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笔生花：林行止随笔二集

十年前，武侠大家金庸以历史人文睿智能，撰写《明报》社论，独领一时风骚，备受好评。今天，被海外知识英视为不可不读的香江第一健笔，则数《信报》林行止的《政经短评》。张五常推崇香港报纸四十多年来的两支健笔是查良镛和林行止。他说，查先生文章与史识都上乘，以史论政，独步文林，林行止少引历史多用理论，题材博洽，创意丰富。那是说对了。林山水早年作品真刀真枪，坚壁清野，绝不含糊，后来才慢慢放楹，悠然见南山，多了事外的水声树影。

本书收入“喜欢爱伦坡的阿罗教授”、“江东子弟之卧虎藏龙”、“名字与胡须”等随笔。

序 林行止 作为一个阶级，“公众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亦是英国人所称的“媒介知识分子”Media Intellectuals)是否已沦落，因为法学经济学家波茨纳的近著《走进民间的知识分子——公众知识分子的沦落》而引起“知识界”的热烈讨论。西方象牙塔内塔外知识分子有系统地讨论知识分子的著作，可说琳琅满目，远的不说，八十年代末期便有英国历史学家(曾任亲工党的著名《新政治家周刊》老编多年)保罗·詹逊的《知识分子》问世(他还写了许多大部头大题目的书如《基督教史》、《犹太人史》、《美国人史》等，论者对这些书都有好评，唯指《知识分子》写得最差劲)，至于所谓“公众知识分子”，在波茨纳大著之前，《美国学者》(American Scholar，半学术性季刊)去年春季号已有普林斯顿历史学教授格列夫顿(A．Grafron)的《公众知识分子和美国大学》的长文……。 知识分子尤其是“公众知识分子”所以引起这么多的讨论，完全是他们的言论对社会有重大影响之故。这里应该对“公众知识分子”稍作说明，据梁福麟教授一月二十二日在《信报》所撰短文《大众化知识分子的冒起》的解释，他们有别于目的在传授知识的象牙塔学者，与目的在影响政府政策而加入智囊组织的知识分子有异，与学有专长的论政学者亦不一样，公众知识分子“观察社会事态……，无论外交、内政、时事、民生、经济，他们都提出观点，让各界(作)百花齐放式的讨论。” “公众知识分子”的沦落，由大学的普及化开始。在大学教育仍属“小圈子”专利的年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知识分子见不平而发出狮子吼，他们免费在任何有听众的地方演说，为财政捉襟见肘的同仁刊物廉价甚至免费写文章，把著作交给不见经传的出版社出版，通常过着清贫淡泊不滞于物但无拘无束因而能率性而为自由发表意见的生活；一般而言，他们都未受过专业训练，即并非世俗人心目中的专材，并且没有固定收入，在职业或事业上均无所成，可是，他们有写一手好文章或滔滔雄辩的本领，而没有专业(lack of professionalism)，使他们有挥洒自如的空间，什么题材都是好题目，从反贫穷、反独裁、男女平等、环境污染、倡和平反战争以至城市规划拉近贫富差距等，他们都直叙胸臆，各有一套言之成理的说法。这是“公众知识分子”影响力最大的一段时期。 踏入五十年代，配合战后教育事业的发展及智囊组织纷纷成立，它们亟需人才，遂向这班“无依无靠”的“公众知识分子”招手，很少人能够抗拒物质的诱惑而成为建制中人。大学以高薪吸纳人才非自今日始，在十九世纪末期，芝加哥大学便以当年属天文数字的年薪七千美元在国内及欧洲“挖角”(当“挖”到著名学者时，教职员和学生还在校园“上街游行”以示庆祝)；现在大学和智囊组织的薪金仍甚吸引，还有顾问工作的收入及有机会申请各种基金会的研究经费，加上对终身职的追求或亟亟于左右政府决策的虚荣，令过往百花齐放的言论市场大为失色……。在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八O年之间，“公众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大部分为建制所“编收”。建制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在传授知识、为政府出谋献策，对世事的品评有了这样那样的限制，不是偏左、偏右、中间偏左便是中间偏右，持平公正的言论在这种期间内大倒退! ……

序
巴思德的寓言
“我们谈够了，我还要写作哩”
纪念大儒海耶克百年冥诞
凯恩斯的克星
喜欢爱伦坡的阿罗教授
……

林行止，本名林山木，潮州澄海人，在汕头及英国剑桥接受教育。曾在香港《明报》及《明报晚报》任职。1973年创办《信报》，1975年创办《信报财经月刊》，长期主持两份报刊的笔政，已结集发行的经济及政治评论集有《身外物语》等70余册，皆由台湾远景出版集团出版。 同作者出版的其它图书 ·英伦采风——林行之随笔60篇 ·经济家学 ·我读我在——林行止随笔三集[看更多同作者的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