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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林人文精选译林人文精选:悲剧的诞生 版权信息
- ISBN：9787544783897
- 条形码：9787544783897 ; 978-7-5447-8389-7
- 装帧：一般纯质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译林人文精选译林人文精选:悲剧的诞生 本书特色
?? 著名思想家、诗人哲学家尼采的美学奠基之作 ?? 资深尼采研究学者杨恒达译本，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方向红导读 ?? 打破传统观念，探索希腊艺术繁荣的根本原因，彻底动摇西方思想体系的基石 ?? 走近尼采的必读之作
译林人文精选译林人文精选:悲剧的诞生 内容简介
希腊艺术历来引起美学家们的极大兴趣。在尼采之前，德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均以人与自然、感情与理性的和谐来说明希腊艺术繁荣的原因。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一反传统，认为希腊艺术的繁荣不是源于希腊人内心的和谐，而是源于他们内心的痛苦和冲突：因为过于看清人生的悲剧性质，所以产生日神和酒神两种艺术冲动，要用艺术来拯救人生。尼采的美学观影响了一大批作家、艺术家的人生观及其作品的思想内容。
译林人文精选译林人文精选:悲剧的诞生 目录
一种自我批评的尝试
献给理查德??瓦格纳的前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献给理查德??瓦格纳的前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展开全部
译林人文精选译林人文精选:悲剧的诞生 节选
尼采导读 方向红 一个夏天。德国德累斯顿市中心剧院广场。一位导游指着泽姆普歌剧院（Semperoper）顶部的几座雕像问道：“有人知道我们德国的哲学家尼采吗？左边的那座神像就是尼采说的酒神狄奥尼索斯。” 在场的人不住地点头。看来，对于尼采，大家都不陌生。 于是，在接下来的旅途间隙中，尼采成为我们共同的话题。一位朋友用他的真实经历给我们诠释尼采的思想：“有一年，大约是90年代初，我与一位诗人一起从南京乘火车去北京。我们没有买到座位票，车厢里非常拥挤。我们找了个空位坐下，将箱包放在行李架上。过了一会，来了两个人，向我们出示了座位票，我们只好让出，站在过道上。这时，其中一人指着行李架上的箱包说，‘这是你们的行李吗？’诗人答道，‘是的。’那人彬彬有礼地说，‘请你们拿走吧！我们也有东西要放。’诗人提高了嗓门（当然，车内本来就嘈杂），‘你们不讲良心？！你们有座位，我们这里挤得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你让我们的行李放哪儿？！’那两个人愣了一下，然后将自己的行李放在身上和腿边。 “下车后，我夸了诗人，‘你行啊，找他们要良心！’诗人笑而不答。我接着问道，‘如果你是那个人的话，你怎么对付我们呢？’诗人说，‘我找你们要秩序！’ “‘你真聪明！’ “‘尼采还问，为什么他自己这么聪明呢。’ “接着，诗人给我讲起了尼采的两点‘聪明’之处：‘我要’和非道德。‘我要’不仅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还要敢于说出来，敢于实现它，千万别受任何道德的约束，因为古往今来所有的道德都是不道德的。” 听完这番话，笔者告诉这位朋友，这听起来像是尼采的思想，实际上，尼采对这种做法是深恶痛绝的。 难道尼采不敌视道德？不敌视道德就不是尼采了。我们来听一听尼采在《朝霞》中给我们讲的故事以及他的分析。看到有人落水，很多人都会奋不顾身地跳到水中救人。有人会说，这是出于同情，因为同情，我们眼里只有其他人的生命，这时我们没有想到我们自己的安危；看到他人吐血，哪怕他是我们的仇人，我们也会感到难受和痛苦。有人会说，这是出于同情。尼采讥讽地说，持这种看法的人都是“没有头脑的人”。其实，如果我们看到他人落水而坐视不救，这会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的软弱或怯懦；他人的吐血预示了我们所有人生命的脆弱性。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首先想到的其实还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软弱或脆弱，但当我们做出反应时，即，当我们不顾一切跳入水中，当我们心中升起一股无法遏制的痛苦时，我们已经把自己*真实的感觉、*害怕面对的真相掩盖起来了。这是一种“巧妙的自卫”。尼采打趣说，如果不是这样，他人的痛苦为什么常常可以有效地减轻我们自己的烦恼呢。 尼采还指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道德诲人而人不倦。希腊人几乎没有多少时候表现出节制、果敢、公正和智慧，然而，当他们听苏格拉底讲四主德时，他们又是多么津津有味！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获得这些美德！尼采断言，在一个民族奉若神明的头号道德律令的背后，乃是这个民族的首要缺点。 一方面对不道德的做法深恶痛绝，一方面又敌视道德，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要理解尼采对道德的真正态度，我们必须回到欲望和意志，这才是尼采思考的起点。 从汉语的角度来看，“欲”字，左为形声，右为会意，本义指心中有所欠缺，由此必然进一步引出贪爱和渴望。“志”字则表心之所向、意之所往之义，此时虽不能将“志”直接等同于“行”，但“意志”已经开始推动“欲望”向行动转化并对行为进行系统干预和调节了。在西方思想史中对“欲望”和“意志”作过深入思考并获得广泛影响的人当首推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哲学家叔本华。 叔本华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把我们通常对“欲望”和“意志”的看法推向极致，由此为我们推出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思想景观。我们一般的看法是，“欲望”和“意志”与心有关，与心中的欠缺、向往、目标以及为达至目标而表现出来的决心和毅力有关，是一种偏向主观的东西，与客观现实没有直接的联系，例如，在同样的社会环境中，有的人心满意足，有的人却欲壑难填，面对同样的生活目标，有的人坚毅顽强，有的人轻言放弃。但叔本华告诉我们，这样的看法不算错，但不够彻底。是的，人类文明所创造的一切无不是人类欲望的推动和人类意志的成就，但是，我们是否注意到并想过，牙齿、食道、肠的蠕动不正是饥饿这个欲望化作现实了吗？生殖器不正是性欲的外在表现吗？抽象的欲望在这里成了对象，换言之，这些器官不是别的，它们就是欲望和意志本身，因为本来无法显现的欲望和意志正是在这些器官里才化身为可见现象的—现在，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直观到意志了。其实，人是如此，大自然中的事物何尝不也是这样呢？请看，植物的生长，结晶体的形成，磁针的指向，石头向地面的下落，太阳对地球的吸引，哪一个不代表欲望和意志化身为对象或现象呢？意志是无处不在的，人类、动物、植物、有机物甚至无机物都有意志，它们的差异仅仅在于意志显现自身的程度有上下高低之分，例如，意志在植物身上的显现就高于在石头那里的，在动物身上的又高于植物身上的，在人身上的更高于动物身上的。整个世界无非就是意志及其在不同程度和层级上的显现。用哲学的术语来说，意志是本体，是自在之物，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中的一切都是意志的表象。这也是叔本华的名著《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用意所在。 不管我们是否同意叔本华的极端思想，欲望和意志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影响力是不容否认的。一方面，失去了欲望的人类同时也会失去开拓世界的动力，但是另一方面，多少痛苦因欲望而来，多少纷争因欲望而起，这一点恐怕也没有什么疑问。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面对欲望和意志？它们究竟是人类进步的发动机还是威胁人类正常生存的洪水猛兽？日常的看法不外乎是承认欲望和意志的推动作用但限制它们的过分膨胀。这话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可惜的是，要实行起来恐怕难于上青天。谁来限制欲望？谁来改变意志？唯有欲望和意志而已！人类怎能指望用欲望来限制欲望，以意志来改变意志？人类各大古代文明的圣贤智者都意识到这令人不安的难题，他们给出的答案也都大同小异：引入道德评价系统，贬低欲望，把欲望与堕落、庸俗等负面的道德评价联系在一起，抨击人们的尘世追求，引导人们对欲望进行转化和升华，鼓励人们追求天理、正义以及真善美等更高的价值。到了西方近代时期，随着文艺复兴的蓬勃展开，人在尘世上的各种欲望得到了正面的肯定，甚至获得了文艺复兴时期天才们的高度赞扬。如此一来，古代的道德评价体系对欲望便不再有任何约束力，可谓“礼坏乐崩”了。如何面对这一新的状况？如何克服欲望在道德标准和伦理原则失效的情况下所带来的个人间的纷争以及社会团体、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启蒙哲学家经过两百多年的探索终于在康德那里凝聚成一条解决方案—诉诸理性：我们再也不要期望改变我们人性中的那恶的一面了，但只要我们大胆地运用我们自己的理性，我们就可以在相互猜疑但又相互制约的情况下签订契约，先在国家内部创造出合理的社会制度，然后通过国家之间的相互协定，让每个人都成为世界公民，从而享受永久的和平和福祉。对于这种签约方式，康德解释说，每一方实际上都想把对方框进契约之中而让自己不受协定约束，其结果便是所有的参与方都不得不受到契约的限制。 理性的解决之道可行吗？只要放眼看看今天的世界，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启蒙思想的影响力。西方国家的民主构架，世界贸易体系，联合国的成立及其运作方式，所有这些无不以启蒙精神为*终的依据。理性的解决之道真的可行吗？只要我们环顾一下现当代的国际现实，答案是不言自明的。民主体制中的收买和交易，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国家政治中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现象，无不昭示着启蒙理性的重重危机。 其实，早在叔本华那里就已经出现了对理性的不信任。对于理性与欲望、意志之间的关系，叔本华给我们打过这样一个比方：意志好像是一个勇猛刚强的瞎子，而理性则不过是由他背负着给他指路的明眼瘸子。意志和欲望才是真正的主人，而理性不过是工具而已，有时甚至沦为帮凶。既如此，我们怎能指望理性来统辖或调节欲望呢？ 怀着对理性的失望，叔本华转而求助审美和禁欲。审美可以让我们忘却欲望之痛。当一个人沉浸在对艺术对象的欣赏之中时，他便摆脱了欲望和意志的桎梏。试想，这时，无论这个人是从狱室里，还是从王宫里观看日落，又有什么区别呢？不过，审美给我们提供的解脱是暂时的，有时甚至只是瞬间的，因为我们无法长时间地“自失”于对象之中，一旦我们从对象那里返回，对象与我们之间的欲望和意志关系会立即重新出现在我们的意识之中。要想彻底战胜意志，就必须走上一条禁欲之路，具体来说便是，自愿放弃性欲和食欲，乐于承受痛苦，以便*终达到“不可动摇的安宁”和“寂灭中的极乐”。 叔本华的思想是如此独特，其结论又是如此悲观，这让尼采深受震撼。 1868年的一天，年仅二十四岁的尼采手捧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闭门不出，谢绝一切来访，如痴如醉地连续阅读了十四天。可是，从事专门的哲学研究对年轻的尼采来说似乎为时已晚，因为他在古希腊文明史方面不仅受到过系统的训练，而且已经展示出杰出的才华，被视为学术界的一颗新星，第二年即在未经考核的情况下受聘于巴塞尔大学，出任古典学副教授。虽说古典学与哲学相距不远，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科目，这也许让尼采心挂两头了。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尼采的哲学意识像一堆篝火那样，在被叔本华的著作点燃之后不仅再也没有熄灭，反而越烧越旺，终于让他于十年之后，在不断加重的身体疾病和不断加深的哲学洞察的双重折磨下辞去了巴塞尔大学的教授职位。辞职之后的尼采身体未见好转，可令人吃惊的是，他的哲学之火却燃烧得更加猛烈了。他生命的*后十一年是他创作的高峰期（其实，自1879年算起到他1889年被耶拿大学精神病院收容之前，真正的写作时间不超过十年），《朝霞》、《快乐的科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善恶之彼岸》、《道德谱系》、《敌基督》、《看哪，这人》、《尼采驳瓦格纳》以及《偶像的黄昏》等我们耳熟能详的著作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究竟是何等的烈火锻造出集思想与才情于一身的尼采，乃至把他推向疯癫？个中原因，我以为，在于他借助于叔本华的意志主义哲学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一个两千多年以来一直遭到曲解、压制和遮蔽的秘密：意志的方向通过价值转换被扭转了。 意志还有方向吗？是的，它的方向就是不顾一切地实现自己。它的*完美的表现，我们可以在古希腊的酒神节里看到。当狄奥尼索斯歌队走过的时候，迷醉的人们放纵狂舞，这时，人与人、人与自然开始和解，动物开口说话，大地流出牛奶蜂蜜，人不再是孤独的个体，甚至也不是艺术家，他成了艺术品，他融入到那神秘的“太一”之中，体验到那无可名状的快感；可是，同时出现的还有残忍的暴力和毫无节制的性放纵。肉欲与残暴混合在一起配成的“妖女淫药”，让古希腊人欲罢不能却又胆寒心惊！希腊开始拒绝狄奥尼索斯，可是*终还是无法拒绝，他们选择了和解，他们用日神阿波罗艺术来对抗酒神狄奥尼索斯：那动人心弦的节奏被改造成单纯的节奏拍打，那灵魂出窍的狂暴发泄通过嘴唇、面颊、语言、肢体的有节奏的运动而得到象征性的表达。然而，即使是这样，有些阿波罗式的希腊人透过日神艺术的面纱仍然窥见了酒神的影子，这让他们“惊恐万分”！而当他们发现他们的阿波罗意识本来就是遮盖狄奥尼索斯世界的一层面纱时，他们的“惊恐就越发厉害了”！ 怎么办？如何面对生存的真相，如何摆脱酒神精神带来的恐怖？希腊应运而生了两位“堕落的天才”：荷马和苏格拉底。具有“纪念碑”意义的荷马用他的史诗“将奥林匹斯众神光辉灿烂的环境”置于恐怖之前，让希腊人即使在幻觉中也无法见到伟大的导师狄奥尼索斯了；“自命不凡的”苏格拉底用他的“知识即美德”、“有德者即幸福者”这种自以为“无所不能的理性乐观主义”将酒神精神永远逐出希腊人的意识之外。然而，就是在这里，“社会的毁灭之种”已经播下了。 是种子总要发芽的。果不其然，在基督教中发生的“奴隶起义”就是一株从“毁灭之种”中生长起来的毁灭之芽。让我们逆时间而上，回到两千年前发生的一件大事。本来，在当时的主奴关系中，主人或贵族的价值观是占主导地位的道德评判标准，强大、优越和攻击性就意味着善，意味着会得到神的恩宠。然而，包括牧师在内的一帮奴隶却对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作了全新的阐释，他们把苦弱和同情解释为善，把强大、优越和攻击性视为恶。这个新的价值等式在犹太人那里得到空前的弘扬，他们不仅秉承了僧侣阶层的思想，还“把‘富裕’、‘无神’、‘恶’、‘暴力’、‘感性’熔于一炉并且**次把‘世界’一词铸成羞辱性词语”。至此，主奴之间的价值等级被彻底颠倒，价值转换从此被正式确立起来了。如果说，在两千年之后，奴隶们的这场起义已经“处于我们的视线之外”，那是因为它当时便“获得了全面的胜利”。 今天，哪怕我们只是简单地回顾一下这段历史，我们也能够隐约地预感到古希腊哲学中的“理性”、“节制”、“美德”、“幸福”及其与“善”、“正义”等概念之间的关系对奴隶的价值等式的提振作用。感性世界难道不是理念世界的影子吗？节制所针对的不正是自己的优越感和对强权的欲望吗？德性距离善与幸福又何其相近？难怪尼采慨叹道，希腊哲学的退化为基督教做了多少准备工作啊！ 故事还没有到此为止，毁灭之芽还没有开出“恶之花”。在文艺复兴时期，在启蒙运动时期，这“*丑陋的”一刻终于来临。这时，“上帝死了”，“人类中*丑陋的人”杀死了上帝，这本来是一次扭转乾坤的契机，然而，这帮“末人”，这群“脚夫”，这些“驴”，竟然自己登上上帝的位置，用道德代替宗教，用社会效用和历史进步代替神圣的价值。结果呢，什么也没有改变，同样的奴隶制，同样的被颠倒的价值，唯一不同的是，在以前的神圣价值的制高点上，现在站立的是“人性的、太人性的”价值。然而，凭借这一不同点，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现代人变得更加丑陋了，现代世界越发滚进虚无和黑暗了，因为今天的人不再需要外部指令，单凭自己的理性判断和道德准则便可以禁止自己做曾是上帝禁止他做的事情。 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哲学史也好，宗教史也好，都不过是人的漫长的驯化史，其后果便是人的悲剧的诞生：我（尼采）打着灯笼想在集市上找到一个人，一个真正的、完整的人，但看到的却都是头、耳朵、腿和手，都是残肢断体。 但是，比人的悲剧更为严重的是虚无主义笼罩大地，它让人彻底丧失了复归为人的希望。什么是虚无主义？虚无主义是如何降临的呢？我们知道，“虚无”就是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存在、什么也没剩下的意思，但是，我们不能依此类推，把“虚无主义”相应地解释为关于虚无的学说或理论。虚无与虚无所否定的东西相关，因此，“虚无主义”就是虚无将自身安插进任何一门理论或“主义”的核心处。由于尼采的思考与价值及其转换相关，因此，在尼采看来，虚无就是什么价值也没有留下，虚无主义就是“*高价值的自行贬黜”。大致说来，*高价值在诗歌那里表现为美，在哲学那里表现为真，在宗教那里表现为善，可是，由于这些价值在谱系上来源于诗人、哲人和牧师的虚构，因此，它们*终在历史的展开中暴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虚无。尼采曾以柏拉图哲学为例说明虚无主义的发生逻辑。在柏拉图看来，世界是一分为二的，位于低层的是感性世界，它的存在是变动不居的因而不具有永恒性和真实性，真实的世界是位于高层的超感性领域，它是永恒的理念世界。高层世界是赋予尺度的东西，而低层世界则是它的影子，因而理念世界是人类应该追求的目标。然而，这个真实的世界人曾经抵达过吗？从来没有！既然从未抵达过，它就是未知的，因此它也就不是慰藉性的、救赎性的和约束性的了—某种未知的东西能够约束我们什么呢？自古至今，这个理念世界虽经历无数哲人的精巧建筑，甚至在黑格尔那里走到了它辉煌的顶点，但它*终还是坍塌了，留下了一堆思辨的废墟，与基督教的“上帝之死”一起把大地拖入虚无主义的暗夜。 这样一种虚无主义自其诞生之日开始便与奴隶的意志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使残缺不全的人处于永恒的轮回之中。在形而上学的理念之光的照耀下，在基督教神学的救赎承诺中，人的意志遭到了压制、贬斥、改造和转换，人本身也被撕成了碎片，诞生的是不完整的人，成长起来的是奴隶和弱者，那再度轮回的还是支离破碎的躯体；当人怀疑理念的真实性、杀死上帝时，碎片式的人仍在轮回，唯一不同的是在轮回之上的超越者不再放射出令人安慰让人信赖的光芒。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把尼采与叔本华放在一起作一个比较。我们知道，叔本华把世界归结为意志的思想让尼采深受启发—有一个事例也许可以作为佐证，尼采曾津津乐道于叔本华关于哲学才华的评价：哲学才华的标志是在某些时候体验到人和事物都是纯粹的幻影，只有经验到更高的真实、经验到与现实相对立的状态的完美性，生活才变得可能——但是，尼采无法接受叔本华熄灭意志的解决方案，恰恰相反，尼采通过哲学和宗教的历史证明，任何阻碍意志实现自身的思想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有人可能会问，这些“圣人贤哲”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样做对他们有什么意义呢？他们又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尼采也思考过这些问题并给出了十分精彩的解答，这些解答对20世纪的现代以及所谓的后现代思潮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尼采看来，恐惧和怨恨，尤其是后者，是西方戏剧、形而上学和宗教得以根深叶茂的深层动因。如果说荷马的史诗还是源于对狄奥尼索斯神戕害生命的恐惧的话，同一时期的喜剧就已经发展出一种技巧，以便暗中改变价值序列。喜剧演员扮演生活中的各种角色人物，甚至无神论者和诗人，但他们基本上都是有裸露癖的人，他们总是在撒谎，总是在非难，他们靠说“这是我的错”来企图引起怜悯，甚至企图唤起强者的罪恶感，使所有生存者感到耻辱，使自己的毒液得以蔓延。因此，尼采大声叫道，“你的抱怨里有陷阱!”——法国哲学家德鲁兹把尼采的分析称为“深层类型学”并认为这是尼采在心理学上的“伟大发现”；苏格拉底与上层贵族进行辩难，目的是揭示他们不知自己的无知，同时还通过标榜自己的“无知”（自知其无知）来羞辱这些权贵。对强者和高贵者的怨恨在此已经初露端倪；在早期基督教那里，由牧师所发动的“奴隶起义”中，怨恨的冲动及其伪装都达至顶峰。在世俗生活和政治事务中，牧师本来处于社会底层，他们痛恨这个现状，但又没有胆略和能力与王公贵族进行正面的较量，于是他们便对“十字架上的上帝”作了重新解释，把奴隶价值置于主人价值之上，用苦弱和同情取代强大、优越和暴力。从此，弱者便成了强者，卑劣者变成了优越者，奴隶变为主人，而主人和强者反倒成为恶和卑下的代名词；从此，灵魂上的优越高于政治上的优越。心怀怨恨的僧侣阶层就是这样在精神上巧妙地完成了对他们政治上的主人阶层的复仇。 对于近代时期，文艺复兴之后的思想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与怨恨之间的关系，尼采没有在细节上作过说明，但紧随其后的韦伯和舍勒已经发现了怨恨、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发生之间的对应关系并作了出色的论证，可以算是对尼采思想的完美注释。 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把怨恨理解为因压抑而被积蓄起来的能量，而把它在宗教和形而上学上的表现看作一种经过伪装和移置的发泄，一种唯有经过伪装和移置才被允许的发泄，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19世纪的尼采已经预告了20世纪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秘密。 我们知道，人类文明史通常可以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如果我们这里不考虑可疑的后现代的话）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并不单纯是依时间的进展而自动彼此区分的，每一个新时期的出现必然在思想上有其特殊的标志。下面让我们做个试验，把欲望和意志放入不同的时期，看看一般来说会受到怎样的对待。显然，在古代文明中，欲望和意志一边遭到人们的谴责和讨伐，一边被不遗余力地文之化之，被引向对更高更神圣价值的追求；在近代文明特别是西方近代文明中，人们放弃了教化对欲望和意志的改造作用，转而求诸理性和契约，以达到对欲望的合理抑制以及对意志的正确引导；在现代文明中，人们发现，一方面，理性和契约都是靠不住的，它们已经沦为意志的工具，就是说，理性不仅被个人利用来为自己的欲望服务，甚至还被一部分人用来压制另一部分人；另一方面，欲望和意志从根本上说是无法压制的，它们终究是要实现自己的，哪怕是通过伪装、变形和移置等方式象征地实现自己。当然，整个人类的文明史是极其丰富和复杂的，这里所做的只是根据人们对欲望和意志的不同态度而进行的极为抽象和粗略的划分和说明。尽管这种说明已经偏离了尼采的总体思路，但我们至少可以从中看出，尼采对现代思想范式的出现所做出的开创性贡献。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尼采通常被看作现代哲学的开山者，而叔本华只是近代哲学与现代哲学之间的过渡人物，因为他的一只脚（对意志的理解）已经踏进了现代，而另一只脚（对意志的解决方案）还留在近代。 那么，尼采提出了怎样不同于叔本华的解决方案呢？与叔本华试图通过审美和禁欲来熄灭意志的理论取向背道而驰，尼采要求*大限度地弘扬意志。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呼吁我们重新估价包括“十字架上的上帝”在内的一切价值，把消极的虚无主义转变为积极的虚无主义，还永恒轮回以本来的面目，完成第二次价值转换，以便让强力意志无拘无束地喷薄而出，从而*终为超人的到来铺平道路。 具体说来，尼采的思路是这样的。尼采一开始只是发现，意志的方向就是不顾一切地实现自己，后来进一步认识到，每一个具体的意志在实现自己的过程中总会遇到其他意志的阻碍和反抗，这时，意志的方向就不仅仅是自我实现了，而且还是超越并主导他人意志。这样的意志我们也可以用另一个名称“强力意志”来称呼它—这时的尼采似乎忘了叔本华的意志哲学对他的启蒙，转而批评叔本华把意志简单地归结为“渴求、本能和欲望”。进一步来看，在具体的强力意志的交往和对抗中，强力意志本身分化为两个阵营：主人阵营和奴隶阵营。我们已经知道，主人的强力意志是强者的强力意志，它肯定自身的优越、强大、攻击性和创造性并把它们当作善来追求，这当然会导致强者恒强、强者更强的良性循环；而奴隶的强力意志不过是弱者的强力意志，尽管它也梦想战胜并主宰强者的强力意志，但它无力做到这一点，于是便心生恐惧和怨恨，在戏剧、哲学、宗教等领域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奴隶起义”，把强者的价值选择称为恶，把自己的苦弱和同情心奉为善的圭臬，以此来为强者的强力意志套上枷锁，使强者在羞辱感和负罪感中放弃自己的要求和愿望，甚至为弱者所掌控。不幸的是，这场斗争的胜利属于弱者。由于弱者是依靠削弱强者的意志才取得这场胜利的，因此我们可以想见，意志本身的方向在今天已经被扭曲到何种程度：主人，“他们也经常误解自身”，经常对自己的价值信念发生动摇，以至于主动为自己的高贵的意志系上缰绳，“因为弱者，或称放肆的猪猡，给它们投上了一层阴影—*优秀的人湮没无闻了”；奴隶呢，他们虽然获得了胜利，但战胜了主人、拥有了力量的奴隶还是奴隶，因为奴隶的强力意志渴望得到的不再是更大的能力、更高的优越性和更强的创造力，而是现成的权力、金钱和名誉。整个人类社会被普遍地奴隶化了，大地失去了它应有的意义。
译林人文精选译林人文精选:悲剧的诞生 作者简介
弗里德里希??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 著名德国思想家，诗人哲学家。他宣告：“上帝死了！”彻底动摇了西方思想体系的基石。尼采既有哲学家的深遂洞见，又有诗人的澎湃激情。他高蹈的“超人哲学”与酒神精神产生了巨大影响。主要著作有《悲剧的诞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强力意志》等。 杨恒达 1985年至1987年留学于德国波恩大学，学习比较文学与德国文学。现从事专业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人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比较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理事。熟练运用英、德两种语言。主要专著有《企业的良心》，《尼采美学思想》，（获冯至德语文学研究二等奖、北京哲学社会科学中青年学者研究成果奖)，《诗意的叛逆》等。主要译著有卢卡奇《小说理论》，亨利??米勒《南回归线》，德里达《立场》，《尼采散文》，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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