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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虚构的我

剥落粉饰和虚荣,麦家从容地审视自己和中国社会,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是麦家对自己半生的归纳和总结。语言平实,其下却有无数暗流汹涌的热情。

作者:麦家 著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出版时间:2013-06-01
开本: 32开 页数: 278
读者评分:5分8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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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虚构的我 版权信息

  • ISBN:9787536067950
  • 条形码:9787536067950 ; 978-7-5360-6795-0
  • 装帧:简裝本
  • 版次:1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印刷次数:1
  • 所属分类:>

非虚构的我 本书特色

1、盛极而衰的家世、被打成“黑五类狗崽子”的屈辱童年、通过高考改变人生的奋斗、拼命争取到的参军机会、青涩的初恋……麦家将自己的身世,经历,亲人,挚友,好恶,困惑,恐惧,念想……一一如实道来,毫不躲闪。
那些来自底层社会的脉脉温情,是怎样一点点照亮了原本黯淡的人生。
2、 军旅特情生活特写,麦家回顾《风声》《风语》《暗算》《刀尖》等小说创造过程,解密特情机关往事。
3、 以汶川地震亲历者身份,写下《地震四记》,拷问声振聋发聩:“为什么倒塌的建筑中有那么多是校舍?”堪称时代良心之作。
4、麦家记录了那些曾给他感动的小人物们。中国底层社会百姓的生命哲学和尊严,虽渺小但自得其乐。那些再普通不过的人,那些静静流淌的命运,终将唤醒我们沉睡的记忆。

非虚构的我 内容简介

《非虚构的我》是麦家对自己的人生的一次回顾和总结。他将自己的身世,经历,亲人,挚友,好恶,困惑,恐惧,念想……一一如实道来,毫不躲闪。
他怀念少年时光,解密军旅生涯。谈酷刑,也谈温情,谈创作,也谈人生。
他记录曾给他感动的小人物们。中国底层社会百姓的生命哲学和尊严,虽渺小但自得其乐。那些再普通不过的人,那些静静流淌的命运,终将唤醒我们沉睡的记忆。
读懂麦家,读懂中国。

非虚构的我 目录

八大时间
善待朋友
日久弥新的感动
母爱有灵
无法潇洒
传递爱是人间*美
老师姓沈
**次坐军车
家有“书鬼”
我的首任私家车
此文给C
卖烧豆腐的秋娘
思念索拉
李敬泽词条
《南方》作者朱文颖
书法家王冬龄
在四个城市说朱向前

文学的创新
我用大脑写作
八谈《风声》
文学和现实的关系
作家是那头可怜的“豹子”
三谈《暗算》
三谈《解密》
小说的责任

地震四记
害怕读书
当兵六说
名人的标准
谁能笑到*后
幸福就在我们身后
去罗马的路只有一条

博尔赫斯
博尔赫斯与我
博尔赫斯与庇隆
展开全部

非虚构的我 节选

“我不喜欢上学,因为上学对我就意味着受欺辱。都说学校是育人的,教人以美德,授人以知识,但其实并不尽然。从小学到初中,真正温暖过我的老师只有两个。”
“ 因为自卑,做什么都礼让三分,当忍则忍。”
“为了躲避黑夜,我学会了读大部大部的书,或想一些荒诞离谱的事。”
“老母八十二,在乡下,大字不识,世事就是村庄里的那点事,乃至不知世上有个母亲节,却知今天是汶川地震纪念日。问为什么,母亲说:那时你不是在四川工作嘛,电话打不通,我一夜没睡着,急得心里烫出了个疤,这日子死了也忘不了。”
“只要一想起母亲的面容,眼泪就会无声涌出。”
“父亲说,家有良田,可能要被水淹掉,家有宫殿,可能要被火烧掉,肚子里有文化,火烧不掉,水淹不掉,政府也没收不了。 ”
“妻子看我对朋友百般的好,常常感到失落,跟我恶声恶气,‘他不过是一个你萍水相逢的人,你就可以把我丢在一边,三天不回家,你把我当什么了?’
这样的时候,我一般总是很沉得住气,找一些开脱之词:‘从本质上讲,你也是一个我萍水相逢的朋友。’
我对朋友的心是赤诚的。”
“据后来地震局说,这次地震持续的时间只有五十四秒,减掉前面的十几秒,我捱熬的时间也就是半分钟多一点,但我感觉漫长得已经把我全部心力都用尽了。”
“为什么倒塌的建筑中有那么多是校舍?”
“也许我不配知道。”

八大时间
1、1964年1月5日

这是我*伟大的一天,没有这一天,也就没有了我。这一天,是我的生日。
生和死是一个人*大的事,但没有一个人会对自己的生死留下记忆。生是一次啼哭,死是一次闭眼。生的啼哭唤醒的是别人的记忆,死的闭眼关闭的是自己的记忆。生于何时,死于何刻;生的情景,死的情状,这些记忆都储存在他人的记忆中。所以,谈自己的出生,无异于做小说,你说得头头是道,闻者都信以为真,但其实不过是人云亦云而已。
时间是放在空间里的(反之亦然),赋予我成其为人的这个时间:1964年1月5日,我的降生之日,是放在距离杭州41公里的一个古老的大村庄里的,村庄名字叫蒋家门口,行政上隶属富阳县(1994年撤县改市)。富阳是个默默无名的地名,但其下有两张赫赫有名的面孔:一是富春江,二是郁达夫。富春江因黄公望留下的传世名画《富春山居图》而名震遐迩(现今一半在大陆,一半在台湾),郁达夫是现代生文学史上的大家名士。我的家,蒋家门口是富阳的**大村庄。这是一个殷实而富丽的村庄,它的古老,它的富丽,它的人丁兴旺(现有4000多人),都使它显得不像一个村庄,而像一个古镇。在我出生前一个世纪,这里就有了翻造上海滩上的三层楼房,宽敞的回廊,红色的琉璃瓦,明亮的玻璃,高大的檀木台门(3米高、2米宽),龙飞凤舞的飞檐立柱,宽阔方正的天井,至今都令人叹为观止。八十年前,我爷爷的父亲卖掉了40亩竹山,带着两个儿子——我爷爷和小爷爷——开始模造这栋来自上海滩上的三层楼,虽然是缩小版的——只有二层半,规模也小得多,但依然给我们家带来了经久的美誉。小时候,我经常看到有外乡人来我们家参观,指着我熟视无睹的种种雕像、石刻评头论足,留恋往返。20年前,作家李杭育在我一个远房叔叔的引导下也去看过,至今记忆犹新,见了我夸奖不已。
能够出生在这样一栋堂皇气派的房子里,应该是我的荣幸,但我的父亲却不这么看。小时候,父亲经常对我说,我们必须离开这座房子,否则我们家难有翻身之日。这么说是有深刻的原因的,原因就在我们家前面的一栋楼。这也是一栋三层楼,但似乎没有那么考究,没有那么多纯属审美的铺张浪费。那是一栋结构比较简单、实用的三层楼,长长的一排,有点像现在的单位宿舍楼,外墙粉刷成红色,到了我小的时候它还是红的。我们家和他们家中间只有一条不到2米宽的弄堂,也就是说,它的“屁股”对着我们家大门。父亲告诉我,我们祖上和这家人的祖上是死对头,他们之所以将房子造得这么高,这么摆放(屁股对着我们大门),而且还漆成红色,目的就是为了抑制我们家,破坏我们家的风水。怪得是,自从这栋红房子造好后,我们家族兴旺的景象,日渐败落下来。我的小爷爷为了抵制这种神秘的“破坏”,专门到上海跟一个传教士信了耶酥,回来后每天都在厢房里做祷告。我小时候经常带同学去看小爷爷做祷告,叽叽咕咕的,含糊不清的声音里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但是我父亲知道,父亲说他是在祈求耶酥保佑他,而且耶酥也确实保佑了他。我父亲有兄弟四个,也就是说我爷爷有四个儿子,小爷爷只有一个,是独子。但有了耶酥的保佑,小爷爷的儿子接连给他生了七个孙子,而我爷爷尽管有四个儿子,孙子却也只有七个。我爷爷死得早(66岁去世,我没有见着),没有发现这个秘密:耶酥的力量——正因此,他无法活得更长寿。而我父亲虽然发现了这个“秘密”,但由于时势的原因,虽然满心想投靠耶酥重整家业,却又不敢。因为那是一个大肆破除封建迷信的年代,信耶酥是迷信——崇洋媚外的迷信,罪加一等!父亲曾经通过养狗、在家门口摆放石狮子、杀公鸡等多种迷信方式,来摆脱“红房子”对我们家的咒诅。但事实似乎证明,这些方式过于简单,缺乏真正的力量,整重家业作为一个梦想一直盘桓在他心里。
在我10岁那年,父亲借了钱在我们老屋边上造了一间比较简陋的新屋,那是他为了摆脱“红房子”的诅咒的**个大动作。收效似乎是明显的,我哥随即结了婚,我姐也在城里找到了意中人。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条件限制,新屋的位置离红房子还是比较近,似乎还在红房子发威的范围之内。于是十年后,1982年,我们家又造了新屋,新屋建在村子外,可以说真正是彻底摆脱了红房子的纠缠。因之收效似乎也是很明显的,我们家转眼成了当地出名的“万元户”。那时候,我已经在部队,在千里之外。父亲从来不要求我调回去,而且总是对我说,你走得越来越好,意思是越远红房子越奈何不了我。原以为到此父亲和红房子的斗争结束了,殊不知大动作还在后面。1996年,父亲冒着大逆不道的风险,把我们家的老屋很便宜地卖掉了,真正是惊世骇俗啊!在我们家乡,老婆可以休掉,子女可以出让,但祖屋是绝对不能卖的。不过我可以想象,父亲为什么要这么做,说到底,还是红房子在作怪,在煎熬他,在改变他,在给他勇气和力量。
父亲对红房子刻骨而久经的疑惧和抗争,让我从小就打开了一扇通往神秘和幽境的小门。这是一扇现实之外的门,可能也是我通往文学深地的门。


2、1971年正月初十

这一天,我号称9岁,其实才7岁。
在我们家乡,人的年纪是以年头来计的,说你多少岁,说的是虚岁,不是实足年龄。按这种说法,如果你是大年三十出生的,那么天一亮,到了正月初一,就已经是两岁了。我出生在元月,但在阴历年中还是旧年,是农历11月19,到年三十尚有41天。所以,当我出生42天时,我已经叫两岁了。每到正月初一都要加一岁,更何况是正月初十。于是,到了1971年正月初十,我不容置疑是9岁了——其实才7岁零50天。这一天,我背着书包走进了设在祠堂里的教室,事后我痛苦地发现,我背的书包特别沉重——那不是书的重量,而是泪水的重量。
我不知道那时候我们那里为什么是正月里开学,这个问题我没有琢磨过。不过,我知道这是*后一次,以后都是夏季开学了,而我们之前好像都是正月里开学的。我觉得正月里开学更有种喜庆色彩,书包里藏着压岁钱和酥糕,那感觉是很好的。中国的农村给人*统一的印象是穷,贫穷落后,吃不饱,穿不暖,脏不拉叽,大人缺乏尊严,小孩少了天真。但是公平地说,我们那边不是这样的,我从小没有挨过饿,每年都有新衣服穿,冬天一套,夏季一套,过年时还有压岁钱,远的亲戚给二角、五角,近的亲戚,像外公、娘姨、姑姑至少给一元。我还认了个干爹干妈,自己很节俭的,但对别人很好,尤其对我更好,压岁钱经常给我一张五元大钞。一般一个春节过下来,我可以得到十几至二十块的压岁钱。这是我的零用钱。我用这个钱到县城看电影,买好看的塑料凉鞋和的确良,回来做衬衣。这是少年的我*美好的回忆。换句话说,我小时候没有感到过生存上的困难,没有这方面的记忆。有关困难的记忆都来自精神上,来自时尚和世俗。每个时代都有时尚,我少年的时代是一个讲成份和阶级的时代,把人划成两个阶级:革命和反革命;分成两种颜色:红色和黑类。黑类又细分为五类,即“地富反坏右”,俗称黑五类。这黑五类中,我们一家占了两类:右派和地主。右派是我父亲,地主是外公,两顶大黑帽子,是两座黑压压的大山,压在头顶,全家人都直不起腰。
我上学的记忆是从被污辱开始的,记得那是一个下雪天,老师出去看雪了,我们在教室自习;雪花从窗户里飘进来,落在临窗而坐的我的脖子里,我下意识地缩紧了脖子,起身想去关窗户,刚好被从外面赏完雪进来的老师发现了。老师走到我面前,问我要干吗。我说是雪飘进了我脖子,我想关窗户。老师问我是不是冷,我说是的。狗日的老师说:你头上戴了两顶大黑帽还怕冷啊。
是在课堂上!
这个狗日的!
老师都是如此,更何况少不懂事的同学。所以,我不喜欢上学,因为上学对我就意味着受欺辱。都说学校是育人的,教人以美德,授人以知识,但其实不尽然。我小学到初中,喊过的老师至少十几个,但真正温暖过我的只有两个:一男一女,男的叫蒋关仁,女的叫王玲娟。王老师是知青,胖胖的,演过沙奶奶。蒋老师是个仁义的人——像他的名字一样,上课不用教鞭(只有他一个人),高个子,篮球打得很好。十几个老师,只有两个人,似乎是少了些。但够了,因为他们代表着善良、正直、仁义和爱,是可以以一当十的。每次我受了欺负,赖在家里不去上学(这像一种慢性病,一年里总要犯个一两次),父亲和母亲会用两种截然不一的方式来催赶我去上学,父亲是动武,用毛竹条抽打我,粗暴地赶我去;母亲是搬救兵,把王老师和关仁老师搬出来说教,有时还直接把老师搬回家,现场将我带走。父亲的方式其实往往是把事情弄得更复杂,我经常是人走了,但又不去学校,而是找一个墙角躲起来,等放学了才回家,制造一个上学的假象。假的真不了。王老师(她是班主任)看我一天不去上学,晚上笃定要来我家问原因,一问真相大白了。所以,从结果看,父亲似乎在用另一种方式把爱我的老师请进家门。当然,老师登门了,学校的大门又向我敞开了。小学五年半(就只有五年半),我*深的记忆就是这种再三的逃学、劝学,大门关了,又开了;开了,又关了。就这样反反复复,反复中我一再尝到了被多数同学和老师欺辱的苦头,也一再品到了被个别老师宠爱的甜头。
关仁老师,王老师,一男一女,一高一低,像一对天使,像一个完美的世界,存放在我心的*深处、*暖处。他们使20年前的我留下了一首诗——

我心里有阳光
来自两个有性别的太阳
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

很笨拙的,但很真实。
我曾经无数次地想过,如果没有这两个太阳、天使,我的人生会变成什么样子?


3、 那年那月那三天

这里指的是两个时间:一是1978年6月11—12日,二是1981年7月7—9日。前者是初中考高中的日子,后者是高中考大学的日子。两个日子对我都非同寻常,有点一锤定音的意味。人生能有几回搏,说的就是这样的日子。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把歧视当作动力,发奋读书,通过优异的成绩叫人刮目相看,从而改变受歧视的劣势地位,这是受歧视者正常的一种反应,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是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无所谓,无所求,任歧视自由发展。我当属于前者,想通过努力把劣势改变的。但是,我们那会儿读书学习成绩是不重要的,考试都是开卷考,好坏很难体现也无人关注。那时候,我们的好坏主要体现在劳动积不积极,好事做得多不多,对老师礼不礼貌,等等这些课本之外的东西上。这些东西我都做得不错,小学五年,我当了三年的劳动委员。我待人也特别礼貌,因为自卑,做什么都礼让三分,当忍则忍,包括现在都这样的。少不更事的我并不知道,我的努力并不能改变我的命运。改变我命运的是邓小平。到了1977年,天变了,国家恢复了高考,学校也开始要成绩了。这时我在读初二。我读的是二年制初中,初二就是毕业班。要在以前,像我这种“黑五类”,上高中肯定是没门的。以前读高中都讲推荐,5%的比例,基本是“干部”子女的特权。但是那一年邓小平把天变了,上高中要考试,择优录取,我的机会就来了。
父亲比我还重视这个机会,并把这种机会归结到是我们造了新屋。其实那时我们的新屋很小,全家人有一半还住在老屋里,但我住的是新屋。新屋离红房子远啊。从那以后父亲在新屋里给我调整了房间,调到离红房子更远的西边的房间里,并专门对我讲了大一通话。这些话是我以后长长的一系列知道的开始,可以不夸张地说,这些话几乎决定了我对世界的看法,至今还在对我发挥作用。父亲围绕着希望我发狠读书的主题,说着说着,变得像一个哲学家,向我道出了一个至真的道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我已经忘记父亲有没有引用原文(完全可能),但由此发挥的闲言碎言,我至今不忘。父亲说,文化就像太阳光,火烧不掉,水淹不掉,政府也没收不了(那时政府经常没收私人东西,连你家多养一只鸡也要没收,叫割资本主义尾巴),一个人有文化、有知识,是*大的福气和运气。云云。
把知识文化比喻成天外来的太阳光,这是我父亲的发明。说真的,以前我对父亲的感情是很复杂,一方面我觉得他很了不起,对生活和事情特别有见地、有追求,像个哲学家,另方面我又觉得他糊涂,经常装神弄鬼,像个愚昧的人。另外,我父亲脾气很差,有点喜怒无常,动不动要打人。现在我又不这样看了。现在我觉得我父亲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只是时运不佳,虎落平阳,变成了一只羊而已。
话说回来,自父亲跟我谈过这次话后,我开始发奋读书,得到的回报是考上了高中。那一年,我们甲乙两个班共98名同学,*后考上高中只有五个人。到了高中,大家都在发奋读书,我虽然也发奋,但成绩在班上一直处于中间,不冒尖。1981年,我参加高考,当时的高考录取率大概只有3%,按我平时的成绩肯定是考不上的。结果那年高考,我们班上54名同学只考上了三人,其中有我。我是第二名,比录取分数高出不多,属于险胜。尽管如此但依然惊动了老师和同学,而且马上流传开一种很恶毒的说法,说我在考试时“做了手脚”。
这是放屁!
但是,我也在想,为什么我平时成绩一般,高考又考得那么好?完全用运气来说有点说不通,因为高考三天,后面两天我都在发烧。我是在昏昏沉沉中应考的,只有我自己知道,否则我一定会考得更好。
那么,是什么呢?我现在也不知道。
包括我父亲,他本是*爱探究神秘的人,但也没有给我探究出一个科学的所以然,而是给出了一个大众化的答案:这就是我的命。
这个答案其实比问题本身还要更神秘、更复杂化。


4、1981年8月29日

阳光都被树叶剪碎了,剪成了一片片不规则的图形,晃晃悠悠浮沉在柏油马路上。这是浙江省城杭州市里的马路。这是1981年8月29日。这一天,我像进入了梦乡,被一辆军牌照卡车从富阳拉到杭州,进而拉到浙江省军区招待所,在招待所作短暂停留后(等人),又呼呼啦啦去了火车站。一路上,我记住了一个惊奇,就是太阳光像一块大白布,被遮天的树叶剪得粉碎,铺在泛黑的沥青路上,黑白分明,晃悠晃悠的,像是梦中的情景。虽然这时候我还穿着便装,但严格地说此时我已经是一位军人,享受着军人应有的待遇。比如进火车站时,我们走的是军人专用通道,上了火车,乘务员给我们提水倒茶,我们也给乘务员拖地擦窗,亲如一家人,情如鱼水情。
我上的是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现在更名为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在郑州。这是当时军队的重点大学,录取分数很高,院方到我们学校招生时,他们初定的调档线比录取线高出40分。我属于险胜,相差甚远,自然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是,那些高分的佼佼者被院方带去医院作体检后,可以说是溃不成军,检测视力的“山”字表简直像一架机关枪,一下子撂倒了20人中的14人,加上其他关卡卡掉的,*后只剩下2人。要知道,这不是一般的学生体检,这是入伍体检,是按军人的要求来要求的。于是,又重新划了调档钱,比前次降了一半。但对我来说还是不够,还差得远。
但也不一定。
那天,我去到医院参加体检。天很热,医院里的气味很难闻,我出来到楼下,在一棵小树下乘凉。不一会,出来一个戴眼镜的同志,50来岁,胖墩墩的,他显然是来乘凉的,站在我了身边。正是中午时分,树又是一棵小树,罩出的阴凉只是很小的一片,要容下两个人有点困难,除非我们挨紧了。我由于自小受人歧视,养成了(也许是被迫的)对人客气谦让的习惯,见此情况主动让出大片阴凉给他。他友好地对我笑笑,和我攀谈起来,我这才知道他就是负责“工院”招生的首长。我向首长表示,我很愿意去他们学校,就是成绩差了。首长问了我的考分,认为我的分数确实低了些,否则他可以考虑要我。但是,后来当首长获悉我数学是满分、物理也有98分的高分时,他惊疑地盯了我一会儿,认真地问我是不是真的想上他们学校。
我激动地说:是真的。
五分钟后,我改变了体检路线,转到四楼,接受了有军人在场监督的苛刻的体检。我的身体状况比我想象的要好,要争气,一路检查下去,居然一路绿灯,哪怕连脚板底也是合格的(不是鸭脚板)。当天下午,我离开医院时,首长握着我手说:回家等通知吧。
第五天,我接到了由首长亲自签发的通知书。
回想这一些,我恍惚觉得自己是在写小说。

5、1988年1月15日

这是一本文学杂志的出刊时间,杂志的名字叫《昆仑》,期号是1988年第1期。我的**篇小说《变调》就发表在这一期上,责任编辑是海波。
我真正开始写小说是在1986年,之前几年我一直在写日记,写了几大本,论字数应该在几十万之上。总的说,我是个耽于内心的人,不爱热闹,不善言辞,写日记是我放松的一种方式,也是习惯。我喜欢把自己交给自己,交给日记本。在我对门的宿舍里,有一个福建人,姓杨,他也每天要在日记本上涂鸦一阵子。我觉得他是自己人,有意接近他,慢慢地交成了朋友。当了朋友,就可以说点私密的东西,有一天他告诉我一个秘密,说他日记本里记的不是日记,而是小说。
他在写小说!
这确实是个天大的秘密。虽然校方没有明文规定,学员不能写小说,但我们还是不敢肯定,这会不会“惹事生非”。作为军校学员,我们的举动似乎都是被明文规定了的,没有明文规定的事,我们吃不准对错,一般都以小心为妙,不做为好。所以,小说*好是写在日记本上,暗渡陈仓,以免犯了哪位教员内心私设的规矩。他还告诉我,小说和日记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日记记的是真事,真人真事,有据可查,小说写的是假事,比如把教数学的张老师和教专业课的黄老师写成一对秘密的恋人,这可能就是小说。
我的小说之门似乎就是这样洞开了。这一年,我写了**篇小说,当然是写在日记本上的。我写的是一个高度近视的老人走错厕所的故事,杨朋友看了,认为不错,建议我改一改投给南京的《青春》杂志。我改了,投了,像投进了苍茫大海里,杳无回音。尽管如此,却并不气馁,依然“潜心创作”,大有点痴心不改、乐在其中的意味,以致荒疏了学业。我的学习本来功底就不厚,学习都是临时抱佛脚,当急救包用的,用完就丢了,没有在根本上作治疗,创口还在那,而且在越来越大。到了毕业前,我的专业课成绩在班上几乎落到了*后几名,但我不以为耻,因为“我会写小说”。那段时间,写小说成了自我欣赏、甚至鄙视专业的一面镜子,极大地满足了我青春的虚荣心、反叛心。但其实那时写的所谓小说,都是一堆狗屁不通的垃圾。
真正有点感觉是到1986年,我看了美国作家塞林格的“青春小说”《麦田守望者》,我的**感觉是,它像一个反叛青年的日记,第二个感觉——我觉得我应该像以前写日记一样的写小说。绕了一大圈,原来小说可以像日记一样的写!这个发现给了我热情和力量。于是我回到了过去,回到一个人喃喃自语的状态,就这样折腾出了一个近两万字的东西,我给它命名为《私人笔记本》。先投给《福建文学》,退了,但编辑觉得是个好东西,退稿时专门附了信,鼓励了我,还客气地邀请我去他家玩。我也去了,还带去了又一篇小说,但编辑看了觉得还不如《私人笔记本》。就在这时,军区文化部在上海办了个文学创作班,给我们单位一个名额,由宣传科来落实人头,前提的是去的人必须要带一篇小说。当时我跟宣传科一名干事有些接触,他知道我在写小说,就安排我去了。我带去的就是《私人笔记本》,当时负责办班的几位作家,像江奇涛、何晓鲁,看了我的东西,非常振奋,把我隆重地推荐给了当时很走红的作家,也是《昆仑》杂志社的编辑海波。海波看了,也觉得不错。到这时,这个东西和我才迎来了一线生机。
小说*后更名为《变调》发在《昆仑》1988年**期——这就是我的处女作。在此之前,海波把我列为他培养的重点作者,安排我参加了两次活动,一次在广东万山群岛,主要是读书,讨论;另一次是在北京昆明湖边,主要是写东西,关了一个月,写了一个中篇,即《人生百慕大》,也是发在《昆仑》上的,1988年的第五期,还得了《昆仑》杂志当年的优秀作品奖。就是凭着这个奖,第二年我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军艺当时很火的,走出了莫言这样的大作家,以至当时有人在会上戏言道:军艺是作家茁长成长的沃土,到了这里,你即使是一支筷子,也会长成一棵竹子。激动得我好像看见自己已经立竿见影、苍翠欲滴了。
但是两年后,当我离开军艺时,我觉得我还是一支筷子。换句话说,我在军艺没有打开门,但也没有关上门。我的小说之门自打开之后,似乎就关不上了。既然关不上,就死命地打开它吧,打不开也要打。这是多年来我听到自己说的*多的一句话。我觉得就是这句话告诉了我小说的秘密。

6、1992年7月1日

这是法律意义上的一天,很枯燥的,没有什么说头。如果一定要说,就是说:从这一天起,法律承认有一个女人是我的老婆,或者说我是她的丈夫。这个女人的名字叫黄尹。对有些人来说,法律承认可能是很重要的一天,但对我和黄尹来说,这是很无所谓的一天。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一天在三年前,举国上下闹学潮的时候,有一天我跟当时在南京的好友鲁羊去南京大学看大字报。看了大字报,鲁羊还是不想回家,想看一个女生。他知道女生住在几号楼几号房间:八舍208室。但是光知道不行,因为女生宿舍男人是进不去的。那时候也没有手机,怎么样才能把他要见的女生叫下楼来呢?只有大起嗓门喊,别无选择。那就喊吧。但鲁羊却要求我喊,他说这里没人认识你,你喊吧,没事的。显然,他是把我当作他了。他当时在写诗,哲理诗,抒情诗,两种诗都是世俗生活的异议者,令他的生活少了不少世俗之气。如果我们俩调个头,我想他可能会帮我喊的,他身上有见义勇为的气质和游戏事情的胆子。可我哪有这种勇气?打死我也不喊。哪怕喊下来的人是我的,也不喊。结果也不需要我们喊,楼里出来了两个女生,他定睛一看,默不作声地上去,拦住了她们。原来他俩心有灵犀呢。不光是跟他心有灵犀,跟我好像也有一点灵气,无意中带了一个人来,这样就形成了两男两女的良好格局,否则我不是成电灯泡了?为了暗合缘分之说,后来黄尹说,那天晚上她们本来已经出了宿舍楼,但她觉得天气有点凉,就又回宿舍取了一件外套,要不然就错过了。
这个夜晚,我们把时间交给了南大附近的一家叫三棵树的咖啡吧。这好像是我**次“泡吧”,也是我**次见到黄尹。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夜晚是有魔力的,会神秘地衍生出无数个相似的夜晚。这样的夜晚多了,我们就开始谈婚论嫁了,先是在心里说,然后是嘴上说,继而是身体说,*后是法律说。说真的,起初我们俩对法律之说都有点小看,甚至排斥它,我们觉得心里说是*重要的。那时候,我们都希望做一对没有法律意义的夫妻,但事实证明法律说是很重要的。法律说了,我就从南京调到了成都,名正言顺地,朋友和组织都为此提供了应有的帮助,比如房子,比如假期。这就是法律的意义和好处。
作为丈夫,我是另外一个人,不是外面看到的那个人。在外面,我待人比较温和,处事也比较冷静,遇事有情讲道,乐于谦让,很多事情放在心里解决,不爱张扬,不喜热闹,总的说是一个谦虚谨慎的人。所以,我老婆经常说,她喜欢做我的朋友,而不是老婆。我的回答是很粗暴的,我说:你是SB——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对这个人,他老婆很长一段时间都拿他没办法,只好忍着,忍不住就流泪。现在好像找到办法了,就是做回音壁,用更大的声音回过来:你是SB!有时在SB之前还加个“大”字:大SB!两个SB对上就麻烦了。这时候,我儿子就朝我们竖起两个小小的大拇指:打平,打平!这是孩子在学校里学来的。我觉得这是他至今在学校里学到的*好的知识,有着无穷的力量——知识就是力量啊。
感谢上帝!
顺便说一个我的反动思想——先申明是反动的,不要较真,当笑话听。我觉得夫妻之间要学会吵架,不会吵架的夫妻是危险的,相敬如宾的夫妻是不真实的,偷偷摸摸的夫妻是可耻的,心里只有孩子的夫妻是可怜的。好了,打住吧,用托翁的话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其实也是相似的。

7、1997年5月16日

这是我做父亲的一天。
有人说,作品是作者的孩子,那么是不是也可以反过来说,孩子是父母的作品?应该是的。不过,这部作品写得太累了。太累太累!有些事情现在想起来都觉得累,比如……说两件具体的事吧。儿子出生前,老婆和我都被一种说不出的恐惧笼罩着:小东西出来若有什么短缺咋办?越是临产,这恐惧越是凶险,常弄得老婆噩梦不止。第二天就是预产日,半夜里我被“明天的母亲”尖利的啼哭吓醒。问怎么回事,准母亲只哭不语,眼泪流得人伤心。我说说出来吧,说出来就好了。她说她梦见生了一只猴子。我看看时辰已三点多钟,就说子时过后的梦都是相反的,说明你要生个金童玉女了。她对我这说法显然不满,连找出几个老梦反击我。我只好另辟蹊径,问其腹内是否有搔痒感?她感觉一下说没有。我说既是猴子,毛乎乎的东西,怎会无搔痒感?她这才破涕。第二天,小东西没有准时出来,他母亲更是惶惶不可终日,说他一定是怕我们嫌弃(不好才嫌弃)不肯出来。我说哪个孩子出生都不是哭的,呆在子宫里好好的谁愿意出来,儿子出来后我都愿意进去顶儿子这个空。反正整天就这么半真半假地哄。其实我嘴头说的好听,心头也是发毛的。对生儿育女,我和老婆的年龄都偏大了,我真担心当初为图好耍,拖沓了几年要我们付出沉重代价。若如真如此,无疑是把我们一辈子都耍脱了。就这样,等待孩子出世,就像等待老天判决,分分秒秒都被过度的期望和恐惧拉长了又拉长。
 9号的预产日,15号仍无动静,两人的耐心到了极限,强烈要求医生采取措施,哪怕挨一刀也在所不辞。于是吃催产饭。小东西倒经不起催,催产饭一吃就发作了,而且来势尤为凶猛,三下五除二,只花了五个小时就出来了。斗胆视去,身上没毛,鼻子眼睛什么的也都是长对了地方了的,心头顿时释然。想再细看,已被医生包裹起来,只露张脸,看不了其他的。回病房后,老婆问我看孩子的屁股了没有,我说看屁股干吗?她不说。但我看出她的心思,我自己因此也有了担心。看不看?俩人都有点犹豫,因为孩子包裹得严严实实,我们甚至都不知如何打开。但犹豫再三,我们还是坚决又困难地打开了包裹。先看屁股——没多长尾巴,也没少长肛门。然后掰开一个个手指头看,掰了手指又掰脚趾。都无异样,自然放心高兴。不料小东西适时嘹亮一嚏,顿时把我们的高兴吓得无影,担心是不是让他受凉了。那日子就是这样惊惊吓吓,谨小慎微的。但总的说,小东西还算体恤我们,对我们份份担心都退而避之,偶尔涉足,也只是点到为止,玩个有惊无险而已。我们想这样就好。这样我们就什么都满足了。
 一天,阳光灿烂,我抱着儿子凭窗而立,儿子引颈眺望,似有所见,令我大为开心。照众人话说,百日之内婴儿有目无光,而儿子此时远无百日。我久久望着儿子睁圆的双目,喜从中来。忽然,我觉得儿子左眼黑珠子上似有异物,定睛一看——啊,那黑色之中居然还叠有一个黑点!形状和瞳孔一般圆大,位置在瞳孔的正上方,下弧与瞳孔上弧相外切,上弧与黑眼珠的上弧相内切,色泽比眼珠要深沉,比瞳孔又要浅淡。左看右看,确凿无疑,顿时喜消忧起!说真的,我没敢告诉老婆,因为那实在有点恐怖。即便那是一粒痣,我知道,皮肤上的痣是无关紧要的,但又有谁能告诉我,眼珠上的痣也是无关紧要的?何况我不知那是不是一粒痣。从此,一份十足的担心盘踞在我心间。从此,我也开始了漫长而复杂的求证和验证工作,四处求医问人,用各种方法手段测试其左眼目力。但是,得到的回答都是似是而非的。我似乎只有耐心等待,等过百日,甚至更长时间。由于过度希望,我自然而然产生了极度害怕。我不知这等待何日才能完结,只觉得在无限的等待中,我已变得越来越可怜而不知所措。
又一日,儿子半夜里暴吵不已,我抱着他从卧室哄到客厅。客厅黑着灯,儿子的吵劲立马变成了沉默的东张西望,头使劲地甩来甩去,像要把黑暗撞破。突然,儿子的头一下趴在我肩上一动不动,而且身体在使劲往后扑。我顺势退去,直到门前,而儿子的头依然挣扎着从我肩上越过去,往冰凉的铁门上凑。我以为他是额头发痒,就换过手来,想给他挠痒。这时,我一扭头忽然发现,黑暗中,小圆的门镜像一颗宝石一样亮得耀眼。原来,走廊上亮着灯,而我家里是黑的,门镜是惟一的一孔亮点。我终于明白过来,赶紧试着帮儿子的左眼往那孔亮点上凑,结果儿子十分配合地将左眼贴在了门镜上,双脚欢天喜地地踢打起来。我久久地沉醉在儿子的沉醉中,眼泪一滴滴流下来。就这样,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那不过是一粒黑痣,奇妙的黑痣,无关紧要的黑痣。就这样,我对儿子有了**份感激,感觉像是儿子背着我拿性命去破了个什么了不得的世界纪录,性命没丢,那纪录自然便变成了我的、也是儿子的大荣大幸了。
我要说的是,这仅仅是开始。
我要问的是,这什么时候能结束?

8、1997年8月28日

都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虽然不是兵,但也是流水的一滴。这一天,我流出了已经容纳我17年之久的军营,流到了地方,领取了今生**本居民身份证。


2005/10-11月写
2008/4月4日改定

非虚构的我 作者简介

麦家,作家,编剧。
1964年生于浙江富阳。1983年毕业于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无线电系;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97年转业任成都电视台电视剧部编剧;2008年调任杭州市文联专业作家。
1986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解密》《暗算》《风声》《风语》《刀尖》,电视剧本《暗算》《风语》等。作品多次获奖:小说《暗算》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电视剧本《暗算》获第十三届上海国际电视节最佳编剧。
根据麦家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暗算》和电影《风声》《听风者》是中国大陆当代谍战影视的当家作品,影响巨大,麦家也因之被誉为“谍战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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