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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伟业:中外学人眼中的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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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伟业:中外学人眼中的季羡林

作者：季羡林国际文化研究院　编著
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时间：2008-10-01
开本： 16开 页数： 311
本类榜单：传记销量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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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伟业:中外学人眼中的季羡林 版权信息

  • ISBN：9787505959194
  • 条形码：9787505959194 ; 978-7-5059-5919-4
  • 装帧：暂无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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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伟业:中外学人眼中的季羡林 内容简介

我来自南京，你来自兰州
　　她来自岳阳……
　　长江献血，黄河献血
　　洞庭湖也在献血……
　　阳光是。型的，爱也如此
　　阳光适宜于每一个人。献出阳光
　　把灿烂留给自己
汶川大地震，全国人民都行动起来，各行各业都行动起来，献血、捐款、捐物，为抗震救灾作出贡献。我们中国文联出版社也在为此尽心尽力。特意策划了《散文悦读季》丛书，作为本社向灾区人民献爱心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相信，文化也是一种血液，文学也是一种阳光。

凡人伟业:中外学人眼中的季羡林 目录

卷一　学者风范
　季羡林的“和谐”观
　学术征途上的智者和强者——祝季羡林先生八十五岁华诞
　大江阔千里
　如同野老话家常——聆听季羡林谈翻译、写作、和谐
　学习先生的治学精神
　季羡林——感动中国的著名学者
　季羡林的洽学之道
卷二　精深学术
　从东方语文学到东方学——庆祝季羡林先生九十华诞暨执教五十五年时的一点感想
　季羡林先生与民间文学
　季羡林：教书育人与科研的典范
　季羡林与吐火罗文研究——恭贺恩师九十华诞
　季羡林教授与印度学
　季羡林与翻译
　季羡林与东方比较文学
　郁郁诗人意悠悠赤子情——谈季羡林先生的散文创作
　真情及其传递——重读季羡林先生的散文
　羡林师对中印比较文学的贡献
　大儒无声亦有声　 ——2006年初的季羡林先生
　穷搜百代不世之功——读季羡林先生新著蔗糖史
　季老对敦煌文化研究的一大理论贡献——从敦煌文化的历史定位问题谈起
　隔山拜师
　中国的马克斯·穆勒——记季羡林先生
　独具特点别有风格——谈季羡林先生的序跋
卷三 高尚人品
　东方之子
　季羡林的学术与人格
　传道·受业·解惑
　梦系燕园
　季羡林的免战牌
　君子一诺——季羡林先生新作《病榻杂记》编后感
　谈羡林师的学风学德
　“领异标新二月花”——重读季羡林东西文化新论有感
　季羡林与泰戈尔
卷四 学人楷模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牛棚杂忆》成为畅销书说起
　生命的赞歌——《病榻杂记》读后
　读《病榻杂记》有感
　季羡林先生说：我不能封笔——读季先生《病榻杂记》有感
　两件难忘的事
　人生的幸运
　谈谈季羡林教授
　我心目中的季羡林先生
　我永远的先生
　生当作人杰
　音乐的活化石
附录
　季羡林教授所获奖项
展开全部

凡人伟业:中外学人眼中的季羡林 节选

季羡林的“和谐”观
2006年8月6日，季羡林九十五岁生日，温家宝总理专程去301医院（解放军总医院）为他祝寿。据报导，在交谈中，温总理特意就“构建和谐社会”问题，与季羡林进行了交流与探讨。温总理在季羡林病中为其祝寿，按常理，应该是说一些安慰祝福之类的话，可是却提出了如此严肃的政治话题，这让许多人感到诧异和困惑。其实，这件事说怪也不怪，温总理恐怕是有备而来的。温总理曾自称是季羡林文章的“忠实读者”，那么，季羡林十几年来，先后发表的几十篇谈“和谐”的文章，大概应该是读过一些的，而且早有所感，所以才会有这次颇为令人感到诧异的对话。
　 季羡林关于“和谐”的问题，究竟发表过什么高见呢？
　1998年，季羡林在《做人与处事》这篇短文里写道：
　 一个人活在世上，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第二，人与人的关系；第三，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与平衡的关系。这三个关系，如果能处理得好，生活就愉快；否则，生活就有苦恼。
　 这段话，可以看做是季羡林“和谐”观的高度概括。季羡林谈的“和谐”，不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讲兴邦治国的大道理，而是从个人品德与修养的角度，谈“一个人做人与处事”的原则，也可以说是“人生的和谐”之道。而这一点，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在季羡林看来，一个人活在世上，要想“生活得愉快”，*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人和谐相处，个人内心保持和谐的心态。一个人这三个方面都处理好了，生活就愉快了。每个人这三个方面都处理好了，社会自然就和谐了。
　 下面，我们就对季羡林这段话逐一进行分析和探讨。
　　人与大自然要和谐相处
　 关于处理好**个关系：“人与大自然的关系”。
　 把处理好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也当作“为人处世”之道的原则之一，过去我们恐怕是难以理解的。记得前些年，从电视上看见外国绿色和平组织成员，与破坏生态环境的人和事进行顽强的斗争，当时还觉得好笑，以为环保问题离我们还很遥远。但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环境严重污染，长江洪水泛滥，黄河断流，各地缺水现象日趋严重，新疾病不断滋生，北方沙尘暴肆虐，南方非旱即涝，甚至喜马拉雅山上的万年冰雪也开始融化，等等等等。面对这一切，谁也笑不起来了，反而对那些有先见之明的环保卫士倍加尊敬。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季羡林称得上是一位先知先觉者。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在那场东西文化辩论中，季羡林就写了十几万字的文章，大声疾呼，警告世人，现代化建设切莫走西方“征服自然”、破坏环境的老路，那是会遭到大自然报复的；应该以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奉行的“天人合一”思想为指导，与大自然交朋友，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做到“可持续发展”。可惜，季羡林的这些忠告，当时不但没有人听，甚至还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和嘲讽。此后十几年中，地方官员和老板们，为了升官和发财，不但不问姓“社”姓“资”，也不问姓“中”姓“西”，滥砍滥伐，滥拆滥建，蛮干胡干，大肆破坏生态平衡，冲昏头脑地又来了一个“大跃进”。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有了，“高楼连成片，汽车满街跑”也有了，可就是不适宜人居住。中国现在排放二氧化碳量居世界**，全世界污染*严重的十座城市，中国占其中八座。国家每年不得不斥巨资退耕还林，退田还牧，治理城市各种环境污染。虽然我国的GDP连年攀升，然而扣去治污费后，就要大打折扣了。而且，有的生态破坏了，几十年、几百年也难以恢复，有的永远也不能恢复了。这代价岂不太大了吗！
为什么我们在做出重大决策时，就不能听一听那些有识之士的“逆耳忠言”呢？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如果听了马寅初先生关于“人口论”的建言，今天就不会有十三亿这样庞大的人口数，我们的日子就会比现在好过得多。“大跃进”时，如果认真接受了彭德怀“万言书”的忠告，就不会给国民经济造成那么巨大的损失。同样，十几年前，我国大规模现代化建设刚刚开始时，如果采纳了季羡林“天人合一”的意见，也就不会付出今天这样惨重的代价。这真是一个沉重的教训！后来治国者不能不深思的问题。前两位进言者，不但意见未被采纳，还招来横祸。所幸的是，今天季羡林的意见虽未被采纳，却还未遭到“祸从口出”的厄运，并且还能与总理促膝交流意见，总算有别于前，有了一点进步。
在季羡林看来，“对待大自然的态度，大而言之，是关乎人类生存的问题；小而言之，对个人来说，常常表现为一种品格，一种感情，一种情操”。这是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更深刻的认识，更精辟的论述。
但凡有仁爱之心的人，对一草一木，一鸟一兽，无不悉心呵护，关爱备至。拿北京人来说，清晨公园里，遛鸟、遛狗的人不在少数，其爱鸟爱狗之态可掬。大杂院里，无论居住环境多么拥挤、简陋，总能在窗台墙角，看见几盆夹竹桃、西番莲、月季、绣球、或兰花之类的花木。这是北京人热爱生活的表现，也是对大自然亲近的一种心态。这是一种高雅的情愫，是一种正常人的心态。但是，凡凶残无道之人，对人类尚且仇恨，更不用说对鸟兽虫鱼、花草树木会有什么感情了。十年浩劫期间，养花忽然变成了修正主义。“四人帮”一伙在北大，先批斗人，后批斗花木，把几十年上百年的老丁香树砍伐殆尽，把屡见于清代笔记中的几架古藤萝也斩草除根，*后，把办公楼前两棵颇有名气的西府海棠也连根拔掉。“四人帮”一伙要篡党夺权，整北大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可以理解。但是砍伐花木，铲除海棠，就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了。宋代苏询在《辨奸论》中说：“凡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音te，汗邪之意）。”“四人帮”一伙干出砍花伐木之类不近人情之事，足见他们是一伙毫无人性的“大奸慝”。这难道不足以说明，对待大自然的态度，常常表现为一种品格，一种感情，一种情操吗？
　 季羡林对草木鸟兽的关爱，超出人们的想象。就在上面提到的，北大办公楼前两棵西府海棠被砍伐二十年后，他写了《怀念西府海棠》一文。文中写他独自来到办公楼前凭吊西府海棠，幻想着西府海棠之魂能重归燕园：
西府海棠之魂归来时，能有什么迹象呢？我说不出，我只能时时来到办公楼前，在翠柏影中，等候倩魂。我多么想为海棠招魂啊！结果恐怕只能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奈何，奈何！在这风和日丽的三月，我站在这里，浮想联翩，怅望晴空，眼睛里流满了泪水。
　 这是一种多么崇高、博大、真挚的仁爱之情啊！
　季羡林不仅爱花木，也爱小动物，尤其爱猫。他家先后养过四只猫。他同每一只猫都有深厚的感情。白天，他亲自为猫们做饭；晚上，他与猫们同眠。他散步，猫便随其身后。猫病了，他辗转难眠。为了让猫能吃下饭，他再累，也要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几里路，亲自去海淀肉店，买回牛肉或猪肝来，做给猫吃。猫如果走丢了，他便会失魂落魄，什么事也做不下去。
季羡林对自己这种钟爱草木鸟兽的情结，曾经作过这样的表白：
我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我的感情太多，总是供过于求，经常为一些小猫小狗小花小草惹起万斛闲愁。真正伟大的人是不会这样的。反过来说，他们像我这样的话，也决不能成伟人。我还有点自知之明，我注定是一个渺小的人，也甘于如此，我甘于为一些小猫小狗小花小草流泪叹息。
其实真正伟大的人，才会对世界万物充满感情，如太史公所说：“仁者爱万物。”天下怀有博爱之心，富有感情的人，才会具有“爱万物”的高尚情操。正所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宋代大思想家张载曾经对“天人合一”哲学思想说过一句十分精辟的话：“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里的“物”，即指大自然的万物，包括动物和植物。“与”的意思是伙伴。“物吾与也”，意思是说：我们要把大自然万物都看成自己的伙伴。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础，也是中国对世界的重大贡献。季羡林对动植物情同手足，关爱有加，正是这种思想的一种体现，是一种极其高尚的精神境界。
长期以来，受所谓“斗争哲学”影响，我们只知道“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名言，而忘记了支撑我们中华民族三千年历史而不衰的“天人合一”哲学基础，实在是一件令人痛心扼腕的事。好在近来这种现象已有所转变。*近青藏铁路通车，在建设过程中，国家花巨资为藏羚羊开辟迁徙通道就是一例。这一举措已经受到国内外的关注与好评。但愿这种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共存共荣的思想能够为普天下人所接受，并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那样建成的社会，才真正称得上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和谐的现代化社会。
　　人与人之间要和谐相处
　 再来谈一谈季羡林和谐观的另一条原则：“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当然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不过，季羡林有自己处理人际关系的独特见解。他说：
至于人与人的关系，我的想法是：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
《做人与处世》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对世人充满了爱心。他爱生养他的母亲，培育他的叔叔，难以割舍的儿女，教过他的老师，不论是德国哥廷根大学的瓦尔特施米特教授、西克教授，还是中国清华大学的陈寅恪教授、朱光潜教授；他爱他的同乡、同学和朋友：臧克家、吴组缃、林庚、李长之、冯至、胡乔木、李广田、沈从文、吴作人、王力等；他同样爱着与他童年时一起割草、玩耍，至今仍然目不识丁的一个叫杨狗的朴实的农民；他爱一切爱过他，帮助过他的人；他还爱那些虽不知道姓名，但正直、善良的可爱之人。在他创作的一百多万字的散文里，他以满腔的热情颂扬他们的高贵品质，抒发对他们的爱心。读他的散文常常被他那真挚的感情所感动。他的文章有的是和着泪写成的，感人至深。这里仅举一例。1993年，他在《哭冯至先生》一文中写道：
近几年来，我运交华盖，连遭家属和好友的丧事。人到老年，旧戚老友，宛如三秋树叶，删繁就简，是自然的事。但是，就我个人来说，几年之内，连遭大故，造物主——如果有的话——不也太残酷了吗？我哭过我们全家敬爱的老祖，我哭过我的亲生骨肉婉如，我哭过从清华大学就开始成为朋友的乔木。我哪里会想到，现在又轮到我哭冯至先生！“白发人哭黑发人”固然是人生至痛，但“白发人哭白发人”不也同样惨痛吗？我觉得，人的眼泪不可能像江上清风与山间明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几年下来，我的泪库已经干涸了，再也没有眼泪供我提取了。
臧克家的夫人郑曼女士读了这篇文章后，特地给季羡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拜读大作《哭冯至先生》，使我热泪盈眶，久久不能平静！冯至先生的谢世，是我国文学界、翻译界、学术界的重大损失。冯至先生走了，他得到了‘解脱’，而留给生者的是难以忘却的怀念！他地下有知，也会含笑九泉的。可我们却为您的健康担心，用自己的血泪来写悼文，可一而不可再啊！”郑曼女士这里说的“可一而不可再啊！”是有所指的。她曾在1987年读过季羡林的《重返哥廷根》一文。文中季羡林描述自己在养老院与他的“博士父亲”瓦尔特施米特教授见面时的情景，深夜离别时依依难舍的场面，使郑曼女士感动得泪湿衣襟。她于是打电话告诉季羡林说：“我读了您的《重返哥廷根》，都哭了。”季羡林回答说：“我是含着泪写的。”郑曼女士担心季羡林这样一次次地用血泪来写文章，有害健康，所以才有“可一而不可再”的话。一周后，郑曼女士收到了季羡林的回信：
　　郑曼
　　克家：
　 你们的来信收到了，谢谢！
　苏轼的词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这个道理，我经过八十多年的生活历程，是完全理解的。然而人非木石，孰能无情？每遇到悲离之事，则仍不能排遣，实在无可奈何也……
　　季羡林待人的至真至诚，至爱至亲之心，可见一斑。
至于说到“忍”字，也就是宽容之心，例子就更多了。就他个人来说，从没有过私敌。他原谅一切可以原谅的人和事。“文革”中，他被“革命”小将（其实并不一定都小）打翻在地，批斗，抄家，住“牛棚”，吃尽了一切苦头。“文革”后，他否极泰来，“官”运亨通，做了北大副校长、全国人大常委，各种头衔几十个，而与他共事的人，有不少是当年整过他的人。如果他要报复，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进行报复，但他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呢？他在《牛棚杂忆·自序》中是这样说的：“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一多半是十年浩劫中的对立面，批斗过我，诬蔑过我，审讯过我，踢打过我。他们中的许多人好像有愧悔之意。我认为，这些人都是好同志，同我一样，一时胡涂油蒙了心，干出了一些不太合乎理性的勾当。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一个真理。”“我自己在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时候，还虔信‘文革’的正确性，我焉敢苛求于别人呢？打人和被打者，同是被害者，只是所处的地位不同而已。就由于这想法，我才没有进行报复”。这样的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非大智大勇者，莫能为也。
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问题。对个人来讲，是一个品德问题，也是一个生存之道的问题；对社会来讲，就是一个能否和谐的问题了。季羡林提出的处理人际关系两字箴言：“真”和“忍”，其实就是我们传统文化中“待人以诚”和“与人为善”的道德观。这种儒家倡导的“诚信”和“恕道”，早已形成了我国传统道德的核心，深入人心，代代相传。而且，正由于这种处世哲学在民间的根深蒂固，才维系了中华民族的长期稳定与和谐，历数千年而不衰。这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当今社会，背离这种传统美德越来越远，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试看今日之社会，物欲横流，虚假成风，尔虞我诈，弱肉强食。为一己之私利，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卖官鬻爵，欺上瞒下，罔顾民生，假药、假烟、假酒、假奶粉、假光盘、假文凭、假证件、假论文，等等，大行其道，泛滥成灾，何以言“真”；为一己之私利，置他人生死于不顾，为非作歹，恃强凌弱，仗势欺人，为所欲为。为鸡毛蒜皮的小事，互不相让，大打出手，甚至致人死命的事，屡见于报端，大家都已经见怪不怪，习以为常，麻木不仁了，又何以言“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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