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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作者:梁启超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时间:2018-02-01
开本: 32开 页数: 373
本类榜单:历史销量榜
中 图 价:¥22.0(3.8折) 定价  ¥58.0 登录后可看到会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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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版权信息

  • ISBN:9787220104640
  • 条形码:9787220104640 ; 978-7-220-10464-0
  • 装帧:暂无
  • 版次:暂无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印刷次数:暂无
  • 所属分类:>

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内容简介

梁启超著,雷原、白金钟主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认知国学经典书系》由“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两部分构成。《中国历史研究法》论述了史的定义、意义和范围;回顾并评价了中国的旧史学;就建立新史学提出主张。《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重点讲述如何做专史。这两部著作是梁启超先生在史学理论方面的代表作。汪洪亮博士带着我们一起读《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了解近现代史风云人物梁启超先生,梳理两书的亮点与价值,帮助我们迅速把握两本书的精髓。

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目录

《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导读
中国历史研究法
自序
**章 史之意义及其范围
第二章 过去之中国史学界
第三章 史之改造
第四章 说史料
第五章 史料之搜集与鉴别
第六章 史迹之论次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绪论
总论
**章 史之目的
第二章 史家之四长
第三章 五种专史概论

分论一 人的专史
**章 人的专史总说
第二章 人的专史的对象
第三章 作传的方法
第四章 合传及其做法
第五章 年谱及其做法
第六章 专传的做法
第七章 人表及其做法(略)

分论二 事的专史(略)

分论三 文物的专史
**章 文物专史总说
第二章 政治专史及其做法
第三章 经济专史及其做法
第四章 文化专史及其做法
第五章 文物专史做法总说

分论四地方的专史(略)

分论五断代的专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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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节选

《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导读 汪洪亮 梁启超在近代中国简直是个“超人”。除了我们熟知的他在政治及宣传领域的成绩,他在学术与思想方面的贡献同样令我们景仰。他是西学东渐和中国学术近代转型的重要人物。他提出的“新史学”,是中国史学现代转型的重要分野。他晚年撰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深刻影响了数代学者,不仅与当时各派学人声息相通,且给后来治史者深深的启迪。我们今日在学术研究中的诸多理念和方法,大多能在他的著作中找到“历史的先声”。他的真知灼见至今仍余音绕梁,回响不绝。 一、梁启超其人其学 梁启超这个名字,在很多读者的心目中一定不会陌生。在近代中国,除了孙中山、毛泽东等政治领袖之外,名气与影响达到梁启超程度者,估计难以找到第二人。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在其《三十自述》中,梁启超写道:“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实太平天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此番表述意味深长。梁启超把自己的出生年月与中外重大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可见那个时代之变动激荡,另一方面可见他本人的非凡抱负,对自己来到世间可以干一番事业的期许。 梁启超一生历经晚清民国,涉足政学两界,在两个领域都做出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成就。在那个波诡云谲的变动时代,他简直是光芒万丈!他头顶的“帽子”之多,涉及的领域之广,投入政治运作之深,恐怕在近代学界难以找出第二人了。他的名号有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舆论家……每个名号,都名副其实、当仁不让。他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文学革命、史学革命的理论倡导者与实践者。他被公认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极其罕见的百科全书式学者,游刃有余于政学之间,且都取得巨大成就。 梁启超天资聪颖,常开风气之先,领风骚之极。他自小便有神童之称,“六岁后就父读,受中国略史,五经卒业。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2岁即中秀才,17岁再中举人。18岁时,他在父亲陪同下入京参加会试,因朝中守旧派势力排斥新思潮,不幸落第。同年,在友人的引荐下,梁启超结识了康有为,一番交谈后,大为“感服”,“乃北面执弟子礼”,拜入康氏门下,自此走上了改良维新之路,也因此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留下了“康梁”并称的佳话。1895年,梁启超协助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先后领导强学会,创办了《万国公报》《时务报》,著《变法通议》,成为那时中国*有影响的宣传家。1898年,他入京协助康有为发动戊戌变法(亦称之为“康梁变法”),倡导君主立宪,奈何守旧势力阻挠,仅仅持续一百余日就失败了,康梁等人仓皇逃亡。旅居日本期间,梁启超先后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与孙中山、汪精卫等人主持的《民报》针锋相对,你来我往,掀起一场“口水战”。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一度支持袁世凯,主张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与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随着袁世凯意欲复辟帝制,梁启超奋笔疾书,写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力倡民主共和,联合学生蔡锷举旗反袁“护国”。“洪宪皇帝”不足百日而气怒暴毙,梁启超有着“再造共和之功”。1917年11月,段祺瑞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因此辞职。他在政治活动中尽管尽心尽力,但“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对国内政治感到非常失望,决心弃政议学。 五四前夕,梁启超出游欧洲,旅居巴黎,得知中国代表拟在巴黎和会上签署不平等条约,即警告国内政府万勿妥协卖国,并函告报馆及北大。五四运动之发生,梁启超实际上担任了“幕后指挥” 的角色。他逐渐弃政从教,著书立说,倡导旧学整理与新知传播。自1922年起,梁启超开始在清华兼课,此外,还在南开大学、北京师大、东南大学等学校讲学,特别是在1921—1923年间,他曾先后到济南、上海、苏州、南京、长沙、武昌等地巡回作学术报告,“被各学校学生包围,几乎日日免不了讲演”。1925年,梁启超被聘为清华国学院导师,与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合称为“清华四大导师”。梁启超晚年一大半时间都在讲坛中度过,也恰恰印证了他常说的那句话:“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萧公权教授曾说:“倘使天假之年,能如黄梨洲之年登八秩,则其对吾国之学术,当有空前之贡献。” 值得庆幸的是,梁启超为中国培养了不少人才,是当之无愧的教育家。其儿女个个优秀,后来大多成为杰出人才,如长女梁思顺,诗词研究专家,中央文史馆馆员;次子梁思成,是著名的建筑学家,后来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其妻为林徽因;三子梁思永,著名考古学家,后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三女梁思庄,著名图书馆学家,曾任北大图书馆副馆长;八子梁思礼,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梁门弟子也大部分成为学界名流。如在清华期间招收的学生有徐中舒、吴其昌、姚名达、陈守实、杨鸿烈、谢国帧、周传儒、高亨、姜亮夫、刘节、吴金鼎、戴家祥、冯国瑞、陆侃如、张荫麟、容庚、蒋天枢、张致远、黎东方等。此外,学生中还有蒋百里,曾在日本陆军大学毕业考**名,为梁的拜门弟子, 后来当过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徐志摩也是梁的拜门弟子,其诗风行一时。 梁启超的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丰硕建树,尤以史学研究成绩*为显著。晚年,梁氏在清华国学院担任教席时,指导的范围就有“中国哲学史”“儒家哲学”“中国史”“史学研究法”“中国文学”“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东西交流史”等,可见其治学领域之宽广。梁启超一生勤奋,笔耕不辍,著述宏富,在将近36年的政治活动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平均每年写作近40万字,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在那个完全手写的年代,创作量如此之大,而其政治生活又如此丰富,其运筹思考及表达写作的能力是多么惊人!兹列举其部分著述,以窥概貌,如《清代学术概论》《新民说》《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李鸿章传》《曾国藩传》《新民说》《少年中国说》《中国文化史》等,以及散见于不同报章上的文章、诗歌、小说等,涉及各个领域。 尽管梁启超于学无所不窥,但他*为重要的学术成就还是在史学方面。据梁启超本人所言,“我自己素来嗜好史学”。他的好友林志钧也说:“知任公者,则知其为学虽数变,而固有其坚密自守者在,即百变不离史是观已。其髫年即喜读《史记》《汉书》,居江户草《中国通史》,又欲草世界史及政治史、文化史等,所为文如《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及传记学案,乃至传奇小说,皆涵史性。”换言之,尽管梁启超治学涵盖甚广,但他一直以史学为学术志业。我们如果认真梳理梁启超的一生著述,不难发现其中大部分都可划入史学的范畴。在学术思想史方面,有《先秦政治思想史》《先秦学术年表》《老子哲学》《孔子》《墨子学案》《儒家哲学》《戴东原哲学》《阴阳五行学说的来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在史学理论方面,有《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等;文化史方面,有《中国文化史》《近代学风的地理分布》等;在社会史方面,有《太古及三代载记》《春秋载记》《战国载记》《社会组织编》等;在文献学方面,有《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等;在民族宗教史方面,有《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等;在文学史方面,有《屈原研究》《诗圣杜甫》《陶渊明》《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等,如此可见史学为其学术重心一语所言非虚,而且在史学的各个领域都有重要建树。今人所谓“专家之学”,固守雷池,此疆彼界,较之任公,难免形秽。 在史学领域,梁启超的*大贡献为新史学。1901—1902年,梁启超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是国内为新史学发声的**人。何谓“新史学”?与旧史学相比,新史学新在哪里? 梁启超认为,旧史学即封建史学,存在“四弊”“二病”“三难”。所谓“四弊”,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这就使得史家撰写出来的历史存有“二病”,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这就导致读者在阅读历史著作时存在“三难”,即难读,难别择,难有感触。质言之,梁氏认为旧史学的根本弊端在于以帝王政治为中心,以朝廷、权贵为服务对象,而与平民百姓无甚关联,“二十四史即二十四姓之家谱”一语所言之意即在此。 那么,梁启超高呼的新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批判、反思旧史学。在近代中国面临亡国灭种之危机的大背景下,仅仅服务一家一姓的旧史学,已经不能适应中国近代转型需要,需要通过各种途径来增强民族责任感和鼓舞爱国心。他明确表示:“学问是拿来致用的,不单是为学问而学问而已。”特别是历史学,因其自身的特性,它应当让现实生活中的百姓了解民族的历史变迁和事迹,以求索民族自强之道。为此,梁启超提出:“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旧史学既然无法满足这个现实需要,那么“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他把建立新史学置于拯救民族、国家的头等地位。 既然我们的学问弊端丛生,就须采撷他学之长。梁启超坚定地认为:“欲强吾国,则不可不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为警醒国人,他专门撰写《越南亡国史》《朝鲜亡国史略》等,通过叙述他国之失败的历史,来给我国当时之社会提供借鉴,旨在唤起面临瓜分危机的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和责任感。 为此,梁启超广泛涉猎西方政治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的相关著作,如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吾视其方*适于今日之中国者,其唯卢梭先生之《民约论》乎?”主权在民、平等、自由等学说,使他认识到欧美国家迅速发展即是得益于此,除非国民有国家意识,否则民族独立是妄谈,因此养成我国民的国家观是当务之急。之后,梁研读日本民族如何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的这段历史时,他深刻地认识到,国民素质的提高、民族观念的建立于国家是何等的重要,这样才能扫除以往民众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的传统陋习。这就促使他将西方的民族国家观念、史学概念方法引入中国,建立新史学,以期实现民族本位的历史观,发挥历史的资鉴功能。 总而言之,梁启超在史学领域的突出贡献是建立了新史学,具体表现为:一是批判和反思中国传统史学,二是引进西方的史学概念和方法。因此,他也当之无愧地被称为中国现代史学的拓荒者。

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作者简介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著名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第1人”。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非常显著。主要著作有:《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李鸿章传》《王安石传》《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等。 汪洪亮,四川大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后,现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史、边疆学术史等。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课题和特别资助课题。先后在《民族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40多篇,出版专著有《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民国时期边疆教育文选》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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