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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因”与“轻重”:中国传统经济调节的双维建构

“善因”与“轻重”:中国传统经济调节的双维建构

作者:王萍著
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22-07-01
开本: 24cm 页数: 237页
本类榜单:经济销量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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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因”与“轻重”:中国传统经济调节的双维建构 版权信息

  • ISBN:9787224145700
  • 条形码:9787224145700 ; 978-7-224-14570-0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善因”与“轻重”:中国传统经济调节的双维建构 内容简介

本书基于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对中国自春秋战国开始的中央集权制下国家经济调节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研究,以善因和轻重为主线,史论结合,研究二者在两千多年传统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形成、发展演变,及其实践得失,分析国家经济调节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本书通过研究,概括提炼中国传统社会国家经济调节的起因、指导思想、方式方法、基本原则等内在规律,并深入思考这些历史文化内涵的现代化路径,为我国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以及国家宏观调控提供建议和启发。

“善因”与“轻重”:中国传统经济调节的双维建构 目录

导论 问题与探索
**节 传统社会国家整体运行的经济调节需要
第二节 唯物史观视域下国家经济调节的研究思路

**章 先秦时期“善因论”的思想滥觞
**节 先秦儒家“义主利从”下的“因民所利而利之”
第二节 先秦道家“小国寡民”下的“无为无所不为”
第三节 墨家以“交相利”为基础的“固本节用”富国思想

第二章 先秦时期“轻重论”的实践和思想
**节 李悝以“平籴”来实现“尽地力之教”
第二节 商鞅的全面管制经济实践
第三节 韩非子法、术、势相结合的调节思想
第四节 法家经济调节思想的利弊得失

第三章 司马迁“善因论”对市场调节的科学阐释
**节 “善因论”的实践基础
第二节 “善因论”思想渊源
第三节 “善因论”对国家经济调节的科学阐释
第四节 “善因论”思想指导下的宏观经济政策

第四章 西汉时期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节 《管子》中的国家干涉经济管理思想
第二节 西汉桑弘羊国家经济干涉的全面实践
第三节 西汉宣帝时期耿寿昌的“常平仓”制度
第四节 东汉王莽时期“六莞”的全面失败

第五章 唐中叶国家经济调节的理论和实践
**节 唐刘晏财经改革中的国家干涉创新
第二节 白居易以自由放任为基础的国家干涉思想

第六章 两宋时期国家经济调节的理论和实践
**节 北宋“熙丰变法”对国家干涉主义的新探索
第二节 南宋叶适“以利和义”基础上的善者因之

第七章 明清时期民间对市场调节的强烈呼声
**节 丘浚“听民自为”的自由放任思想
第二节 唐甄“因其自然之利而无以扰之”的经济思想

第八章 传统经济调节的当代启示
**节 “善因论”经济调节思想的理论总结
第二节 “轻重论”即国家经济干涉主义思想的理论总结
第三节 “善因论”和“轻重论”对当前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重要启示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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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因”与“轻重”:中国传统经济调节的双维建构 节选

  法家经济调节思想的国家立场明确而坚定。从秦孝公到秦王嬴政,秦国七代君主目标明确,就是实现国家的富强和强大,*终歼灭六国,实现王天下的目的。在此目标指引下,秦国历代君主都高度重视人才,以此来实现阶段性目标和化解阶段性问题,法家人物就在此背景下产生并得到重用。国家立场首先表现在目标明确,从秦孝公和商鞅、甘龙、杜挚三大夫讨论如何更好实施强国之计就能明显看出,国家强大是秦国*高统治者和法家人物的共同追求。其次,国家立场更多地表现在从狭义的富国角度来讨论问题。当然,狭义的富国和广义的包括富民在内的富国既有统一也有矛盾。要想实现更可持久的狭义富国必须要有广义的富国做基础,但短期内,仍然存在着民富和国富的矛盾和冲突。法家的富国思想是在二者长期一致基础上进行的,奖励耕织毫无疑问促进了民间农业经济的发展,但同时,在国家财富和民间财富的分配上,法家是强硬的国家立场诉求,赋税徭役沉重,民众苦不堪言。*后,法家的国家立场表现为不重视民众。法家的代表人物,不管是商鞅还是韩非子,都认为民智不可取,从国家统治需要出发,甚至提出了愚民、弱民的思想。对民众利益的不重视,*终导致了秦在统一六国后迅速灭亡。历史令人叹息,但无法重来。  法家经济调节思想具有鲜明的历史感,能够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制农具和牛耕的使用,生产力快速发展,原有的土地所有制开始向私有土地转变。法家代表人物难能可贵地抓住了这一历史发展趋势和规律,在鲜明的变法理念指导下,提出了土地私有的制度变革和奖励耕织的变法措施。同时,明确认识到诸侯的发展不均衡必然带来相互之间的争夺和战争,深刻意识到了国家的当务之急,并为此做了积极准备,具有鲜明的务实精神。从鲜明的历史感和现实感来考察,法家思想明显比儒家思想更适合当时统治阶层和国家富强的需要,更能够解决现实问题,从国家立场看是一个开拓进取、高效务实的思想体系,较之儒家的人性本善和为政以德的思想体系更具有现实针对性。  法家经济调节思想不重视民众力量和民众利益。首先,法家代表人物对民众的认识相对狭隘,和孔子既看到人性善和恶多重复杂性以及提出“因民所利而利之”“放于利而行、则怨”的调节原则相比,法家代表人物片面强调了人性好名利和奸诈虚伪的一面,认为人都是从自我利益出发进行厉害算计的。其次,面对民众好名利,亦即孔子所说的“小人怀土”的现状,儒法两家表现出强烈的不同,儒家代表人物提出了爱民的思想,要“因民所利而利之”,并做必要的节制,防止完全根据利益而行事。法家思想家秉持一贯的缺乏爱民思想,提出要利用和规范民众的利益诉求,将其引导到国家发展目标上来,当然客观上也促进了民间经济发展,但在其思想体系中,忽视民众力量是客观存在。*后,通过各种政策措施来弱民和愚民,认为民众的弱小和愚钝更有利于国家统治和社会稳定。  法家经济调节思想重视法治、轻视道德。法治的思想主要由商鞅所提出,并被韩非子整合进法、术、势的思想体系中。首先,关于法治,法家的核心思想是赏九罚一、严刑峻法,而这一核心内容是建立在法家对人性“奸且伪”的认识基础上的,认为民众必须用法来统治,依靠道德是没有办法实现社会良好秩序的。其次,关于法的执行,法家提出了一系列卓越思想,比如公私分明,统治阶层也要遵守法律,提高法治效率等,这些思想在今天仍有重要意义。在高度重视法治的同时,法家思想家都歧视和否定道德的作用,在其思想构成中都有非儒的部分,认为仁义道德是空谈,没有看到道德在引导人性向善中的积极作用,过分强调了权术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缺乏对人内心自我约束力量的重视。在非儒方面,商鞅认为礼乐是放荡淫佚的引子,仁与慈是违法乱纪的根源,任用举荐,是奸邪的藏身之地,对儒家仁政思想可能导致的问题进行尖锐的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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