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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调查》幕后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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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调查》幕后解密

作者：赵华
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时间：2008-11-01
开本： 16开 页数：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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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调查》幕后解密 版权信息

  • ISBN：9787504351678
  • 条形码：9787504351678 ; 978-7-5043-5167-8
  • 装帧：简裝本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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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传播出版

央视《新闻调查》幕后解密 内容简介

《新闻调查》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具深度的调查性报道栏目。
　　十几年来，这个栏目如何产生、发展并走到今天？这些活跃在媒介前沿的新闻人，经历了怎样的内心思考与探索？在“探寻事实真相”的背后，有着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
　　读者从本书中可以看到电视新闻人的生存状态、采访经验、理论探讨以及中国电视新闻发展的轨迹与缩影。

央视《新闻调查》幕后解密 目录

自序
杨伟光　新闻需要“度”的把握
孙玉胜　调查，是把未知的意义告诉观众　
庄殿君　新闻的人锐气
张步兵　首先是好看，然后才谈开掘意义
王坚平　信息量、调查路径与电视语言
夏骏　一个人能做什么事，有偶然也有必然
刘春　《新闻调查》有点儿像“水泊梁山”
赛纳　“新闻工厂”与“探寻事实真相”
张洁　*大的敌人是我自己
钱钢 《新闻调查》需要很长生长期
王利芬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王志　不会质疑的记者还是记者吗？
董倩　任何一次采访，对我都像探险
于丹　媒介的角色是担当理性秩序的重建
叶凤英　冲在**线的记者，才是真正的记者
朱羽君　坚守这样的阵地不容易　
麦天枢　有历史智慧才能有正确与优秀　
展江　调查性报道的实质是为了公众利益
陈昕　新闻媒体的价值中立与倾向性
展开全部

央视《新闻调查》幕后解密 节选

杨伟光　新闻需要“度”的把握
广东梅县人。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91年任中央电视台台长。1994年任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自1992年先后开创了《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等热点栏目，并推出了一系列电视改革措施。现任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组长，北京广播学院博士生导师。著有《电视论集》、《电视新闻论集》、《电视改革论集》等书。
赵华（以下通称记者）：您是怎么来的中央电视台？
杨伟光：我中国人民大学毕业以后，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编辑、记者、部主任，然后当副台长，主管新闻。1985年7月份，广电部副部长找我，说决定调你到中央电视台管新闻。我说我的同学就在中央电视台，他们还没当副台长。就担心从广播里调一个人去，人家服气不服气。所以第二天在艾知生部长门口等着，说你们再研究一下，现在我到中央电视台不合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时也需要我，当时正台长和另外两个副台长是老同志，都下来了，就剩下我和另外一个副台长，我一走就剩一个人了。
记者：当时调您到中央电视台是当台长吗？
杨伟光：当副台长，主管新闻。领导的意思就是电视现在正在发展，很需要人，你还是过去吧。我这个人是党员，从来不讲价钱，领导让过去就过去了。过去以后，允许我带一个人一起过去，那就是后来的副台长沈纪。
记者：刚上任的时候，主要做些什么呢？
杨伟光：我们很小心，过来以后不能随便乱讲话。两个月后写了改进电视新闻的报告。一个就是要贯彻新、快、广泛性。那时候新闻太慢，下午3点一些活动结束以后，记者不回台里，回家了。我说应该活动结束了回来编当天的新闻，他们说没关系，广播就是声音和文字，我第二天播出是有形象的，还是有人看。我说如果你又有声音又有图像，比别人先播出不是更好吗？为什么要等第二天呢？我说当天的新闻必须当天播出。后来发展到，下午5点开始的新闻，6点或者6点半结束的新闻，都当天播出。如果是刚收到的消息，前面加上“各位观众：现在播出刚刚收到的消息……”。
1985年以前是没有的，那时是头一天的新闻第二天播，都是这样的。
记者：这种改变是您来这儿多长时间开始的呢？
杨伟光：估计一年就改了。我到了两个月后写了一个报告，**篇就是《关于电视新闻改革的几个问题》。有一系列的目标、要求、措施，都提出来了。
过去我学的是报纸新闻学，我觉得电视新闻应该讲究时效。但是20世纪80年代不具备这个条件，我们就想，能够突破的时候应该大胆地突破。所以我认为，1992年，实际是电视新闻逐步按规律有所突破，但是还不算深度改革，真正的改革是从1993年开始的。
记者：那1993年之前有哪些值得总结的？
杨伟光：从1985年到1992年，新闻改革上有四个亮点，当时全社会影响很大，议论纷纷。
**个亮点，是关于美国的“挑战者号”升空爆炸。按照我们以往编排，都是先国内后国外，这是一个规律了，现在还是这样。但当时拿到这个新闻以后，编了6分钟，怎么放？各种意见都有。*后我们决定就放头条。因为这是世界性的新闻，是全世界重要的新闻，而且用了6分钟。后面是李鹏表示哀悼，再后面是胡耀邦，胡
耀邦那时是总书记。当时觉得试一试，看看反应怎么样。结果社会上反响强烈，也有说这个国外事件怎么放前头？但是整个新闻界认为干得好，领导也认为可以。有些人说这是中央电视台新闻改革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记者：为什么后来很少见到《新闻联播》这样编排？
　 杨伟光：后来也有，但是没有那么轰动。
记者：接着说您下面的几个亮点吧？
杨伟光：第二个就是汉城亚运会。第十届亚运会那时卫星传送很不发达，广播因为当时可以直播，大家都听广播。电视一般第二天第三天才把录像传回来，再播出。1986年卫星非常少，但是已经开始有了。
那次我们下决心，这次电视要不一样，电视的新闻速度一定要超过广播。这是我们出发前的一个目标。
*后金牌谁是**？当时估计我们**，这个新闻我们一定要先发。为了做这个，虽然那时我们经济很困难，但还是从汉城到中央电视台租了一条专线，那边拿起电话，这边就响了，不用拨打。电台不一样，还是搞长途电话，拿起电话以后，首先是韩国的国际台，然后转北京的站，然后转到中央电台的总机，然后再到体育部。而我们是拿起电话就是北京。
第～块金牌是自行车1万米的接力比赛，这个金牌我们一定要争取拿到，即使拿不到，消息也要整体报出来。我们台有个记者是朝鲜族人，他在终点的地方备有～部电话。我说你去了以后先跟韩国的工作人员讲朝语，跟他们搞熟。他去了．以后，韩国的兄弟说你有什么事情随便说，可以帮忙。结果我们的自行车队**个到达，他拿起电话，说拿了**了。当时一说**了，我们马上就写成稿子了，但是很担心，准确不准确？我要传给体育部副主任，我说收到消息了吗？说还没有收到，我说估计不会错，发。**个报道：中国拿了**块金牌。我们发出了半小时以后，新华社和广播电台才发这个新闻，实际上我们发新闻的时候，现场的比赛还没有结束，后边比赛还在跑，这是与现场直播同步进行的。后来只要现场中国队拿了金牌了，我们都**个马上传回北京，然后加图像新闻。所以弄得广播电台没辙了，这次大家都看电视。这是第二个亮点。
第三个亮点，是1985年人大常委会讨论关于企业破产问题。那时候国务院要通过一个《破产法》，在人大引起了很大争论，领导上有不同意见。后来社教中心的同志找我，说我们想把《破产法》弄出来，是不是允许我们采访？我说这个新闻能不能播出，我们没有把握，也可能播，也可能不播。我说我支持你们去，因为这个事情人大争论得很激烈。都拍完了，先送给副委员长看，他不敢拿主意，说这个事要播出的话，得请彭真委员长看。彭真看了，说挺好，可以播。结果一播出，影响很大。
第四个呢，是1987年3月份，六届人大五次会议。当时正在反“自由化”，国际上认为中国倒退，我们觉得这届人大*后一次会议一般不会做什么重大决定。但是当时中央领导决定，利用这个会议解疑释惑，把国内和国际对中国的政治形势的一些疑问，比如中国还是不是坚持继续改革开放？应该通过这次会议向大家宣传。所以我们安排了8次座谈会，中宣部副部长是报道组副组长，说杨伟光你看看怎么办？我说电视这种发布会，一般是外国人提的问题不能说，只是简单的说说，发*一般的短新闻，现在你要解疑释惑怎么办？*好的办法是中央领导讲什么让全国人民知道，让外国人知道。我们提了一个方案，就是把这8次座谈会的现场录制下来，然后剪辑播出，那是很大胆的。当然，广电部马庆雄副部长通过了，艾部长通过了，然后拿到人大，人大激烈地争论，说那怎么行？实况剪辑播出，不得了。我说对领导同志现场的回答内容加以整理、修改，然后领导看，第二天发。那跟以前的情况不一样了。国内可以不让人知道，但是外国人*尖锐的问题人家广播会放头条。人民应该有知情权，所以你要让人民知道。这一下子人大又翻过来，说可以。但谁来定稿？说广电部负责，出了问题打广电部。后来我们找了三个人，一个副总编，一个是外县的副局长，一个新闻局局长，三个人当顾问。因为还有新华社传回来的，看哪些不合适，两边一对，就编了。结果一下子连续8天，每天这么播，引起了极大轰动。
我们心里想这样行不行？一直到3月12号植树节，领导说这几天是电视热，记者招待会，很好。那次震动很大，实际上我知道我们冒得风险很大。
记者：有没有打“擦边球”的问题？
杨伟光：有些问题是非常尖锐的。比如说一些记者问彭真，中国分。改革派一和“保守派”，彭真你是“改革派”，对此有何评论？
记者：这个也播出了么？
杨伟光：播出了。还有记者问他，胡耀邦总书记的职务你起了重要作用，对此有何评论？他回答得挺好，都是很尖锐的问题。当时，这在全国影响很大。
记者：对电视新闻的改革，具体情况怎么样呢？
杨伟光：我是1991年底担任台长，1992年我就把第四套节目开设起来，原来只有三套节目。1992年底，那时候中宣部是丁关根同志主持工作。有一天新闻局的局长到我办公室，他说现在中央领导要求抓一些热点问题，要群众去发表意见，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平衡心态。他说你考虑考虑。
当时以我的思想，这个提议当然符合我的想法，我一直认为新闻应该是电视台的主体。当时中央电视台存在两大争论点：电视台应该是以新闻为主体还是以文艺为主体？所以当时我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新闻是骨干，是主体，这个要明确，虽然每天播出的时间不一定*多；一个就是你是新闻单位，新闻节目必须增加，这个也要明确。对热点问题，我们也有些经验了，过去有《观察与思考》，属于揭示问题的。但《观察与思考》几起几落，形势好的时候大家自由一点，出来反映情况，稍微紧张一点就挨批。1989年的时候就是挨批阶段，不敢谈问题了。我想如果这次是中央的一个决策的话，光这么说不行，你应该有正式的文件下达给所有的新闻界，我是根据你的要求来做的。结果1993年春天中宣部发了文件，里面把这个写到了。就是新闻媒体要找热点，找工人、农民、学者对热点问题发表意见来平衡心态，解决一些矛盾。这么一出来以后，从我的心态上讲，很希望这样做。现在给了这个口径，我认为可能对以后是个机会，是个机遇，是抓住它还是怎么办？当时决定还是抓住它，首先作为新闻单位的定位，先搞起来。
那年3月1号，**次由每天四次新闻变成了7点、8点、10点、12点、14点、10点、18点、19点等整点新闻，前后共12次。
记者：《东方时空》是在这个时候搞起来的么？
杨伟光：当时情况是这样，整点新闻节目搞起来后，还要策划一个栏目，实际上是现在《东方时空》这个栏目的*初策划。结果他们录了一个叫《新太阳》的节目，开始并没有送到我这儿，而是送到沈纪那边。我说你们的“新太阳”不好，我说不行。孙玉胜非常坚持，说这个好，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样说当然也有道理。但是我说有这么多人，不一定按你的思路走，大多会按照政治的观念走。*后我说如果出了毛病，人家是不会找你的，肯定找我，所以你们不要搞了，回去再多出几个题，拿给我来看。他们回去后又出了至少十几个题目，见里面有一个“东方时空”，我圈了一下，说就这个吧。因为当时看到“东方时空”，我就觉得这个题目好，“东方”象征着东方的文化，“时”是一种历史感，一种厚重感，“空”是无限的开阔，保有量特别大。这样就定下来了。结果根据这个名字做的片头很成功，这些不是我的功劳，都是他们做的。
记者：那时的编播队伍、工资等怎么办？
杨伟光：搞这个《东方时空》，*初台里出了7个人，是台里的编制，可几人人不够，要台里再出人是不可能的，所以要采用招聘的办法。可招聘的时候，工资怎么办？分房子怎么办？职称怎么办？跟台里一系列制度都产生了矛盾冲突，而且很尖锐。那时工资多少？规定了是两百八。可那时候台里的清洁工也两百八。我说两百八怎么行？那时候招聘来的*低学历是本科生，你结果这样，不行。他们说按规定是这样。我也不能说不按规定。然后是工作证问题，有没有医疗保险等问题，说这些聘用人员没有医疗保险，不能提干，不能入党，不能分房子。我说我们招的人都是很优秀的人才，应该是一种用工制度的不同，不应该用是不是台里的职工来看待。那时内部是国家下发的钱，后来说没办法了，僵在那里了。
后来我说要改革，现在不是提倡改革吗？改革也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就分组讨论，大家同意改，就是一种新的用工制度。新来的可以入党，可以评先进，可以评职称，可以提干，提到处级。群众思想还是有那个旧观念，有的老职工水平不高，下去了说“某某他不是台里的”。我就在台里公开说，我说怎么能这样呢？这只是用人制度不同。
但当时钱怎么出？没法出。广告费给他们用，可广告很少，我说这样逼你们把广告办好，我给你启动资金。报告书上说要20万，我说你一百多人20万够吗？反正台里给启动资金，以后靠广告，广告上的收入可视情况多发，甚至比台里高都可以，实行按劳付酬，不要搞大锅饭，我说敢不敢？后来他们说敢。我说敢就行了。结果广告节目办得好，广告收益不断攀升。他们的钱是放在公司代管。这些都是改革。
所以《东方时空》改革并不是一个节目的改革，实际上是各个部门人事制度、财务制度、行政各方面都要改革。这是很深刻的。
记者：《东方时空》整个节目是怎么设置的？
杨伟光：《东方时空》有4个小栏目：《东方之子》、《金曲榜》、《生活空间》和《焦点时刻》。《焦点时刻》是上面领导要求抓的热点问题，我们*担心的也是这些。当时为什么说《东方时空》不能在黄金时间播出？因为早上看电视的人少，即使有问题也影响不大。我们每天起来就是看《东方时空》，有问题打一个电话，中午修改。4个节目一个个定位。《生活空间》录了很多小歌星，还有《东方之子》，我看了说不行，《东方之子》应该是对中华民族贡献大的才是“东方之子”，那些大科学家，政界、人大常委，多是很有成就的，不要搞年轻人，当然全国劳模还是可以的。我说搞一个样式，一年l2个，从今年开始，影响是不一样的，所以后来搞了系列。
　　……

央视《新闻调查》幕后解密 作者简介

赵华，男，1988年涉足电视，在海南电视台任记者、主任编辑，其间编导的《99’山海相约》获第13届全国电视“星光奖”一等奖，并获“中国百佳电视艺术工作者”称号。2001年3月进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先后两次加盟，担任节目策划人，编著有《国外媒体记者谈新闻深度报道》、随笔集《鸟类的哲学》、网络文集《杜鹃：落雪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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