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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双相”——灾害与历史的缠绕 版权信息
- ISBN：9787559828422
- 条形码：9787559828422 ; 978-7-5598-2842-2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文明的“双相”——灾害与历史的缠绕 本书特色
只有自觉地学会与病毒共存，与不确定性共处，向灾害学习，才有可能摸索出一条人类可持续生存与发展的正道。我们终将明白，在这个世界上唯yi能够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任何确定性的状态都将是人类适应不确定性而构造的结果，而且总是处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变化过程之中。 书摘：1931年长江大水灾，蒋介石忙着围剿红军。有人在报纸上批评他，蒋于是乘军舰从江西到武汉转了一圈。武汉瘟疫丛生，蒋介石不敢上岸，湖北省政府的几位大员只好坐小船，跑到军舰上去汇报。 从蒋介石面对长江巨浸时那种“此乃天然灾浸，非人力所能为”的别有用心和无可奈何，到1954年中国共产党人动员全中国人民的力量抗击洪流，并成功地实施荆江分洪，保住了武汉三镇，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灾害、死亡、不确定性，与其说是历史的偶然，不如说就是历史的本身；与其说是历史大潮中的一朵朵浪花，还不如说是激荡历史大潮的伟力。它看起来是人类历史的非常态，实际则是自然或社会生态的常态化内在构造之特殊显现而已。
文明的“双相”——灾害与历史的缠绕 内容简介
本书稿即为作者关于自然灾害、救荒、生态环境与中国历史发展关系的思考, 其有助于一般读者大众了解中国历史上的灾害和生态环境。书稿的主题有“把不确定性带入历史”“抹不掉的记忆”“山水之间”“救荒活民”等。在神州大地的山水之间, 救荒活民在历代上演, 自然灾害往往成为历史发展的不确定因素, 也铸就了历史上一系列抹不掉的记忆。书稿既有学术的深度, 同时又以通俗的论述将读者带入历史上生态环境中去。
文明的“双相”——灾害与历史的缠绕 目录
前言 文明的“双相”
专题一 把不确定性带入历史
自然灾害与近代中国
荆棘中的穿行：现代进程的生态视角
“旱魃为虐”：中国历史上的旱灾及其成因
“卖一口，救十口”：关于妇女买卖的比较研究
“水旱蝗汤，河南四荒”：历史上农民反抗行为的饥荒动力学分析
家庭的解体与重生：历史视野下的唐山大地震
专题二 抹不掉的印记
“在目前的近代史教科书中，对于灾难的记忆被遗忘了”
从《一九四二》说起：文史资料与中国灾荒史研究
文史资料：一扇透视灾害历史的记忆之窗
灾难记忆与政治话语的变迁：以文史资料中的灾害记述为中心
专题三 山水之间
长江流域洪水灾害的历史回顾与展望
环境史视野下的近代华北农村市场
自然与文化的双重变奏
江淮之间：区域灾害史研究的新征程
从“自然之河”走向“政治之河”
新时代的“山海经”
专题四 救荒活民
古今救灾制度的差距与变迁
用历史的眼光看待慈善
大荒政：中国救荒史的新篇章
专题五 现实的历史之境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从灾荒史研究得来的启示
祸福相倚：浅谈灾害后果的利害双重性
一根篱笆三根桩：从北京电网到“阳光经济”
生态学视野下的“非典”问题
和而不同：多元比较中的中国灾害话语及其变迁
专题六 与灾害同行
李文海：为哀鸿立命
有效地耕耘这一片园地
时代呼唤更成熟的中国灾荒史学
尘暴与环境史
生态史：历史的生态学畅想
展开全部
文明的“双相”——灾害与历史的缠绕 节选
长江，武汉；洪水，瘟疫｜国家的挑战与应对 编者按： 本文截取夏明方教授新书《文明的“双相”——灾害与历史的缠绕》中的有关片段，看似碎片化的时间与事件，背后却预示着历史与社会的走向。 片段一｜1931年长江（武汉）洪水与瘟疫 1931年，江淮流域爆发了大水灾。1931年6月下旬，正当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大雨滂沱之时，身兼“淮委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却“亲莅南昌”主持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他往返南城、南丰、广昌等地督战，历时一个半月，江淮流域正是在此期间遭到了大面积的水灾。 1931年8月17日，正当汉口市被大水淹没的时候，蒋在做什么呢？当时宋美龄的母亲去世，蒋跑到上海为岳母执绋去了。 8月22日，他在南京官邸接到何应钦从南昌发来的“促请赴赣督剿”的急电，当天又匆匆乘舰再赴南昌。当时，有人在《申报》上批评他，他便坐在这条战舰上，“由苏而皖，自赣而鄂，上下千里”地转了一转，算是对灾区的“视察”。 8月28日，蒋跑到了汉口，9月1日发表了一封《呼吁弭乱救灾》的电文。在电文中，他直接说：“中正惟有一素志，全力‘剿匪’，不计其他。”对于大水灾的责任问题，他则认为此属“天然灾祲，非人力所能捍御”。蒋介石只顾打内战，虽然对救灾事业不是没有一点贡献，但确是没有放在心上，有时甚至将天灾的发生诿诸老天爷。 蒋介石到达汉口的时候，汉口正在闹瘟疫，他待在舰上根本不敢上岸，湖北省政府的官员就坐个小船上舰去给他汇报。 片段二｜1954年长江（武汉）洪水 1949年后，面貌发生了转变。从蒋介石面对长江巨浸时那种“此乃天然灾浸，非人力所能为”的别有用心和无可奈何，到1954年中国共产党人动员全中国人民的力量抗击洪流，并成功地实施荆江分洪，保住了武汉三镇，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片段三｜2020年武汉疫情 中国政府在武汉疫情爆发期采取的封城行为，在海外诸多自由主义者看来似乎是典型的“国家专制主义”行为，是对人类自由天性的束缚。事实上，在历经这场灾难的局中人看来，这样的“专制”，应该叫做“病毒专制主义”（或者广义而言属于“灾害专制主义”）更为恰当；从当时的情形来看，如果中央政府不果断采取自上而下的雷霆般的封禁措施，而是像早期湖北和武汉地方当局那样颟顸、迟顿，则必定受到来自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强烈批评和质疑。西方世界后来对封禁之举的局部仿效，在很大程度上也显现了疫情之超越意识形态的破坏力。在此类特定的情势之下，极端的自由放任，反而可能与人们普遍接受的人道主义渐行渐远。 不过，要是我们把今日病毒的全球大流行都看成是病毒自身的特性所致，则肯定大谬不然。毕竟在传染源、传染路径以及传染群体之间，在疫情的起源、爆发、传播和扩散的链式过程中，这一病毒，像历史时期的其他任何病毒一样，还是给人类留下了可以隔断的缝隙。而中国在武汉疫情爆发后举国抗疫的成功，足以说明人类在逆转自然进程的方面还大有用武之地，哪怕采用的主要是古老而机械的物理隔绝法。相比于欧美等国后来的表现，这一办法是如此的简捷，如此的有效，以致不少海外政客对中国的抗疫成果抱持极大的怀疑态度。
文明的“双相”——灾害与历史的缠绕 作者简介
夏明方，1964年生，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及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灾荒史、环境史、生态史与社会经济史。著有《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近世棘途：生态变迁中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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