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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说史论

中国小说史论

作者:龚鹏程 著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08-06-01
开本: 16开 页数: 360
本类榜单:文学销量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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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说史论 版权信息

  • ISBN:9787301135594
  • 条形码:9787301135594 ; 978-7-301-13559-4
  • 装帧:暂无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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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说史论 内容简介

本书讨论了小说研究的方法、文学与历史的分际、小说中显示的天人关系,以及小说史变迁的因素等,范围包古涉今,旨趣兼含史论;对中国小说的性质、结构原理、小说与史学、哲学的关联尤多阐发,值得参考。

中国小说史论 目录

总序
【**卷 穷方法之赜】
 中国小说研究的方法问题
 小说创作的美学基础
 境界形态的美学
 台湾的明清小说研究(一九八七~一九八九)
 中西情节论
【第二卷 究天人之际】
 神话与幻想的世界:人文创造与自然秩序
 天命思想在中国小说里的运用
 唐传奇的性情与结构
 由哪吒看《封神演义》的天命世界
 看《老残游记》的内在精神
【第三卷 通文史之邮】
 传记小说新思维:纵横于历史、文学、真实、虚构、言说、书写之间
 历史小说的历史与身份
 商战历史演义的社会思想史解析
 导读《三国韬略》
 海洋家族与海洋的身世
 《南宫搏作品集》序
【第四卷 探古今之变】
 改写本《西游记》跋
 黄俶成《施耐庵与水浒》序
 文人的世俗生活:以《聊斋志异》来观察
 《重编笑林广记》序
 鸳鸯蝴蝶派:民初的大众通俗文学
 鲁迅对中国小说史的诠释个案研究
展开全部

中国小说史论 节选

中国小说研究的方法问题
  一
对中国小说的研究,在目前占着重要地位的方法与方法论中,实证主义仍是不可忽视的。
所谓实证主义的方法,是指在小说研究中,以寻找材料、确定版本、考证作者、说明流传沿革、讨论写作年代,兼及其与外部社会的关联等为主要方法与研究旨趣者。这种方法,实际上也就是胡适所开创的那一套中国章回小说考证路数,远绍清朝儒者诂经治史之术、近揭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说,波衍不绝,以迄于今。
这套方法,在现在还有市场吗?当然有,而且恐怕仍居主流地位哩!以吾孤陋,所见大陆小说研究界的状况,固然如此;在台湾,似乎也仍是如此。
我曾详细统计1987~1989年所有台湾明清小说研究的会议、学位论文、期刊论文、出版专著、演讲等等,发现小说研究虽然逐渐蓬勃,摆脱了“小道”的地位,成绩颇为可观,但“有关小说理论及研究方法的探索,发展较不顺畅。因为实证研究蔚为风气,人人讲版本考证。即或分析作品,亦以简单的结构分析为主,很少真正进入理论层次。在面对‘小说’‘中国小说’时,我们该以什么方法来进行理解?看一部中国小说与看一部西洋小说,能不能依同一方法及标准来看?这些都是非常基础的方法论问题。但很遗憾的是:追问这些问题的人极少。现在一般只用实证方法,有浓厚的历史客观主义倾向”。
当时我对于这种现象的解释,是认为或许与钻研文学理论的一批年轻学者只集中讨论诗论、文论而不太关切小说研究有关。现在想来,原因其实还有许多。例如“文学研究的传统”,即为一不可忽视的问题。一个研究传统一旦建立,它就不容易轻易被毁弃,它包含着一些理念的东西,如基本预设、价值观、世界观、历史观;也包含一些操作技术,如论文写作的格式与语言、证明的手段、题目的选定等;以及其他与此相关的师承、权力、位置、知识系统、社会网络、发表情境、乃至师友情谊之类,错综复杂。要想形成典范的转移,真是谈何容易!胡适等人发展其小说研究方法,至今虽约一甲子,但贤人之泽,五世不斩,流风余沫,不仅尚存,且有新的发展与生机,殊不足怪。
新的发展与生机是什么呢?主要是东西洋汉学研究传统与这个“五四”以来老传统的合流。在澳洲的柳存仁、在夏威夷的马幼垣、在美国的韩南、在法国的陈庆浩、由英返台的王秋桂、自俄罗斯来台的李福清等,都显示了这个倾向,也都对台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其为主流,非无故也。
但实证研究基本上只是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实践活动。也就是说,它大抵均止于运用考据及实证的方法去谈某书的版本、某一作者的生平、某小说的写作年代、某故事的源流演变,而罕能反省其方法本身究竟系基于何种认识论而建立、此一方法的效能与局限又在何处。故通常此类研究者虽应用方法,实不甚思考方法,对方法论的探索反而无大兴趣。小说理论及研究方法的探讨较少,就是此种学风发展下很自然出现的状况。
不只如此,这类学者还可能会出现排斥或鄙视理论及方法论的现象。许多人认为,钻研理论只是“务虚”,你讲一套我讲一套,远不如考据实在。而且理论变来变去,某些理论风行一时,但转瞬便遭遗忘,仿佛流行服饰一样,更让人觉得还是老老实实考据,可以作出些扎实可靠的成绩来。
这当然是偏见。站在文学理论研究的立场看,理论的推陈出新,本为应有之义,这不代表理论就是空洞的、虚浮的,而恰好显示了这一门学问的进展。我们能因哲学上流派蠭起便因此觉得这门学问太不可靠而不去做吗?觉得理论研究过于玄虚,其实只是迷信考证者的偏见。人生既不可能没有哲学,文学研究中势必也不能没有理论研究。而且任何研究,包括考证,恐怕都要受到理论的影响;考证工作,本身就是某一理论的实践。
现在,我们因惧怕理论的变异而考证,为寻求具体、稳定的学术成果而考证,这样的考证可能也是一种“迷思”。为什么?
**,我们必须晓得:考证也不是确然稳定的。资料的追寻,永无止境。考证者事前既没有一纸清单,告知你究竟要寻找的资料版本有哪些,搜集到什么地步才能安心地说“够了”,谁也没把握。因此,考证所得,也随时会被新发现的资料推翻。从前,关于《孙子兵法》的真伪,从姚鼐到钱宾四,都认为在理论和物证各方面,铁案如山,乃孙膑所造,非孙武之书。可是临沂银雀山《孙膑兵法》出土,此一铁案便立刻被推翻了。
第二,考证表面上是很客观的,但实际上根据同一资料却可能出现全然不同的论断。迷信考证为客观征实的学者,或许无法同意此说,然而《红楼梦》就是现成的例子。红学家用的材料没什么大差别,可是考出来的结果,几乎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考证跟客观、真实、不可变之间,恐怕不能画上等号。
第三,考证的危险在于,它虽不掉入观念的网套,却会变成材料的奴仆,以追逐材料为满足。材料永远是不能齐备的(请注意历史知识的不完全性与不确定性),那我们就不要说话了吗?不幸现在业已有些朋友是如此了。
第四,搞考证的朋友,相信没有翔实可靠的资料做基础,很难展开什么研究。而他们努力搜集的各种材料,确实也为小说研究提供了不少方便,令人感动。但是,考证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能作为一个恰当的“基础”,而展开文学的研究?例如,考证学家会说“没有一个完善的本子,怎么研究?”或“必须有个完善的本子、确实可知的作者,研究才不会讹误”,却没注意考证本身就是一门学问,而不只是基础。考证的问题既可无限发展推进,怎么能等考得完备了再来做文学探究?《红楼梦》考到今天,依考证为“基础”的文学研究迄未展开,反倒是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大家承认它确有价值。可见,考证与文学的研究不必是必然相关联的。全然不管考证,依旧可以做很好的小说研究。“不考证清楚怎么能讨论”、“训诂明而后义理明”的简单逻辑,并不符合学术研究的真相!
第五,小说研究中,考证所能着力的,只有作者、作时、版本、故事源流与传播之类问题。这样,则小说研究基本上仅为一小说史的研究而已;不,这小说史又只是小说编撰史而已。其他问题,殊难处理。此为考证方法的局限。即使突破这种局限,把小说跟民间传说、社会史结合起来研究,现在似乎也不免将小说作为一种史料来运用,视为研究民俗与社会文化的材料,而不是文学的研究。和文学的历史论批评、社会文化论批评,距离实在非常遥远。作品美感性质的阐释、小说之所以为小说者,居然在小说研究中消失了。
第六,版本与作者问题重要吗?在我看,实在没有那么重要。已经有不少学者指出:小说与士大夫文学不同,不必如研究士大夫文学那样讨论作者问题。其说虽未引起考证学家广泛的注意,实则从小说的传播而言,不同的版本自有不同的阅读功能和渎者群。读者接受小说,亦并不以追寻作者创作时的原貌为阅读预期。这是小说跟知识性读物、抒情作品不同处。现在的许多研究者,似乎并没有考虑到传播情境和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把小说视为一封闭的、自足的语言世界,斤斤于考辨其中一字一句,期复作者创作或刊印时的面目,这或许有比“追求原意”更大的谬误吧!
第七,考证原作、原本及故事源流,在顾颉刚的运用中,其实含有“历史是层累增饰”的预设。他相信有一个“历史的真相”是客观而稳定不变的,只要揭开后人传说层层增饰的面纱、排除后人“伪造”的成分,即能显现出来。此说本身便是充满科学想象的浪漫历史观。需知所谓历史的真相,并不是客观稳定而唯一的,也不是一个超然的存在。它不断流动于每个时代的诠释者和叙述者之间,是不断被“改写”与“重组”的人文成就。其中充满了“对话”的过程,舍离了这些诠释与叙述,即尢所谓历史的真相。而这些诠释与传述,并不仅仅是“层累”而已,语言在传播的过程中,无可避免地会扩散、断裂、衍异、流失。故基本上,它不是层累地“造成”,反而是解构(deconstruct),饱含分裂、变化、矛盾以及难以掌握的播散。传说的语意内涵,遂因此而随时变衍,永远受制于阅读或传述者的阅读经验,不仅无法产生定点的指涉,“传说”和“阅读”根本就是互为指涉或互补的。我们既不可能掌握并了解传说所有的流传状况,则任何传说或故事的母体或本源,就都是不定的、或不可能的存在。企图以文件资料的堆积,外加堆积者心机上的附会,以建立或溯求传说的原始形态,殊属缘木求鱼。
再依哈贝马斯所说来看,任何一个解释,质实都是寻求被解释者的“有效声称”(validity claim);但这些有效声称之间,是可以互相批判的。这种批判,并不是说在客观世界中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实体,我们只要看看哪些有效声称“符应”(correspondence)了它就行了。真理不在符应,而是需要通过各种不同论证形式(如理论的辩论、实践的辩论、心理分析的判断、语言辩论等)来获得。小说考证的出现,正是为了要替各种有效声称寻求一批判依据。但因它相信有一客观固定的事实,且只能依某一有效声称是否符合该“事实证据”来论断。因此虽耗尽力气,却可能依然是考而不能证。《红楼梦》的考证即为其中一例。
凡此等等,考证之道,可批评之处显然不少。此等批评与质疑,小说考证家未必首肯心服,但若仍以正宗自居,夷然不屑于理论之途,不能与质疑者在方法论上交锋,恐怕也非守成之道。
  二
相较于这个“五四”以来的小说研究传统,那些“运用西方文学理论以解析中国小说”的人,一般视为新派。
但这种对比,其实甚为笼统含糊,因为“五四”以降那个小说考证传统,虽有乾嘉朴学的面貌,骨子里仍是西方理论。科学研究的模型、客观性的追求,乃至对于“何渭小说”、小说的审美评价判准如何等等,它们无不深受西方的影响。只不过此一传统建立既久,又有考据的手段,故常被另一些拟运用其他西方理论研究小说者目为旧派罢了,我们若把美国新批评对历史批评的攻击史,移来观察中国小说考证学派遭到的挑战,似乎也无不可。
其次,所谓运用西方文学理论以解析中国小说者,指涉甚为含混,包涉极广。每位运用西方理论的人,所采择的理论并不相同,所使用的情况也各异其趣,焉为视为一派?
此外,运用西方文学理论以解析中国小说的朋友,也大抵与从事小说考证者相似,基本上乃是依从着某一理论,以其观点与方法来处理材料(小说),属于方法应用的层次。例如谈艺术技巧者用新批评、分析情节单元与冲突结构者用结构主义、讨论人物性格与意识状态者用心理分析。其写法大约也是先叙述理论的大要,再说明分析的方法,然后举小说人物情节等以坐实之。故常被讥为“套用”。能在套用之余、应用之后,进一步发现某一理论与材料(亦即中国小说的现象)不尽相符,而对理论提出修正意见,或对方法的适用程度展开一些探讨者,已称罕睹。换言之,应用方法者多,能进行方法论思考者仍然甚少。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或许不是由于这些研究者虑不及此,而是因为这些研究者有不同的关切。此话怎讲?
在1980年代,台湾学界提出“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命题时,即曾认为中国化的途径与方法可能包括:
(一)在研究中国社会与中国人时,如何选择西方学者尚未研究过的问题与方向?
(二)在研究共同性的问题时,如何选择不同于西方学者的角度?在共同的研究变项之外,如何选择同类西方研究中所未曾用过的变项?
(三)如何有效进行文化比较研究(cross-culturalresearch),以验证西方研究的重要发现是否适用中国社会与中国人?
(四)在研究中国社会与中国人时,如何修改西方学者所设计的工具与方法?如何自行发明适当的新工具与新方法?
(五)在研究中国社会与中国人时,如何检讨与修改西方学者所建立的有关理论,而不轻易全盘接受?
这些呼吁,同样适用在运用西方文论以解析中国小说者身上。但目前这样的做法却较少出现于小说研究中。相反,依目前的情况看,似乎运用西方文论以解析中国小说者的用心,仍重在“趋同”,甚于“别异”。这是较重视西方文论也能有效地使用在中国小说的解析上,较想以其实际解析来说明此一方法运用如何丰富了中国小说的意涵。方法本身,则被视为具普遍性的。例如弗洛伊德、荣格对人的潜意识所做的研究与发现,虽出现于西方,但中国人既也是人,自应可适用其理论。得此理论之“照明”,中国小说中诸多意涵(例如薛仁贵回家看见薛丁山的鞋子之类)乃得以重新被发觉。
小说研究者重视趋同甚于别异,主要原因在于小说内容的研究太过贫乏。早期文人及学术传统不重小说,近代小说考证所做的,大抵又只是新批评所说的“外部研究”,故只要能发掘小说内部结构的奥秘、说明其人物性格的隐曲、剖析作品艺术技巧的奥秘者,论者均乐于使用。修改西方学者所设计的工具与方法、或验证西方研究是否适用于中国小说、选择同类西方研究中未曾使用过的变项等等,相较之下,自然非其措意所在。
何况,知识权力关系,也使得他们不得不如此。小说考证仍居主流,它对20世纪30年代以后新知识环境的变动及理论的进展,是无动于衷的。它们仍固执其原子论式的认识心理学、历史主义的知识论、实证主义的方法学。也根本不认为在考证未明之际,高谈阔论其内容有何意义。要对抗这种学界势力,自须强调运用西方理论来解析中国小说是有效的。自我反省、区别中西小说之异、发现西方理论或许并不适用于中国小说的材料,则可能会变成授人以柄,故彼等不重视这一面,也不难理解。
  三
但应用西方文学哲学理论,以其观点及方法来处理中国小说材料,当然会有材料与方法适不适配的问题。割鸡尚且不必牛刀,拿把刀子来,又岂便于炒菜?批评方法若是解析工具,丁具或许也具有普遍意义,可是吃中餐毕竟是用筷子较为方便,用刀叉则有时不对味儿、有时也确实不甚利落。这就是批评方法在实际操作运用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了,并不能漠然视之,完全不谈。
文学理论界对此当然已探讨甚多,从叶维廉反省东西“模子”之不同,而发展其道家美学的论述,到郑树森、周英雄编《结构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讨论结构主义能否适用于中国文学作品的解析,都是足以称道的成绩。其中对于小说的研究,也有涉及。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大约是:运用各类理论及方法来解析作品,本为应当之事,所以无论什么方法均欢迎使用,且若能在方法意识清楚地自觉之下使用方法,则亦不至于出现生吞活剥、削足适履的现象。
但是,应用西方理论与方法来解析中国小说的正当性,纵使大家已可不太质疑,应用者仍不免会遭到“套用”之讥,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这主要是操作手法上出了些问题。首先是写作风格。应用西方理论及方法者,如前文所云,必先叙述其所采据的理论大要,说明其批评方法,然后再举小说人物情节等等实际说解之。此固中规中矩矣,然而从读者的角度看,不正是“套用”吗?
以刘燕萍《爱情与梦幻——唐朝传奇中的悲剧意识》为例,此书正文250页,六章。前面三章,105页,全部谈的都是悲剧的问题,从希腊悲剧的起源、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到悲剧的冲突及其元素,几乎是悲剧理论的专论了。论毕之后,才举了三篇唐人传奇(《步飞烟》、《霍小玉传》、《枕中记》),分析其悲剧意识。一位想了解唐人传奇中爱情与梦幻的读者,看到这里,才晓得他并不能由此明白唐人传奇中的什么爱情与梦幻,只是重新读了一遍悲剧理论,且知道唐人三篇文章中具有悲剧意识而已。请问:他对这样的研究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反应?如果论文不是头巾气如此之重,一副学院中上交研究方法报告的模样,而是将西方理论消化了,直接用之于作品的解析中,情况就可能会好一些。

中国小说史论 作者简介

龚鹏程(1956- ),台北人,祖籍江西吉安。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著名学者、思想家和教育家。身兼海内外多种学术性和文化性职务,曾任国际佛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华道教学院副院长等,现为国际儒联理事、中国符号学会理事长、亚洲汉学学会名誉理事长、伦敦终身教育学院董事等,频繁往来于海峡两岸及东南亚地区讲学、主办或参与大型学术研讨会。创办南华大学、佛光人文社会学院。著有《文学散步》(1985)、《传统、现代、未来:五四后文化的省思》(1989)、《汉代思潮》(1999)、《中国文人阶层史论》(2002)、《经典与现代生活》(2003)、《自由的翅膀》(2007)等学术专著及散文、时论70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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