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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 版权信息
- ISBN:9787549536306
- 条形码:9787549536306 ; 978-7-5495-3630-6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 本书特色
对于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一个*大的历史悲剧就是,他们是*早投身于救国救民的一群人,自认为*了解政治大势,*后却在政治场中*不知所措、动辄得咎、受人轻视。 本书讨论的三人,一位是燕京大学哲学教授张东荪,长期浸淫于政治活动之中,1949年后曾官居政务院委员;一位是报人王芸生,擅长政治评论,多年担任《大公报》主笔;一位是清华教授潘光旦,理科出身,对政治外行却一样曾积极想要为中国政治建言。三人在1949年以前都曾经在不同领域有过出色表现,1949年以后却先后遭遇滑铁卢,人生事业从此一蹶不振。 杨奎松教授不满足于像过去一样笼统地发出质问:为什么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当年竟会停止思想,集体转向?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私人记录以及各种报刊、档案文献披露出来,他发现,事情并非那样简单。
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 内容简介
对于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一个*大的历史悲剧就是,他们是*早投身于救国救民的一群人,自认为*了解政治大势,*后却在政治场中*不知所措、动辄得咎、受人轻视。 本书讨论的三人,一位是燕京大学哲学教授张东荪,长期浸淫于政治活动之中,1949年后曾官居政务院委员;一位是报人王芸生,擅长政治评论,多年担任《大公报》主笔;一位是清华教授潘光旦,理科出身,对政治外行却一样曾积极想要为中国政治建言。三人在1949年以前都曾经在不同领域有过出色表现,1949年以后却先后遭遇滑铁卢,人生事业从此一蹶不振。 杨奎松教授不满足于像过去一样笼统地发出质问:为什么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当年竟会停止思想,集体转向?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私人记录以及各种报刊、档案文献披露出来,他发现,事情并非那样简单。
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 目录
前 言
**章 张东荪“叛国”案再研究
一、引言
二、“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功”?
三、中共为何重视张东荪?
四、去了西柏坡之后
五、寄希望于美国人
六、“勾结”美国案发经过
七、张东荪案的暴露与坐实
八、政治高压下的示弱与屈服
九、从“挤牙膏”到“彻底坦白”
十、“叛国”案的严重后果
十一、对张东荪涉案原因的简单讨论
第二章 王芸生与199年以后的《大公报》
一、引言
二、天津《大公报》揭旗“革命”
三、宣布“投降”的意外收获
四、报纸新闻性的初步丧失
五、新制度下的艰难挣扎
六、冲上阶级斗争**线
七、思想改造再获“解放”
八、求助北京的意外收获
九、誓以余力办《大公报》的决心
十、北迁合并后的内部危机
十一、整风运动中坦露心声
十二、报社内部的“反右”清洗
十三、毛泽东保护下没成右派?
十四、新手埋葬《大公报》
第三章 潘光旦的“思想”与“改造”
一、引言
二、1949年以前的“政治”历史
(一)罢考风波与加入“大江会”
(二)优生救国与精英主义
(三)人权论战中的“外行”
(四)主编《华年》的涉政言论
(五)身陷“一?二九”风波
(六)对学潮态度的转变
(七)寄希望于中央政府
(八)自由理想与苏俄阴影
(九)“一二?一”惨案时的矛盾心理
(十)李闻案的刺激与影响
三、建国后的适应与改变
(一)新政权区别对待的策略
(二)“抗拒改造”的典型?
(三)“愿以教读终老”的无奈
(四)为了跟上新时代
四、说不清的“历史问题”
(一)“非说不可了”!
(二)学周恩来做自我检讨
(三)“承认的就承认,不接受的就坚持”
(四)不能把进步说太多了
(五)越抹越黑的检查
(六)“连盟员的资格都不够”?
(七)落难之际的师生之情
(八)“从极落后的深渊中爬出来”
五、“跟党走”的尴尬
(一)为土家族争名而惹祸
(二)为“罗隆基小集团”陪绑
(三)费孝通反党活动“发明人”?
(四)帽子“戴”也容易“摘”也容易
(五)“改造标兵”奈何命运已定
六、余论
征引文献要目
后 记
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 相关资料
中国真正的问题是:在西方无论左右派都承认为私人领域的那些地方,“公共权力”偏偏要限制以至管制;而在那些西方无论左右派都认为是公共领域的地方,包括“公共权力”本身,又偏偏为个人意志和小集团利益所支配。换言之,即“己域”无自由,而“群域”无民主。 ——“群己权界”:特殊情境与共同底线 最好政府是不可能有的,次好政府(宪政前提下权责均大的社会民主政府,还是权责均小的古典自由政府)是难以确定的。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什么是最坏的政府?那就是权力极大而责任极小的政府。无论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在他们能够进行有意义的争论之前,首先要做、也首先能做的是改变这样的政府。 ——现代政府何以异于传统朝廷 在走出强制时代、告别宗教审判的时候,无论你信仰什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乃至新儒家等等,都必须从信仰自由开始,一切不愿像莫尔那样为人所害,也不愿像托尔克维马达那样去害人的公民,他可以不是“自由主义”者,但不能不相信“自由优先于‘主义’”。 ——自由优先于“主义”
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 作者简介
杨奎松,历史学家,主要从事中外关系史、中国近现代史等方面的研究。曾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现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紫江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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