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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得集:崔凡芝史学散论 版权信息
- ISBN：9787501335947
- 条形码：9787501335947 ; 978-7-5013-3594-7
- 装帧：简裝本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一得集:崔凡芝史学散论 本书特色
《一得集》中的文章大体分两类，一为史学论文，一为序言类文章。史学论文又分作两司马研究，史家、史籍、史注、史体研究，杂论三部分。序言类文章多是作者给自己编撰的书籍和古籍整理成果所作的概述，或多或少涉及到山西人物或事物。
一得集:崔凡芝史学散论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崔凡芝多篇史学论文，文章大体分为两类，一为史学论文，一为序言类文章。史学论文又分作两司马研究，史家、史籍、史注、史体研究，杂论三部分。序言类文章多是作者给自己编撰的书籍和古籍整理成果所作的概述。
一得集:崔凡芝史学散论 目录
自序
一、两司马研究
1.读《史记?货殖列传》札记
2.司马迁工商业政策思想探析
3.司马迁工商业政策思想及其局限性
4.司马迁工商业政策思想再探讨——解析牛运震对《平准书》《货殖列传》的评注
5.试析汉武帝推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
6.一曲爱国主义思想的赞歌——试析《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的史学价值
7.《史记》“太伯奔吴”说质疑
8.谈司马光的治学
9.司马光的才德观
10.司马光与故乡
11.略论司马光的民族思想
12.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二、有关史家、史籍、史注、史体研究
1.论孔子的史学贡献
2.试论孔子治史的历史贡献
3.《左传》的形成与历史地位
4.晋国世袭史官家族初探
5.裴注的史学意义
6.浅谈撰写地方史的意义和体例运用
7.以纪事本末体例撰写地方史的尝试——《山西历代纪事本末》的写作思考
8.试析《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与史学史的关系
三、其他研究
1.晋祠唐碑碑文主题思想探析
2.《晋祠之铭并序》旨在颂扬贤德为治
3.从《冷庐杂识》一书看清代科举制度对人才的摧残
4.归允肃与顺天乡试
5.论魏象枢的廉政实践与认识
6.晋蒙两地民族贸易述略
7.试析宋明理学中诚学对关羽忠义形象的影响
8.顾炎武与山西学者的交往
9.周人起源山西说
四、附录：序言类
1.《冷庐杂识》点校说明
2.《寒松堂全集》前言
3.《山西历代纪事本末》导言
4.《颂晋文选》前言
5.《史记选注》前言
6.《史记评注》点校说明
一、两司马研究
1.读《史记?货殖列传》札记
2.司马迁工商业政策思想探析
3.司马迁工商业政策思想及其局限性
4.司马迁工商业政策思想再探讨——解析牛运震对《平准书》《货殖列传》的评注
5.试析汉武帝推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
6.一曲爱国主义思想的赞歌——试析《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的史学价值
7.《史记》“太伯奔吴”说质疑
8.谈司马光的治学
9.司马光的才德观
10.司马光与故乡
11.略论司马光的民族思想
12.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二、有关史家、史籍、史注、史体研究
1.论孔子的史学贡献
2.试论孔子治史的历史贡献
3.《左传》的形成与历史地位
4.晋国世袭史官家族初探
5.裴注的史学意义
6.浅谈撰写地方史的意义和体例运用
7.以纪事本末体例撰写地方史的尝试——《山西历代纪事本末》的写作思考
8.试析《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与史学史的关系
三、其他研究
1.晋祠唐碑碑文主题思想探析
2.《晋祠之铭并序》旨在颂扬贤德为治
3.从《冷庐杂识》一书看清代科举制度对人才的摧残
4.归允肃与顺天乡试
5.论魏象枢的廉政实践与认识
6.晋蒙两地民族贸易述略
7.试析宋明理学中诚学对关羽忠义形象的影响
8.顾炎武与山西学者的交往
9.周人起源山西说
四、附录：序言类
1.《冷庐杂识》点校说明
2.《寒松堂全集》前言
3.《山西历代纪事本末》导言
4.《颂晋文选》前言
5.《史记选注》前言
6.《史记评注》点校说明
展开全部
一得集:崔凡芝史学散论 节选
nbsp; 序
古语云：“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我非
智者，“失”者多矣；但记住了“千虑”，即便是愚者，亦往往有一
得，积累起来，便成为今天集结的这本小书，所以名之为《一得
集》。因为所论内容又多为教学与科研中的点滴感受，故称之为
“散论”。
《一得集》中的文章大体分两类，一为史学论文，一为序言类
文章。史学论文又分作两司马研究，史家、史籍、史注、史体研
究，杂论三部分。序言类文章多是给自己编撰的书籍和古籍整理成
果所作的概述。
两司马研究部分的文章各自成篇，各有侧重。对司马迁，重在
对其经济思想中的工商业政策思想的探讨；对司马光，重在对其治
学、成才思想的研究。我在阅读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和《平准
书》时，十分惊讶其对商人、商业有如此深刻全面的认识，于是写
了《读(史记·货殖列传)札记》一文，对司马迁的经济学观点和
工商业政策思想做了概括分析。针对当时学术界持司马迁是自由经
济论的观点，我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在西汉时期，司马迁基本还是
以农为本的思想，还不可能摆脱传统重农抑商政策的思想窠臼。对
其“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下者与
之争”的五句话，要做整体认识，不能仅取“善者因之”一句话，
就得出“因之”正是“自由经济”的结论。这篇文章引起学术界的
关注后，我又作了进一步的研究，连续发表了三篇有关五句话形成
的司马迁工商业政策思想的探讨文章。1992年刊登在《山西大学
学报》上的那篇是就此五句话分析其政策思想的层次和针对性，
1995年刊登在《孔子研究》上的那篇主要谈其局限性，即阐明其
未能摆脱传统重农抑商政策的窠臼，是时代局限性使然。清代学者
牛运震著有《史记评注》一书，我为其作点校整理，其所评之《平
准书》与《货殖列传》，很得司马迁著述宗旨的要领：牛氏认为司
马迁以《平准书》讲富国，以《 货殖列传》讲发家，无论是富国还
是发家，司马迁都强调了“持大体”、“引正道”。在对比汉初和武
帝时的两种富国政策时，司马迁讥刺武帝好利，依靠商贾敛财，是
不识大体，违背了建国初抑末贱商的传统，丢掉了祖宗治国的大
法。认为汉初的重农抑商政策能够“足国生财，自有利道、教诲、
整齐之理”，而“《平准书》言利，纯尚剥削，究于国计无补，所谓
*下者与之争”。《货殖列传》所列三种致富手段，亦应纳入“因
之”、“利道之”和“教诲之”、“整齐之”的行政管理的系列之中，
这正是国家统筹下的富国发家之策，司马迁总结成的五句话，牛氏
盛赞其为“正大古重”的理财大论。我以“解析牛运震对《平准
书》、《货殖列传》的评注”之论说方式，写出了《司马迁工商业政
策思想再探讨》一文，评价说：“牛氏的评注是深刻的，也是全面
的。在一定程度上，既高出于古人中那些失其真、过其实的毁誉
者，也比今人中推崇司马迁是自由经济论者的说法客观与贴切得
多。”从而也提示了今人研究古人与古事，应去除浮躁附会的学风，
如牛氏一样客观与平实些。
《试析汉武帝推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一文由我的研究生丁波
执笔写成。在讨论中我们认为，司马迁能敏锐地发现并批评汉武帝
推行新经济政策中的偏颇，是正直史家坚持实录的职责使然，也是
思想家追求事物完美的表现。而评价政治家的历史政绩，既要看结
果也要看原因，既要看结果的负面，当然也要看其正面。这篇文章
主要分析新经济政策形成的原因，即深层背景和现实需要。推行的
结果，相当程度地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缓和了社会矛盾，保证了政
权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不失为是一次成功的变革。而汉武帝后期
能纠正弊病与偏颇，亦不失为一代明主。此文与前四文所谈司马迁
工商业政策思想的内容，有着内在的联系，但也从另一个角度揭示
作为史学家、思想家的司马迁，其思维方式似乎与政治家是不尽
同的，其追求中有偏重于理想化和完美化的成分，这是应当弓{起
读者注意的。
司马迁追求理想与完美,在对"太泊奔吴"传说的处理上,亦
有一定的体现."太伯奔吴"一事如今看来,在文献记载\考古
验证和文字解释上，均存在诸多疑点，但司马迁对中原之便与江南
之吴的关系，加了一段武王封周章之弟仲雍回到周之北故夏墟立国
为诸侯的情节，并感叹地说：“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
与荆蛮句吴，兄弟也。”查看现今《左传》，即《春秋》古文，并无
一处有此明言，那么太史公为什么做如此弥合呢?我和研究生张莉
所写的《<史记>“太伯奔吴”说质疑》一文，在列举了文献记载、
考古资料及文字解释的诸多疑点后，提出司马迁借助传说的史实、
适应当时民族融合的需要，受到时代理念的浇‘铸，在追求理想和完
美中，往往会有以思想认定来推想历史原貌的情况，故读者必须有
辨析的眼光，即使是对被誉为“实录”史家的司马迁，亦不能盲
从。以上是对司马迁经济思想及其思维方式的一些探索。
对司马光的治国思想和著史成就，学术界有着广泛的讨论，但
对其治学特点和人才鉴定，则少有论及。我在阅读《司马文正公传
家集》、《司马文公正文集》、《司马温公年谱》等书时，发现司马光
在青少年时代的学习内容和形成的人才观念，深深地影响了他后来
的从政思想和著史取舍，于是写了《谈司马光治学》和《司马光的
才德观》两文，揭示了其从政是从儒家经典中提取治国的原则，著
史是从古今事物之情状中探讨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选才是从辨别
贤愚忠奸中获得用人的启迪。故而形成了其偏于保守脱离实际的治
国思想，体现在其历史巨著中的鉴戒思想，也就更多地显示了其政
治说教的特点。
阅读中，我看到故乡在司马光的心目中有着重要的位置。他说
“吾家陕之北，陕事吾能说”，又说“太行横拥巨川回，三晋由来产
异才”。于是我写了《司马光与故乡》一文，在历数其对故乡深沉
的眷顾之情中，又介绍了其严格的个人修养，整饬家风，德化乡党
了作为史学家、思想家的司马迁，其思维方式似乎与政治家是不尽
相同的，其追求中有偏重于理想化和完美化的成分，这是应当引起
读者注意的。
司马迁追求理想与完美，在对“太伯奔吴”传说的处理上，亦
有一定的体现。“太伯奔吴”一事，如今看来，在文献记载、考古
验证和文字解释上，均存在诸多疑点，但司马迁对中原之虞与江南
之吴的关系，加了一段武王封周章之弟仲雍回到周之北故夏墟立国
为诸侯的情节，并感叹地说：“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
与荆蛮句吴，兄弟也。”查看现今《左传》，即《春秋》古文，并无
一处有此明言，那么太史公为什么做如此弥合呢?我和研究生张莉
所写的《<史记>“太伯奔吴”说质疑》一文，在列举了文献记载、
考古资料及文字解释的诸多疑点后，提出司马迁借助传说的史实、
适应当时民族融合的需要，受到时代理念的浇铸，在追求理想和完
美中，往往会有以思想认定来推想历史原貌的情况，故读者必须有
辨析的眼光，即使是对被誉为“实录”史家的司马迁，亦不能盲
从。以上是对司马迁经济思想及其思维方式的一些探索。
对司马光的治国思想和著史成就，学术界有着广泛的讨论，但
对其治学特点和人才鉴定，则少有论及。我在阅读《司马文正公传
家集》、《司马文公正文集》、《司马温公年谱》等书时，发现司马光
在青少年时代的学习内容和形成的人才观念，深深地影响了他后来
的从政思想和著史取舍，于是写了《谈司马光治学》和《司马光的
才德观》两文，揭示了其从政是从儒家经典中提取治国的原则，著
史是从古今事物之情状中探讨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选才是从辨别
贤愚忠奸中获得用人的启迪。故而形成了其偏于保守脱离实际的治
国思想，体现在其历史巨著中的鉴戒思想，也就更多地显示了其政
治说教的特点。
阅读中，我看到故乡在司马光的心目中有着重要的位置。他说
“吾家陕之北，陕事吾能说”，又说“太行横拥巨川回，三晋由来产
异才”。于是我写了《司马光与故乡》一文，在历数其对故乡深沉
的眷顾之情中，又介绍了其严格的个人修养，整饬家风，德化乡党
并扩及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历程，虽然不能超越封建伦理道德的规
范，但其爱乡爱国的情怀，还是令人十分感奋的。而他在故乡的种
种形迹，也应当作其政治生涯中的一部分加以研究。
《略论司马光的民族思想》一文是我的研究生肖淑贞执笔写成
的。也许是受三晋地区多民族融合状态下，传统的“和戎”思想影
响，司马光在民族问题上，向来反对轻易使用武力，崇尚友好和
平，提倡各民族共生并存的政策，对此，我们是应当给以充分肯
定的。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一文是应《山西通史》写作组的约
稿，将我的几篇文章综合而成的，是一篇比较全面评价司马光的
文章。
山西人有“三晋两司马”之称，引起世人非议，尤其是邻居陕
西韩城人力辩其非。确实，司马光祖籍山西夏县，是为晋地之人，
没有争议；但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已明言其祖籍夏阳，即今
陕西韩城县。如按现今的区域划分，韩城在陕西省，司马迁当然是
陕西省人。但如果从两司马的家族传承、夏县与韩城两地所属地区
的文化关联看，二人又有着诸多的内在联系，对这些联系加以考
察，称“三晋两司马”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
我对两司马的文化关联，有以下三点考虑：
一、两司马同祖同源。司马迁追述家世时说其先祖为世袭史
官，传至西周为程伯休父。司马光曾刻有一枚“程伯休父之后”的
印章，又曾自称为“程秀才”，可见二人认同为一个祖先。司马氏
后祖中又多出精通兵法的军事家，如司马错、司马靳、司马懿等。
故二人竭尽平生撰著《史记》、《通鉴》，可视作是对史官家族职业
的继承；著述中对战略的交待，对战役的精彩描述，又可视作是对
家学的继承。
二、籍贯同处一个文化区。大而言之，夏县、韩城属晋、豫、
陕三角地带，这是中华民族的祖根之地，即中原文化区；小而言
之，则二地均在三晋文化区内。
夏县在三晋文化区的中心地带，韩城则在晋秦之间，属于拉锯
<节选内容>=之地：春秋时属晋，春秋末司马氏入少梁(韩城古称少梁)时属
秦，三四年后又属晋。三家分晋后属魏，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秦惠
文王时属秦，改名夏阳。历秦汉百多年后，司马迁诞生于此地。故
从隶属关系看，受晋与三晋管辖的时间相当漫长；从生活习俗看，
两地虽以黄河为界，但船只往来方便，冬天结冰，便为通途。两岸
民众的婚姻、贸易、文化交流不断，故其语言、习俗基本一致，或
极其相似。因此说，韩城是在中原文化区内更具三晋文化特质的地
区，可视作是三晋文化区的边缘地带。
三、“迁生龙门”表达了司马迁对这一地区的认同和自豪。龙
门山坐落在韩城和河津两地，中间断壁相望，直立如削，传说为大
禹治水所凿，古称禹门。黄河从中流过，汹涌澎湃，如神龙腾飞，
故又称之为龙门。后又有“鲤鱼跳龙门”的传说，实为人们对先王
治水精神的景仰和对雄伟秀美山河的热爱而加以神圣化的。司马迁
以龙门为桑梓之地，并以此地为荣，我们大可不必去追究其到底是
生于西岸还是东岸，就其对此地文化环境的认同和自豪，可以探究
一下他学术思想文化的渊源。他以很大的篇幅写出《五帝本纪》，
清晰地勾画出中华先王的传承脉络，正与此地祖根文化对其的陶冶
有着内在的联系。这一地区春秋战国时称作西河地区，魏文侯拜子
夏为师，子夏设坛讲学，培养了大批治国人才，他们吸纳百家，构
筑了法家的治国思想，成为三晋文化的主流。这种文化兼容并包、
开拓创新，在秦晋大地得到广泛运用，*终由秦国完成了统一六国
的大业。司马迁的先辈及其自身，显然都受到了这种思想文化的深
刻影响，在《史记》中，不但对晋与三晋的历史有着详尽的描述，
而且对由此地走出的法家人物在事业上的成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
生动的记述。其“迁生龙门”的自豪感，与本地人才辈出的历史渊
源不无关联，而与司马光“吾家陕之北，陕事吾能说”、“三晋由来
产异才”等的表述，又有着何其相似的感受啊!从这一角度看，如
称“三晋两司马”，当然也有一定的道理。
有关史家、史籍、史注、史体等部分的研究，亦为点滴心得。
况。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这是公认的，但说他是*早的
史学家，世人则不甚了了。《论孔子的史学贡献》一文，正是从孔
子首开私人著史、创新编年体例、规定著史义例三方面，论证了孔
子的史学贡献。为了进一步论证其私人著史的意义，我与研究生张
惠芝又写了《试论孔子治史的历史贡献》一文，从孔子治史的宗
旨、私人治史的条件、对私人治史工作的改进创新等三方面，进行
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其中尤其对治史中义理的“窃取”作了高度评
．价，认为真正使史学性质发生深刻变化的、赋予史学以内在生命力
的，还在于“窃取”这一方式的出现。这是孔子私人治史活动中*
为核心的内容，它使史家有了相对的人格独立，也使史学有了相对
的学术独立，唯其能够“窃取”，才*终形成了我国史学从学术层
面指导治国的经世致用的模式，后人沿袭成为我国史学的一种优良
传统。
我对史学史的研究，可分作两个阶段。**阶段是以史家主体
修养作为研究重点，以此切入对形成史家成熟的条件加以探讨，这
一走向似从指导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中可见一斑：1990级肖淑贞写
《章学诚“史义”探微》、1992级张惠芝写《章学诚“史德”论探
析》、1993级张国华写《试论唐代史家主体修养理论》、1994级李
珍写《刘勰“素心”说探析》、叶瑞昕写《司马迁史家主体意识的
现代阐释》等等。第二阶段则把重点放在了追述早期史学形成条件
的探讨上，主要是与文明程度的关系上。这也反映在了我指导的研
究生论文题目上：1995级张爱芳写《先秦晋与三晋史官与史学探
讨》、1997级廉敏写《中国史学在中国早期文明演进中的形成过
程》、1998级丁波写《试析晋国史官向三晋史官的演化》、1999级
王秀丽写《先秦时期的史学与文明》等等。两阶段互有照应，相辅
相成，依然是以史家主体的成熟程度作为衡量标准的。我们认为史
家主体条件形成的*重要条件是对“史义”的认识和表述，孔子以
“窃取”的方式所表达的“一字褒贬”，正是史家独立判断是非而表
现出来的“史义”，并以之指导治国，即起经世致用的作用。之后
《左传二》之“君子曰”、司马迁之“太史公曰”、司马光之“臣光曰”．
等等，都是承袭孔子之“窃取”方式来表达“史义”而用以经世致
用的，这是我国史学发展中*为优良的传统，孔子的奠基作用，使
之堪称为伟大的史学家。
这期间所写《(左传)的形成与历史地位》、《晋国世袭史官家
族初探》、《裴注的史学意义》等文章，均是在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
中，偶有所得而成文的，是有关史著、史官、史注的研究。
1997年至1999年在主持完成山西省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山西
历代纪事本末》一书的过程中，对用纪事本末体例撰写地方史有了
具体体会，在写完导言后，应约又写了《撰写地方史的意义及体例
运用》和《以纪事本末体例撰写地方史的尝试》两文，可视为是对
史书体例的研究。
本书第三部分的杂论，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山西的人物或事物。
和学生们共同编注的《颂晋文选》一书，正是出于为山西学术文化
做点工作的愿望完成的。《华夏文明研究——山西上古史新探》一
书，涉及到许多考古知识，出于对故乡的关注和热心，在完成《周
人起源山西》的编写中，我又对考古领域做了一次有益的探索。这
种探索不仅对书稿完成是必要的，而且对自己已有的上古知识，也
有了一种实证性的落实感。我后来写的《<史记>“太伯奔吴”说质
疑》一文，便充分利用了有关的考古知识。可见拓宽知识领域，对
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是很有裨益的，杂论部分的每一篇文章，亦可
看作是我对不同领域的有益探索。
附录部分均为序言类，有点校说明，有前言、导言等。我是学
古典文献专业的，搞古籍整理应当是本行，但做了教师，便以教学
为本职；带了史学史课程和研究生，便以探讨史学史为主攻方向，
做点校注释工作便成了业余。抽暇先后点校了三部书，评议了两本
书。其中清人牛运震的《史记评注》是退休后完成的。有了闲暇，
就想多说几句，于是在校勘记中，对涉及到的有关问题，作了一定
的驳正和阐述，其观点往往是多年来在研究和探讨中形成的，虽不
全面系统，在此也以“一得”之见的方式叙写出来，供方家指正。
这本小书，收集了我在教学科研中的点滴收获，正是这点点滴
滴，使我一路走来，充实而愉悦。与我相伴而行的，是一群群充满
活力而可爱的学生，他们给我以自信，而他们出色的表现，又给我
以*大的慰藉。我以为，人生在世，能够常有“一得”，会越走越
踏实；而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则是一种充满愉悦的幸福，我二者兼
有，今生足矣。
崔凡芝
2007．9．29
定稿于科学院**招待所205房间
一曲爱国主义思想的赞歌
——试析《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二》的史学价值
《史记》一书，以其丰富的史料、深刻的思想、高超的写作艺
术，闻名遐迩，饮誉中外，成为史坛之瑰宝，时至今日，人们对它
研究探讨的热情，仍是与日俱增，两千年来的其他所有史籍，是与
之无法比拟的。这样一部成功的史著，是由它的各个篇章共同构成
的。而不同的篇章，又从不同的方面体现着自己的价值功能，它们
既有内容的不同，也有深浅高下的不同。大体那些引后人效仿、使
学者精研、在民间流传极广的篇章，往往也就是有较高价值功能
的、脍炙人口的成功之作。我以为《廉颇蔺相如列传》(下简称
《 廉蔺传》)一文，便是这样一篇成功的史作。
一篇成功的史作，其所具备的价值功能，往往是多方面的，但
其中必有它*鲜明突出的方面。考察《廉蔺传》一文，它*突出的
方面，在于具有深刻的伦理教育的功能，即通过为人物作传，对他
们所具有的爱国思想，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的揭示，从而被世人
称之为爱国主义精神的赞歌。同时，在对爱国精神的颂赞中，又有
意识地对赵国的兴盛衰败做了总结，给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
鉴，使人获取了对历史发展规律性的认识。
这是一篇合传，传写了战国后期赵国的一批忠臣良将，重点人
物有蔺相如、廉颇、赵奢、李牧四人。由于突出将相和而赵国强这
一思想，所以只以廉颇、蔺相如标题，赵奢、李牧作附传。传中又
涉及到众多的人物，如宦者令缪贤、军士许历、国相平原君、赵奢
夫人等，他们所表现出的忠义行为，被巧妙地组织在公忠爱国的主
题之内，成为饶有兴味而发人深省的插曲，而赵奢之子赵括，赵国
君主惠文王、孝成王、悼襄王、赵王迁，以及卖国奸臣郭开等人
物，是做为批评、鞭笞的对象出现的，虽然是陪衬，但与赵国的兴
亡关系密切，故司马迁以简略的文字勾勒出他们的行迹，以“善善
恶恶、贤贤贱不肖”的原则，鲜明的爱憎情感，指明他们的错误行
为和卑劣行径对赵国的贻误，以史为鉴，从中吸取教训。
在这群人物中，司马迁以浓墨重彩来描写廉颇和蔺相如，而对
相如着墨尤多。文章开始对廉颇简介后，便立即把笔锋转入对相如
“完璧归赵”和“渑池会”的叙写中。
时值战国后期，强秦加紧了东出兼并六国的攻势，而三晋当其
冲要。经过几大战役后，韩、魏国力锐减，慑于秦威，逐渐不敢正
面相抗。赵国自武灵王胡服骑射、大兴改革以来，实力强盛，成为
秦的劲敌。到赵惠文王(前298一前265)后期，秦对赵加紧了攻
势，传记便由此写起。
秦昭王(前307一前251)向赵提出以十五城易赵之和氏璧，
这是强国对弱国的一场政治讹诈。消息传来，明知是诈，赵之君臣
却无如之何。拱手送璧人秦，“秦城恐不可得”，必定会使赵国徒受
愚弄，而强秦更会求索不已。但如不应允，“即患秦兵来”，秦便轻
易地得到了出兵赵国的借口，予璧与否，都使赵国面临着战争的威
胁，完全处于被动，这正是弱国外交难为计的必然形势。在这紧要
关头，由宦者令缪贤推荐，蔺相如出场来解决这一难题。相如对比
秦赵实力，说明赵虽不能以武力与强秦相抗，但可以从道义的曲直
上着眼，采取“宁许以负秦曲”的策略，来揭穿秦的骗局，使之得
不到出兵赵国的借口，从而在道义上争取主动。
策略提出，相如自报“愿奉璧往使”，并保证“城人赵而璧留
秦；城不入，臣请完璧归赵”。
秦素称“虎狼之国”，此次外交出使的艰难，可想而知!但由
于相如事前已有周密的考虑，明确的斗争目标，所以I临事应变，处
处主动，赢得了外交斗争的**次胜利。
“渑池会”是秦对赵的又一次政治胁迫。当时，秦已连败赵国，
因此，秦约赵王赴会时，“赵王畏秦，欲毋行”。但相如与廉颇均认
为“王不行，示赵弱且怯也”。出于对赵国声誉的维护，相如再次
出使秦国。会谈中，相如以其机敏和雄辩，针锋相对地阻止了秦王
的欺侮，并用强硬手段挟持秦王，挫败了秦国的政治胁迫，再次取
得了外交斗争的胜利。
这里，作者传写的蔺相如，显然是一位有着深厚的政治素养和
卓越识见的政治家。这种素养和识见，为以后处理将相关系所表现
出来的大度和认识，做了气质和思想内涵上的铺垫，这是作者的匠
心所在。
廉颇，是重点叙写的第二个重要人物。传纪开始，便提到他
“以勇气闻于诸侯”的雄威，这确属事实。当时，赵所以成为东方
强国，首功要推廉颇。前此，东方六国以齐为*强盛，和西方之秦
互称东西帝。后，秦率五国之师伐齐，齐大败。此时廉颇为赵将伐
齐，取齐阳晋(今山东郓城县西)，班师回国，拜为上卿，威震诸
侯。从此，赵国越居六国之首，与秦抗衡。秦虎视赵国而不敢贸然
进攻，仅以外交活动试探虚实，正是慑于廉颇的武威。蔺相如的两
次外交斗争能够得胜而归，与廉颇的统军镇守密不可分。这种相辅
相成的关系，在“渑池会”中看得更为清楚。当相如在酒席宴上肆
意回击秦王，激起秦人暴怒，“左右欲刃相如”之时，秦王终因考
虑到廉颇“盛设兵以待秦”的军事配合，才喝退左右，以至“秦王
竞酒，终不能加胜于赵”。宋代司马光评论此事时说：“秦之不能凌
赵者，以其国治兵强也。”(《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六十五)这一
论断是深中肯綮的。
对此，相如有着清醒的认识，而武将出身的廉颇，由于居功自
傲而意气用事，不识大体。认识上的高下，酝酿着一场新的矛盾。
司马迁将笔锋从剑拔弩张的外交场合中，拉回到叙写国内的将相纷
争上，通过对解决纷争的生动描写，进入了刻画人物的更高层次，
即揭示人物公忠爱国的思想基础。
一得集:崔凡芝史学散论 作者简介
p>作者简介
崔凡芝，1938年10月生于山西省盂．
县宋家庄村。l 955年毕业于北京育才小
学(今北京育才学校)，1961年毕业于
北京师大女附中(今北京实验甲学)，
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
，专业。1969年至1974年在黑龙{卫省齐齐
哈尔师范学院＼(今齐齐哈尔大学)中文
系任教。1974年以后在山西大学历史系
任教，1986年任副教授，1 988年任硕士
生导师，1992年任教授，2004年退休。先
后主讲过古代文选、历史文选√史学
史、《(史记》、《论语》等课程，撰写
学术论文30多篇，主编、参编学术著
作、教材等6部， 整理古籍3部。
兼任山西省古籍整理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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