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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1860--1916)

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1860--1916)

作者:张朋园
出版社:岳麓书社出版时间:2002-12-01
开本: 32开 页数: 466
读者评分:4.5分13条评论
本类榜单:历史销量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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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1860--1916) 版权信息

  • ISBN:7806651853
  • 条形码:9787806651858 ; 978-7-80665-185-8
  • 装帧:简裝本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1860--1916) 本书特色

大陆版印行序
1970年代,在台湾的一批历史学者组织了一个集体研究计划,定名为“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我参加了这个计划,而且是计划主持人之一。我们使用当时正流行的“现代化”(modemization)观念做为研究架构,分全国为十七个区域,分两阶段进行研究,**阶段研究沿海沿江十个地区,第二阶段研究内陆七个地区。我虽然不是湖南人,却选定了湖南做为**个阶段的研究范围,本书就是该一计划的研究成果。
现代化研究在西方已经过去了,今天流行的是“后现代化”(post-modernization),如此说来,好像我们的研究已经过时了似的。其实不然,在西方固然已经少有谈现代化者,但在中国,由于我们是后进国家(latecomer),现代化观念仍然很有用处,尤其以之观察十九、二十世纪的变迁,再适当不过。
承蒙北京大学欧阳哲生教授的推荐及湖南学界的厚爱,将本书交由长沙岳麓书社三版印行,感到非常荣幸。书社要我写一个短序,我不拟重复区域研究计划的组成及推动,读者参看本书的《代序》便可得其梗概。在此我要谈谈个人研究湖南的由来及心得。我于战后(1946)随着学校自贵阳搬迁去上海,湖南是必经之地,**站在芷江住了一些时日,湘潭又有几天逗留,在长沙住的*久,转到衡阳再作盘桓,一路所见风土人情,印象深刻,*后从茶陵入江西,告别了令人流连的中国鱼米之乡。三星期湖南之游,由于我还是一个不满二十岁的青年,谈不到什么认识,但有意无意之间,我将贵州与湖南比较,两个地区的民风都很强悍,但贵州的贫穷与落后,人民生活不如湖南远甚,令人叹息。湖南富庶,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这是我的直觉,或许就是二十六七年后我在区域计划中担任湖南研究的伏线。
我的早年学术生涯,搞政治思想史,**本书写“梁启超与清季革命”,有人看了书名,以为我搞错了,说梁启超是保皇党人,与革命风马牛不相及。我回答说:不会错。1895—1898湖南新政时期,梁启超来到时务学堂担任总教习,他的传道授业就是以革命为宗旨。与梁氏共事的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这批湖南人是不折不扣的革命志士,他们与梁启超有志一同推动革新中华大业。这些湖南人留给我深刻的印象。进一步了解湖南人是我研究湖南的直接动因。
研究湖南早期的现代化,首先问其发展潜力,其现代化是何时开始的?其次问其政治、经济、社会的变迁如何?兹将个人的发现和认识约略归纳如下,算是一个提要。
(一)湖南有两大发展潜力:**,十九世纪时,稻米年产量约为1亿8千万石,三分之一足够全省人民食用,三分之二作为经济作物出售,所得可以推动现代化建设;第二,湖南人性格坚强,干劲十足,一心追求成就感,是发展现代化的一个优越条件。
(二)湖南具有现代化的潜力,同时也有现代化的阻力。19世纪湖南的保守势力甚为顽固。1860年现代化已在沿海地区萌芽,渐有启动现象,但湖南保守派势力强大,反对西洋事务进入省内,以致湖南的现代化比沿海地区延误了二十年。
(三)甲午战败对湖南人是一个强烈的刺激,他们觉醒过来之后,推动湖南新政,要求全面改革,设南学会试行政治参与,设保卫局建立警政制度,开发地下资源以求形成资本,建立新式学堂以培植人才。湖南新政令人印象深刻,后来在立宪运动中的一些创意,亦多有值得称道之处。
(四)十九世纪末及二十世纪初,湖南的经济和社会均已有所发展,但国势动荡,现代化进展缓慢。辛亥革命(1911)以后,军阀当道,呈现停滞状态,现代化的推展有待继续努力。
本书撰写期间,由于海峡两岸悬隔,著者未能亲自来湘查阅档案资料,加上个人的见识有限,错误在所不免,敢请湘学先进不吝指教。
                        张朋园 谨启
                     2001年7月30日于台湾南港

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1860--1916) 内容简介

任何形态的社会,在其演进的过程中,均难免发生危机;有了危机,领导阶层必然试图加以救济,社会救济系统及慈善事业因此而产生。中国是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其*大的危机有二,一为水旱兵灾,一为贫富悬殊,前文都已一一提到。救济此“天灾人祸”,仓储系统及慈善事业不断在改进中。本节将就此两者,约略加以讨论。
(一)仓储系统
中国有仓储,盖起于两千年前。汉初,贾谊论积贮,或为*早之“积谷防饥”论者。此一观念极得晁错的支持。*初行于边郡,颇有成效。隋设社仓,唐设义仓,都发生了救灾的功效。宋王安石以常平仓钱为青苗钱,以行之不得其人,一时多所诟病。但朱熹再次斟酌常平仓法推行于浙东,积贮之效大著。自此立仓储以平粜,成为一种传统②。
仓贮分三类:常平仓、社会、义仓。其分别或因仓的所在地或所贮稻谷的来源不同而异名,其作用皆为救济。常平与义仓大多设于州县治所在地,但义仓也有建贮于乡村者。社仓则完全散建于乡村。常平仓为公仓,由政府出资买谷存储,但亦接受富家的捐赠。义仓与社仓完全由私人捐赠,有的由政府管理,有的由民间自行经营③。
湖南的仓储称常平与社仓,前者为政府所建,后者为民间所建。康熙四十三年(1704)定大州县积储不得少于万石,中县8000石,小县6000石①,成为定制。
仓的功能分两方面,一为放谷,一为救济。所谓“春夏出粜,秋冬籴还”,有平价米的作用。每当青黄不接之季,平价放出,民皆有食。秋间收获,米价下落,如数收回,以待次年之需,即为放谷。如遇凶荒之年,将米谷发放灾户,维持社会安定,是为救济②。
湖南的仓贮系统虽然在管理上不时发生弊病③,大体上甚有绩效。雍正年间定贮量为702,133石,至乾隆十三年(1748)时储存高达1,256,414石,溢出50余万石,已出借之49,306石,出粜谷218,680石,存银118,925两,皆未计算在内。平均每州县的贮量多在12万石以上。是时江浙缺粮,向湖南告籴,曾拨30余万石接济,可见湖南的富有一斑④,确为名符其实的鱼米之乡。大体言之,*富有的州县为长沙、浏阳、醴陵、湘潭、益阳、宁乡、湘乡、攸县、茶陵、衡阳、清泉、衡山、零陵、祁阳、郴州、靖州、慈利、桂阳等,储粮均在万石以上。较差的州县为:华容、永定、保靖、永顺、桑植。*差的为永绥、乾州2厅,但储量均不下于数千石。

辛亥革命推翻旧政权的是革命党,掌握局势的是立宪派。然民国二年以后,立宪派加人国民党,后者渐渐得势。国民党控制全局,有反袁世凯的激烈行动,然于地方殊少建设。,民国三年,袁世凯势力伸入,湘省局势黯淡。五年谭延阊二度主湘,未及有所建设,再度去职。以后经过北军傅良佐、张敬尧之统治,湘人处境更为困苦。民国九年谭氏三度主湘,不久赵恒惕取而代之,以省宪名义稳定局势,湘省情况始渐好转。
谭延阊是民国初年的中心人物。谭氏原为立宪派要角之一,但其思想开明,与革命党黄兴等亦有往还。焦达峰、陈作新被杀之后,革命党不能控制局势,士绅皆以为非谭不可,拥之为都督。革命党多有不服者,黄兴顾全大局,指示革命党向谭输诚。此为日后谭氏加入国民党的伏线。二次革命期间,李烈钧所发布的通电有柏文蔚及谭氏的署名,实则谭氏并未签署。然何以又于2年7月17日宣布独立?这是黎元洪所授“权宜之计”;黎要谭“阳为附和,阴图敉平”,所以独立后湖南并无行动,到8月13日独立就取消了。谭自谓“湖南宣布独立,水到渠成,延阊不任其咎;湖南取消独立,瓜落蒂熟,延阊不居其功。”但谭自此失去袁世凯的信任。十月,袁命汤芗铭领兵人湘,谭走上海,与孙中山接近,自此服膺三民主义。
汤芗铭在湘几三年,一无建设。袁氏称帝,汤领衔湘省土绅劝进。蔡锷西南起事讨袁,湖南逼于南北形势,为避免兵祸,绅士郭人璋促使汤芗铭宣布独立,此一转变,加速了袁氏帝制的崩溃。汤芗铭拟借其兄汤化龙的关系与谭延阊妥协,谭未理会,湘人一致驱汤。袁死之后,谭延阊于六月间回到汉口,进行东山再起。黎元洪任大总统,特任谭为省长兼督军,5年8月之后,湘省秩序恢复。
谭延闽二度长湘,为时一年。六年夏,北洋段祺瑞讨伐复辟,东山再起,决心以武力统一南北,派傅良佐领兵人湘。谭因南援不至,宣布辞职。不久桂军人湘,南北相峙,湖南自此步人混乱时期。七年吴佩孚、张敬尧先后到来,张氏纵兵殃民,全湘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九年吴佩孚北去,湘人合力驱张,谭延阊坐镇零陵,九月回至长沙,发表联省自治主张,三度主湘。但不久即为部将赵恒惕取代,谭氏在湖南的时代结束。
湖南在民国以后不得安宁,实因南北之争而做了牺牲品。此一时期毫无建设可言,现代化的进展遭到扼阻。一位政治学家说,“内乱使文治的风气丧失,政治制度遭到破坏,公众利益不被重视。”换而言之,内乱延阻现代化的进展,湖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以上略论清末民初的大势,算是本章的一个序言。以下的讨论,分为政治参与,教育改革,司法独立,军事革新诸子题,串以现代化的观念,试探其实质的变迁。一个地区性的变迁,可能只有地区性的作用,也可能引起全国性的影响,对于此,自当有所观察和说明。
第二节政治参与的萌芽
多数政治学家认为“政治参与”(politicalparticipation)是政治发展中重要的一环,有的甚至于谓政治学上的一次大革命,便是参与的爆发。所谓参与,通常涵盖健全的代议制度与独立自主的舆论。代议制度*为重要,因其代表直接由人民选举,是近代政治发展的重心。中国在这一个潮流影响之下,有参与的发生。远在戊戌变法之前,郑观应、陈炽、陈虬、汤震、何启、胡礼垣等,都曾谈到国会的问题,康有为甚而明白地说:“设议院以通下情,事皆本于众议”,且将此意直达皇帝。但此类议论,仅是一种酝酿,戊戌变法不待有所作为便已失败。变法失败之后,清廷一度走向反动,拒绝现代化的发展。惟数年之后,终于抗拒不了时代的潮流,在立宪派的要求与外在因素驱迫之下,自动推行预备立宪,政治参与于是萌芽。民国建立之后,在共和民主潮流之下,参与进一步得到鼓励。在中央有参众两院,在地方有省县议会。不幸袁世凯不容政党政治之存在,任意关闭国会,政治参与只是昙花一现。袁氏的帝制野心暴露之后,地方议会亦遭摧残,中国又退回到了专制时代的状态。袁氏死后,国会再开,地方议会亦得以复苏,然不久政争再起,国会再次解散。民国七年二度选举,是时南北已经分裂。民国十一年三度选举,仅得11省参加,徒具虚名而已。十二年旧国会三度重开,而曹锟贿选,人民代表成了“猪仔”议员,国会已无参与之实质。以后经过北洋军阀之混战,国民党的北伐,直到三十六年,国民党还政于民,才得再有国会。
这是清末及民国的政治参与沿革概况。大体言之,中国的议会政治尚在萌芽时期。以下的讨论,从地方性的自治着手,归结到全国性的参与。湖南省的人民,在家乡从事地方性的议会建设,亦选派代表参与中央政治。因此,城镇乡自治、省县议会、国会都在讨论之列,并试图回答三个问题:**,政治参与既属萌芽时期,其萌芽的程度如何?此即人民的政治认识问题。例如投票,人民是否了解其选票的神圣性?多少人投了票?第二,当选者有无作为?他们是否真正为人民的利益而发言?第三,中国必须工业化,议员们是否认识此一问题?他们在议会中的议论,有多少是涉及社会及经济建设的?以上诸问题如能得到一个合理的回答,自可展望政治参与的前途。
湖南新式教育,亦遭到若干阻力。清末10年间的发展,固然予人印象深刻,但并不能令人完全满意,此与下述原因有关:
**,经费困难。在财政与预算一节中,将会提到财政之种种困难及紊乱,其影响教育至为明显。清廷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通谕各省兴办大中小学,对于财源问题,着“就地筹款”,于蒙养学堂则“听由民间捐资筹设”,中央因财政困难,惟有出此一途。地方政府接令,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然诸多敷衍。地方上惟一的财源为学田,然如**章中所述,学田极其有限,无法大举兴学。以蓝山县为例,该县有学田100石,所值不过银三四百两,经费自然十分困难。该县仅有小学数所,设备简陋,教员待遇微薄。《蓝山县志》云:“高小校长[待遇]不及官府录事,初小教员,不及乡村雇佣。”因此,师资低劣,水准低下。慈利县情况更坏。截至民国十二年为止,该县有中学1所,高小9所,初小133所,数字似甚可观。但除去中学及高小每年有二三万缗制钱经费外,国民小学“则举鼎绝膑,或沿门托钵,一听其自起白灭”,有的竟如蜉蝣,朝生暮死。?
第二,师资困难。前文已经提过师资之困难种种,在一个蜕变的社会中,新兴事业之困难,在于起步初期:巡抚俞廉三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奏称兴学之难:“不难于规模之粗具,而难于师资之得人。”实际上学校既无法粗具规模,复无从得到足够的师资,所以不得不从派遣留学做起,不得不只限于长沙一地。留学多半以速成科为主,当此师资孔急之际,速成科实为不得已的办法。
第三,地方动乱破坏教育。清末民初是地方大动荡的时代,各地匪患频仍,学校受其影响,旋办旋停。有的被军队占据作为营房,门板作了床铺,课桌当成了柴火,种种破坏,学校不能上课,*后归于停顿。
第四,新旧冲突,影响教育发展。湖南新旧之争较之他省明显。王先谦领导下的保守派,因其反对新政,所以新政失败。新式教育,若非朝廷推行,势难有所发展。彼等虽然不能公开反对,暗中却随处抵制,湖南教育之所以不能有预期的进展,保守士绅的掣肘,大有关系。以教科书为例,王先谦谓其并不反对新式教育,然教科书之编定则无必要。他说小学“有《四书》《五经》可读”,不必另定教科书。中学“有群经以资诵览,有诸子史以供涉猎,则又不必用教科书。”大学“就平日所诵习之书,已自经学分科,子史分科,义理学词章学又分科,优游餍饫,深造自得,终身用之而不尽,岂尚有余力他求,则又不能用教科书。”他反对自然科学人教本,说:“夫工艺之学,形而下者也,与中学之形而上者,古今殊途,本非治世之要务。”教科书之延迟编定,与王氏的态度不无关系。
……

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1860--1916) 目录

大陆版印行序
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代序)
**章 背景分析
**节自然环境与历史沿革
第二节人口
第三节传统经济形态
第四节省政与用度
第五节社会结构与社会问题
第二章 外力冲击与心理转变
 **节 西方传教士入湘及其活动
 第二节 开埠与外商入湘
 第三章 湖南人心理上的转变
第三章 政治的现代化
 **节 湖南省的政治发展
 第二节 政治参与的萌芽
 第三节 教育改革
 第四节 司法与警政
 第五节 军事变革
第四章 经济的现代化
 **节 财税与金融
 第二节 矿业发展
 第三节 交通发展
 第四节 农业改革与工业初兴
第五章 社会的现代化
 **节 湖南人的性格
 第二节 知识变迁与社会变迁
 第三节 都市兴趣与社会变迁
 第四节 农工生活
结论
征引书目
 ……
展开全部

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1860--1916) 节选

书摘
任何形态的社会,在其演进的过程中,均难免发生危机;有了危机,领导阶层必然试图加以救济,社会救济系统及慈善事业因此而产生。中国是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其*大的危机有二,一为水旱兵灾,一为贫富悬殊,前文都已一一提到。救济此“天灾人祸”,仓储系统及慈善事业不断在改进中。本节将就此两者,约略加以讨论。
(一)仓储系统
中国有仓储,盖起于两千年前。汉初,贾谊论积贮,或为*早之“积谷防饥”论者。此一观念极得晁错的支持。*初行于边郡,颇有成效。隋设社仓,唐设义仓,都发生了救灾的功效。宋王安石以常平仓钱为青苗钱,以行之不得其人,一时多所诟病。但朱熹再次斟酌常平仓法推行于浙东,积贮之效大著。自此立仓储以平粜,成为一种传统②。
仓贮分三类:常平仓、社会、义仓。其分别或因仓的所在地或所贮稻谷的来源不同而异名,其作用皆为救济。常平与义仓大多设于州县治所在地,但义仓也有建贮于乡村者。社仓则完全散建于乡村。常平仓为公仓,由政府出资买谷存储,但亦接受富家的捐赠。义仓与社仓完全由私人捐赠,有的由政府管理,有的由民间自行经营③。
湖南的仓储称常平与社仓,前者为政府所建,后者为民间所建。康熙四十三年(1704)定大州县积储不得少于万石,中县8000石,小县6000石①,成为定制。
仓的功能分两方面,一为放谷,一为救济。所谓“春夏出粜,秋冬籴还”,有平价米的作用。每当青黄不接之季,平价放出,民皆有食。秋间收获,米价下落,如数收回,以待次年之需,即为放谷。如遇凶荒之年,将米谷发放灾户,维持社会安定,是为救济②。
湖南的仓贮系统虽然在管理上不时发生弊病③,大体上甚有绩效。雍正年间定贮量为702,133石,至乾隆十三年(1748)时储存高达1,256,414石,溢出50余万石,已出借之49,306石,出粜谷218,680石,存银118,925两,皆未计算在内。平均每州县的贮量多在12万石以上。是时江浙缺粮,向湖南告籴,曾拨30余万石接济,可见湖南的富有一斑④,确为名符其实的鱼米之乡。大体言之,*富有的州县为长沙、浏阳、醴陵、湘潭、益阳、宁乡、湘乡、攸县、茶陵、衡阳、清泉、衡山、零陵、祁阳、郴州、靖州、慈利、桂阳等,储粮均在万石以上。较差的州县为:华容、永定、保靖、永顺、桑植。*差的为永绥、乾州2厅,但储量均不下于数千石。

辛亥革命推翻旧政权的是革命党,掌握局势的是立宪派。然民国二年以后,立宪派加人国民党,后者渐渐得势。国民党控制全局,有反袁世凯的激烈行动,然于地方殊少建设。,民国三年,袁世凯势力伸入,湘省局势黯淡。五年谭延阊二度主湘,未及有所建设,再度去职。以后经过北军傅良佐、张敬尧之统治,湘人处境更为困苦。民国九年谭氏三度主湘,不久赵恒惕取而代之,以省宪名义稳定局势,湘省情况始渐好转。
谭延阊是民国初年的中心人物。谭氏原为立宪派要角之一,但其思想开明,与革命党黄兴等亦有往还。焦达峰、陈作新被杀之后,革命党不能控制局势,士绅皆以为非谭不可,拥之为都督。革命党多有不服者,黄兴顾全大局,指示革命党向谭输诚。此为日后谭氏加入国民党的伏线。二次革命期间,李烈钧所发布的通电有柏文蔚及谭氏的署名,实则谭氏并未签署。然何以又于2年7月17日宣布独立?这是黎元洪所授“权宜之计”;黎要谭“阳为附和,阴图敉平”,所以独立后湖南并无行动,到8月13日独立就取消了。谭自谓“湖南宣布独立,水到渠成,延阊不任其咎;湖南取消独立,瓜落蒂熟,延阊不居其功。”但谭自此失去袁世凯的信任。十月,袁命汤芗铭领兵人湘,谭走上海,与孙中山接近,自此服膺三民主义。
汤芗铭在湘几三年,一无建设。袁氏称帝,汤领衔湘省土绅劝进。蔡锷西南起事讨袁,湖南逼于南北形势,为避免兵祸,绅士郭人璋促使汤芗铭宣布独立,此一转变,加速了袁氏帝制的崩溃。汤芗铭拟借其兄汤化龙的关系与谭延阊妥协,谭未理会,湘人一致驱汤。袁死之后,谭延阊于六月间回到汉口,进行东山再起。黎元洪任大总统,特任谭为省长兼督军,5年8月之后,湘省秩序恢复。
谭延闽二度长湘,为时一年。六年夏,北洋段祺瑞讨伐复辟,东山再起,决心以武力统一南北,派傅良佐领兵人湘。谭因南援不至,宣布辞职。不久桂军人湘,南北相峙,湖南自此步人混乱时期。七年吴佩孚、张敬尧先后到来,张氏纵兵殃民,全湘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九年吴佩孚北去,湘人合力驱张,谭延阊坐镇零陵,九月回至长沙,发表联省自治主张,三度主湘。但不久即为部将赵恒惕取代,谭氏在湖南的时代结束。
湖南在民国以后不得安宁,实因南北之争而做了牺牲品。此一时期毫无建设可言,现代化的进展遭到扼阻。一位政治学家说,“内乱使文治的风气丧失,政治制度遭到破坏,公众利益不被重视。”换而言之,内乱延阻现代化的进展,湖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以上略论清末民初的大势,算是本章的一个序言。以下的讨论,分为政治参与,教育改革,司法独立,军事革新诸子题,串以现代化的观念,试探其实质的变迁。一个地区性的变迁,可能只有地区性的作用,也可能引起全国性的影响,对于此,自当有所观察和说明。
第二节政治参与的萌芽
多数政治学家认为“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是政治发展中重要的一环,有的甚至于谓政治学上的一次大革命,便是参与的爆发。所谓参与,通常涵盖健全的代议制度与独立自主的舆论。代议制度*为重要,因其代表直接由人民选举,是近代政治发展的重心。中国在这一个潮流影响之下,有参与的发生。远在戊戌变法之前,郑观应、陈炽、陈虬、汤震、何启、胡礼垣等,都曾谈到国会的问题,康有为甚而明白地说:“设议院以通下情,事皆本于众议”,且将此意直达皇帝。但此类议论,仅是一种酝酿,戊戌变法不待有所作为便已失败。变法失败之后,清廷一度走向反动,拒绝现代化的发展。惟数年之后,终于抗拒不了时代的潮流,在立宪派的要求与外在因素驱迫之下,自动推行预备立宪,政治参与于是萌芽。民国建立之后,在共和民主潮流之下,参与进一步得到鼓励。在中央有参众两院,在地方有省县议会。不幸袁世凯不容政党政治之存在,任意关闭国会,政治参与只是昙花一现。袁氏的帝制野心暴露之后,地方议会亦遭摧残,中国又退回到了专制时代的状态。袁氏死后,国会再开,地方议会亦得以复苏,然不久政争再起,国会再次解散。民国七年二度选举,是时南北已经分裂。民国十一年三度选举,仅得11省参加,徒具虚名而已。十二年旧国会三度重开,而曹锟贿选,人民代表成了“猪仔”议员,国会已无参与之实质。以后经过北洋军阀之混战,国民党的北伐,直到三十六年,国民党还政于民,才得再有国会。
这是清末及民国的政治参与沿革概况。大体言之,中国的议会政治尚在萌芽时期。以下的讨论,从地方性的自治着手,归结到全国性的参与。湖南省的人民,在家乡从事地方性的议会建设,亦选派代表参与中央政治。因此,城镇乡自治、省县议会、国会都在讨论之列,并试图回答三个问题:**,政治参与既属萌芽时期,其萌芽的程度如何?此即人民的政治认识问题。例如投票,人民是否了解其选票的神圣性?多少人投了票?第二,当选者有无作为?他们是否真正为人民的利益而发言?第三,中国必须工业化,议员们是否认识此一问题?他们在议会中的议论,有多少是涉及社会及经济建设的?以上诸问题如能得到一个合理的回答,自可展望政治参与的前途。

湖南新式教育,亦遭到若干阻力。清末10年间的发展,固然予人印象深刻,但并不能令人完全满意,此与下述原因有关:
**,经费困难。在财政与预算一节中,将会提到财政之种种困难及紊乱,其影响教育至为明显。清廷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通谕各省兴办大中小学,对于财源问题,着“就地筹款”,于蒙养学堂则“听由民间捐资筹设”,中央因财政困难,惟有出此一途。地方政府接令,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然诸多敷衍。地方上惟一的财源为学田,然如**章中所述,学田极其有限,无法大举兴学。以蓝山县为例,该县有学田100石,所值不过银三四百两,经费自然十分困难。该县仅有小学数所,设备简陋,教员待遇微薄。《蓝山县志》云:“高小校长[待遇]不及官府录事,初小教员,不及乡村雇佣。”因此,师资低劣,水准低下。慈利县情况更坏。截至民国十二年为止,该县有中学1所,高小9所,初小133所,数字似甚可观。但除去中学及高小每年有二三万缗制钱经费外,国民小学“则举鼎绝膑,或沿门托钵,一听其自起白灭”,有的竟如蜉蝣,朝生暮死。?
第二,师资困难。前文已经提过师资之困难种种,在一个蜕变的社会中,新兴事业之困难,在于起步初期:巡抚俞廉三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奏称兴学之难:“不难于规模之粗具,而难于师资之得人。”实际上学校既无法粗具规模,复无从得到足够的师资,所以不得不从派遣留学做起,不得不只限于长沙一地。留学多半以速成科为主,当此师资孔急之际,速成科实为不得已的办法。
第三,地方动乱破坏教育。清末民初是地方大动荡的时代,各地匪患频仍,学校受其影响,旋办旋停。有的被军队占据作为营房,门板作了床铺,课桌当成了柴火,种种破坏,学校不能上课,*后归于停顿。
第四,新旧冲突,影响教育发展。湖南新旧之争较之他省明显。王先谦领导下的保守派,因其反对新政,所以新政失败。新式教育,若非朝廷推行,势难有所发展。彼等虽然不能公开反对,暗中却随处抵制,湖南教育之所以不能有预期的进展,保守士绅的掣肘,大有关系。以教科书为例,王先谦谓其并不反对新式教育,然教科书之编定则无必要。他说小学“有《四书》《五经》可读”,不必另定教科书。中学“有群经以资诵览,有诸子史以供涉猎,则又不必用教科书。”大学“就平日所诵习之书,已自经学分科,子史分科,义理学词章学又分科,优游餍饫,深造自得,终身用之而不尽,岂尚有余力他求,则又不能用教科书。”他反对自然科学人教本,说:“夫工艺之学,形而下者也,与中学之形而上者,古今殊途,本非治世之要务。”教科书之延迟编定,与王氏的态度不无关系。

商品评论(13条)
  • 主题:

    台湾人研究近代湖南

    2019/3/12 18:45:27
  • 主题:资料检索参考

    作者走的是老派的学术路子,这本书罗列了不少信息和数据,但是分析和观点很少。

    2018/4/15 19:08:22
    读者:a41***(购买过本书)
  • 主题:张朋园早期作品

    内容扎实,看着挺累。

    2017/8/25 14:55:29
    读者:sc.***(购买过本书)
  • 主题:好书人不识啊

    好书人不识啊

    2017/6/19 2:49:10
    读者:dra***(购买过本书)
  • 主题:非常有名的一个系列研究,来自中央研究院。

    什么是现代化,这是最基本的问题。岳阳与湘潭的地域政治选择,湖南稻米的利益,以及政治背景。

    2017/6/12 18:54:16
  • 主题: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

    买过另一个出版社的张朋园文集,又补一本。

    2017/5/28 15:23:02
    读者:ala***(购买过本书)
  • 主题:岳阳与湘潭的地域政治选择,湖南稻米的利益,以及政治背景。

    岳阳与湘潭的地域政治选择,湖南稻米的利益,以及政治背景。

    2017/5/9 14:57:45
  • 主题:很不错的书

    对于了解近代史上的湖南很有帮助。

    2014/7/29 9:58:31
    读者:sy_***(购买过本书)
  • 主题: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1860--1916)

    张朋园乃台湾地区的著名史学家,其著作还是可以好好的看看的

    2012/4/15 10:36:16
    读者:buc***(购买过本书)
  • 主题:大家之作,值得收藏。

    大家之作,值得收藏。

    2011/11/28 16:34:05
    读者:xuj***(购买过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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