，但从未被定罪。他潜逃到德国，在巴伐利亚无忧无虑地度过余生。他虽然被列入头号通缉纳粹罪犯名单，但一直逍遥法外。歌德伦的父亲生前必须一直努力设法克服他的自卑感和人际关系障碍，倘若今天他能看到女儿这样自信十足地面对这些老纳粹，他必定会感到非常骄傲。
年少时期的她因为害怕让父亲失望，会倾力央求母亲向父亲隐瞒她品行不良或胡闹的事。她坚决相信父亲是无辜的，她认为他并没有犯下那些受世人指责的罪行，并将他被定罪判刑的事视为绝对的不公。长久从来，她一直想写一本书，企图为父亲平反，但不是“辩护”，因为为他辩护无异于承认他有罪。歌德伦深信有朝一日，人们提到他的名字时，“会跟现在我们提到拿破仑、威灵顿或毛奇的情形一样”。
但历史无可挽回地定了他的罪。
星期三下午，她的父亲有时会带她一起去督导业务，特别是到德国的**个集中营——达豪（Dachau)视察。达豪集中营距离慕尼黑区区十来公里，是由他亲自规划建成，于1933年启用。“佩戴红色三角形的是囚犯，黑色的是罪犯。”他向她说明道。对这个小女孩而言，那些人的模样通通都像犯人：衣着邋遢，胡须没刮。她对菜园和温室比较有兴趣。她回忆当年往事：“我父亲向我解释种在那里的那些草本植物为什么重要，我还摘了一些叶子。”菜园让她想起小时候在农场生活的时光，那时她总喜欢到园子里当妈妈的帮手。达豪之行是她十二岁时的事，一张留存至今的照片见证了那个阴森可怕的参观活动。身穿黑色大衣的金发小女孩面带微笑，模样相当快乐；围绕在她身边的人包括她的父亲希姆莱、后来成为盖世太保领导的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以及父亲的侍从官卡尔·沃尔夫(Karl Wolff），沃尔夫上方的标牌则写着那里是犯人的集合点。
歌德伦满怀赞佩之情看着父亲节节高升。1943年8月，她在日记中写道：“可爱的爹地当了帝国内政部部长，我欣喜若狂。”这位爹地是“多么显赫”。1942年7月，海因里希前往奥斯维辛集中营检视*终解决方案的具体建置——大规模使用齐克隆B毒气的杀人作业。当时他在给夫人的一封信中若无其事地写道：“我要去奥斯维辛一趟，我给你一个亲亲。你的海尼。”在他的书信中，他从不提供行程或从事活动方面的细节，对灭绝犹太人的工作更是只字未提。他只是简单说他工作繁忙，有重责大任在身。这样一个人物后来对于他所犯下的残酷罪行做了泰然自若的辩白：“关于犹太妇女和儿童，我不曾感觉自己有权利让那些小孩长大成为充满报复心态的杀手，任由他们荼毒我们的子孙。我认为那样做是懦弱的行为。因此，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毫无妥协余地。”
党卫军帝国统领海因里希·希姆莱无疑是第三帝国压迫机制的狂热操控者，但那段人类历史并不是希姆莱的女儿所认同的历史。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儿时玩伴曾说他小时候连一只苍蝇都不肯伤害。但长大以后，他却成为盖世太保及武装党卫军的关键领导人物，主导集中营体制的建立以及欧洲犹太人的灭绝行动。
1927年间，他搭火车从慕尼黑前往靠近奥地利边界的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时，在车上认识了歌德伦的母亲玛格丽特·西格罗特(Margarete Siegroth)，她是一名离了婚的护士，娘家姓氏为博登(Boden）。这时的海因里希·希姆莱是个体弱多病的二十七岁青年，患有斜眼，下巴扁塌后缩，完全不符合“雅利安人种”的理想外形。海因里希对自己的外形感到自卑。由于他体质孱弱、消化系统不良，他既无法从事运动，在餐宴场合也不能尽兴饮酒。身为军人，他感到挫败，于是转而对纪律和军服产生毫无节制的迷恋，并终于借此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年轻时代的他很少跟女性交往，以至于他甚至会提倡禁欲的益处。但后来，他又哀叹自己年轻时无法享有更丰富的性爱生活。他到二十八岁才**次跟女人行房。小名“玛嘉”的玛格丽特金发碧眼、身材高挑，笃信基督新教，整个人非常符合雅利安女性的理想典型。为了博得佳人芳心，海因里希·希姆莱提供给她许多跟共济会和“犹太人的全球阴谋”有关的书刊资料。当时的德国深陷经济危机，竭力寻求“救星”，并急着找到代罪羔羊；玛嘉未能免于周遭的反犹声浪。她认识希姆莱以后，决定卖掉她在任职诊所中持有的股份，当时她这样描述她的合伙人：“犹太人永远都会是那副犹太德行。”
个性害羞的海因里希·希姆莱会写情书给玛嘉，有时喜欢署名为“你的国土佣仆”。玛嘉在回信中说：“我们要一起幸福才行。”他们的结合主要是基于一种亲昵的情感，但不是爱情。玛嘉比她大七岁，希姆莱的家人从来不曾接纳她。希姆莱出身于天主教家庭，他的母亲的信仰极为虔诚，但玛嘉却是个异类，她是个普鲁士人，信的是新教，离过婚，而且性格焦虑不安，与社交场合格格不入。希姆莱的家人自忖：这样一个女人难道不会损害家庭的名望？1928年7月3日，两人在柏林舍恩贝格区结婚，希姆莱的家人均未到场。1929年8月8日，体重三千六百二十五克、身长五十四厘米的蓝眼小女孩歌德伦呱呱坠地，成为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唯一婚生女，是他昵称为“小娃娃”的掌上明珠。
歌德伦这名字是否援引自他在年轻时读过而且深深喜爱的一本书——《歌德伦传奇》？这本书歌颂北欧女性的美德，男人愿为这样的女人赴汤蹈火。后来玛嘉无法再帮海因里希生小孩，夫妻两人于是决定收养一个男孩，是一名党卫军阵亡军人的儿子。但这个小男孩未能在新家获得家庭的温暖，玛嘉曾在她的日记中说他具有“罪犯的本性”，擅于说谎，甚至是个小偷。后来他被送到寄宿学校，然后又转到一间“纳波拉”学习。纳波拉(Napola)是“National politische Lehranstalt”（国立政治教育机构）的缩写，这是德意志帝国训练国家精英的地方。至于歌德伦，她完美无瑕地扮演模范女儿的角色，她的母亲则三番五次在日记中提到她有多乖巧、多讨人喜欢：“‘小娃娃’是个乖宝宝，是爱的化身。”她也曾提到德国将波兰德意志化的行动：“我把新闻念给她听，并对她说明那代表的意思是：派军队重回祖国。这是个前所未闻的壮举，一千年后世人都还将对此津津乐道。”
1928年，海因里希·希姆莱在慕尼黑大学修完农业经济学位以后，用妻子的陪嫁财产买下慕尼黑郊区瓦尔特鲁德林(Waldtrudering)的一座养鸡场。夫妻两人向往农业，希姆莱原本打算跟妻女在那里快乐生活。事实上，他的妻子大都是独自跟女儿歌德伦待在农场中。玛格丽特肩负管理整座养鸡场的重任，但母鸡下的蛋不多，小鸡纷纷死亡，破产的阴影迅速降临。玛格丽特的心情越来越低落，她抱怨丈夫经常出差，而且到后来，希姆莱变得几乎完全没时间返回家门。丈夫离家越远，玛嘉的脾气就越暴躁，她变得充满鄙夷心态和攻击性。1933年，希姆莱夫妻将农场变卖，搬到慕尼黑市区居住。希姆莱长期被纳粹高层视为“老实的小伙子”“心地善良但可能意志不坚”，这时的他其实已经当上政治警察总长，然后又正式被任命为隶属于内政部的全国警察总长，主掌德意志帝国警政机制，直到1936年6月为止。党卫军帝国统领海因里希·希姆莱是个冷酷无情、精于算计的审讯者，阿尔贝特·施佩尔曾说他是“半个有板有眼的小学教员，半个异想天开的疯子”；通过对种族纯粹论的偏执，这号人物终于为自己的各种自卑情结找到宣泄及报复的出口。
1936年及1937年间短暂居住在慕尼黑以后，希姆莱一家人迁居到上巴伐利亚特格尔恩湖(Tegernsee)畔小镇格蒙德(Gmund)。1934年间，希姆莱就在那里买了一栋房子。但他在党内的职责越来越繁重，妻子也愈来愈常独守空闺。他重新开始性生活，对社会中各式各样的性爱活动兴致勃勃。他承认玛嘉无法帮他生更多小孩并不是她的错，但他并不打算对这种情况俯首认命。对他而言，一夫一妻制是“撒旦的杰作”，那是天主教会发明的产物，必须予以废除。他以日耳曼史前文化为自己的立论基础；早年那些种族高贵的日耳曼人为了能有小孩，可以自由重婚。基于这样的理念，他允许手下所有碰到夫妻问题的军官离婚或跟其他女人婚外同居。他认为正常男人不可能以一辈子跟同一名女人行房为满足，而且只有在一夫二妻的情况下，两个女人才会设法寻求自我超越。此外，由于战争期间生育率趋于降低，对某些党卫军领导干部而言，一夫二妻或多重配偶的制度也是一种维持生育率的手段。因此，虽然第三帝国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的妻子为他生了六个小孩，但他在跟她结婚以前，就约法三章说婚后他要继续享有婚外关系。在同样的“时代氛围”中，纳粹党党务中心领导人、希特勒亲信马丁·鲍曼的妻子在为他产下十名子女后，自愿为了“报国”而设计出一套生活方式，让丈夫的情妇们跟她一起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她的目标是：“将所有孩子们集结在湖边的房子里，大家一起生活。”鲍曼夫妻坚信国家必须制定法律，让“堂堂正正的健康男子汉合法拥有两名妻子……有那么多好女人迫于现实，不能（合法地）生小孩……我们也需要这些女人的小孩！”鲍曼希望废除“私生子”这种字眼，以及禁用“私通”“婚外情”这类带有贬义的词语。为了改善生育率下降的问题，海因里希·希姆莱提倡将婚外生育合法化，甚至鼓励这种做法。于是纳粹政府从1936年开始成立所谓的“生命之泉”(Lebensborn)，也就是专为雅利安妇女而设、以实践种族优生理论为宗旨的生育中心。这些机构接纳单身女性，并为她们保守生小孩的秘密。此外，为了避免同性恋爱发生，希姆莱倡议举办青少年聚会活动。1937年2月18日，他在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麓的巴特特尔茨温泉镇针对同性恋议题发表演说时表示：“我认为有必要确保十五六岁的少年能通过舞蹈课、交谊晚会及其他各种活动认识女生。实验已经证明，十五岁或十六岁的年轻男孩身心正处于不稳定状态。如果他能找到令他心动的舞伴，或谈一场浪漫的青春恋情，他就得救了，他就远离危险了。”听到希姆莱这席话，我们很难想象他在年轻时竟然曾经主张禁欲。1940年，希姆莱跟玛嘉分居，但为了尊重这位替他生下宝贝女儿的女人，他决定不跟她离婚。接下来，他一直竭力确保自己跟女儿维持非常亲近的关系，那是他在世间*心爱的人。尽管他在政界的职责与日俱增，差旅频繁，但他一直尽力当个好爸爸、好丈夫。歌德伦喜欢把父亲称作“旅行爸”，在她的许多儿时照片中，这位黏在父亲身边的“小娃娃”是个完美的德国小女孩，金发碧眼，脸蛋如天使般天真无邪，身穿巴伐利亚传统服装，头发通常扎成辫子，有时则是在两侧卷成马卡龙状圆辫。她的父亲经常跟她分享生活中的事，寄他的照片给她看，并尽可能抽空陪伴她。只要翻阅海因里希·希姆莱的行事历，就可以看到他几乎每天都会跟妻子和女儿通电话。希姆莱巨细靡遗地记录他的生活，他的本子里除了公务项目，也充满令人惊奇的生活点滴，例如“跟孩子们玩耍”或“跟小娃娃聊天”。“小娃娃”如果成绩不好，他会非常生气。对他而言，服从、整洁及学业是儿童教育的核心要素。他自己小时候不也对大人展现出无懈可击的顺从？他一直是个好学生。至于玛嘉，她在女儿出生后不久，就开始为她写童年记事本，通过里面许许多多的记载，我们看到小女儿的良好行为表现，超乎同龄小孩的整洁程度，以及玛嘉在设法让女儿顺从的过程中遭遇的困难等。父亲回来看女儿时，会带她一起到森林里打猎，两人在林间悠闲漫步。小女儿很喜欢采花和收集苔藓。
德意志帝国元首在歌德伦的童年生活中扮演了核心角色。1935年，希特勒就任总理两年后，某天夜里小女孩睡不着觉，她焦虑地问妈妈：“希特勒伯伯以后也会死掉吗？”妈妈设法安抚女儿，并向她保证希特勒大统领会长命百岁，歌德伦松了一口气，然后回道：“妈咪，不对，我知道他会长命两百岁。”希特勒对这个小妹妹关爱有加，令希姆莱夫妇感到既开心又荣幸。玛嘉·希姆莱在1938年5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元首到家里来了，‘小娃娃’超兴奋。难得跟他私底下同桌小聚，实在太美妙了。”
每年元旦，歌德伦都会见到帝国领袖，这位大伯伯则会送她一个洋娃娃或一盒巧克力。
1936年，一位名叫赫德薇格·波特哈斯特(Hedwig Potthast)的女秘书进入希姆莱的部门服务，希姆莱从1938年底开始跟她发展婚外情。他决定告知他的妻子，免得万一自己跟情人生下小孩，到时也是纸包不住火。希姆莱在1940年公开表态支持推行婚外生育的政策，随后他身体力行，跟情妇孕育出两个小孩，分别是1942年出生的儿子赫尔格(Helge)和1944年出生的女儿娜奈特·朵罗泰雅(Nanette Dorothea)。小男孩的日耳曼名字原意为“种族纯粹的圣人”，但这个小孩完全没有希姆莱期望自己的后代能具备的特质。他的健康状况不良，患有皮肤病，而且羞怯到近乎病态的程度。
1942年，希姆莱将他的第二个家庭安置在“雪角庄园”，这栋大宅位于巴伐利亚南部的舍瑙(Schnau)，距离纳粹帝国领袖的地盘贝希特斯加登不远。赫德薇格·波特哈斯特和两名子女在那里一直待到同盟国占领德国为止。赫德薇格答应在希姆莱的阴影中默默生活，心中盼望着大战结束后有朝一日能跟他团圆。在同盟国眼中，赫德薇格是“纳粹女性的样板典型”。她的性格跟玛嘉截然不同，是个快活而可爱的女人，跟希姆莱身边的人能维持良好关系。玛嘉得知丈夫出轨时，在日记中无可奈何地写道：“男人都是在有钱有名以后才会想到做这种事。假如丈夫没钱没名，反倒是逐渐年迈的妻子必须帮助他们养活自己，以及容忍他们。”不过在她跟丈夫的通信中，我们完全找不到跟这名情妇和她的子女有关的记述。
歌德伦经常孤单一人。父母不在身边时，负责照顾她的是她的阿姨莉蒂亚·博登(Lydia Boden)。1939年起，她的母亲为了报效社会，决定到柏林重拾护士工作，特别是在红十字会。有时她会前往德军占领区，例如1940年她奔赴波兰，并在日记中写下一些评论：“这群波拉克犹太鬼子大都面目可憎，完全不像人类，更甭提那无可名状的污秽。要整顿这片脏乱真是空前绝后的艰巨任务。”还有：“这个波兰民族不太容易因为传染病而死，他们都有免疫能力。真令人难以理解。”
至于歌德伦，她很少离开格蒙德。1945年9月22日，她在纽伦堡接受审问时表示：“大战期间我们从来不曾出行。整整五年我们都住在那栋房子里，我天天上学，那是我唯一做的事。”的确，希姆莱不肯让宝贝女儿跟妈妈一起搬到柏林居住，他生怕盟军空袭会变得更加猛烈。“小娃娃”不断引颈盼望父母归来，她特别期待的是父亲偶尔短暂出现在家里的时刻。她经常闹胃痛，是个紧张兮兮的小女孩，在校成绩越来越差。不过她密切关注战况发展，担心父亲的安危。她的母亲曾在日记中提到，女儿听到许多她不该知道的事。不过她的父亲希望妻子能对她说明局势，尽管以小女孩的年纪而言，她还无法完全明白那些事。1941年6月22日是个星期天，希特勒在这天发动“巴巴罗萨行动”，正式开启东方战线，当时十二岁的歌德伦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说：“我们跟苏联打仗实在太可怕了，毕竟他们曾经是我们的盟友啊！而且苏联那么那么那么大，假如我们拿下整个苏联，想必战斗会非常艰难。”
看来歌德伦似乎听说过纳粹帝国领导干部的疯狂迷梦——建立直抵乌拉尔山的德意志生存空间。1943年11月1日，她在日记中写道：“爸爸妈妈又再买了一大块花园用地。在温室后面，一直往上到森林的地方……犯人已经把原来的花园围篱移走了。等到天下太平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在东方有一栋房产，那栋房产会替我们生出更多钱，然后我们就可以翻修格蒙德的房子。这样一来，走道就可以变得更亮，我们的房间也会变得更大。没错，林登费希特(Lyndenfycht)的房子以后会变成我的。和平来到以后，我们也可以住进内政部。也许我们在上萨尔茨堡还会有一栋房子。对，这一切只等着和平来到，不过那还得等很久很久（两三年）。”
1944年7月，她听到德国战败的消息。虽然她先前已经听说诺曼底登陆和苏军进逼德国边境的事，但她一直设法提振自己的信念：“可是所有人都那么相信我们会胜利，我身为爸爸的女儿，知道他目前备受器重，地位越来越崇高，我也必须相信这件事，而且我是真心诚意地相信。我方战败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事。”同一个月间，希姆莱出动达豪集中营“格蒙德外部突击队”的囚犯，在自家花园中兴建一座防空地堡。
歌德伦的玩伴很少。她的母亲跟夫家和娘家的人都不合，唯一处得来的人只有她自己的姐妹莉蒂亚。歌德伦独自跟脾气日益暴躁的母亲朝夕相处，感到非常痛苦。后来她的几个堂兄弟[也就是海因里希的哥哥格布哈特·希姆莱（Gebhard Himmler）的儿子们]来到格蒙德，跟她生活在同一栋房子中，结果母亲跟伯母之间的冲突为这群堂亲之间的关系投下阴影。歌德伦在当时的日记中提到，母亲几乎无法忍受身边的任何人。在整个大战及纳粹溃退期间，一直到父亲在1945年死亡，歌德伦见到父亲的次数不超过十五次或二十次。希姆莱返家停留总是来去匆匆，顶多待个三四天；平时她盼望得到的只有父亲打来的电话，还有他经常写给她的信（他会随函附上题献给她的照片）。另外，他还会寄包裹给家人，里面装些衣服和巧克力、乳酪、糖果之类的食品。有一天，歌德伦接到父亲从荷兰寄来的一百五十朵郁金香。大战快要结束时，民生物资变得更加稀少而难以取得，但希姆莱总有办法寄送粮食给家人。1945年3月5日，歌德伦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在欧洲不再有盟友，现在一切只能靠自己了。而且国内有太多人叛国。（……）整体气氛低到零点。（……）我国空军还是一样烂。戈林只会吹牛皮，什么事都不管。戈培尔工作很拼，不过他老爱出风头。所有人都一直在拿奖牌、领勋章，只有爸爸例外，而他才是**个该被褒扬的人。（……）全国人民都在注意他。他总是把身段放低，从不求凸显自己。”
1944年11月，歌德伦在格蒙德*后一次见到父亲，那次他返家跟她相聚了两天。1945年3月，她*后一次通过电话听到父亲的声音，然后在同年4月接到父亲的*后一封信。父母之间的电话交谈内容不是关于日常生活，就是关于他的健康状况恶化的事；许多年来，他的胃痛不断复发。小女孩后来向同盟国人员表示：“我*后一次见到他时，他说他希望圣诞节时可以回家团圆，但他不能肯定。”1945年4月，由于美国大军逼近，玛格丽特不得不带着女儿离开格蒙德，前往南方……希姆莱找达豪集中营的囚犯在自家游戏场建造的地堡已经不足以提供保护了。
1945年5月13日，年方十五的歌德伦跟母亲逃难到蒂罗尔地区南部、距离波札诺（Bolzano)不远的山间村镇沃肯斯坦(Wolkenstein)，但在那里遭到逮捕。希姆莱的前任参谋长、党卫军上级集团统领卡尔·沃尔夫将军在他位于波札诺的豪华庄园中被捕时，他跟同盟国方面达成协议：“只要你们让我回德国，我就告诉你们希姆莱的妻女在哪里。”经过讯问之后，母女两人被移送到一处豪华宅邸，那是一名前电影制片人的产业，她们跟其他一些女犯人一起被囚禁在那里。然后她们又在波札诺的一家旅馆度过两天，接着被送到维罗纳维待了一晚，再用飞机载到佛罗伦萨，一路上都有警卫人员护送，以免她们受到民众或游击队员攻击。佛罗伦萨英国侦讯中心的一名警卫信誓旦旦地告诉歌德伦和她的母亲：“要是你们透露你们的姓氏是希姆莱，他们会把你们碎尸万段。”侦讯开始进行。玛格丽特的回话让人觉得她一直被排除在丈夫的活动之外。一名英国军官指出，她把自己封闭在“一种乡下布尔乔亚妇女的心态”中。歌德伦对父亲的活动同样所知无几。在被监禁期间，她通过同盟国人员及外国报刊媒体重新认识了历史。
然后她们又被带到罗马，详细地点是意大利电影的殿堂——电影城制片厂，英国情报局在那里成立了一个资讯中心。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妻女是那里仅有的女性犯人，同盟国人员为她们布置了一间牢房，里面的装设方式居然取材自一部法西斯宣传影片！被关在这里四个星期以后，歌德伦决定绝食抗议糟糕透顶的伙食，不久她的身体就变得虚弱，并开始发高烧。化名“布里奇”(Bridge)的英国情报单位指挥官请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翻译，要他说服歌德伦进食。歌德伦没有白白绝食，自此她和母亲享有跟同盟国军官一样的伙食。接下来她们陆续转往米兰、巴黎及凡尔赛的监狱，在凡尔赛待了三天，然后再被送到纽伦堡的监狱。“从今以后我的姓氏就是希姆莱，”歌德伦这样宣布，“不再使用假名，不再乔装他人。”1946年间，她出席纽伦堡大审判，但她的出现没有带来任何效用，因为她一无所知。当她被问到是否会跟父亲讨论战情时，她回道：“我跟我父亲从来不谈战争或其他类似的事。”
这时歌德伦依然不知道父亲的下落。由于她的母亲声称心脏有问题，负责管理拘留营的军官们认为*好不要立刻告诉她几天前——也就是1945年5月23日——她的丈夫已经自杀身亡的事。在一次看诊及搜身检查时，他宣告一句“我的名字叫海因里希·希姆莱”，然后成功吞下事先含在口中的氰化物胶囊。虽然英国人立刻介入处理，并帮他洗胃，他还是在十二分钟后断了气。
1945年7月13日，在接受美联社记者安·斯特林格(Ann Stringer)采访时，玛格丽特声言她知道丈夫以盖世太保总长身份从事的活动；她宣称自己对他感到骄傲，并强调“我们德国人不会问女人这种问题”。对于世人痛恨这位党卫军统帅，她有何看法？“谁都不喜欢警察。”当斯特林格问到希姆莱被英军擒拿以及他服用氰化物自杀的事时，玛格丽特完全没表现出任何激动或惊愕之情；她只是双手交叉，耸了耸肩。这位美国记者说她从未采访过那么冷酷无情的人。
“接着我告诉她，希姆莱被埋在一处无名坟墓中，”斯特林格继续记述道，“希姆莱女士既未流露讶异表情，对此似乎也不感兴趣。她以冰冷而决绝的方式展现出一种对人类情感的自我控制，那是我从未见过的情景……然后我问她是否意识到世人对她丈夫的观感。她的回答是：‘我知道大战以前很多人非常景仰他。’玛嘉知道丈夫被视为头号战犯时，倒显得相当错愕：‘我先生？这怎么可能？希特勒才是帝国大统领呀！’”*后，斯特林格提到数以百万计的无辜者因为酷刑虐待、饥饿、寒冷、生病而死，甚至被大批送进毒气室，然后她问玛格丽特对这一切是否感到骄傲，玛格丽特说：“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这得看情形。”这样一个女人完全无法引起他人同情。
1945年9月26日，玛嘉·希姆莱在纽伦堡接受讯问时宣称，跟许多纳粹要员一样，海因里希·希姆莱遵守组织的要求，身上随时备有毒药。玛嘉还证言，她会跟丈夫讨论战情，但她否认曾跟他谈到集中营的事。“我从来不知道这件事，我是现在才知道的。”在纽伦堡负责侦讯的美军上校艾门(Amen)问她：“为什么你从来不曾针对这个话题询问他？”她回答：“我不知道。”但当她被问到这个问题：“你知道他在不同地方成立集中营，没错吧？”她声言道：“对，我知道有一些集中营存在，但我不知道是谁告诉我的。我记不得了，有可能是他吧，我只知道他们盖了一些集中营。”玛嘉起初否认集中营的事，后来终于承认这项业务是由她的丈夫所负责，并坦言她曾亲自前往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ück)参观设在那里的女子集中营。尽管如此，她还是表示自己对那里面发生的事一无所知，要等到1945年，她才通过报刊媒体得知这一切。
歌德伦一直到1945年8月20日，在一名美国记者采访她母亲时，才不期然地听说她父亲在接受侦讯以前就已经服毒自尽。少女震惊过度，结果生了一场大病。她发高烧，神志不清地在羁押营的野战床上躺了三个星期。她相信父亲是被盟军谋杀的，他绝不可能自行了断。负责看管她的英国指挥官这时一心只有一个念头：赶快把这个麻烦孩子甩掉。谁也不想背负“希姆莱之女”这个累赘，她对同盟国毫无用处，而且保护她是非常艰巨的任务。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给她换个姓氏。于是她开始姓“施密特”，不过为时并不久。
1946年11月以前，在除纳粹化审判期间，希姆莱的妻女被羁押在路德维克斯堡(Ludwigsbourg)的七十七号女子拘留营。拘留营指挥官决定释放她们时，玛格丽特拒绝离开，因为她身无分文，害怕遭到私刑，而且也不知道能到哪里去。*后她们被“大马士革之家”收容，那是博德尔施文格(Bodelschwingh)牧师创设的一家基督新教修道院兼救济院，母女两人以“智能不足”的名义登记入院。修女们设法跟歌德伦交流，但她一直保持距离，而且不断强调：“我要跟我爸爸一样。”也就是说要当个天主教徒。的确，希姆莱年轻时是个极为虔诚的天主教徒，虽然他后来远离了教会，但每天晚上仍旧会跟女儿一块祷告。修女们从没看过这名少女哭或笑。1952年，歌德伦和母亲离开了这座修道院。
在二十岁的年纪，我们对周遭的事物有什么样的意识？歌德伦从不保留、毫不退缩地喜爱父亲，父亲对她则疼爱有加；而且他自始至终一直坚信自己是个服膺“道德”的人。只有一个因素能让那些人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符合道德：纳粹思想。纳粹主义认为人类间存在着绝对的不平等，并以此为核心概念，建构出一套独有观点。这种思想使纳粹主义者完全罔顾普世性的道德。但当歌德伦终于发现父亲犯下残酷罪行时，她已经不能再拿第三帝国的独特道德观当借口了。
1947年间，歌德伦尝试进入一所应用艺术学院就读，但校长看到她的姓氏以后，立刻拒绝了她的入学申请。当她被问到她父亲的工作时，她会面不改色地回道：“我的父亲是党卫军帝国统领。”不过在比勒费尔德(Bielefeld)社会民主党主任的介入说情之后，她终于在第二个学期顺利注册就学。这名主任认为惩罚不可以施加于一整家的人：“我国的年轻民主制度不容许让儿童因为父母犯的错而受苦受难。”歌德伦开始修习裁缝训练课程，然后到一位服装设计师那里当学徒。1950年代，她离开母亲，前往慕尼黑居住，设法在那里找工作。这时她的年纪是二十一岁。后来她得知同父异母弟妹的下落，设法跟他们取得联系，但没有成功；希姆莱的情妇赫德薇格·波特哈斯特反对这件事。世人对这名希姆莱情妇在大战结束以后的生活所知甚少。1950年代，她离开巴伐利亚，迁居到黑森林地区巴登巴登附近的一座村庄。她住在一名女性友人家附近，那人名叫喜古德·派培(Sigurd Peiper)，她曾经在党卫军帝国首领希姆莱的个人幕僚处担任秘书，她的丈夫因为战争罪被判刑入狱。后来赫德薇格再婚，姓氏也随之更改。关于她的小孩，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他们生活在近乎完全匿名的状态中。我们只知道希姆莱跟情妇生下的儿子因为健康问题的关系，一直留在母亲身边，他们的女儿则成了一名医生。1994年，赫德薇格·波特哈斯特在巴登巴登去世。
每当歌德伦说出她的姓氏——“希姆莱”，她立刻就会遭到制裁：不是被轰走，就是被赶出租住处。然而，她却执意保有父亲的姓氏。她的工作同僚、她在各家公司接触到的客户，这些人都拒绝跟她来往，他们不愿意让一个姓“希姆莱”的人提供服务。
1955年，她跟希特勒时代德国外交部部长的儿子阿道夫·冯·里宾特洛甫(Adolf von Ribbentrop)联袂前往伦敦，参加奥斯瓦德·莫斯里举办的一场宴会。返回德国以后，她相当骄傲地表示她在伦敦见到许多法西斯主义者。这件事传开以后，她立刻被她任职的特格尔恩湖畔旅栈解雇。一名客人得知前台女服务员是海因里希·希姆勒的女儿以后，严词抗议道：“我太太在奥斯维辛的火炉里被烤成灰炭，你们怎么可以让这个女的接待我?”歌德伦在慕尼黑郊区格奥尔根街的小公寓俨然是一座为父亲歌功颂德的博物馆，里面摆满画作、摆设、装饰品、塑像、照片等，都是她从幼年时代开始不断收集的物品。她也会到欧洲各地搜罗文物，有时还得到一些前纳粹党员的协助，他们也保存了一些相关遗物。后来她成为一名秘书，过着简单的生活，把自己奉献给她那慈爱的父亲。她一直无法想象父亲曾经竭力参与人类历史上*残酷的战争罪行之一。她不断想要捍卫他。一方面她对父亲充满孝心和感念，另一方面却又不免知道父亲是个纳粹狂热分子、党卫军猛兽，主导、执行了惨绝人寰的*终解决方案。两相纠结，她感到无所适从。但她在内心相信，总有一天会有新的事证能为父亲洗清罪名。摆在她面前的证据无可辩驳，但这些都不足以说服她。她跟父亲之间独特而紧密的联结是否可以用来解释她为何如此盲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很难得到确定的答案，因为她一直拒绝表态。终其一生，她只真正接受过一次媒体访问，那是1959年的事，采访人是德国记者诺尔贝特·雷贝特(Norbert Lebert)。
多年以后，雷贝特的儿子斯特凡在他的著作《因为你承载了我的名》中援引了他父亲的采访资料。他在书中强调，像歌德伦这些歌颂父亲光荣过往的纳粹小孩其实从这种崇拜行为中取得了一部分的自信。这些小孩无法承认他们的家庭背景所造成的沉重负担。歌德伦只从父亲身上看到一家之主的慈爱形象，父亲人格的另外那个面向都是媒体和书籍告诉她的。对某些纳粹后代而言，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否定外在于他们自身经验的一切资讯，无论那些资讯多么合理切实。任何其他办法都会构成一种背叛。此外，歌德伦终其一生都必须面对被人排斥的处境，这可能也导致她认为自己是社会不公的受害者，因此父亲的命运等于是在她身上延续。
1951年起，歌德伦成为“战犯及被囚禁者无声协助协会”(Stille Hilfe für Kriegsgefangene und Internierte)的成员。起初该协会的会长是海伦妮·伊莉莎白·冯·伊森伯格(Helene Elisabeth von Isenburg)亲王夫人，她是个长袖善舞的名媛，在上流布尔乔亚社会及教会中交游广阔。这个机构支持的罪犯由鲁道夫·阿舍瑙尔(Rudolf Aschenauer)律师提供法律支援。根据冯·伊森伯格亲王夫人所言，协会宗旨是对该机构认为遭到褫夺所有权利的战犯及被囚禁者提供服务，满足他们的各种需求。在战后的相关司法诉讼中，该机构也支持被告及被羁押者，无论他们是被监禁在战胜国的监狱还是德国的服刑所。亲王夫人喜欢将自己比拟为被关押在巴伐利亚兰茨贝格(Landsberg)美国监狱那些纳粹罪犯的母亲。1924年，希特勒也曾在这里被关了九个月，其间写成《我的奋斗》。
1952年，歌德伦又协助创办“维京青年团”(WikingJugend)。这个运作模式仿效“希特勒青年团”的组织在1994年被德国禁止。
“无声协助协会”的核心分子包括二十名到四十名会员及一百余名支持赞助人士。协会也为逃犯提供支持。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约翰·冯·莱斯(Johann von Leers)、约瑟夫·门格勒等人都受益于这个纳粹渗透网络——同盟国所称的“老鼠线路”(rat line)。通过“无声协助”会员孜孜不倦的支援，这些人都顺利逃到拉丁美洲。被称为“里昂屠夫”的克劳斯·巴比(Klaus Barbie)也得到该组织的帮助。《默默协助褐衫伙伴们》(Stille Hilfe für braune Kamaraden)一书作者安德烈亚·罗普克(Andrea Rpke)及奥利弗·施洛姆(Oliver Schrm)指出，“无声协助协会”不仅支援前国社党党员，也在台面下筹募资金，支持新纳粹运动。
陆续有记者试图针对这点向歌德伦·希姆莱提问，但她只给一个简短的答复：“我从来不谈我的工作，我只是在我可以的时候做我能做的事。”在她的相关活动中，她特别介入协助了安东·马洛特(Anton Malloth)，这个人物是特雷辛城集中营的党卫军高级队长，他是*残酷、*令人闻之色变的监管人员之一，想必也是歌德伦父亲的心腹。大战结束以后，马洛特在意大利的梅拉诺无忧无虑地生活了四十年。1988年，他被引渡到德国。由于某些程序问题，他一直到2001年才被慕尼黑法院定罪，判处无期徒刑。在那些年间，歌德伦·希姆莱一直是他的主要支持者。“无声协助”帮他在一所高级养老院找到住处，那座养老院就建在一块于第三帝国时代由希特勒副手鲁道夫·赫斯持有的土地上。1990年，消息指出德国社会保险局支付了马洛特在那里生活的大部分费用，也就是说，德国纳税人掏钱让一名凶残战犯乐享天年。结果挞伐之声四起，特别是歌德伦·希姆莱受到严厉指控。但歌德伦忠诚不变、心意坚定，每个月都会前去探视他两次，直到他在2002年死去为止。
如果歌德伦决定大隐于世，那是因为对于她的家庭背景，她所持的立场不见容于社会。她积极投效各个为前纳粹分子提供援助的机构，并公然支持德国极右派，这些都表明她不只是希望平反父亲的名声，也想要承继他的黑暗理想。
1960年代，歌德伦跟一名亲纳粹分子结婚，丈夫名叫沃尔夫迪特·布尔维茨(WolfDieter Burwitz)，他是一名作家，并在巴伐利亚政府担任公务员。他接受了妻子的家庭背景，并认同她父亲的理想。夫妻两人生活在慕尼黑郊区福斯滕里德(Fürstenried)的一栋白色大宅中，育有两名儿女，儿子长大后在慕尼黑担任财税律师。
2010年，“无声协助”试图阻止荷兰籍纳粹分子克拉斯·卡雷尔·法贝尔被遣送回国。荷兰法院在1947年将他定罪判刑，罪名是在大战期间杀害二十二名犹太人和反抗军成员。
歌德伦据称也是极右派德国国家民主党(Nation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NPD)的活跃分子。她似乎不喜欢受到褒扬，例如在奥地利北部乌尔里希斯贝格(Ulrichsberg)举行的纳粹集会这类场合，她的言行都非常低调。或许她会想到，无论她怎么做，一切都会将她抛回那个萦绕不去的过往？在这种情况下，否认那个过往完全无法消解她的宿命。或许跟她的父亲一样，她选择放弃道德良知，不直接面对那个重担。有没有可能希姆莱的“小娃娃”真的从未受罪恶感折磨，而她的侄孙女卡特琳却表示自己“经常感受到一种无从解释、令人心情沉重的自责”？这种自责感有时会隔代传承。卡特琳·希姆莱的丈夫是二战期间华沙犹太人居住区一个犹太家庭的后代，在她成为母亲时，她决定详细回顾家族历史，写成《希姆莱兄弟》一书。她在求学时期得知纳粹犯下的残酷罪行，但跟许多德国人一样，她在很长时间中无法真正审视自己的家族背景。她指出，如果问题涉及非常亲近的人，内心的防御机制会太强：“那是一个极为艰辛的过程，害怕被遗弃的焦虑感不断构成威胁。”考虑到自己跟歌德伦·希姆莱走上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她完全没跟这位堂伯母联络。
在当事人是纳粹子女的情况下，这种防御机制会特别顽强。在这方面，歌德伦·希姆莱的特点是她完全无法退一步思考她父亲这个人物所代表的意义，并且持续在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残存势力中扮演积极角色。对她而言，缅怀父亲跟服膺及提倡纳粹思想是同一回事。
罗尔夫·门格勒：“死亡天使”之子
2011年7月21日，设于美国康涅狄格州斯坦福、专营历史手稿买卖的亚历山大真迹公司（Alexander Autographs）举行拍卖会，现场第四组拍卖品的说明文字写着：“内容完整的档案资料，可供深入审视二十世纪*残忍人物的心理样貌。所有内容均经详细阅读与分析，绝大多数未曾出版，甚至不曾有人阅览。”
成交，售出！拍卖官槌子落下的声音敲响厅堂。一名极端正统派犹太人通过电话出价，以二十四万五千美元价格买下三千三百八十多页以蓝色墨水写成的手稿。买主是一名大屠杀幸存者的儿子，他不希望公开身份。他认为这样的文件一定要让民众看到，借以对抗所有可能导致歧视的否定论及教条。
这组文稿包括三十一本黑色、卡其色、绿色或方格设计螺旋装订学生笔记本，封面上分别以西班牙文印有Cuaderno（“笔记簿”）、Cultura General（“文化素养”）、Agenda Classica（“古典教程”）等标注。内页上写满文字，工整的笔迹棱角分明，略朝右边倾斜。图画及速写穿插在自传式书写、诗作、政治及哲学思考评述之间。这些手稿是在1960—1975年撰写而成。
这笔拍卖引发热议。有些评论家认为这种文件不应该成为商业行为的标的，甚至批评这是一件“淫秽”的销售案。
这些文字的作者以第三人称叙述自己的故事，并采用笔名“安德烈亚斯”。这个人物是二十世纪*受瞩目的逃犯之一，他隐身在化名后方，生怕这些笔记本有朝一日会惹祸上身，让他行迹败露。他在笔记中回溯他在战后跨越欧洲大陆、逃向拉丁美洲的过程；跨海前往阿根廷、巴拉圭，*后抵达巴西。他也描述了他做过的各种实验，他认为那些实验结果对人类福祉有贡献。
在他的文字中，作者完全不否定国家社会主义的理想，并且致力阐述他在人口过剩、优生学、安乐死等方面的理论。
他在1960—1962年特别提到：“一旦我们开始混合不同民族，文明就会式微。”①他又说：“自然界中没有好也没有坏，只有适当的元素和不适当的元素……不适当的元素必须被排除在繁殖程序之外。”他还说：“我们必须扬弃女性主义思想；生物学与权利平等毫无关联……女性不应该掌管需要专业资格的职务。女性的劳动参与必须取决于她们有多少能力满足她们的生物配额。生育控制必须通过绝育方式进行，有基因缺陷的女性必须予以结扎。基因良好的女性则应在生育五名子女以后才予绝育。”
这些笔记本于2004年在巴西圣保罗的一对男女住处被查获，他们在此之前曾经为这些文字的作者提供住宿。笔记本后来被转交给作者的唯一亲生子——罗尔夫。罗尔夫就是这些笔记的卖家吗？没有人知道，因为在那场拍卖中，卖家也不希望身份曝光。
日复一日，约瑟夫·门格勒都会坐在他的小桌前，重新观照他的光辉年代，以及那些仿佛永无止境的逃亡时日。在岁月的层层重压下，门格勒的身形已经逐渐蜷曲。十五年以前，他开始撰写这些笔记。此后他的信念从未改变，经过三十四年的潜逃，他仍然坚守原来的想法，直到*后一刻。他不但深信自己没犯过任何错，他的流亡生涯更使他成为书写偏执狂。他幽闭在圣保罗郊区的小房子中，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写作。他在笔记本纸页上描绘他的巴伐利亚风格家具，画出一幅幅房屋、动物及植物的速写图案。他也勤于园艺、木工，热爱健行，喜欢观赏动植物。
1977年，他等待多年的一天终于到来：他的独生子从欧洲过来拜访他。他已经二十一年没跟儿子见面了；*后一次看到他还是1956年的事。当时他的儿子并不知道这个使用伪造身份的人就是他的父亲。因此，父子两人是今天才真正相认，而且这是一场充满风险的会面，因为恶名传四海的约瑟夫·门格勒医师是地表*重要的通缉犯之一。他被冠上“死亡天使”的绰号，因为他在奥斯维辛做过无数骇人实验。
为了避免儿子的行踪被纳粹缉捕者发现，这趟旅行花了整整五年时间筹备。罗尔夫·门格勒动身前往巴西前，门格勒家的亲信汉斯·赛德尔梅耶（Hans Sedlmeier）安排罗尔夫和他的堂亲卡尔海恩茨（Karl Heinz）见面，这位堂亲先前在阿根廷跟约瑟夫·门格勒一起住过几年。赛德尔梅耶希望罗尔夫留意一个问题：年轻一代德国人对第三帝国的理解跟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的内心感受有极大落差。他也打算转交一笔钱给门格勒——门格勒的亲人向来为他提供坚不可摧的支持。
罗尔夫听从父亲的建议，以匿名方式前往圣保罗，为此他事先特地在跟一名朋友一起度假时，盗取了他的护照。他决心要跟父亲重逢，尽管他表示自己已经不再像小时候那样认为父亲是个英雄。他认为自己跟父亲毫无共通之处。“我的见解跟他完全相左。我连听他说话都不想，对他的看法也完全没兴趣。我完全排斥他告诉我的一切。我对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的个人立场再清楚不过，所有人都知道我的政治理念属于自由派，基本上偏向左派。历年来我发表过的许多批判甚至让人怀疑我是共产党。”
夜幕低垂之际，一辆老旧公交车开进圣保罗郊区这条尘土飞扬的街道，疲惫的老人一阵心惊，四肢开始颤抖。骨骼突出的双手嵌进旧长裤口袋，他板着脸孔，动也不动地等着。过去的他非常讲究穿着，现在他对自己的外表毫不在乎。他知道他的儿子这天晚上会到，但他不禁想到来者也可能是准备逮捕他的纳粹追猎者。即使在他的悲惨人生走向尽头之际，门格勒依然从不降低警戒。从前那个宰制奥斯维辛集中营、精于算计的冷酷男子已然远去，在长年的逃亡生活中，他早已成了个被恐惧啃噬的老头。他像偏执狂般地害怕自己被搜捕。这种恐惧比任何感觉都强烈，将他整个人吞没。焦虑使他不由自主地吸吮、啃食自己的胡须，经年累月下来，毛发在他肚子里形成球状物，堵塞他的消化道，使他痛苦难当，甚至连生命都受到威胁。
许多年来，门格勒独自一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住的黄色灰泥小屋非常简陋，里面只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一张床和一个橱柜。房子的倾斜屋顶和两扇白色窗户，以及四周的几棵大树，使它稍微流露出阿尔卑斯小山庄的气息。
他的儿子走过庭院木门时，他难掩激动之情，泪水涌上眼眶。虽然他的腿难以支撑他，但他还是设法走到门口台阶上，欢迎突破艰难险阻前来看他的儿子。如同罗尔夫所言，他的父亲认为他敢到巴西看他，就足以证明他是个大胆跨越敌军防线的英勇士兵。但情况并非一直如此。
这天，罗尔夫成了父亲心目中的英雄。为了见这个过去从来不屑对他表示兴趣的人，他冒了许多风险。在他的童年时代，他的父亲忙于犯下残暴得无以复加的罪孽，等他年龄稍长，父亲又忙着逃脱盟军及纳粹追猎者。他花在这个孩子身上的时间少之又少，只有一些往返书信勉强撑出某种亲情关系。
罗尔夫想要亲眼看到父亲，但跟他面对面时，他发现自己几乎认不得这个他至今只短暂见过两次的人。他非常惊讶地看到这个伪装高手身体变得如此瘦弱。他也知道这次会面对他的父亲而言是件天大的事。罗尔夫冒险犯难跨海而来，是为了像个检察官般审问这个三十多年来一直成功躲过同盟国法庭制裁的逃犯吗？不，他要的是设法理解。理解这个无论如何都是他父亲的人何以能如此疯狂地投入那部恐怖死亡机器的运作。
曾经长期被门格勒家族视为害群之马的他目前是一名在德国弗莱堡执业的律师。他的亲属认为他是个极端派左翼分子，他向来认为自己跟家人除了血缘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共同点，而那个血缘非同小可，源自全世界*受憎恨的人——他的父亲。罗尔夫作这趟旅行时是三十三岁，他的父亲在同样年纪时，在奥斯维辛担任医生，只要做个手势，就能决定成千上万的人是生还是死。
没有任何幸免于难的人能够忘记这个人的模样，他拥有地中海地区人民的长相，举止高雅，身穿无懈可击的军服，皮靴擦得乌黑油亮，手里总是握着一根短马鞭。他用手指轻轻一点，就选定接下来的实验对象：往右是他的实验室，可以暂时活命；往左则是死。他把无数男女老幼赶向毒气室或阴森可怖的实验室时，脸上没有显露任何表情。他喜欢哼唱瓦格纳或普契尼的曲调，人们哪里知道美妙乐音出自一个位居死亡机器核心的人物。
罗尔夫只能轻声说了句“爸，好”。两个人的短暂相拥显得相当冷淡，他们都不习惯流露情感。罗尔夫强迫自己表现得亲切热诚，毕竟他都说过“他终究是我的爸爸”；但他难以真正做到这点，直到他感觉父亲的泪水沿着脸颊流下。
这是门格勒开始逃亡以后儿子罗尔夫第二次见到他；这也将是*后一次。**次跟他见面时，他的母亲告诉他说，他会见到一位住在拉丁美洲的“弗里茨伯伯”。多年以后，他才知道原来那位伯伯是他的父亲，然后了解到这个父亲在德国那段晦暗历史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罗尔夫纠结在两种情绪中：身为人子，他对父亲有敬爱之情，但想到那些泯灭天良的罪孽，他又无法遏制地唾弃他。对绝大多数世人而言，约瑟夫·门格勒是一名战争罪犯，但在门格勒家族成员的心目中，他依然是个值得嘉许的杰出医生。从家族的立场来看，*要紧的事是绝不可玷污家姓：他们可是巴伐利亚的产业界望族，而以老大约瑟夫为首的三兄弟有责任传承家风。
专营农业机具制造的“卡尔·门格勒父子公司”是巴伐利亚君茨堡（Günzburg）市的主要雇佣单位之一。由于这家公司鼎力支持国家社会主义，它在第三帝国期间成为德国农业机具制造界的第三大企业。希特勒曾经亲自莅临发表演说。“卡尔·门格勒父子公司”至今依然存在，公司名称以斗大字体标示在位于市区中央的工厂上方。有一条街道甚至以约瑟夫的父亲卡尔·门格勒命名。但在君茨堡，我们却找不到任何与那个令人困扰的儿子有关的痕迹。
农业机具从不曾引起老大约瑟夫的兴趣，他宁可把公司继承权让给两个弟弟。在校表现非常优秀的约瑟夫从小就满腔抱负、热血激昂，他的*大心愿是在历史上声名永传。
1930年，他在慕尼黑修读哲学、人类学与医学时，纳粹的理想已经充斥在德国各地的大学校园中。他很快就开始向一些深信优生学的学者“拜师习艺”，对恩斯特·鲁丁（Ernst Rüdin）的讲座尤其热衷。鲁丁是纳粹德国的优生学泰斗，在他的背书下，德国通过了对患有遗传缺陷的人民实施绝育的法律。1935年，在慕尼黑大学“种族卫生”专家提奥多·摩里森（Theodor Mollison）教授指导下，约瑟夫·门格勒完成了一篇内容充满优生学理论的博士论文，标题为《针对四个种族群体所作之下腭前端形态学检验》。当时门格勒就已经相信有一种优越种族的存在，也就是“雅利安型德意志人”，而他打算用科学方法加以证明。
门格勒在慕尼黑大学期间成为优生学家、种族纯净暨卫生研究院院长及纳粹优生学政策煽动者奥特马尔·冯·费许尔（Otmar von Verschuer）的助理，毕业后又于1938年转往法兰克福大学深造。冯·费许尔教授相信，金发碧眼的纯粹雅利安种族典范的关键存在于双胞胎的专属基因中。1937年，门格勒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即通称的纳粹党)，党员编号5574974，然后他又在1938年加入党卫军。为了证明他的血统纯粹，他积极调查自己的“种族纯净度”，一路回溯到1744年。
门格勒深信德国的未来维系在基因操纵上。通过他对双胞胎的研究，他野心勃勃地希望让德意志民族大量繁衍。他跟冯·费许尔教授一起试图判定哪些基因密码可以催生出纯净的雅利安种族。国家社会主义需要为它所支持的种族卫生理论找到科学上的立论基础，因此门格勒积极投入这方面的研究。
1939年，约瑟夫·门格勒与罗尔夫的母亲伊雷妮·舍恩拜因（Irene Schoenbein）结婚。起初由于伊雷妮难以证明她父亲家那边没有犹太血统，结婚手续卡在这个问题上无法过关，一时之间，他们无法取得结婚许可。后来因为伊雷妮的“明显北欧长相”化解了上述疑虑，两人才得以顺利成婚。伊雷妮这个高挑的金发美女成为约瑟夫的一生挚爱，她自己则是个非常贤惠的妻子，但非常容易嫉妒。罗尔夫的父母一直无法好好过夫妻生活。对伊雷妮而言，这场婚姻带来的经常是独守空闺的苦闷，因为门格勒把生活重心完全放在专业生涯及爱国行动这个部分。结婚短短两个月后，德国入侵波兰，门格勒立刻斗志昂扬地参军，纵使将年轻妻子独自留在家乡也无怨无悔。
1942年，他加入党卫军“维京”装甲师医疗团，这支部队的行动范围是东方战线，特别是乌克兰。参军期间，门格勒因为救援并医治两名德国士兵，获颁铁十字勋章。后来他在战斗中受了伤，被迫提前退役，于1942年底返回柏林。他毫不犹豫地重新投入医学工作，尤其是在基因遗传领域，而他追随的老师依然是冯·费许尔教授。门格勒从军那段时间，冯·费许尔成为“威廉皇帝研究院”院长，这个科学机构的成立宗旨是基础科学研究，但在1927—1945年，研究重点是优生学及种族卫生。
四个多月后，约瑟夫·门格勒于1943年4月被任命为党卫军高级突击队领袖。5月底，他被派到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是纳粹政权成立的**大集中营，位于克拉科夫以西六十七公里，接近捷克斯洛伐克边界。
奥斯维辛当时俨然已经是一部毫不留情的产业化灭绝机器。四个大型毒气室及焚化炉作业区不停运作，烟雾从那里不断冒出，使空气令人难以呼吸。天气炎热时，人肉的味道更是让人窒息。集中营占地辽阔，包含三个大区，而且不断逐年扩大，一模一样的红砖及木造营舍持续往外扩展。门格勒对这个人间地狱般的景象丝毫不为所动，他一到奥斯维辛，就马不停蹄地前往十号营舍。
他要立刻投入工作。对他而言，奥斯维辛是个有助于促进科学进步的独特场所，提供了针对“人体白老鼠”进行实验的绝佳机会，让他能证明他的种族理论观点。门格勒经常会将标有“战争材料，速办”这句话的人体碎块寄回威廉皇帝研究院，供同侪分析研究。
门格勒抵达几天以后，就毫不迟疑地将一千五百名吉卜赛人处死。讽刺的是，他经常自嘲长得比较像吉卜赛人，而不像完美的雅利安人。小时候，由于肤色偏深、头发全黑，而且眼睛呈褐色与棕色，他曾经因此在学校被取了“吉卜赛”这个绰号。
门格勒只身前往奥斯维辛。他的妻子选择留在德国。在他待在集中营的一年半期间，妻子只去看过他两次，**次是1943年8月，然后是1944年8月，也就是在罗尔夫出生几个月以后。罗尔夫是在3月出生，伊雷妮前往奥斯维辛时将他留在德国。她问丈夫为什么营区中有那么可怕的味道，丈夫只给了这个回答：“别问我这件事。”不过伊雷妮似乎也不是很关心周边发生的事。她甚至觉得第二趟旅行非常浪漫，仿佛是在跟她心爱的男人度第二次蜜月。白天他们会到索拉河游泳，还有采蓝莓做果酱。在她的日记中，没有一句话提到她丈夫所做的实验或集中营的实际情况。门格勒是个冷酷无情、愤世嫉俗而且深藏不露的人，很少跟同僚打成一片。他对自己的地位和他拿到的各种奖章非常自豪，身上总是佩戴着那个铁十字勋章。他的生活跟其他人没什么交集，一心一意地专注在他为自己定义的使命——改善人类的演化，即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必须置人性或怜悯于不顾。
门格勒的职务令某些同僚深感好奇，例如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工作伙伴汉斯·蒙希(Hans Münch)。“他从身体到精神整个都是意识形态的化身……他从不表现出任何情感；既没有仇恨，也没有狂热，”蒙希曾表示，“对他而言，毒气室是唯一合理的解决方案，而由于犹太人无论如何都得死，他认为理所当然应该事先用毒气室来做一些医学实验。”⑩所有人对门格勒医师都一无所知。他那种城府很深的保留态度使他跟其他人之间自然而然就拉开距离。1944年儿子罗尔夫出世时，他没告诉任何人；此外，妻子生产时，他也没有前去探视她。
起初小罗尔夫跟母亲一起住在黑森林地区的弗莱堡。1944年11月，约瑟夫·门格勒才**次去看儿子，这时儿子已经将近八个月大。1945年4月起，伊雷妮带着罗尔夫迁居到巴伐利亚的奥滕里德(Auteried)，那里距离门格勒家族的地盘很近。于是小罗尔夫开始能跟祖父母朝夕相处，终于过起真正的家庭生活。
来自欧洲各地城市的火车不断开进奥斯维辛。新到的人必须经过一道预先筛选程序：被视为身强体壮的人会被送去强制劳动，其他人则直接被送进伪装成淋浴间的毒气室。不分昼夜，每当有火车抵达，门格勒都会守候在那里抓双胞胎，用他们做各种残酷实验，而这些实验通常会导致他们在恐怖的痛苦中死亡。通过这些与双胞胎现象有关的实验，他相信自己一定能破解基因遗传的秘密，全面根除有缺陷的基因。于是，当双胞胎出现在筛选过程中，他听到有人大声喊“双胞胎，双胞胎”时，他平日阴沉的脸孔就会骤然明亮起来。
他做了无数的实验，而且都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进行：操纵血液、接种感染基因、骨髓实验、器官割除、截肢、结扎。约瑟夫·门格勒也对眼睛的颜色深感兴趣，他想知道是否能改变人的眼睛颜色。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会给他的“病人”注射化学物，结果大都造成他们失去视力。这些实验的唯一目标是：弘扬一个符合国家社会主义理想的优越种族。
1945年1月17日，门格勒逃离奥斯维辛时，他在身后留下堆积如山的尸体。他的“人类白老鼠”几乎都不可能在他的恐怖实验结束以后存活，不过根据一名幸存者的说法，被门格勒排入实验名单至少能在短时间内带来生存的希望。纳粹政权解体时，大批落败德军往西方溃逃，使他借机躲过盟军的搜捕。他把党卫军制服换成国防军制服，然后躲避在捷克斯洛伐克地区。由于逃亡德军如排山倒海而至，盟军无暇应付，决定只抓党卫军，而党卫军成员的特征是在手臂内侧有个人血型的刺青。不过，因为门格勒非常注重维护自己的身体，他拒绝像其他党卫军成员那样在手臂上留下刺青。这个个人坚持救了他一命，因为当时盟军没有完整的战犯名单。罗尔夫的母亲告诉过他，他的父亲极为注重外表，因此他认为绝不可以让身体遭受那种残害。门格勒只穿量身定做的高级西服，平日喜欢站在镜子前面观赏自己的英姿、赞叹自己的细柔肌肤，对这样一个人而言，党卫军的血型刺青不仅不好看，而且令人极度反感。
伊雷妮很久没有丈夫的消息。大战结束后不久，一名医界朋友的妻子忽然通知她说门格勒安然无恙。不过他的名字已经开始流传，盟军密切注意任何可能有助于将他逮捕的消息。这名逃犯的所有家族成员都受到监视和讯问，但没有具体结果；他们都不愿提供任何讯息。德国《联邦报》(Bund)曾经刊登评论，指出门格勒家族对他提供坚实的支持，因为他们害怕约瑟夫·门格勒的被害者可能对他们提出赔偿诉讼。
伊雷妮接受两名搜寻她丈夫的美国军官讯问时告诉他们，门格勒已经消失无踪，很可能在东欧前线战死了。为了替这个假设提供可信度，平日总是一身黑色装束的伊雷妮特地在1946年夏天去找了君茨堡的神甫，请他帮忙作弥撒悼念她为国捐躯的丈夫。门格勒夫人虽然曾经造访过奥斯维辛集中营两次，但她在相当长的时间中并不知道丈夫犯下的残暴罪行，不过到了这个时候，她已经不可能不知道，只是她选择不要谴责他。
门格勒在慕尼黑短暂停留以后，回到他的家乡君茨堡，躲在附近的森林中，他的家人经常会供应食物给他。当局完全没察觉到这件事，就连一份以色列警方的报告也没提到门格勒跟他的家人之间有任何接触。
1945年底开始，“死亡天使”用“弗里茨·霍尔曼”(Fritz Hollman)的化名低调过活，在巴伐利亚罗森海姆(Rosenheim)当农工(后来他以“美洲伯伯”的身份见到儿子时，用的也是这个假造的名字)。他的家人——特别是他的妻子——经常到农场看他，有时妻子也会把当时才两岁的小罗尔夫一起带去。他们会小心翼翼地在一个湖边见面。在那段时间拍的一张照片上，可以看到满脸笑容的门格勒站在儿子身后。不过多数时候伊雷妮是单独赴约。1946年11月，门格勒认为盟军已经松懈调查脚步，于是他壮起胆子前往奥滕里德看望当时已经搬到那里的妻儿，一待就是两星期。
罗尔夫表示，在大战结束以后那四年，他的母亲非常焦虑而且不快乐。她的心愿一直是能够在一个关系紧密的家庭中过传统的生活，但忽然间，她成了纳粹战犯的妻子，而且她跟丈夫从一开始就聚少离多，丈夫甚至逐渐成了陌生人。门格勒夫妻的关系在大战期间就已经受到严重考验，这时他们的婚姻开始解体。长久独守空闺的伊雷妮觉得丈夫已经变了一个人，不再是当初她嫁的那个男人。她开始寻找其他男人的慰藉，这使得丈夫暴跳如雷。约瑟夫的嫉妒心理达到病态的程度，每每妻子出门回来，他都会不断斥责，接下来夫妻会吵得翻天覆地。这几年来，伊雷妮早已不是原来那个忠贞贤淑的妻子。她再也无法忍受身为逃犯的门格勒所能提供给她的生活。1948年，她又一次因为出门而被丈夫骂得死去活来，但那次出门时，她认识了未来的第二任丈夫。对方是弗莱堡一家鞋店的老板，名叫阿尔方斯·哈肯约斯(Alfons Hackenjos)。当时四岁的小罗尔夫把这个大叔叔视为他人生中**个父亲的角色。
门格勒知道他的名字被列在即将于1946年12月展开的“医生审判”名单中时，开始意识到危险逼近。“医生审判”是纽伦堡大审判中继战犯审理后的第二阶段审判。先前已经开始降低警戒的门格勒这时认为离开欧洲的时间到了。他决定远赴拉丁美洲，于是在意大利热那亚港登上“北方国王”号。这时约瑟夫·门格勒又有了新名字：“赫穆特·葛雷戈尔”(Helmut Gregor)。他心里还抱着希望，认为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安顿下来以后，妻儿就会立刻前去跟他会合，但情况完全不是如此。伊雷妮太眷恋德国和德国文化，完全不想离开她的家人，到地球彼端过逃犯生活。尤其是这时她的生命中已经有了另外一个男人，尽管她对小儿子的父亲仍然怀有感情，但她并不想把新的恋情牺牲掉。
伊雷妮厌倦了既有的夫妻关系，再次坠入情网。1954年，她提出离婚要求。罗尔夫认为母亲的决定跟父亲在奥斯维辛的业务活动完全无关。在这对从佳偶转变成怨偶的夫妻之间，“什么也不问，什么都不说”曾经是他们维系关系的相处之道。但现在伊雷妮很高兴脱离门格勒家族，而且她特别高兴自己不必跟他们要一分钱就能离开。同一年，约瑟夫·门格勒决定放弃他的化名“赫穆特·葛雷戈尔”，重新使用原来的身份。他通知联邦德国大使馆，赫穆特·葛雷格尔其实就是约瑟夫·门格勒。因此，1954年3月25日夫妻两人正式离婚时，他用的是自己的真名。门格勒又成为门格勒，那个罪大恶极的“死亡天使”。
1956年，门格勒返回欧洲，跟家人前往瑞士山区度假，这时他终于跟已经十二岁的儿子罗尔夫团聚。不过对小罗尔夫而言，他仍然是“拉丁美洲来的弗里茨伯伯”。一起度假的还包括约瑟夫的漂亮弟媳玛塔(他已故弟弟的妻子)和她的儿子卡尔海恩茨。每天早上，罗尔夫都会跟他的堂弟一起爬上“弗里茨伯伯”的床，听他说发生在苏联前线的精彩故事。小罗尔夫被当成大男孩看待，后来他说那次度假是他一辈子*棒的假期。小男孩非常快乐，不过他跟堂弟卡尔海恩茨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明显。“伯伯”不断称赞堂弟，对他关怀备至，小罗尔夫因此感到受伤。他不知道的是，其实这位“伯伯”跟他的叔母已经有了亲密关系。
两年后的1958年，约瑟夫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跟他的弟媳结婚，玛塔带着儿子卡尔海恩茨一起跟新丈夫在阿根廷生活了几年。
门格勒毫无困难地融入胡安·庇隆(Juan Perón)统治时期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当时阿根廷是逃亡纳粹的新乐土，直到庇隆去世为止。然后门格勒跟许多其他纳粹一样，转往巴拉圭生活。他是独自前往巴拉圭，因为他的第二任妻子和继子卡尔海恩茨希望返回德国。不若谣传所言，门格勒在巴拉圭其实只待了两年，1962年就到了巴西。在那些年间，尽管他恢复使用原来的身份，而且冒险回了德国两次(分别在1956年和1959年)，不过他一直没被逮捕。在那段期间，罗尔夫的母亲决定向儿子解释父亲为什么不在家，她说他已经在苏联前线死亡或失踪，不过他是个英雄。将近十年间，罗尔夫认为父亲已经死去，同时跟住在拉丁美洲的“弗里茨伯伯”经常通信，完全不知道那个假伯伯其实就是他的真爸爸。
十六岁时，也就是在瑞士山区度假之后三年，罗尔夫终于知道“弗里茨伯伯”是他的父亲——约瑟夫·门格勒。罗尔夫回忆道：“（对我而言）我父亲一直是死在东欧前线的那个战争英雄，他受过良好教育，会说希腊文和拉丁文。得知真相对我造成极大的冲击。身为约瑟夫·门格勒的儿子不是一件好事。”学校同学开始激他：“原来你就是门格勒的儿子，你爸是个战犯。”他们把他叫作“小纳粹”或“党卫军队员门格勒”。面对同学的侮辱，罗尔夫反唇相讥：“没错，我还有个叔叔叫阿道夫·艾希曼呢。”罗尔夫在校表现比较懒惰，他的老师们认为背后原因应该是父亲不在所导致的心理创伤，而这个缺席的父亲原本被视为英雄，后来却成了刽子手。
虽然门格勒主动设法拉近他跟儿子的关系，但他一直无法成功在父子间建立亲密的联系。而且门格勒写信时，笔调显得冰冷而疏远。他似乎复制了他跟自己父亲之间的关系。门格勒为儿子撰写了一本图文并茂的童书，但这并无法改善两人间的关系。罗尔夫对父亲感到*不满意的部分是他对堂弟卡尔海恩茨的关爱和赞赏。门格勒跟他这个侄儿比跟自己的儿子亲近得多，他们之间的关系宛如真正的父子。对罗尔夫而言，约瑟夫·门格勒一直是个陌生人。这也正是为什么罗尔夫会需要*后那场会面，尽管那个过着隐居生活、罹患抑郁症而且有自杀倾向的老人，那个名叫约瑟夫·门格勒的爸爸，早已不是母亲从前为儿子打造的那个战争英雄。
门格勒在圣保罗的住处极其简陋；他把床让给儿子罗尔夫，自己则在地板上摆了一个床垫凑合着睡。无论如何，他们到了夜里仍然一直在说话，因为罗尔夫渴望为他的种种疑惑找到答案。他一开始避免提到父亲参与奥斯维辛残酷暴行的事，不过后来还是把话题带到这个部分。父亲立刻全身紧绷：“你怎么可能相信我会做出那种事？难道你看不出那些都是谎言，都是洗脑？……”老人激烈地为自己辩护：“奥斯维辛不是我发明的东西，我个人对那里面发生的事不必负责。奥斯维辛在我去以前就已经存在了。我想帮助他们，但我的能力有限。我不可能帮助所有人。”
罗尔夫问父亲火车开到奥斯维辛后，乘客立刻被筛选的事。门格勒承认他参与过那件事：“那些人到的时候已经浑身是病，奄奄一息，我又能怎么办？当时那边的情况不是现在的人能够想象的。”从他的口气听起来，他的角色“只不过是”决定谁有能力工作，谁没有。他认为自己尽了一切可能将新到者归入身强体健一族，因此他相信他帮助了成千上万的人。下令灭绝那些人的并不是他，他不必为那件事负责。他发誓他从不曾亲手杀害或伤害任何一个人。
对他的儿子罗尔夫而言，“身在奥斯维辛，但却没有每天设法离开那里，这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没有尽一切可能离开，这种行为既恐怖又令人无法置信。我永远无法明白为什么人类会做出那种事，就算那是我的父亲也一样。对我而言，过去发生那些事违反所有伦理、所有道德，令人完全无法理解人性”。在父子两人的夜间对谈中，罗尔夫逐渐下了这个结论：他的父亲对过去毫无悔意，他依旧忠于纳粹理想，并且持续相信雅利安人种的优越性。为了合理化他的种族优越理论，门格勒提出各种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论点。如同罗尔夫所强调的，那些论点缺乏科学依据，尽管父亲受的是科学训练。门格勒*后还是宣称，他只是在尽自己的职责，为了能够生存，他不得不遵守命令。他似乎认为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可以为他免除任何罪恶感。但在他的儿子眼中，父亲只是死也不肯认为自己是世人心目中的那个禽兽。
*后罗尔夫又问他，如果他那么确定自己的行为公正合理，为什么他不向当局自首，面对世人的审判。门格勒只给了这个简短的答案：“世界上没有公理，只有一堆急于报复的人。”
罗尔夫自始至终无法在这个人身上感受到一丝人性、悲悯或懊悔的成分。两星期后，他离开父亲时，他知道那是他*后一次跟他见面。至于门格勒，在那次会面以后，他相信他终于能安心地走了。仿佛在他告别人生以前，他觉得有必要向他唯一的后代进行自我合理化，使他不会被这个独生子视为恶魔，而只是个单纯听从命令的人。
罗尔夫终其一生拒绝提供任何可能导致他的父亲被逮捕的讯息。他说他不可能背叛父亲。尼克拉斯·法郎克表示他恨自己的父亲汉斯·法郎克，但相较于此，罗尔夫认为他根本不够在意父亲这个人，因此也没有仇恨可言。
那次会面之后两年，1979年，门格勒在巴西的一些朋友寄了一封信给罗尔夫：“我们的好友在一处热带海滩上离开了我们。”经过三十四年的逃亡生涯，约瑟夫·门格勒在海边游泳时死于心脏病突发。门格勒家族选择对此事保持缄默，认为这样可以避免为那些年来秘密协助门格勒的事负责。
父亲死后不久，罗尔夫前往巴西整理他的遗物，并取回他的个人物品。这次旅行时，他用了自己的真正身份。他回到先前曾经用化名住过的一间旅馆，办理入住手续时，前台人员惊叫道：“门格勒！……你知道吗？你的姓在我们这边有名得很。”罗尔夫吓得不知所措，他赶紧冲进房间，将父亲的私人物品藏在天花板夹层中，尽管他很清楚万一出事，警方不出两分钟就能搜到那个地方。这个“遗产”包括一块金表、一些信件以及一些日记。不过并没有任何人前来搜查，而那些日记就是2011年在那场引发一片喧嚣的拍卖会中售出的手稿。
罗尔夫严密观察旅馆的人员进出，他设法尽可能保持低调，不希望任何人注意到他，特别是那个可能向警方通报的前台人员。就算门格勒已死，门格勒家族的秘密依然必须严加保守。罗尔夫·门格勒为这件事提出解释，他说，对父亲的死亡保持缄默一方面是为了保护那些帮助过他的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无法带回父亲死亡的确实证据。
又过了四年，门格勒死亡的消息终于广泛流传开来。虽然门格勒的亲友和支持者早已知道这件事，但至此以前消息一直未被泄漏出去。1985年，警方终于前往门格勒的亲信之一——汉斯·赛德尔梅耶家进行搜查，结果发现他跟门格勒之间的大量通信，以及门格勒的巴西朋友们寄来的吊唁信。
家族企业负责人、约瑟夫·门格勒的侄子迪特尔·门格勒(Dieter Mengele)这时终于不得不解除与伯伯去世有关的机密，接受媒体的采访。对门格勒家族而言，现在*重要的工作是设法避免家族在门格勒逃亡期间协助他的事实对公司造成财务上的恶果。迪特尔·门格勒毫不迟疑地否认曾对约瑟夫提供任何金援，也否认跟伯伯通过信。罗尔夫被排除在那次调查外，后来他因此对堂弟感到不满。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证明门格勒确实已经死亡：为此，警方必须将尸体挖出来查证。罗尔夫是唯一能证明尸体确实是父亲的人，但这件事进行时，他正在度假，没有人能联络上他。他是在回国以后通过电视，才知道父亲死亡的消息已经公之于世。
约瑟夫·门格勒逃亡在拉丁美洲的三十年期间，有各式各样的传言指出他的下落，特别是以色列情报及特殊使命局“摩萨德”(Mossad)曾经表示他们“已经陆续发现他的踪迹，只是还无法确实逮到他”。不过，虽然门格勒发疯似地恐惧摩萨德或纳粹猎捕机构的人会逮捕他，他依然大胆返回欧洲，而且重新使用真实身份。他死后被人用“沃尔夫冈·杰拉尔德”(Wolfgang Gerhard)这个化名埋葬在圣保罗附近的恩布(Embu)，1985年6月6日，巴西警方在德国当局请求下挖出他的遗体。虽然透过腭骨检查，他的身份基本上被识别了出来，但还要等到1992年的一次DNA鉴定，遗体身份才获得绝对的证实。在那以前，罗尔夫·门格勒一直拒绝提供血液检体供警方作基因分析。
我们难以理解，在许多国际组织和纳粹猎捕者试图擒拿他的情况下，门格勒何以能在超过三十四年期间逃过追捕。1960年，摩萨德同时发现门格勒以及*终解决方案主要统筹人艾希曼的踪迹，但摩萨德*后选择逮捕的是艾希曼而不是门格勒。这件事可以说明奥斯维辛的杀人医生再度成功逃过当局缉查。但在那以前及在那之后，情况到底又是如何？
1985年，罗尔夫同意对媒体透露他跟父亲会面的事，以及父亲的文稿。自此，他跟家族其他成员的关系完全被切断。
跟其他纳粹的小孩相反，罗尔夫不认为有什么“残酷基因”会遗传给后代。仿佛为了替那个过去正式画下句点，他决定更换姓氏，以求儿女免于麻烦。1980年代期间，他改用妻子的姓氏，并在慕尼黑成为律师，就此安身立命。
他认为他的三个孩子有权利平平安安长大，无需为祖父造的罪孽负责。他有义务让他们知道真相，同时为他们的人生解除那个沉重的负担。对他而言，这个家庭背景带来的唯一好处是迫使他们思考人生本质，以及善与恶之间的冲突。他命中注定成为约瑟夫·门格勒的儿子，并因此承受种种困扰。他无法投身政治，也无法真正知道某些人——犹太商人、战争被害者——不愿与他合作的理由。2008年，在一份以色列日报上，他呼吁犹太人不要对他怀恨在心。他提到他可能会亲自前往以色列，特别是去参观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不过他也说：“可是我担心，如果大屠杀幸存者和他们的后代知道我的身份，他们可能会感到不安。”
在本书所述及的纳粹后代中，罗尔夫·门格勒是唯一一个在长年间不知道父亲身份的人，但后来他却又能针对父亲在纳粹死亡机器中扮演的角色与他本人进行对话。那场父子面对面的对话无疾而终，因为约瑟夫·门格勒依然相信他的理想，他认为自己并非策动仇恨的人，他甚至声称自己可能挽救了许多人的性命。尽管如此，罗尔夫一直无法也不愿背叛他，就算在他死后也如此。同时，为了子孙的福祉，他希望跟“门格勒”这个姓氏永远保持距离。
岂止是德国的故事？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正在柏林召开大会，忽然间，一个低沉声响通过麦克风的放大作用，回荡在整个会场。那是一个手掌拍打在脸颊上的声音。
一只女性的玉手刚刚猛力掴向一名男子的脸庞，男子跟许多德国人一样，以为可以绝口不提自己过去跟纳粹的牵连。但该名男子贵为联邦德国总理，名叫库尔特·格奥尔格·基辛格(Kurt Georg Kiesinger)，而那个巴掌俨然是在将他的过往朝他那张脸摔去。德国民众似乎没有质疑那个过去，因为他们终究通过投票，将他选为内阁首长。这是1968年11月的事，在德国，僵化的道德观与跟纳粹那段历史有关的种种禁忌都在迅速消散。与此同时，继1968年5月的社会运动在欧洲各地发酵，德国极左翼恐怖主义团体“红军旅”也应运而生。
1940年代末期，大多数联邦德国民众盼望抛掉过去，展开新局，并终止进行中的除纳粹化行动，因为许多人认为那是同盟国强迫实行的措施，结果反而有碍德国的民主化。德国总理急于取得民心，为了表示愿意倾听人民的声音，他结束除纳粹化运动，并展开平反一部分纳粹党人的程序，仅将罪证确凿的战犯完全排除在外。这项政策严重妨碍了控诉及逮捕许多前纳粹要员的工作。战后约瑟夫·门格勒一度在德国逍遥法外，就是一个完美的实例，但逃过司法制裁的绝不只有门格勒一个人。
打了总理耳光的人是一位名叫碧雅特·克拉斯费尔德的年轻德国女子，她下定决心要勇敢面对父母辈在纳粹时代的那段过往。先前她已经到德国国会大楼前高喊“基辛格！纳粹！辞职！”这次她则公开赏了那位“纳粹老爸”一记巴掌。在当时的德国，世代冲突因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重担而更形恶化。阿登纳担任总理的时期被年轻德国人当成抨击的箭靶，1968年的学运青年奋起反抗现状，他们拒绝接受前纳粹党员在联邦政府中担任要职的情况。
充满象征意涵的打耳光画面永远烙印在德国人心中，而所有曾经以为能够向家人及世人掩饰自己过去的人都因此而坐立难安。1950年代出生的德国人是**个不曾经历过战争的世代，他们完全不怕仔细检视那段历史。他们再也不可能满足于“希特勒必须负全责”这种推卸责任的陈词滥调。
赏总理耳光是碧雅特·克拉斯费尔德交付给自己的任务。那时她跟知名作家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走得很近，这位作家厌恨基辛格，一如他在更早以前憎恶阿登纳。格拉斯是战后德国的“道德良知”，1959年出版的著作《铁皮鼓》(Die Blechtrommel)是关于第三帝国的*权威撰述之一；他还写过许多其他精彩作品，199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2006年，在即将迎接八十大寿之际，他却忽然掀起波澜。自传型作品《剥洋葱》(Beim Huten der Zwiebel)出版前夕，他接受德国《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egemeine Zeitung)专访，忽然透露自己曾在1944年年仅十七岁时加入恶名昭彰的纳粹武装党卫军。2006年，他接受法国《世界报》(Le Monde)采访时表示：“这件事一直折磨着我。我在这么多年间一直保持的缄默是促使我写出这本书的原因之一。该说的话，终究得说出来。”
1968年，也就是总理被打耳光那年，格拉斯的过去仍旧是个秘密。谁会想到这位被视为战后德国思想导师的大作家曾经是个纳粹？人们怎么可能料到他会在半个世纪中完全隐藏自己进过武装党卫军的事？君特·格拉斯一辈子致力关注人民跟纳粹勾结或罪恶感这类议题，仿佛这一切都在呼应他自己的人生。这名极力主张“勇于担当，面对过去”的人士怎么可能以为时间的流逝和他对自身的反思行动足以消弭那个不可磨灭的污点？他让缄默成为常态，结果差点导致毕生奋斗被蒙上永远的阴影。身为一名伟大的作家，格拉斯无懈可击地体现了德国是如何对历史保持缄默，以及这个国家必须面对多大的艰难阻滞，才得以打破沉默，接受令人无法接受的事。
“重建民主的前提是避谈过去”，这是在战后德国一度流行的理论。到了“勃兰特年代”，这种论调终于被全面推翻。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在他的忠诚支持者之一——君特·格拉斯陪同下前往波兰，代表全体德国人民在1943年华沙犹太居住区起义事件纪念碑前下跪，请求波兰原谅纳粹犯下的残酷暴行。在那个庄严肃穆的时刻，勃兰特说出这句名言：“我在做的是人类在言语无法表意时所做的事。”如同历史学者诺伯特·弗莱(Norbert Frei)所言，必须经过好几个世代的时间，那段历史以及犹太人大屠杀造成的深远影响才能变得可以让人承受。因为，我们确实有必要区分“知道”和“承受”这两件事。1990年，弗莱指出新生代民众对大战没有(或几乎没有)切身记忆，也不会有任何个人层面的自责心理，因此他们终于不再被迫背负政治及道德责任。
人在情感上的牵扯越多，就越难以拉出进行道德评断所需的必要距离，仿佛承认父母犯下的暴行会无法挽回地玷污自己对父母的孝心。我们很难说出这种话：我知道我父亲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同时我也爱他。若要达到这种心境，人必须走过一条艰苦漫长、布满陷阱的路。
相反地，如果情感淡薄，就比较有评断的余地。或许因为这个理由，那些在童年时代比较少得到父亲关爱、甚至从不曾见过父亲的人，他们会比较容易对父亲做出道德判断。对孙子辈或侄甥这些亲属关系稍微比较远的人而言，要背负某种罪恶感或许也比较容易。马蒂亚斯·戈林、卡特琳·希姆莱就是很好的例子：对他们而言，“那个魔鬼”是个他们从不曾谋面的遥远人物。
除了情感上的亲疏，还有一个因素是时间上的远近。物换星移、历史更迭(例如柏林围墙倒塌)，过去似乎因此变得比较能让人接受。纳粹主义予人的观感会随着时间而变动，就像不同年代的历史学家对它也会作出不同的分析。时光流转，世人对往昔那些罪恶有了更多了解，纳粹的孩子们不得不承认德国的过去，并通过这面棱镜承认自己家庭的过去，这其中掺杂着缄默心态在其跨世代面向上所隐含的一切。
在本书讲述的那些纳粹孩子们的人生路途中，他们都经历过德国面对纳粹主义时所抱持的缄默态度，但在“家庭”这个层面，他们却没有感受到世人表现出相同的缄默。大战结束以后，他们必须背负身为某某人子女的事实，并在清楚知道父亲涉及那些泯灭人性的罪行后，默默承受那个过往。他们的家人绝口不提的并不是他们的父亲当过纳粹这件事，因为毕竟无视这个事实是不可能的事；那些家人只是不愿谈论他们的父亲在什么程度上参与了第三帝国的疯狂屠杀行动。
这些孩子永远无权说“爸爸不是纳粹”——在此援引哈拉尔德·魏尔策(Harald Welzer)、扎比内·默勒(Sabine Mller)及卡洛利妮·屈格纳尔(Karoline Tschuggnall)联合著作《爷爷不是纳粹》的书名。大战期间，他们是英雄豪杰的孩子，战后他们却成了“屠夫的小孩”。他们忽然置身于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中，在那里变成人人唾弃的贱民，但他们未曾有任何机会提前做好心理准备。童年时代的他们不可能不知道父亲跟权力中枢和希特勒之间的紧密关系。当时局证明希特勒是人类历史上*为罪大恶极的败类，他们明白自己因为与父亲的血缘关系，被迫跟希特勒紧紧纠结在一起。此外，除了沃尔夫·吕迪格·赫斯、小阿尔贝特·施佩尔以及罗尔夫·门格勒，纳粹的孩子们在纽伦堡大审判以后都不曾见过父亲。因此，他们没机会跟父亲面对面摊牌，无法询问那些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就算是原本有机会这么做的人，在面临如此沉重的试炼时，他们也经常不禁退却。但是，他们全都必须直视一个事实：他们是纳粹的孩子。
为了自我建设，有些人选择在心中淡化父亲参与纳粹恐怖暴行时的自愿程度，有些人则选择激烈排斥，不让亲情有存在的余地。要想让自己对父亲的深沉感情与对他的残酷行径所感受的罪恶感同时并存，这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心理工程。然而，一旦他们的姓氏被提及，他们必然都得面对社会的反应；无论他们决定跟自己的血缘维持什么样的关系，那个姓氏都宛如宿命，无可避免地将他们拉回那条血脉。
在德国，一直要等到科尔总理的年代，等到不曾经历战争的世代正式掌权，以及1989年11月9日柏林围墙倒塌以后国家统一的时代降临，德国人才终于全面重新审视及探讨那个黑暗过去。罪恶感曾经只被加之于纳粹迫害的少数主事者身上，但两德统一以后，整个德国都愿意承担那份罪恶感。
同时，完整传承与纳粹有关的记忆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恐怖可能通过其他形式重新出现，近年各种新型极端主义的兴起就是一个明证。希特勒永远不会回来，但跟当年导致希特勒崛起的时势类似的情况很可能重新上演。过去的教训是否能成为对抗各种极端主义的堡垒？我们希望是如此。希特勒青年团的世代业已凋零殆尽，其后已经陆续出现四个新世代；现在不再有人禁止我们设法了解在那样的社会、经济及法律环境中，我们自己会采取什么行动。
七十多年后的今天，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刽子手和受害者已经越来越稀少，不久以后他们就会完全退场。随着他们的消失，当事人的主观记忆也将灰飞烟灭。纳粹政权那些顶层要员的名字必须继续为人类的未来敲响警钟，但为此，我们还得妥善保存关于那个时期的知识。不幸的是，现在的年轻人因为无知或缺乏兴趣，有时似乎对历史不屑一顾。当然，如亚历山德拉·厄泽尔(Alexandra Oeser)所强调的，我们不可以一概而论。厄泽尔在她的著作《传授希特勒：德国青少年面对德国的纳粹历史》中指出，世代、社会背景、性别、政治倾向乃至学业成绩不同，人跟纳粹主义之间的关系也会有很大的差异。
这样的分析同样适用于纳粹的后代。无论那些父子或父女的关系是以共同生活还是书信往返的方式存在，我们都会在这些纳粹小孩身上发现某些共同点：他们一直都知道自己的父亲信仰国家社会主义，但他们都是在战后通过第三方才得知自己的家庭在德意志第三帝国中所扮演的角色。历史未能给予他们足够机会否认父亲的所作所为，尽管其中某些人竭尽所能想要相信，作出那种否认行动是可以办到的事。在其他方面，这些纳粹小孩每一个都是独特的个体，各自以特殊而复杂的方式跟自己的家庭历史达成某种妥协。这其中牵涉到的因素很多，例如性别(男孩或女孩)、家庭结构(单一子女或众多兄弟姐妹)、情感联系(母亲是慈祥还是冷酷，父亲是关爱还是疏远)等。当然，某些人的人生路途有相似之处，但没有一条路跟其他的路一模一样。所有人之间的唯一公约数是，他们都不可能无视自己的家庭历史，因为那是个沉重无比的负担。许多纳粹小孩甚至决定将自己的生命奉献于此。另一方面，尽管小阿尔贝特·施佩尔在事业上飞黄腾达，但他一辈子都得为这件事伤脑筋：所有人见到他时问他的**个问题都跟他的父亲阿尔贝特·施佩尔有关。
就像这些纳粹小孩永远被父亲的命运纠缠，纳粹的历史在世人的集体记忆中将历久弥新。就算有一天，世界上不再有当年的受害者可以提供见证，就算到时，捉拿*后几名纳粹罪犯的工作已经远去，那些名字激起的反响将持续引人深思。
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个人历史与人类的历史早已无法分割。
纳粹的孩子们 相关资料
这本一流的图书成功完成了这一特别艰难的主题。 ——法国《费加罗杂志》
歌德伦•希姆莱、艾妲•戈林……这些第三帝国高官的子女们的命运如何？塔妮娅•克拉斯尼昂斯基追溯了他们的命运。 ——法国《星期日报》
塔妮娅•克拉斯尼昂斯基并没有对这些第三帝国高官的子女们的行为做出个人评判。她记录了他们每个人的态度——明白该如何面对一段远超出自己命运的残酷历史。 ——法国《观点杂志》
纳粹的孩子们 作者简介
塔妮娅•克拉斯尼昂斯基（Tania Crasnianski），生于法国，母亲是德国人，父亲是法俄混血。曾为法国巴黎律师公会刑事律师，目前在德国、英国及美国生活、创作。《纳粹的孩子们》是她的第一部作品，出版后广受好评，已被翻译成九种语言，译介至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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