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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中国民族史

吕思勉中国民族史

作者:吕思勉著
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13-03-01
开本: 16开 页数: 250
读者评分:4.5分4条评论
本类榜单:社会科学销量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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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中国民族史 版权信息

吕思勉中国民族史 本书特色

  吕思勉与陈垣、陈寅恪、钱穆被人推崇为现代史学四大家、其一生刻苦钻研,勤勉著书,尽瘁于国学,尤殚精于历史研究和教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史学思想和教授风格,亦成为后世历史教学门径和阶梯之一。
  《中国学术文化名著文库:吕思勉中国民族史》在“总论”之后分为十二章,对中国民族的十二支族系的起源及演变,进行了详细的叙述、考证和讨论;对于不同族系之间的关系,也作出了比较清晰的交代和说明。在研究过程中,作者运用新观念、新方法,系统整理了古史材料,且疑古、考古和释古,三者并举,使这部著作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学者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之一。

吕思勉中国民族史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总论;汉族;匈奴;鲜卑;丁令;貉族;肃慎;苗族;濮族等。

吕思勉中国民族史吕思勉中国民族史 前言

 在几十年学习和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过程中,我一直对中国近现代的思想文化学术史颇感兴趣。尤其是在1995年至1996年我和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知名教授杜文君老师一起撰著《中国现代文化志》一书时,更是对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学术史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和研究。由此,我对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学术史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尤其是那些文化泰斗、学术大师、扛鼎巨著、思想流派、异说纷争等,更令我铭刻在心,萦绕于怀。直到今天,每每回想起那段英英厉厉、千唱万和的历史,仍然是激动不已。
  从191□年中华民国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是中国历史上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并逐步取得革命胜利的时期。前后两次历史性的开国,前者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后者标志“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其间38年,是中国社会逐步实现由旧到新的转变时期,与该时期社会经济、政治的变革相适应,中国文化也在古今中西文化的冲突、反思、融合中变革着、发展着:社会文化的结构和内容在更新,西方文化被大量引进,中国传统文化也适应时代变革而被重新阐扬;一些原有学科的内容、体系在变革,许多新的部门文化纷纷兴起;出版了近十万种图书和无以计数的出版物,其中有不少革故鼎新、出类拔萃之作;中等以上学校培养了近五百万名学生,产生了一大批享誉海内外的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经济学家、教育家、科学家,等等。这一时期在文化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尤其是“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现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是现代思想文化的源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当时中国的根本国情,制约着现代中国文化的主题、结构、性质、内容和特征。“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没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这些阶级的政治力量,所谓新的观念形态,所谓新文化,是无从发生的。”但是从思想文化的相对独立性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现代文化是从古代的、近代的文化发展演变而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演变,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化,以及知识分子群体的历史走向等,都对现代中国文化的发生、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纵观□0世纪初年至1949年中国文化的发展历史,一般以五四运动为界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的基本状况是,由甲午战争后起始的资产阶级文化运动已经开展起来,资产阶级新的文化体系逐渐形成,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思想成为新文化各个领域的指导思想,而新文化领域各部门也都为宣传民主、自由、□等服务。这时,文化战线上主要是资产阶级新文化与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斗争,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有这种性质。资产阶级在领导文化变革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能够站在时代前列、代表中华民族“讲话”、“呐喊”的思想家。可是,他们无力战胜帝国主义文化和中国封建文化的反动同盟:中国资产阶级文化革命同其政治革命一样,始终未能彻底完成。“五四”以后,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登上政治舞台,中国文化格局发生了变化,以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联合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作为同盟军,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展开了英勇进攻。
  其基本态势是:其一,“五四”以后的30年,是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时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逐步取得胜利的时期,与此相应,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化仍围绕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主题,以传播、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主潮。以介绍和品评西方文化、重释和阐扬中国传统文化为重要内容,并以文化为武器来推动社会改革、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为根本目的。其主要成就,不仅表现在文化各领域、各门学科的变革与发展上,而且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应用以及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上。其二,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界出现了派别林立论战迭起的复杂局面。其中影响较大的论争有:东西文化之争、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论争、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和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论争等,这是当时多种社会经济与复杂阶级关系、民族矛盾在文化形态上的反映,也是古今中西文化之争与多种思想源流汇集于中国社会的必然表现。其三,就文化的主要类型及其发展趋势看: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作为新文化营垒的一员,继续发挥反帝反封建、推进社会前进的作用;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虽然占据统治地位,但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思想文化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伟大胜利,是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封建旧文化在中国的失败和破产。这是一个总的发展趋势,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演变各有其不同的历史特点。
  具体到各个学科,几乎每个学科都有一批学术大家在辛勤耕耘,都有一批学术著作相继面世。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门类齐全的学科体系正是在这一时期建构起来的。例如在历史学学科,1939年开明书店出版了周谷诚的《中国通史》,1940年开明书店出版了吕思勉的《中国通史》,1949年三联书店出版了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1948年新知识书局出版了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194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谷诚的《世界通史》,1936年南京文化印刷社出版了吕振羽的《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194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李源澄的《秦汉史》,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王钟麒的《三国史略》,1948年开明书店出版了吕思勉的《两晋南北朝史》,194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946年商务印馆出版了金毓黻的《宋辽金史》,1947年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了孟森的《清史讲义》,1947年新华晋绥分店出版了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罗尔纲的《太□天国史纲》,等等。这些学术巨匠和学术巨作,使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学科正式建立起来了。其他学科如哲学、文学、教育学、民俗学、法学、图书馆学、博物馆学、考古学等,也是如此。学术史是全息的。后来者应该探源开流,继往创新,把我国的学术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
  大概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我组织同仁历时数载,编辑出版了这套《中国学术文化名著文库》,以飨读者。
  是为序。
  胡维荣
  □011年1□月15日
  于长春百汇街寓所

吕思勉中国民族史 目录

□□章 总论
第二章 汉族
附录一 昆仑考
附录二 三皇五帝考
附录三 夏都考
附录四 释亳

第三章 匈奴
附录一 赤狄白狄考
附录二 山戎考
附录三 长狄考
附录四 秦始皇筑长城

第四章 鲜卑
附录一 鲜卑
附录二 后魏出自西伯利亚
附录三 宇文氏先世
附录四 契丹部族

第五章 丁令
附录一 丁令
附录二 丁令居地
附录三 突厥与蒙古同祖

第六章 貉族
附录一 貉族发见西半球

第七章 肃慎
附录一 金初官制

第八章 苗族
第九章 粤族
第十章 濮族
第十一章 羌族
附录一 鬼方考
第十二章 藏族
第十三章 白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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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中国民族史 节选

民族与种族不同。种族论肤色,论骨骼,其同异一望可知。然杂居稍久,遂不免于混合。民族则论言文,论信仰,论风俗,其同异不能别之以外观。然于其能否抟结,实大有关系。同者虽分而必趋合,异者虽合而必求分。其同异,非一时可泯也。
  一国之民族,不宜过杂,亦不宜过纯。过杂则统理为难,过纯则改进不易。惟我中华,合极错杂之族以成国。而其中之汉族,人口□多,开明□早,文化□高,自然为立国之主体,而为他族所仰望。他族虽或凭恃武力,陵轹汉族,究不能不屈于其文化之高,舍其故俗而从之。而汉族以文化根柢之深,不必借武力以自卫,而其民族性自不虞澌灭,用克兼容并苞,同仁一视;所吸合之民族愈众,斯国家之疆域愈恢,载祀数千,巍然以大国立于东亚。斯固并世之所无,抑亦往史之所独也。
  汉族之称,起于刘邦有天下之后。近人或谓王朝之号,不宜为民族之名。吾族正名,当云华夏。案《书》曰:“蛮夷猾夏。”《尧典》,今本分为《舜典》。《左氏》曰:“戎狄豺狼,诸夏亲昵。”闵元年。又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定十年。又载戎子驹支对晋人之言曰:“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襄十四年。《论语》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八佾》。《说文》亦曰:“夏,中国之人也。“则华夏确系吾族旧名。然二字音近义同,窃疑仍是一语。二字连用,则所谓复语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二语,意同辞异,古书往往有之,可看俞氏樾《古书疑义举例》。以《列子》黄帝梦游华胥,附会为汉族故壤,未免失之虚诬。夏为禹有天下之号,夏水亦即汉水下流。禹兴西羌《史记·六国表》,汉中或其旧国。则以此为吾族称号,亦与借资刘汉相同。且炎刘不祀,已越千年。汉字用为民族之名,久已不关朝号。如唐时称汉、蕃,清时称满、汉,民国肇建,则有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说是也。此等岂容追改?夏族二字,旧无此辞。华族嫌与贵族混。或称中华民族,词既累重,而与合中华国民而称为一民族者,仍复相淆。夫称名不能屡更,而涵义则随时而变。故片辞只语,其义俱有今古之不同。训诂之事,由斯而作,必谓汉为朝号,不宜用为民族之名,则今日凡百称谓,何一为其字之初诂哉?废百议一,斯为不达矣。
  汉族自有史以前,久居此土乎?抑自他处迁来,其迹尚有可考者乎?此近人所谓“汉族由来”之问也。昔人暗于域外地理,即以其国为天下,此说自无从生。今则瀛海大通,知中国不过世界列国之一;远览他国史乘,其民又多非土著;而读史之眼光,始一变矣。法人拉克伯里氏撰《□□太古文明西原论》,谓汉族来自巴比伦。日本白河次郎、国府种德取其说以撰《□□文明史》,东新译社译之。改名《中国文明发达史》。说极牵强。顾中国人自此颇留意考据。搜辑□博者,当推蒋智由之《中国人种考》。见《新民丛报》。此篇以博为主,故所采不皆雅言。作者亦无确实论断。.此外丁谦、章炳麟等,咸有论著,或主来自小亚细亚。丁氏之说。见所著《穆天子传地理今释》。略谓“此书体例,凡穆王经过诸国,有所锡赉皆曰‘赐’;惟于西王母则曰‘献’。诸受天子之赐者,皆膜拜而受,惟西王母及河宗氏不然。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复能来”。意谓中华大国,然其初起自西方,犹天上白云,出自山陵也。然则西王母为汉族故国,理自可信。《传》云:“自群玉之山以西,至于西王母之邦,三千里。自西王母之邦,北至于旷原之野,飞鸟之所解其羽,千有九百里。”又云:“至于西王母之邦,遂驱,升于奔山。乃纪其迹于奔山之石,而树之槐,眉日西王母之山。”群玉之山,以穆王游行道里核之,当在今葱岭左右。旷原之野.盖印度固斯山以北高□之地。西王母在群玉之山之西三千里,旷原之野之西千九百里,则当在今小亚细亚。奔山,《郭注》云:奔兹山,日所入也。即《山海经》之崦嵫山。《经》云:“崦嵫之山,苕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可证西王母之池,西面滨海。然则西王母当在小亚细亚之西端。昔人所知陆地,西尽于此,遂以为曰之所入耳。”愚案西王母之名,见于《尔雅》,为四荒之一。《淮南子·墬形训》:“西王母,在流沙之濒。”《礼记·王制》:“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则西王母之地,极远亦不过在今甘肃边境。《太□御览·地部》引崔鸿《十六国春秋》:“酒泉太守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有西王母石室”云云。虽未必密合,地望固不甚远。故虞舜时,西王母能来献其白琯,若在小亚细亚,则葱岭东西,古代了无交通之迹,西王母安能飞越邪?舜时西王母来献白琯,见《大戴礼记.少闲篇》。或谓来自大夏故墟。章氏之说,见《太炎文录·论种姓篇》。以西史之巴克特利亚(Bactria),《史记》称为大夏,必其地之旧名。而引《吕览·古乐篇》,黄帝命伶伦作律。伶伦自古大夏之西,乃之院隃之阴,取竹于懈溪之谷,为大夏为汉族故土之证。然大夏之名,古籍数见,虽难确指其地,亦必不得在葱岭之西也。详见近人柳诒徵所撰《大夏考》,载《史地学报》。要其立说,皆不免借《山海经》《穆天子传》等书为佐证。此等书,后人所以信之者,以其述域外地理多合。予谓二书实出晋世,汉时西域地理已明,作伪者乃取以为资,而后人遂为所欺耳。此说甚长,当别著论,乃能详之。《山海经》系据汉后史志伪造。予所考得,凡数十事。予昔亦主汉族西来之说。所立证据,为《周官》郑注。谓古代之祀地祗,有昆仑之神与神州之神之别。入神州后仍祀昆仑,则昆仑为汉族故土可知。自谓所据确为雅言。迄今思之,郑氏此注,原本纬候。疏引《河图.括地象》为证。纬候之作,伪起哀、□,亦在西域地理既明之后。虽多取材故记,未必不附以新知。则其所言,亦与《山海经》《穆天子传》等耳。据此议彼,未免五十步之笑百步也。参看拙撰《昆仑考》。
  然则汉族由来,竞不可知乎?曰:非不可知也,特今尚非其时耳。草昧之时,讫无信史,为各国各族所同。他国古史,所以渐明者,或则发掘古物,以求证验;或则旁近史乘,可以参稽。吾国开化□早,四邻诸国,其有史籍,皆远出我后;掘地考古,方始萌芽;则邃古之事,若存若灭,盖无足怪,与其武断,无宁阙疑也。

吕思勉中国民族史 作者简介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他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工作,先后在常州府中学堂、南通国文专修科、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沈阳高等师范学校、苏州省立□□师范学校、沪江大学、光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校任教。一生著述达一千多万字,涉及史学、文学、经学、文字学、文化思想、民族学等多个领域,代表作有:《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吕著中国近代史》、《中国民族史》、《中国制度史》、《文字学四种》、《吕思勉读史札记》,以及十多种教材和文史通俗读物。其著述规模恢宏,博赡丰实,素为学界所推重,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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